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善

（一）自由主义与家长主义

1

一旦我们长大成人，很少再有人一本正经地鼓励我们要和善待人。现代西方政治思想中的一个关键前提假定就是，我们应当在不受责骂的状态下如己所愿地自由生活，既不必恐惧他人的道德评判，也不应屈从于某一权威一时兴起的意念。自由已经成为我们至高无上的政治品格，人们不会设想让国家承担起教化的责任，来告诉大家应当如何跟他人交往，或者把我们送去听听关于侠肝义胆和礼节礼貌的讲座。现代政治，不管是左翼还是右翼，都被一种所谓自由主义意识形态主导着。

作为最早并且最雄辩地倡导这种放任主义的人士之一，约翰·斯图尔特·穆勒在其1859年的《论自由》中解释道：“在一个文明社会中，对任何成员在违背其个人意愿的情况下行使权力，只能有一个正当的目的，那就是防止其对他人产生危害。他本人的利益，不管是身体的还是精神的，都不构成足够的理由。”

依据这一设想，国家不应当怀抱某种期望，想要去处理国民内心健全或者外表礼貌这样的问题，公民的个人小节不该受到评论或指责。自由主义者所担心的是，对小节的干预可能会将政府打造成一个保姆国家，在他们眼里，那是最应当加以讨伐、最令人厌恶的政权类型。

2

与此相比，宗教一直怀有塑造他人的雄心壮志，对于社会成员应当如何相处，宗教提出了影响深远的理念。

不妨看一下犹太教的例子。犹太法典《密西拿》中的某些篇章与现代法律有着十分相似的内容，其中关于不偷盗、不违反合约、战争中不对敌人实施不成比例的报复，都有一些耳熟能详的法律规定。

然而，其他大量的法令却引人瞩目地超出了通常的领域，远远超越了自由主义政治意识形态判定为合适的范围。犹太法典津津乐道地详细规范了应当如何与家人、同事、陌生人，甚至与动物相处。它规定，在还没有喂饱山羊和骆驼时，自己决不能坐下吃饭；如果答应的出行需超过一夜以上的时间，应当征得父母的同意；每个春天时节都应当邀请社区中的寡妇一起来用餐；应当只在收获季节敲打橄榄树一次，以便把剩余的果子留给孤儿和穷人。此类建议中，最登峰造极者莫过于有关性交频率的指令。男人被告知有义务为了上帝，应当有规律地依照日程表来与妻子做爱，这个日程表把做爱频率与职业责任的等级挂起钩来：“对拥有独立经营手段的男人，每天；对体力劳动者，每周两次；对赶驴者，每周一次；对赶骆驼者，每三十天一次；对水手，每六个月一次。”（《密西拿》“婚书篇”，5：6）

3

自由主义理论家们会退而承认，试图满足配偶的性要求，慷慨地分享橄榄，将出行计划通报给长者，毫无疑问都值得称道。然而，对于把此类愿望转变为法律条文的家长主义做法，他们会视若稀奇古怪和十足邪恶而加以谴责。按照自由主义的世界观，什么时候喂狗、请寡妇来吃饭，不过是个人良心上的事情，不是社会群体需要作出判断的问题。

依据自由主义者的考虑，在世俗社会中，应当在法律监管的行为与个人道德约束的行为之间划出一条明确的界线。防止对公民生命和财产构成损害，这类事情应当由各级议会、警察力量、法院和监狱来承担，而较为模糊的各类小节问题应当完全属于良心的斟酌范围。因此，偷窃一头公牛，这是警官要调查的事，而卧房中冷漠以对二十年乃至令某人郁郁寡欢，这就轮不到警察去调查。

不愿意介入私人事务，其根源与其说是冷漠，不如说是怀疑，具体而言，是普遍不相信何人居然能确知何为美德，更不相信如何可能把美德安全而又明智地灌输给其他人。自由主义者认识到伦理问题固有的复杂性，也不可能看不到，很少有问题能够一清二楚地归到“对”和“错”这种毋庸置疑的类别中。一方眼里显而易见的真理，在另一方看来可能只是具有文化倾向性的偏见而已。自由主义者回顾了以往多个世纪中宗教的自以为是，深为信仰所包含的危险而震颤。他们出于对粗陋道德主义的憎恶，把对道德的谈论逐出了公共领域。当有人跃跃欲试地要质疑他人的行为时，自由主义者可能会抛出一个足以令其发抖的问题：你算老几来告诉我该怎么做？

4

然而，有这么一个领域，在其中我们会不由自主地赞成道德干预，而不赞成抱持中立态度。对我们许多人而言，这个领域主导着我们的实际生活，并且就其价值而言，压倒了所有其他的关注。这就是养育孩子这件事。

为人父母必然意味着强有力地介入自己孩子的生活，这样做是希望他们某一天长大成人时不仅守法，而且还要和善，比如，对自己的同伴体贴周到，对孤苦者有慷慨善心，对自己的动机有自我意识，不至于慵懒不堪或者自怜自哀。父母的耳提面命就其为时之长和密度之高而言，足可与犹太法典中所列内容相提并论。

父母当然也面临着自由主义理论家们在政治领域深感头痛的问题，即：“你算老几来告诉我该怎么做？”“你怎么知道什么是对的？”可是，父母在得出切实可行的答案时并不觉得多么困难。即使是给孩子的第一要求泼冷水，甚至经常要顶着孩子刺耳的叫喊声，父母一般也还是相信，自己正在指导孩子依照恰当的规矩行事；要是孩子拥有充分成熟的理性和自制力，他们定会自觉自愿地敬重这些规矩。

这样的父母在自己家里崇尚家长主义，这个事实并不意味着他们已经把所有的伦理疑虑都弄清楚了。父母们会告诉你，大事上拿不定主意也明显合乎情理，哪怕对许多小事信心满满。比如，揍弟弟的脸或者把苹果汁喷到卧室的天花板上，这里的对错很容易判别，但对某些大的问题，比如超过二十四周的胎儿到底是否可以实施人工流产，终究仍会犹豫不决。

为了给自己的主张提供具体的形式，父母经常不惜画出“乖孩子星星图”之类的复杂家政协议，把它们贴在冰箱侧面或者食品储藏室的门上。这些家政协议会事无巨细地详尽列出家长对孩子行为的期望以及反过来会对孩子的奖励。

这些图表一般都会使得孩子的行为有相当大的改善，同时，孩子似乎也因自己混乱无序的冲动得到监督和节制而获得某种不可思议的满足感。考虑到这些现象，持自由主义立场的成年人也许会受到触动，进而建议给自己往墙上钉一张“星星图”，用这张图来跟踪记录本人的古怪行为或许会有所益处。当然，他们更可能对这样一个显而易见的荒唐想法一笑了之。

5

假如成人“星星图”的想法虽有点奇怪但还不至于完全没有道理，那是因为在比较成熟理智的时刻，我们意识到了自身不完美的广度以及孩子气的深度。有那么多事情我们想做但从来就没有去做，也有那么多的行为方式我们倾心赞同但在日常生活中却抛诸脑后。然而，在一个对自由顶礼膜拜的世界上，已经剩下很少的声音敢于劝诫我们要好好做人了。我们所需要的劝诫一般而言不很复杂：宽恕他人，不要一触即跳、暴跳如雷，勇于设身处地地考虑问题，恰当地看待自己的悲欢得失，等等。假如我们以为自己任何时候都用不着倾听有针对性的、直截了当的、条理简明的劝善提醒，那我们一定太过自以为是、老于世故了。更有智慧的是，我们应当认识到，大多数情况下，自己作为生命个体，也很需要善意的、坚定的、基本的指导，正如同我们视若当然地调教孩子、驯化家畜。

妨碍我们兴旺成功的真正风险跟自由主义者设想的并不一样，在多数发达社会里，缺乏自由不再是个问题。我们如今之所以栽跟斗，问题出在无法充分利用以往三个多世纪中先辈们为我等苦苦争取到手的自由。一方面我们可以不受干扰、随心所欲地行为，另一方面却又没有足够的智慧来利用好这种自由，这使大家懊丧不已。现在的问题主要不是我们身不由己地受到家长主义权威的支配，而自己却痛恨这些权威的种种主张，乃至一心想要摆脱操控获得自由。目前的危险正好相反：我们面临着撩人的诱惑，在那些能与之保持足够距离的间歇时刻，我们诅咒这些诱惑，但其他多数时候，我们却缺乏勇气去抵制诱惑，终于令我们对自身也极度厌恶并大失所望。当我们身上婴儿般不成熟的一面践踏我们颇为高尚的原则，无视我等最为崇敬的东西时，我们身上成熟的一面在绝望地旁观哀叹。我们最深切的希望可能是，某人会站出来从我们自身那里拯救我们。

偶尔以家长主义方式提醒一下要循规蹈矩一点，这未必就一定构成对“自由”的侵犯，假如对自由这个术语作恰当理解的话。真的自由并不意味着完全由着自己的性子来，它应当与节制和引导是并行不悖、相互兼容的。

现代婚姻便反映了道德氛围缺失所带来的问题。我们开始时怀有最为美好的初衷，也得到了最大限度的群体支持，全部的眼睛都看着我们，家人、朋友及国家雇员似乎都与我们的共同幸福和良好行为休戚与共。但很快，我们发现只剩下自己来独自处理贺喜礼品以及双方不合的性格，而且，因为都是意志薄弱的家伙，我们刚刚才一片至诚投身其中的契约便开始出现裂痕。令人陶醉的浪漫期盼不过是易碎的材料，不足以打造婚姻关系，于是，我们彼此间不再顾及对方，甚至虚情假意起来。各自的粗俗无礼使得双方都会大吃一惊，直变得满口谎言、满腹怨恨。

我们会全力说服周末到访的朋友们多待上一会儿，他们的问候和敬意让人想起周围世界曾经对我们寄予的厚望。可是在心灵深处，我们知道自己如此承受痛苦，是因为没有人在那里好言相劝让我们调整言行并且真下点功夫。宗教理解到这一点，它们知道若要延续良好的品行，拥有一批观众将会有所帮助。因此，在即将步入婚姻殿堂的典礼上，不同宗教都为我们提供了一批观众，也因此，还将监督警戒的责任赋予了各路神灵。不管乍一看此等监督警戒的想法可能是多么的乖戾不祥，但事实上，感觉有人一直在观察着并且期望着我们做得最好，这样生活着还是平添了安慰和鼓励。当觉得个人的行为不只是关乎自己时，会让人心生快意，也会让言行良善这一非同小可的事情做起来稍微容易一点。

6

自由主义者可能也会承认，理论上讲我们可以从他人的指导中获得益处，但他们还是会抱怨说，谁也不可能来提供这种指导。道理很简单，人们心中再也不清楚什么是好什么是坏了，而我们之所以不知好坏，则正如一句诱人堕落的夸张警句所言，是因为“上帝已死”。

现代道德思想很大程度上已陷于困境，原因在于，人们以为，信念的崩溃必定无可挽回地损害了大家的能力，使得我们难以建立一个令人信服的道德伦理框架。然而，这个论点是有问题的。虽然该论点表面看来是个无神论的主张，但它实际上还是奇怪地、莫名其妙地寄托在宗教的思维框架内。理由是，只有当我们某种程度上相信上帝曾经存在过，并因此相信道德的基础本质上是超自然的，对上帝如今已不存在这一认知才有力量来动摇我们的道德原则。

反过来，如果我们从一开始就假定上帝原本就是我们自己树立起来的，那么上述论点立马便分崩离析，变成一种同义反复的废话。因为，如果我们原本就知道，归结到超自然神灵头上的许多规范实际上只是不折不扣的人类祖先自己的作品，那我们还有必要因为他人对伦理的怀疑而自寻烦恼吗？

看来已很清楚，宗教伦理的起源在于初民社会的实用主义需要，即需要控制其社会成员的暴力倾向，需要在他们中间确立起反向的和谐与宽恕习惯。所以，宗教准则开始时是一些告诫性的规矩，后来才被送上了天际，再带着脱离原样的威严面目返回到人间。关于同情恻隐和忍耐克己的训令脱胎于一种意识，即同情和忍耐这样的特质可以让社会免于四分五裂和自我毁灭。这些规矩对于人类的持续生存太过重要了，以致数千年中我们都不敢承认是人类自己制订了这些规矩，唯恐这样的承认会使得这些规矩被人们吹毛求疵甚至粗暴处置。我们不得不假装道德来自于茫茫上苍，目的就是要把道德与我们凡人的推诿和过失隔离开来。

但如果我们现在能够承认自己的伦理法则有过这样一个精神化的过程，那我们就没有理由去废除这些法则本身。即使不再相信有个上帝插手着要我们怀有同情并且秉持正义，我们也继续需要同情和正义这方面的告诫。我们不再需要依靠下地狱的威胁或者上天堂的诱惑来让自己循规蹈矩，只需提醒自己，我们曾经想象超自然神灵要求我们过的那种日子实际上正是我们自己想要过的日子。当然，这里的“我们”是指我等身上最成熟、最理性的部分，在我们危机四伏、执迷不悟时，往往很难找到这些部分的影子。道德从迷信到理性的充分演化昭告世人，我们自己才是道德戒律的真正制订者。

7

诚然，我们接受他人指导的意愿程度尚且有赖于提供指导者的腔调。宗教是有一些令人不快的特点，其中之一就是神职人员跟人说话时，总摆出一副他们（而且只有他们）拥有成熟心智和道德权威的架势。可是，基督教最动人、最迷人的一点是，它不承认那种“孩子与成人二元对立论”，而是承认我们归根结底都很幼稚、不完全、有待完善、容易受诱惑，甚至作恶多端。假如有关善与恶的教训是由深刻了解这两类故事的人说出来，我们便更愿意吸取善恶的教训。故此，“原罪”的理念拥有着经久不息的吸引力和实用性。

犹太—基督教传统时断时续地领悟到，可能阻止我们改造自己的障碍是一种孤独、负疚的感受，即认为我们已经坏到了超乎常情、无可救药的地步。因此，这些宗教颇为沉着冷静地宣告，我们大家无一例外都是缺陷十分严重的创造物。“我是在罪孽里生的，在我母亲怀胎的时候就有了罪。”（《诗篇》51），这一启示反复回荡在《旧约》中，在《新约》中也有回应：“这就如罪是从一人入了世界，死又是从罪来的；于是死就临到众人，因为众人都犯了罪。”（《罗马书》5：12）

然而，对此等阴暗的认识并不是最终的落脚点，而现代悲观主义则经常假定必定如此。我们在诱惑之下，是会欺骗、偷盗、侮辱他人、自私自利地漠视他人、不忠不信，如此这般，都可以毫不惊讶地加以接受。问题不在于是否我们会经历这些骇人听闻的诱惑，而是我们是否可以偶尔地超越这些诱惑。

原罪论让我们理解到自己所鄙视的自身缺陷实乃人类这一物种不可避免的特征，由此鼓励我们一点一滴地寻求道德的完善，我们因此可以在朗朗乾坤之下坦承缺陷并且努力改邪归正。原罪论清楚，羞耻并不是一种压在我们心头的有益情绪，我们正需要不断精进以图日渐减少需要为之羞耻的东西。启蒙思想家们相信，当他们宣布人之初性本善时，他们帮了我们一个忙。然而，翻来覆去地重申我们天生纯洁，却会造成我们身心崩溃，因为我们会对自己无法达到高不可攀的完善水平而生发出无穷的自责和悔恨。结果是，坦承普天下人都有罪反而是个更好的起点，可从此迈出走向美德的碎小步子。

强调原罪还可进一步解释他人的疑惑，因为在一个民主的时代，人们不免怀疑谁有权来提供道德指南。对于那个怒气冲冲的问题：“你算老几来告诉我该怎么做？”信教者只需以一个令人消气的答复来回应：“一个同样的罪人。”我们都从同一个祖先即堕落的亚当那里繁衍下来，故此都同样受困于内心的焦虑、罪孽的诱惑、对爱的渴求，以及偶尔对纯洁的追求。

8

我们永远不会发现关于良好行为的铁打准则，也不要期望这样的准则可以解答一切问题，告诉人类如何平安融洽地共同生活在一起。然而，缺乏关于良好生活的绝对共识本身不应该阻止我们去探讨并弘扬有关良好生活的思想观念。

鉴于天下人都难免形形色色的愚蠢和私愤，为了指导我们的行为，要开列的善恶荣辱单子理当十分具体。但即便如此，作为当务之急的道德训导却必须着眼于总体的问题。

从犹太—基督教关于良好行为的观念中，或许可以大胆地吸取一个总体原则，即我们最好集中关注那些相对轻微的、不惹人注目的不良言行。骄傲，表面看来不过是毫不起眼的心理态度而已，可是在基督教看来却很值得注意，这如同犹太教给已婚夫妻提出性交频率的建议，并不觉得是在小题大做。

不妨对比一下，现代国家出台禁令并介入我们的生活是多么的迟缓和生硬，它干预的时刻是在我们已经拿起了枪、偷了钱、对孩子撒了谎，乃至把配偶推出了窗户之后，早已为时太晚。现代国家并不研究见微知著、防微杜渐的问题，而犹太—基督教伦理的成就却在于不仅仅把人类十恶不赦、显而易见的罪行包括在训诫范围之内。其训诫还涉及一系列起于青萍之末、扰乱日常生活、终会酿成滔天罪行的那些粗暴和残忍行为，它知道粗野无礼和感情羞辱可能跟抢劫和谋杀一样，同样会腐蚀一个健全运行的社会。

“十诫”作为较早的尝试，旨在约束人们对其同类的侵害。在《塔木德》的敕令和中世纪基督教的善恶罗列中，我们可以见到一种关注，即关注那些涉及细枝末节，却又同样暗流涌动、随时会爆炸开来的不良言行。向人宣告杀人越货是恶行，那再容易不过，而就鄙薄言辞或者性爱冷漠之后果向人提出警告，这可以说更是富有道德想象力的壮举。

（二）道德氛围

1

基督教从来就不介意营造一种道德氛围，让人们可以互相指出缺点并且承认自身行为还有可待完善之处。

基督教并不觉得成人与儿童有何特殊区别，所以，它从不避讳向追随者提供大量类似“星星图”的东西，用以指明积极向上的奋斗方向。这些激励中，有一个例子可谓至善至美，见于意大利的帕多瓦，在史格罗维尼礼拜堂砖砌的拱顶天花板下。

14世纪初，佛罗伦萨艺术家乔托接受委派，拟用一系列壁画来装饰教堂的墙壁。按要求，十四个壁龛中，每个都要有一幅画，借用寓言的方式来分别表达一种恶或一种善。在教堂右侧最靠近中殿的地方，乔托刻画了所谓基本美德：审慎、坚韧、节制、正义，随后是基督教的美德：忠信、慈善、希望。在其正对面，则刻画了对应的一组恶行：愚蠢、易变、愤怒、无道、不忠、嫉妒、绝望。画家为这些抽象题义中的每一个都配上了生动的图例，借以唤起观者的赞叹思齐之情并激发其负罪愧疚之意。例如，“愤怒”被表现为正在撕扯自己的衣服，仰天咆哮、愤愤不平而又无地自容；再往前走两个壁龛，“不忠”则歪斜着眼睛，显露出欺诈的神情。教堂内的教友们会坐在座位上，思索一下自己到底怀有哪些美德，同时又不幸染上了哪些恶行，而上帝则从茫茫天际俯视众生，手里拿着准备奖励的“星星”。乔托的这种“星星图”不过是宗教传统的一部分，该传统乐意具体建议人们应当如何恰当地言行，也乐意帮助人们分辨它直白指称的“善”与“恶”。有关善恶美丑的刻画可谓无处不在，在《圣经》的背面，在祷告书中，在教堂和公共建筑的墙壁上触目皆是。凡此种种，教化的意图一目了然：旨在提供一个指南，好让信众沿着高尚荣光的方向驾驭自己的人生。

2

基督教传统一心营造道德氛围，与此适成对照的是，自由主义理论家们则强调，公共空间应当保持中立。他们认为，建筑物的墙壁或者书籍的书页上不该有劝人向善的提醒，毕竟此类信息会严重侵犯被奉为圭臬的“自由”。

然而，道理已经明白，有鉴于人类情不自禁和任性无常的秉性，对自由的此等呵护未必真能满足我们内心最深切的期待。如今也必须承认，无论如何，我们的公共空间远不是没有倾向性的。随便扫视任何一条大街便可发现，到处充满了商业的信息，即使在那些理论上任人自由选择的社会里，我们的头脑也受到分分秒秒的操纵，在被带往自己都难以捉摸的地方去。某些广告代理机构有时候会半自嘲半自警地假意谦虚一番，说广告并非真能管用。这种论点认为，我们终究是成年人，不会眼睛一落到图片精美的广告牌或货品单上，脑子立马就丧失理性判断能力。据认为，儿童的决断力要差一些，故此需要在晚上八点前保护其不受电视上某些信息的影响，以免他们对某种特定的玩具火车或者碳酸饮料产生狂热的渴求心理。据称，成年人显然拥有足够的理智和自控力，不会单纯因为日夜不停从四面八方滚滚而来的美轮美奂的信息而改变个人的价值观念或消费习惯。

可是，对于儿童与成人作出的这种区别实乃居心叵测，不过是为了方便商业利益而已。事实上，在广告那种海上女妖般的诱惑面前，我们原有的信念都会摇摇欲坠，我们的意志都难免薄弱乏力。当一个毫无自控力的三岁儿童看到一套农家玩具，里面还有一个充气狗窝时，一定会喜不自禁无比着迷，同理，一个四十二岁的成人在面对一套烤肉用具外加夹子和铁板时，也照样会心驰神往想入非非。

3

无神论者往往会怜悯宗教社会里的民众，哀叹其不得不忍受大量的说教劝导，但是，这样做却忽视了世俗社会中同样强大无比、不曾停歇的种种广告攻势。一个真正名实相符的自由主义国家真应该重新平衡一下向公民发出的信息，应当摆脱一边倒的商业气息，形成一种全方位、多元化的信息格局。正如乔托的壁画所追求的那样，这些丰富的新信息将向我们生动地展现诸多高尚的行为方式，目前我们即使强烈地崇尚此类行为方式，却又如此漫不经心地对之不理不睬。

这个社会中，一边只有一本销量有限、反响不大、由一个所谓哲学家写的散文册子，在那里偶尔地提醒我们，要我们相信，高尚的价值观念如何如何的重要；另一边在整个城市里，全球广告公司的超级精英们却施展着声光电的百变魔术，把我们身上每一根感觉神经都充分调动起来，兜售着一种新的洗涤用品或者美味零食。就凭这副样子，我们怎么可能去长时间地关注高尚的价值观念呢？

如果我们一门心思都是柠檬味地板抛光剂或者黑椒脆炸片，不大去考虑坚韧和正义，毛病应该不仅仅出在我们自己身上。外在的原因是，坚韧和正义这两种基本的美德一般无法成为扬雅广告公司的付费客户。

（三）行为楷模

1

基督教一方面重视在公共空间发布的信息，另一方面也明智地认识到，我们的善恶观念很大程度上是由生活中的同伴塑造着。它清楚，人太容易甚至很危险地受到本人生活圈子的影响，随时会内化并模仿他人的态度和行为。与此同时，基督教也承认，我们的特定社交圈子基本上是多种无序力量的一种组合结果，包括了从我们童年、求学、社区、工作各方面筛选出的各色人等。在我们固定打交道的数百人中，品行端正超乎想象、心智健全赐人力量、思想不凡启人向上的出类拔萃之辈可能不会太多。

2

优秀楷模的贫乏可以解释，为何天主教向其信众树立了两千五百来位它认为曾经生活过的最崇高伟大、最善良有德的人物。这些圣人以其各不相同的方式体现了我们应该期望在自己身上加以培养的特质。例如，圣约瑟会教授我们如何以谦逊坚忍的性情，平静地应对年轻家庭的压力并面对工作场所的考验。另有些时候我们可能想要在圣裘德的陪伴下失控并哭诉一番，这位事业失意者的守护神会以其温柔的举止带给我们安慰，让你不必立竿见影地寻找解决方案甚至暂且不必去争取什么希望。遇到焦虑的时候，我们可以转向圣菲利普·内里，他决不会漠视我们的问题，也不会羞辱我们，但知道如何连哄带劝，让我们意识到现实的荒谬，从而为本人处境破涕一笑并恢复常态。此外，猜想一下不急不躁的圣菲利普会如何处置家庭团聚中的烦心事或者电脑硬盘故障，我们可能尤其会得到不少情绪的抚慰。

为了进一步强化我们与各路守护圣人之间原本虚构的联系，天主教提供了标有各位圣人忌日的月历牌，这样，我们可以定期从现有社交圈子退出来，认真思考一下那些不凡人物的行迹，包括倾囊散尽全部家财、浪迹天下专做善事、粗衣裹身禁绝私欲的至人（如圣方济），还有利用自己对上帝的虔诚信仰、奇迹般地把割下的耳朵装回苦难者头上的神人（如圣库思伯特）。

3

除此之外，天主教还领悟到，在自己家里看到以缩小的三维形式展示的理想朋友，这也会有所裨益。说起来，我们多数人孩提时代最早就是与狗熊等动物玩具建立联系的，我们会跟它们说话，心中还想着它们也在跟自己搭话。这些动物玩具尽管无声无息，但善于向我们传达其安抚情绪、启发心智的个性特点。我们会在悲伤时跟它们说话，当夜深人静扫视卧室看到它们在为我们淡然守夜时，会有一丝宽慰掠过心头。天主教认为没有理由放弃此类联系所包含的互动交流，所以它请我们购买木头、石材、树脂或者塑料的各种圣像，将其放置到房间和过道的架子上或壁龛里。每当家事纷扰之时，我们可以望着塑像扪心自问，面对眼前气急败坏的妻子和歇斯底里的孩子，阿西西的圣方济会建议我们说些什么呢。答案也许一直就在我们头脑中，但只有当我们正儿八经地向圣像认真提问时，该答案才往往会浮上心头或者变得有效起来。

4

一个运行良好的世俗社会也会同样慎重地思考自己的行为楷模，它并非只向我们推出影星和歌星。缺失宗教信仰决不等于不再继续需要勇气、友谊、忠贞、耐心、信任、怀疑等品格的“守护神”。当我们把内心空间留给那些比自己更平衡、更勇敢、更博大之人物的音容笑貌时，不管是林肯还是惠特曼，丘吉尔还是司汤达，沃伦·巴菲特还是保罗·史密斯，我们依然可以从中获益，并且可望通过他们，与自己内心最庄严的可能性重续联系。

5

宗教的道德观表明，过于强烈地反对他人把自己当孩子看待，这终究是不成熟的标志。自由主义者在执迷于自由时却未能看到，我们自小就需要他人的约束和引导，这种需要很大程度上延续了下来，因此，我们实可从家长主义安排中获得诸多启示。将人视为足够成熟，乃至可以放任自流、为所欲为，这本身就缺乏善意，最终恐怕也不会给人自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