第9章 县里的医生(2)

“是这样的，是这样的。我的病人病情越来越重。好心的先生，您不是医生，您不能体会干我们这一行的人的心情，尤其是在他预料到病魔将会战胜他的最初那一刻的心情。自信心不知道哪儿去了！你突然心虚到难以言传的地步。你会觉得你把所有的知识全都忘记了，病人不信任你，别人已开始看出你的慌乱，不大情愿把病情告诉你，皱着眉头看着你，在一旁窃窃私语……唉，真是糟透了！你心里明白，这种病是有药可治的，只要找到它就行。哎，该不是这种药吧？你试了试——不，不是这种药！你没等到药力发生作用……一会儿用这种药，一会儿用那种药。你往往会拿出药典来……你心里想，药方就在这里，就在这里！说实话，有时是随便翻翻，想碰碰运气……可病人已经危在旦夕，碰上别的医生也许还能救他。你会说，要会诊，我负不起这个责任。在这种情况下，你看起来就像个十足的傻瓜！不过天长日久你也就习惯了，感到无所谓。一个人死了，不是你的过错：你是照章办事。可是还有一种情况会使你很难堪，你眼看着别人盲目地信任你，可你自己已经感觉到力不从心。现在亚历山德拉·安德烈耶夫娜一家就是这样信任我的，因此，她们竟忘了她们家的女儿正处于危险中。我同样也安慰她们，说这病没有关系，可自己几乎已吓得魂飞魄散。尤其不幸的是，道路泥泞不堪，马车夫出去买药，一去就是好几天。而我寸步不离地守在病人的房间里，我不能离开她，还要给她讲各种好笑的奇闻轶事，跟她打牌，给她解闷。我整夜整夜地守在她身旁。老太太含着泪感谢我；可我心里想：‘我是不值得你感谢的。’我坦白承认，现在已没有什么好隐瞒的了——我爱上了这个病人。亚历山德拉·安德烈耶夫娜也眷恋着我：除了我，她常常不让任何人进她的房间。她开始和我闲聊，问我以前在哪儿上学，现在生活过得怎么样，我有些什么亲人，和哪些人交往。我觉得她不应该多说话，想禁止她，可您也知道，要绝对禁止她，我也办不到。我常常抓住自己的脑袋问自己：‘你在干什么，你这个强盗？……’可是她拉住我的手，抓得紧紧的，望着我，久久地望着，然后扭过头去，叹一口气说：‘您真好！’她的手是那么烫，眼睛睁得大大的，却没有精神。她说：‘是的，您真好，您是个好人，您跟我们这里的邻居不同……是的，您不是那样的人……以前我怎么不认识您！’‘亚历山德拉·安德烈耶夫娜，您安静些，’我说，‘请您相信，我觉得，我不知道有什么值得您这样……不过，请您安静些，看在上帝的分上，请您安静些……您的病会好的，您会恢复健康的。’说到这里，我还得告诉您，”医生把身子往前探了探，扬起眉毛，又说下去：“她们和邻居很少来往，因为那些普通老百姓和她们谈不来，跟那些富人来往，她们的自尊心又不允许。我跟您说：这个家庭是极有教养的——您知道，我觉得很荣幸。她只吃我递给她的药……这可怜的姑娘，在我的搀扶下，她稍稍坐起来，服了药，眼睛盯着我……我的心怦怦直跳。可是她的病越来越重，越来越重。我想，她会死的，一定会死的。您可相信，我真恨不得自己躺到棺材里去；而她母亲，她的姐妹们一直在观察我，盯住我的眼睛……已经不大相信我了。‘什么？怎么样？’‘不要紧，不要紧！’怎么不要紧，我自己也搞糊涂了。一天夜里，我又独自坐在病人旁边。使女也坐在那儿，呼噜打得山响……是啊，也难怪这可怜的使女：她实在太累了。而亚历山德拉·安德烈耶夫娜整个晚上都感到很不舒服；她因为发烧感到很难过，一直折腾到半夜；最后她似乎睡着了，至少躺在那儿再没动过。墙角圣像前的神灯一直点着。不瞒您说，我坐着，垂下头，也打起瞌睡来。突然，仿佛有人在我腰眼上推了一下，我转过身来……主啊，我的上帝！亚历山德拉·安德烈耶夫娜正睁大眼睛望着我……她的嘴巴张开着，双颊烧得通红。‘您怎么了？’‘医生，我会死吗？’‘怎么会！’‘别，医生，别，请您别对我说我会活下去……别说……要是您知道……您听我说，看在上帝的分上，别对我隐瞒病情！’她急促地喘着气，‘我要是确切知道我要死了……我就要把所有的话都告诉您，所有的话！’‘亚历山德拉·安德烈耶夫娜，别这么说！’‘您听我说，其实我一点也没有睡着，我看了您很久……看在上帝的分上……我相信您，您是个好人，您是个正直的人，我以世界上一切神圣的名义恳求您，请您对我说实话！您要是知道这样做对我有多么重要就好了……医生，看在上帝的分上，告诉我，我的病是不是很危险？’‘叫我对您说什么好呢，亚历山德拉·安德烈耶夫娜，别那么想！’‘看在上帝的分上，我求求您了！’‘亚历山德拉·安德烈耶夫娜，我瞒不了您，您的病确实很危险，但上帝是仁慈的……’‘我要死了，我要死了……’她仿佛很高兴，神情变得很快乐；我好不害怕。‘您别害怕呀，别害怕，我一点也不怕死。’她突然稍稍抬起身子，用臂肘撑着，‘现在……哦，现在我可以对您说，我衷心地感谢您，您是个善良的好人，我爱您……’我呆呆地望着她，您知道，我受宠若惊……‘您听见吗，我爱您……’‘亚历山德拉·安德烈耶夫娜，我有哪一点值得您爱啊！’‘不，不，您不明白我的心……你不明白我的心……’突然她伸出双手，抱住我的头，吻了一下……您相信吗，我差一点没叫起来……我扑通一声跪下，把头埋在枕头里。她没做声，她的手指在我的头发里哆嗦着，我听见她哭了。我开始安慰她，用各种话劝说她……说实话，我已经不知道我对她说了些什么。我说：‘亚历山德拉·安德烈耶夫娜，您会把使女吵醒的……我谢谢您……请您相信……您安静些吧。’‘好了，好了，’她一再说。‘让她们去吧；哦，让她们都醒来吧，哦，让她们都进来吧——我无所谓：不管怎么样，我反正快死了……你有什么好顾虑的呢，你怕什么？抬起头来……也许您不爱我吧，也许是我想错了……如果是这样，那就请您原谅我。’‘亚历山德拉·安德烈耶夫娜，瞧您在说些什么呀？……我爱您，亚历山德拉·安德烈耶夫娜。’她正视着我的眼睛，张开双臂。‘那你就抱住我……’我坦白告诉您：我自己也不明白，那天夜里我怎么没有发疯。我觉得，我的病人是在毁灭自己，看得出，她的神志不太清楚；我也很理解，她如果不是认为自己快要死了，她是不会想到跟我说这些话的；您想想看，一个人活到二十五岁，还从来没有恋爱过，就这样死去，岂不遗恨终生吗？正是这件事使她痛苦不堪，正是因为这种情况才使她绝望地抓住我不放，现在您明白了吗？您瞧她是那样紧紧地抱住我，不肯放开我。‘您顾惜顾惜我吧，亚历山德拉·安德烈耶夫娜，您也顾惜顾惜自己吧，’我说。‘有什么必要？’她说，‘有什么可惜的？反正我要死了……’她不停地反复这样说。‘如果我知道，我还会活下去，仍旧做一个体体面面的小姐，那我就会感到害羞，真的会害羞……可现在有什么关系呢？’‘可谁对您说过，您会死呢？’‘唉，你别说了，够了，你别骗我，你不会撒谎，瞧瞧你自己吧。’‘您会活下去的，亚历山德拉·安德烈耶夫娜，我会把您治好的；我们要请求令堂为我们祝福……我们要结为夫妇，我们会幸福的。’‘不，不，我已经得到你的许诺了，我会死的……你已经答应过我了……你已经对我说过了……’我感到很痛苦，有很多原因使我感到痛苦。您也知道，有时发生一些小事，看起来琐事一桩，却叫人心痛。她忽然问起我的名字来，不是姓，而是名字。不幸，我的名字叫特利丰[3]。是啊，是啊，特利丰，特利丰·伊凡内奇。在她家里，大家都叫我医生。我没办法，只好说：‘我叫特利丰，小姐。’她眯起眼睛，摇摇头，嘴里用法语轻轻说着什么。哦，这可不是什么好事，后来她又笑起来，这也不是好兆头。就这样，我几乎通宵达旦陪着她。早晨，我从她房间里出来，简直六神无主，我再次走进她的房间时已是下午吃过茶点以后。我的上帝，我的上帝！她已经叫人认不出来了：那样子比死人还难看。我敢向您发誓，到现在我还不明白，完全不明白，我是怎样挺过来的。我的病人又拖了三天三夜……这是些多么难熬的夜晚啊！她跟我说了些多么令人难过的话啊！……到最后一夜，请您想象一下——我坐在她身旁，只向上帝祈求一件事：快点把她带走吧，连我也一起带走……突然她那老母亲跑了进来……昨天我已经对她，也就是对她母亲说过，我说，她希望不大了，情况很不好，可以去请神父了。病人一看见她母亲就说：‘哦，很好，你来了……你看看我们，我们相爱了，互相起了誓。’‘她这是怎么了？医生，她这是怎么了？’我惊呆了。我说，‘她在说胡话，因为发高烧……’可她说：‘别说了，别说了，你刚才对我说的完全是另一回事，你还接受了我的戒指……你干吗要装出这副样子？我母亲是好人，她会原谅我们的，她会理解的，我要死了——我没必要撒谎；把手给我吧……’我霍地站起来，跑了出去。老太太当然猜到是怎么回事了。”

“可是，我不想再多打扰您了，而且，说实话，我想起这件事来自己也很难过。我的病人第二天便去世了。愿她升入天堂！”医生边叹气边快速地说着这些话，“临终时她要家里的人都出去，单把我留下来陪她。她说：‘原谅我，也许，我对不起您……病哪……但是请您相信，我从来没有像爱您这样爱过别人……别忘记我……把我的戒指保存好……’”

医生把脸转了过去；我拉起他的手。

“唉！”他说，“我们还是谈点别的事吧，想不想打打小输赢的朴烈费兰斯？您知道，干我们这一行的，不该沉醉在这样崇高的感情里。我们只想着一件事：希望孩子们别吵吵闹闹，老婆别骂骂咧咧。因为后来我也，怎么说呢，正式结婚了……可不是吗……我娶了个商人的女儿：有七千卢布的陪嫁。她叫阿库利娜，和特利丰倒是门当户对[4]。我得对您说：这婆娘很凶，幸而整天睡懒觉……怎么，打不打朴烈费兰斯？”

我们坐下来打输赢一戈比的朴烈费兰斯。特利丰·伊凡内奇赢了我两个半卢布——他很晚才离去，因为赢了钱，显得心满意足。

注释：

[1]春分月圆后的第一个礼拜天，通常在俄历4月后半月至5月初之间，为复活节；复活节前的40天为大斋期，教徒不行婚配，停止娱乐，吃素。

[2]一种牌戏。

[3]特利丰是一个较俗气的名字，多用于社会下层男子。

[4]阿库利娜也是很俗气的名字，多用于社会下层女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