Ⅰ

就悲情而言，可能他是哲学家中感情最细腻的。

1788年，阿瑟·叔本华生于但泽。后来他以遗憾的心情看待自己的出生：“我的一生可视为一段无用之插页，是对我长眠于‘无’之极乐境界的干扰。”他进一步阐明：“人的存在是一种错误，可以说今天很坏，一天比一天坏，直到最坏的事出现。”叔本华的父亲亨利希是一名富商，母亲约翰娜比父亲小20岁，是风头很健的交际花，对儿子关心很少，结果他成为历史上最大的悲观主义哲学家：“我还是6岁的时候，一天晚上父母从外面散步回来，发现我深陷于绝望之中。”

1803—1805年，叔本华17岁时父亲去世（看来是自杀的，尸体被发现漂浮在他家仓库旁的小河沟里），留给他一笔遗产，保证他终身不必工作。这并不能带给他安逸。他后来回顾道：“17岁上，我还没有受到多少正规教育，像青年释迦牟尼看到病、苦、老、死一样，痛感人生的苦难。真相是……此岸世界不是爱众生者所造，而是魔鬼的作品，它把众生带到世上就是为看着他们受苦受难而取乐；所有的资料都证实这一点，这也是占主流的观点。”

叔本华被送到伦敦，在温布尔登的伊戈尔寄宿学校学习英语。他的一位朋友罗伦斯·梅耶收到他的信后回信说：“我很难过，你在英国的经历引得你恨整个这个国家。”恨归恨，他对英语的掌握却臻于完美，在谈话中常被当作英国人。

叔本华周游法国，访问了尼姆城，一千八百年前罗马工程师们曾在那里修建输水管，把水引过辉煌的加尔桥，保证市民总是有足够的水沐浴。这一罗马古迹并不能打动叔本华：“这些遗迹使人想起千百万人的遗骸早已化为腐草。”

叔本华的母亲抱怨她的儿子热衷于“思考人间苦难”。

1809—1811年，叔本华进入哥廷根大学，决心成为哲学家：“人生殊可悲，我决定以毕生思考它。”

在一次郊游中，有一位朋友建议去会会女人。叔本华打掉了这个计划，他的理由是“人生苦短，倏忽不定，不值得费这个力气”。

1813年，他到魏玛去看母亲。约翰娜·叔本华与当地最有名的公民约翰·沃尔夫冈·冯·歌德结为好友。歌德常到她家去（以同她的女仆苏菲和叔本华的妹妹阿黛尔聊天为乐事）。叔本华与歌德初次相见后，形容他“安详、平易近人、友好，愿他的名字永世受到赞誉”！歌德写道：“年轻的叔本华看来是一名奇特而有意思的青年。”阿瑟对这位作家的好感始终没有得到回报，哲学家离开魏玛时，歌德送给他两句诗：

Willst du dich des Lebens freuen,

So musst der welt du werth verleihen.

叔本华不为所动，他在笔记本里歌德的诗句旁附了一段尚弗的话：“Il vaut mieux laisser les hommes pour ce qu’ils sont, que les prendre pour ce qu'ils ne sont pas.”

1814—1815年，叔本华移居德累斯顿，写了一篇论文（《论充足理由律的四重根》）。他朋友很少，与人交谈也不期待回应：“有时我同男人或女人谈话就像小女孩同她的玩偶说话一样。她当然知道娃娃听不懂她的话，但是她有意自欺来创造一种交流之乐。”他成为一家意大利小酒馆的常客，那里可以吃到他最爱吃的菜——威尼斯萨拉米香肠、夹菌小肠和帕尔马火腿。

1818年，他写完《作为意志和表象的世界》，自知是一篇杰作。那篇文章里解释他为何缺少朋友：“一个天才是很难合群的，因为除了他的独白之外还有什么对话能如此智慧而有趣呢？”

1818—1819年，叔本华到意大利去庆祝他作品的完成。他欣赏那里的艺术、自然风光和气候，不过身体还是很虚弱：“我们应该经常意识到，没有人能远离这样的境地——恨不得用剑和毒药结束自己生命；谓予不信，只要遇到一次意外、生病、或命运和天气的不测风云，就会很容易转而信服。”他访问了佛罗伦萨、罗马、那不勒斯和威尼斯，在招待会邂逅了不少迷人的女性：“我很喜欢她们——只要她们愿意要我。”受到拒绝促使他得出这样的看法：“只有男性的智慧为性冲动所蒙蔽时才会以佳人来称呼那些矮身材、窄肩膀、宽胯骨、短腿的性别。”

1819年，《作为意志和表象的世界》出版。售出230册。“任何人生的历史都是苦难的历史”；“但愿我能驱除把一代蚂蟥和青蛙视为同类的幻觉，那就太好了”。

1820年，叔本华在柏林谋求到一个在大学教哲学的教职。他开讲座，讲“哲学的整体：即世界与人的思想之精华的理论”。只有5名学生来听。而在旁边一座楼里，可以听到他的对手黑格尔正对着300名听众讲学。叔本华这样评价黑格尔的哲学：“其基本思想是最荒谬的幻想，一个颠倒过来的世界，是哲学的插科打诨……其内容是傻瓜喜爱的最空洞无意义的词语展示；他的表述……是最讨厌的胡言乱语的废话，使人想起疯子的呓语。”他开始不再对学术界抱有幻想：“作为通例，还不曾有人认真对待哲学，讲哲学的人尤其不，正如作为通例，没有人比教皇对基督教义更少信仰。”

1821年，叔本华与一名19岁的歌手卡罗琳·梅东坠入情网。他们的关系断断续续维持了10年，但叔本华无意把这一关系正式化：“结婚意味着尽量做使对方讨厌之事。”但是他向往一夫多妻制：“一夫多妻制的许多好处之一是：做丈夫的不必与妻子的娘家亲戚们关系如此密切，方今就是对这点的恐惧阻止了许多婚姻。与其要一个丈母娘不如要十个！”

1822年，二度访问意大利（米兰、佛罗伦萨、威尼斯）。启程之前，他要他的朋友弗雷德里克·奥桑查一查“书报杂志中提到我的情况”，这一任务没有费奥桑多少时间。

1825年，在学术界失败之后，叔本华想做翻译家。但是他提出把康德译成英文和把《项狄传》译成德文，均遭出版社拒绝。他在一封信中提到“在布尔乔亚社会中占一席之地”的凄惨愿望，却从未实现。“如果这个世界是上帝创造的，那么我不愿做那个上帝；世上的悲苦令我心碎。”幸好他在最阴郁的时刻可以靠对自己估价得到慰藉，“我还要提醒自己多少回……我的精神和思想对日常生活而言……就如把天文望远镜放在歌剧院中，或是用大炮猎兔子？”

1828年，40岁。他安慰自己：“任何有出息的男人过了40岁……难免有一点愤世嫉俗。”

1831年，现在43岁，住在柏林，叔本华再次想到结婚。他瞩意于一名17岁的活泼美丽的姑娘弗罗拉·魏斯。在一次游船的聚会上，他向她献殷勤，对她微笑，递给她一串白葡萄。弗罗拉在日记中写道：“我并不想要这串葡萄，因为老叔本华接触过它，我感到恶心，就悄悄地在身后让它滑到水里了。”叔本华匆匆离开了柏林：“生命本质上没有任何价值，只是靠需要和幻觉保持运动。”

1833年，他在美因河畔法兰克福一套简朴的公寓中定居，那是一座有五万居民的城市。他这样形容这一大陆欧洲的金融中心：“一个小而僵化、内里粗俗、靠浮华的建筑撑起来的城市，是夜郎自大的阿布代农民之乡，我才不爱理睬他们。”

此时与他关系最亲密的是一只接一只的卷毛狗，他感到它们有着人类所缺乏的温柔和谦卑：“一看到任何动物，我就开心。”他对那些卷毛狗关爱备至，以“先生”称呼他们，并对动物福利产生浓厚兴趣：“有高度智慧的狗，人类最忠实的朋友，竟被人拴上锁链！每当我看到这样的狗总是深感同情，并对它的主人无比愤慨。我每想起几年前《泰晤士报》的一则报道就备感欣慰：某勋爵有一只大狗，用锁链拴起。一天他走过院子，心血来潮，走过去拍拍那条狗，不料那狗把他整条胳臂从上到下撕了一个大口子。真是活该！它这样做的意思是说：‘你不是我的主人，而是把我短暂的一生变成地狱的魔鬼！’我希望所有用锁链拴狗的人都遭遇这样的事。”

这位哲学家每天生活规律十分严格。早晨写作3小时，吹长笛（罗西尼的曲子）1小时，然后戴上白领结到玫瑰市场英国馆子吃午餐。他胃口极大，一幅巨大的餐巾塞在领子里。他用餐时拒绝同其他食客打招呼，不过在喝咖啡时间或与人交谈。其中有一个人描述他“牢骚满腹得有点滑稽，说话虽然生硬，实际脾气挺好，并不伤人”。

还有一个人描述他经常吹嘘他牙齿好，说明他比常人优越，或者用他的话来说，比那些“庸碌的两脚动物”优越。

午餐以后，叔本华就钻到他的俱乐部——附近的卡西诺协会——的图书馆去看《泰晤士报》，他认为这是报道世上悲苦之事的最好的报纸。下午他牵狗在美因河畔散步2小时，口中喃喃自语。晚上到歌剧院或戏院，对迟到者的杂音、脚步声、咳嗽声都愤怒不已，并写信给当局要求采取严格措施予以禁止。他虽然熟读并仰慕塞内加，但对这位罗马哲学家对噪音的说法却不予苟同：“我一向认为，一个人能安然容忍的噪音量与他的精神力量成反比……一个习惯于摔门而不是用手关门的人不仅是举止失仪，而且是粗鲁而思想狭隘……只有……当觉悟到任何人都无权以吹口哨、大喊大叫、抡锤子、甩鞭子……等等来打断他人的沉思时，我们才达到了相当的文明程度。”

1840年，他有了一只新的白卷毛狗，以婆罗门教的世界灵魂阿特曼命名。此时他热衷于东方宗教，特别是婆罗门教（每天夜里读几页《奥义书》）。他称婆罗门人为“最高贵、古老的人种”，而且威胁要开除他的女佣玛格丽特·施内普，因为她违背了不许给书房的佛像掸灰尘的命令。

他独处的时间越来越多。他母亲很为他担心：“连续两个月独居一室不见任何人，这对你不好，我的儿子，也让我难过，一个人不能与世隔绝到这样地步。”他经常白天长睡：“如果生活是一种享受，那么人人都会不情愿进入无知觉的睡眠状态，而会欣然再醒过来。但是事实正相反，人人都愿长睡不愿醒。”他把自己与两位他最喜欢的思想家相比，以此来为自己嗜睡辩护：“人的头脑越发达……思想越活跃，需要的睡眠就越多。蒙田说过自己一向睡得很熟，一生中很大部分时间都花在睡眠上；他到老年时还每天在一张榻上睡8至9小时。据说笛卡儿也爱睡觉。”

1843年，叔本华搬进法兰克福一幢新房子，美景街17号，位于市中心美因河附近。他在这条街上度过余生，不过在1859年为了他的狗与房东吵架之后，搬到了16号。

1844年，他的《作为意志和表象的世界》出第二版，并又加写了一卷。他在“前言”中写道：“我不把现已完成的著作献给我的同代人或同胞，而是献给全人类，因为我确信它对人类不会没有价值，尽管对它的承认将姗姗来迟，这是任何形式的善不可避免的命运。”这一版销售量还不到300册。“吾人最大乐事莫过于受到仰慕；但是仰慕者有种种原因不愿表达其仰慕之情。因此，能以不论何种方式衷心自我仰慕者是最快乐的人。”

1850年，阿特曼去世。他买了一只棕色卷毛狗，起名布兹，成为他的爱犬。据说，有一次一列军乐队经过他家门口，他中断了正在进行的谈话，去搬一张凳子放在窗口，好让布兹能凭窗眺望。邻居的孩子们都管那畜生叫“小叔本华”。

1851年，他出版了一部随笔和格言的选集《杂文与笔记》，出乎作者意料的是这本书成为畅销书。

1853年，他享誉全欧洲（他称之为“名誉的喜剧”）。波恩、布雷斯劳和耶拿的大学都请他去讲学。他收到许多崇拜者来信。一位西里西亚的女士给他寄来一首含情脉脉的长诗。一位波希米亚的男士写信告诉他，他每天在他的肖像上放一圈花环。他的反应是：“一个人长期处于微不足道、备受冷落之后，人们终于敲锣打鼓地来了，还把这当回事！”不过他也从中得到一些满足：“如果一个具有伟大思想的人把捉摸不定的舆论当作指北星，他还能实现他的目标，坚持常年创作吗？”那些有哲学头脑的法兰克福人以买卷毛狗来向他表示敬意。

1859年，盛名之下，他受到了女性的关注，他对她们的看法也有所缓和。原来他认为她们“适合做幼儿的保姆和教师，正是因为她们自己幼稚、愚蠢和见识短”，现在的看法是：她们能做到无私和有洞察力。有一位名叫伊丽莎白·奈伊（拿破仑手下一位元帅的后裔）的漂亮女雕塑家是他的崇拜者，10月里来到法兰克福，在他的公寓里住了1个月，为他塑了一座半身像。

“她在我的住处整天工作。我午餐后回到家里，我们一起用咖啡，一起坐在沙发上，我感觉好像结婚了一样。”

1860年，健康日益恶化，看来离终点不远了：“想到不久以后我的身体将为虫豸吃光，我还能忍受；但是想到那些哲学教授们蚕食我的哲学，使我不寒而栗。”9月底，他在美因河畔散步回家，感到喘不过气来，就此溘然长逝，始终坚信“人的存在是一种错误”。

这就是可能给人的心灵提供无与伦比的帮助的哲学家的一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