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去年三月二十二日傍晚，我碰到了一件非常蹊跷的事。那一天我在城里四处奔走，想找个住处。旧的住处太潮湿，而我那时已经咳嗽得很厉害了。秋天我就想搬家，却一直拖到了春天。我整天跑来跑去也没有找到合适的地方。首先，我想要一个单独的住所，不愿与人合住；其次，哪怕是一间房也行，但必须是个大间，当然，房租还要尽可能便宜。我发觉，住在狭小的房间里，连思路也施展不开。我在构思未来的小说时，总喜欢在屋子里踱来踱去。我在构思自己的作品时，更喜欢想象它会写成什么样子，而不愿动笔就写，说真的，倒不是因为懒，那是为什么呢？

从早晨起我就觉得不大对劲，到日落时我简直难受得很，好像是发了热病。而且我奔走了一天，疲惫不堪。傍晚，暮色四合，我正走在沃兹涅先斯基大街上。我爱彼得堡三月的阳光，尤其是那夕阳，当然要在晴朗、严寒的黄昏。整条街上蓦地阳光闪烁，沐浴在灿烂的光芒里，所有的建筑仿佛都突然亮堂起来。它们那灰色、黄色、脏兮兮的绿色顿时失去了阴沉沉的样子；仿佛心里敞亮了，仿佛浑身一震或被人用胳膊肘捅了一下。于是涌起新的观点，新的思绪……不可思议，太阳的光芒对人的心灵居然会有这么大的影响！

可是阳光熄灭了；寒气逼人，刺得鼻子生疼；暮色渐浓；店铺里都点燃了煤气灯。当我走近米勒糖果店的时候，我猛地站住了脚，像钉在那里一样，我开始看着大街的对面，似乎预感到，马上就会碰到一件离奇的事情，就在这一刹那我看见了对面的老人和他的狗。我记得很清楚，一种不祥的感觉使我的心揪了起来，可连我自己也说不准那是一种什么感受。

我不是神秘论者，对预感和占卜几乎是从来不信的；不过，我的生活中有过一些叫人困惑不解的经历，或许别人也都有过这样的经验。就说这位老人吧：为什么当时一遇见他，我立刻就觉得，我当晚一定会碰到不大平常的事呢？不过我当时有病，而病中的感觉差不多总是靠不住的。

 

老人跨着缓慢、虚弱的步子，移动着仿佛不能弯曲的棍子似的两条腿，他伛偻着身子，用手杖轻敲着人行道的石板，向糖果店走去。我生平没有见到过这样奇怪的、不可思议的人。他那高大的身材，伛偻的背，他那八十岁老人的死气沉沉的脸，他那衣缝已经裂开的旧大衣，他那至少戴了二十年的破礼帽，光秃的头上只有在后脑勺上留下的一撮已经不是花白，而是白里泛黄的头发；他的一举一动都似乎是无意识的，是由上紧的发条所驱动，——这一切使初次遇见他的人都不禁大为惊讶。看到一位垂死的老人独自行走，无人照顾，实在令人纳罕，尤其是因为他像一个逃离看守人的疯子。他那异乎寻常的枯瘦也使我感到惊讶：他的身上差不多已经没有肌肉，只剩下了一副皮包骨头。他那嵌在发青的眼眶里的大而无神的双眼总是直直地望着前面，从来不往别处看，也从来看不见任何东西，——我敢肯定是这样。即使他看着你，他也直冲着你走，好像在他面前空无一物。这情形我注意到好几次。他到米勒的店里来是不久之前的事，身边总是跟着一条狗，没有人知道他是从哪里来的。糖果店的主顾谁也不曾同他打过招呼，他也不和任何人说话。

“为什么他要步履艰难地到米勒这里来呢？他到这里来要干什么？”我在想。我站在街道的另一边，不由自主地一再打量着他。一阵烦恼在我心里涌起，这是疾病和疲惫所引起的结果。“他在想什么呢？”我继续暗自寻思，“他的脑子里在转些什么念头？”不过，他还能想些什么吗？他的脸那样死气沉沉，根本就没有什么表情。这条讨厌的狗他是从哪里弄来的呢？这条狗一步也不离开他，好像和他是一个分不开的整体，而且它和他是那么相像。

这条可怜的狗看来也有八十来岁了；是的，它也一定有这么老了。首先，它看上去那么衰老，别的狗都不会老成这样，其次，不知为什么，我第一次看见它就觉得，它和别的狗不可能是一样的；觉得这是一条不平常的狗；觉得它有点儿怪异，大概有一种神奇的魔力；它也许是以狗的形状出现的一个梅菲斯特吧，而它的命运通过某种神秘莫测的途径与它主人的命运结合在一起了。看着它，你立刻会同意，从它最后一次吃东西时起，想必已经过去了二十年。它瘦得像一具骷髅，或者说（还有更好的说法吗？）瘦得像它的主人。它身上的毛几乎脱光了，尾巴也一样，像一根棍子垂着，老是紧紧地夹在胯下。长着长长的耳朵的头阴沉地耷拉着。我生平从未遇见过这样讨厌的狗。他俩走在街上的时候，主人在前，狗跟在后面，它的鼻子紧挨着他衣服的下摆，仿佛连在一起。他们的步态和他们的那副模样几乎每走一步都在说：

“老了，我们老了，主啊，我们多么老啦！”

记得，有一天我还想过，这老人和狗是从加瓦尼作插图的霍夫曼小说中走出来的，正在世间漫游，为那本书作活动广告。我走过街道，跟在老人后面进了糖果店。

老人在糖果店里的表现十分古怪。近来，米勒站在柜台后面，一看见这位不速之客进店，便会露出不满的鬼脸。首先，这个奇怪的客人从来不买什么东西。每次他都笔直地走到一个角落的炉子跟前，在那里找一把椅子坐下来。假如他那炉边的座位被人占了，他就茫然不知所措地对着那位占了他位置的先生站一会儿，然后仿佛很无奈地走开，到另一个角落的窗边去。在那里选中一把椅子，慢腾腾地坐下，摘下帽子，放在身边的地板上，把手杖放在帽子旁边，于是仰靠在椅背上，一动不动地待上三四个钟头。他从来不曾拿起过一份报纸，从来不说一句话，不吭一声；只是坐在那里，睁大眼睛直瞪着前方，但目光是那么迟钝，那么毫无生气，可以打赌，他对周围的一切是视而不见、听而不闻的。那狗在同一个地方旋转两三圈之后，把鼻子伸到他那双靴子中间，深深地喘息着，整个晚上也一动不动，好像这时已经死了一样。似乎这两个生物终日死在什么地方，太阳一落就突然复活，只为来到米勒的糖果店，执行某种无人知道的神秘使命。坐上三四个钟头之后，老人终于站起来，拿起帽子，动身回家。狗也爬了起来，又夹起尾巴，垂着头，依旧以缓慢的步子机械地跟随着他。店里的主顾们简直是想着法儿回避老人，甚至不愿坐在他旁边，似乎对他极其厌恶。老人对此却毫不理会。

这个糖果店的顾客多半是德国人。他们从整条沃兹涅先斯基大街上聚集到这里，都是各种作坊的老板：有钳工、面包师、染色工、制帽技师、马鞍匠；人人都是德语中所谓的老派人物。米勒家还完全保留着古风。店主时常来到他认识的客人跟前，同他们围桌而坐，而且喝上几杯潘趣酒。店主家的几条狗和年幼的孩子们偶尔也来到顾客中间，顾客们都亲切地逗着孩子们和狗。大家都彼此熟悉，相互尊重。在顾客们专心阅读德国报纸的时候，从一门之隔的店主住宅里传来《我亲爱的奥古斯汀》的乐曲声，那是店主的长女在叮叮咚咚地弹奏钢琴。她是很像一只小白鼠的有一头淡黄鬈发的德国姑娘。这首华尔兹舞曲很受欢迎。我在每月的月初都到米勒的店里来，看他所收到的几种俄国杂志。

走进糖果店，我看到，老人已经坐在靠窗的地方，那条狗和往常一样，伸直身子躺在他的脚边。我默默地在一个角落坐下，并在心里自问：“我在这儿根本无事可做，而且我有病，本该赶紧回家，喝喝茶，上床睡觉，在这种时候我何苦到这里来呢？难道我在这儿真的就是要看看这位老人？”我觉得恼火。“我和他有什么关系？”我在想，回忆着刚才我在街道上看着他时所怀有的那种奇怪的、痛苦的感觉。“我和这些无聊的德国人又有何干？这种怪异的心情有什么意思呢？近来我在自己心里所发觉的这种由琐事引起的无谓烦恼有什么意思呢？而且它妨碍我生活，妨碍我清醒地看待人生。一位很有洞察力的批评家，在气愤地分析我最近的一篇小说时，已经向我指出这一点了。”可是，尽管我在踌躇、抱怨，却还是留了下来，同时疾病使我越来越难受，我终于舍不得离开暖和的屋子了。我拿起一份法兰克福的报纸，看了两行就打起盹来。那些德国人没有打扰我。他们看报、抽烟，只是每隔半小时偶尔断断续续地低声交谈一下法兰克福的什么新闻，以及以机智著称的德国人沙非尔的俏皮话；然后怀着加倍的民族自豪感又埋头看报。

我约摸打了半小时盹，一阵猛烈的寒战使我醒了过来。实在是该回家了。但这时房间里正在上演的一出哑剧又使我留了下来。我已经说过，老人在自己的椅子上坐好之后，立刻就把目光死盯着一个方向，而且整个晚上不再把目光移向别的目标。我也曾落在这茫然而固执、视而不见的目光之下。这是一种极不愉快的感觉，简直叫人无法忍受，通常我是尽快换个座位。此刻老人的牺牲品是一个矮小、肥胖、衣着非常整洁的德国小男人，他那衣领浆得又硬又挺，脸色异常红润，他是外地来的客人，一个里加的商人。我后来听说，他名叫亚当·伊万尼奇·舒尔茨，是米勒的密友，不过他还不认识老人，也不认识顾客中的很多人。他兴致勃勃地读着《乡村理发师报》，喝着潘趣酒，偶尔抬头，猛地发觉老人凝视他的目光。这使他感到莫名其妙。亚当·伊万尼奇像所有“高贵的”德国人一样，是个爱生气、又很敏感的人。他觉得这样无礼地盯着他看，又奇怪又可气。他强压怒火，从失礼的客人身上移开视线，暗自嘀咕了几句，随即默默地拿报纸挡住了自己。不过他按捺不住，过了一两分钟，他从报纸后面狐疑地张望了一下：还是那固执的目光，还是那茫然的端详。这一次亚当·伊万尼奇还是一言不发。可是，当这种情况又第三次出现的时候，他勃然大怒，认为他有责任维护自己的尊严，不让里加城的美好声誉在这些高贵的公众面前被败坏，或许他自以为是里加城的代表吧。他以不耐烦的手势把报纸扔在桌上，报夹在桌上猛击了一下，于是他满怀自尊感，由于喝酒、由于自负而满面通红，也以一双充血的小眼睛盯着那位冒犯他的老人。看来这个德国人和他的对手都想以目光的魔力一决高低，等着瞧谁会首先感到难为情而垂下视线。报夹的敲击声和亚当·伊万尼奇那异乎常情的姿态引起了所有顾客的注意。人人都立刻放下自己的事情，怀着好奇心，高傲地、默默无言地旁观着两位对手。这出哑剧变得很滑稽，很可笑。可是，面红耳赤的亚当·伊万尼奇那双挑战的小眼睛的魔力竟全然不起作用。老人不动声色，继续直视着盛怒如狂的舒尔茨先生，而且他根本就没有注意到，他已成为众人好奇的对象，仿佛他的那颗头颅远在月亮上，而不是在地上。亚当·伊万尼奇终于忍无可忍，于是他发作起来。

“您干吗这么注意地看着我？”他以尖厉刺耳的声音用德语叫道，一副吓人的神气。

但他的对手仍然沉默着，对他的问题似乎不明白，甚至没有听见。亚当·伊万尼奇决定改说俄语。

“我在问您，干吗这样紧盯着我看？”他更加狂暴地叫道。“我在宫廷是知名人士，而您在宫廷是无名之辈！”他从椅子上跳起来补充道。

可是老人纹丝不动。那些德国人发出了一片气愤的低语声。米勒听到有人吵闹，亲自来到了房间里。问明情况后，他以为老人是聋子，于是弯腰凑近他的耳边。

“舒尔茨先生请您不要这样盯着他看，”他注视着这位古怪的顾客，尽可能大声地说道。

老人机械地看了米勒一眼，突然，在他那一直木然的脸上，露出了一种惊慌的、忐忑不安的神气。他慌张起来，费劲地哼哼着弯下腰，急忙将帽子和手杖一把抓住，从椅子上站了起来，脸上带着一副可怜的微笑——那是在不该待的地方被人赶走的可怜人的卑微的笑，他已经准备离开房间。这位可怜、衰迈的老者那逆来顺受、匆匆忙忙的身影是那么令人哀怜，有时叫人看了那么心痛，仿佛心在为之流血，因而包括亚当·伊万尼奇在内，所有的人都转变了对事态的看法。显然，老人不但不会冒犯任何人，而且他自己时时都觉得，他在哪里都可能像乞丐一样被人赶出去。

米勒是个富有同情心的好人。

“不，不，”他说道，善意地拍拍老人的肩头。“坐！但舒尔茨先生请您不要这样盯着他看。他在宫廷是知名人士。”

可是可怜的老人这时也还是不明白他的意思；他比刚才更加慌张了，弯腰拾起自己的手帕，那是从帽子里掉下来的一条有破洞的蓝色旧手帕，于是开始呼唤他的狗，这条狗一动不动地躺在地板上，两只前爪护住鼻子，看来睡得很沉。

“阿佐尔卡，阿佐尔卡！”他用发颤的衰老的声音喃喃地呼唤，“阿佐尔卡！”

阿佐尔卡没有动。

“阿佐尔卡，阿佐尔卡！”老人忧伤地反复呼唤着，用手杖碰碰它，可它还是躺在原地不动。

手杖从他的手里掉了下来。他弯腰，双膝跪地，两手微微托起阿佐尔卡的头。可怜的阿佐尔卡！它已经死了。它无声无息地在主人的脚边死了，可能是由于年老，也可能是由于饥饿。老人看了它一会儿，好像挺惊讶似的，似乎不明白阿佐尔卡已经死了；接着他缓缓地向自己的奴仆和朋友弯下身子，把自己苍白的脸紧挨着它那已经没有生命的头。静默的片刻过去了。我们都深受感动……可怜的人终于站了起来。他面色惨白，好像发了热病似的浑身哆嗦。

“可以做个标本，”米勒同情地说道，想多少安慰一下老人，“可以好好地做个标本；费多尔·卡尔洛维奇·克里盖尔做标本做得非常出色；费多尔·卡尔洛维奇·克里盖尔是制作标本的大师，”米勒反复说道，从地上拾起手杖递给了老人。

“是的，我做标本做得非常出色，”克里盖尔先生本人走上前来，谦恭地接腔道。这是一位身材瘦长、道德高尚的德国人，长着一绺绺棕红色的头发，鹰钩鼻子上架着一副眼镜。

“费多尔·卡尔洛维奇·克里盖尔是伟大的天才，会做各种漂亮的标本，”米勒补充道，因为想出这个主意而高兴起来。

“是的，我是伟大的天才，会做各种漂亮的标本，”克里盖尔先生又肯定地说道，“我可以免费为您的狗做标本，”他补充道，表现了慷慨大度的忘我精神。

“不，您做标本，由我付钱给您！”亚当·伊万尼奇也慷慨激昂地狂叫道，他的脸越发红了，天真地以为自己是一切不幸的根源。

老人听着他们的话，显然并不明白他们的意思，还是浑身哆嗦。

“等一等！喝一杯好的白兰地吧！”米勒叫道，他看到，这位令人费解的客人在急着要走。

有人给他端来了白兰地。老人机械地拿起酒杯，但他的手在发抖，杯子还没有送到嘴边，酒已经泼了一半，于是酒未沾唇，他就把杯子放回托盘。接着，他露出一抹奇怪的、不合时宜的笑容，急促地、踉踉跄跄地走出了店铺，把阿佐尔卡留在原地。大家都惊讶地站着；只听见一片叹息声。

“真糟糕！出了这样的事！”那些德国人彼此瞪着眼睛说道。

我连忙去追赶老人。从糖果店往右拐，再走几步，有一条又窄又黑的小巷子，两边都是高大的房屋。我心里一动，觉得老人一定是在这里拐进了巷子。巷子右首的第二栋房子正在修建，周围搭着脚手架。围着房子的篱笆几乎扩展到了巷子中间，紧挨篱笆铺着一条供人行走的木板道。我在篱笆和房子所形成的一个黑暗的角落里找到了老人。他坐在木板人行道的边上，两肘支在膝上，双手托着头。我坐到他身旁。

“您听我说，”我简直不知道该从哪里说起，“不要为阿佐尔卡伤心了。我们走吧，我送您回家。您不用担心。我马上去叫一辆马车来。您住在哪里？”

老人没有答话。我不知道怎么办才好。巷子里没有别的行人。突然他摸索着想抓住我的手。

“胸口好闷！”他说，声音沙哑，勉强听得见，“好闷！”

“我送您回家！”我欠身叫道，用力想把他拉起来，“喝点茶，躺下睡一觉……我马上去叫马车。我给您请一位医生……我认识一位医生……”

我不记得还对他说了些什么。他想站起来，可是刚抬起身子，又跌倒了，他又喃喃地说起话来，还是那沙哑而窒息的声音。我弯腰更凑近他，想听听他在说些什么。

“在瓦西里岛，”老人沙哑地说，“六道街，六——道——街……”他不说了。

“您住在瓦西里岛？但您走的方向不对呀；应该向左拐，而不是向右。我马上送您去……”

老人没有动。我拉起他的手；手毫无生气地滑了下去。我看看他的脸，碰碰他——他已经死了。我觉得，这一切仿佛是在梦中。

这个意外给我招来了许多麻烦，在料理期间我的热病不知不觉地好了。老人的住处总算找到了。不过，他不是住在瓦西里岛，而是住在离他死去的地方只有两步路的克卢根公寓，就在屋顶下面的第五层。那是一个独用的住所，有一条小小的过道和一个很大但很矮的房间，墙上有三个狭长的洞算是窗户。他的生活贫困极了。家具只有一张桌子、两把椅子和一张很旧很旧的沙发，沙发硬得像石头一样，四处都露出椴树皮的纤维来；就这些还是房东的。炉子看来已经很久没有生过了；也找不到一支蜡烛。我现在真的认为，老人到米勒的店里去，只是要在有烛光的地方取暖。桌上放着一只空的瓦罐，还有一片干硬的面包皮。钱是一个戈比也没有。甚至没有一件替换的内衣，为了安葬他，有人拿来了自己的一件衬衫。显然，他不可能这样孤零零地过日子，想必有人哪怕是偶尔来看看他。在桌子里找到了他的身份证。死者是入了俄国籍的外国人，名叫叶列米亚·斯米特，机械师，七十八岁。桌上有两本书，一本是简明地理，一本是《新约》的俄译本，这本《新约》的书页上满是铅笔写的字迹，还有指甲画的记号。向房客和房东打听了一下，几乎人人都对他一无所知。这幢大楼的住户很多，差不多都是手艺人和德国妇女，她们出租住房并提供包饭和仆人。大楼的管理员是贵族出身，对这位已故的房客也说不出什么，只知道这个住处月租六卢布，死者住了四个月，不过最近两个月他连一个戈比也不曾付过，所以不得不赶他走。还问过有没有人到他这里来走动，但谁也不能给予一个令人满意的答复。这是一座很大的楼房，到这个挪亚方舟来走动的人还少吗，要记住所有的人是不可能的。看门人在这幢大楼里干了五年左右，他或许多少能介绍一点情况，但两周前他告假回了家乡，留下侄子代替他，这是个年轻的小伙子，他认识的房客还不到一半。我说不准，这些查询的结果究竟如何，不过老人终究被安葬了。在这些日子里，除了忙于其他事务，我还到瓦西里岛六道街去过，只是在回来以后，我才不禁自嘲：除了一些普通的房子之外，我在六道街还能看到什么呢？“可是为什么，”我想，“老人在临死时要提到六道街和瓦西里岛呢？难道是说胡话？”

我看了看斯米特留下的空房，觉得挺喜欢。我决定把它留给自己住。主要是因为房间很大，尽管它很矮，最初我老是觉得头会碰到天花板。不过很快就习惯了。月租六卢布的房子，找不到更好的了。它是独门独户，这一点很吸引我；只消找个仆人就行了，因为完全不用仆人是无法生活的。看门人答应，在最初一个时期，他每天至少来一次，必要时为我做点事。我想：“谁知道呢，说不定会有人来探望老人呢！”不过，老人死去已有五天了，还是没有谁来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