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馆时光

在张充和的自用印章中，有一个印文为“楚人”，在诗词中她也会自称“平梁人”。这些隐约而出的古典，多多少少也透露出了合肥的历史。

在近代史上，伴随着淮军的兴起，合肥的城里乡下出现了大大小小的隶属于淮军将领及眷属的府邸、宅院、祠堂、公馆，还有学校。他们开始履行“书香门第”“诗书传家”的家训。李蕴章在教育上肯花大钱，他让女儿识修读书，还为女儿请了最好的私塾老师，甚至一度识修还对家教生出了好感。这是新时代到来的先风，还是旧时代到了一定程度之后的再萌芽？

合肥龙门巷，一个在更新的时代消失了的老地名，这是一个曾经显赫的地方，李鸿章家族、张树声家族在此地均有宅院、祠堂。张家宅院名曰张公馆，有热心人曾专门考证寻找，但最终也只查出该巷位于安徽日报社旧址一带。最后一个从张公馆搬出来的张家人张煦和，与张充和颇为亲近，当初识修先收养了充和，后又收养了张煦和的父亲张成龄，严格来说，他们同属识修这一房。

张煦和温文尔雅，是一位知名画家，还曾参政议政多年，对于张公馆与龙门巷的消失，他更多的是无奈和不堪回首。他曾喃喃地说：“我是最后一个搬出来的……”1971年，张宗和致信在美国的四姐充和：“我56年（1956）回去没有到合肥，但是听家乡人说合肥变化最大，老城几乎全变了，现在的路都是新路，什么小书院大书院巷口等地名早已不见了，自然更不要说什么龙门巷了。”

龙门巷张公馆，张充和在这里生活了十七年，这里的每个细节，一草一木，一个仆人，一个故事，一个传说，一只鹅，一声日常的呼唤，都会牢牢地印刻在充和心头。曾经，她觉得这个公馆很大，大到她永远都走不出去，可是一旦走出去，她才发现，自己再也回不去了。只是耳畔常常会想起这样有趣的对话：

 

“你是谁生的？”

“祖母”。

他们总是大笑一阵，我只是莫名其妙的望着他们，心里说：“这有什么好笑？难道你们不是祖母生的，还是从天上落下来的？”我一直不晓得祖母而外还有什么人？

 

那一年充和四岁。

 

在花园里，站在祖母面前，没有祖母的手杖高，祖母采了四朵月月红——花名，戴在我的四条短的发辫上，因为花园里没有镜子，我只得向地上看我的影子，只见牛角似的发辫每个上面添了一朵花的影子，我欢喜得直跳跃起来。我跑到许多深草处寻找野花和奇异的草，祖母向我说：“孩子，丛草处，多毒虫，不要去！快来！你乖，来！我替你比比看到我手杖哪里？”我跑了去，祖母替我比一比，然后叫我拾一块碎碗来，在手杖上刻了一个痕，又向我说：“今年这样高，明年就有这样高，后年就和手杖平了。”我开心极了，一心就想长到祖母的手杖高。

 

树高秋深，书房外的梧桐枝繁叶茂，充和读《孟子见梁惠王》时总喜欢借口方便去捡拾梧桐子，两个小口袋装得满满的，并以成功骗过了先生、祖母为乐事。

充和喜欢自然远远胜过都市，朦胧的孤寂像是生着白绒的狗尾草，令人生出一种隐隐的挠着的痒。充和看见影子里的发辫更活跃了，她也加快了小步子。只是此时，一个慈祥的声音响起来：“孩子，丛草处，多毒虫，不要去！”

小时候的充和黝黑瘦弱，常跟着祖母出入庙宇庵堂，从小就耳濡目染并亲身感受着祖母识修的慈心善行。张家四子宇和回忆，“姐弟十人中，充姐和我分别在姐妹和兄弟中行四。两人都过继给人，后来都又‘归宗’。她给二房亲奶奶当孙女，去了合肥。我给本房徐姨奶奶做孙子，仍在苏州。过继后都受到宠遇。合肥情况不详。只知道她总是不断的换新衣服。原来亲奶奶信佛，乐善好施。见到衣着破烂、单薄的女孩就把充姐衣服送人。寒冬腊月，棉袄裤从身上现扒下来是常事。可怜我们的四姐只好躺在被窝里，等裁缝赶好新衣后才能下床。我的待遇好像并不突出，只是早餐咸鸭蛋吃腻了可以掏去蛋黄，填满肉松罢了。值得一书的倒是小时候唯有我有名片，印有张宇和三个大字、五寸长的大红名帖。当时家中姨奶奶辈分最长，逢年过节亲戚送礼，答谢要孙子的名帖。充姐去合肥后联系很少，三哥定和曾写信给亲奶奶要充姐照片。亲奶奶回说：‘不必寄了。你四姐又黑又瘦，像猴子一样，你看看猴子就行了。’……与充姐再次会面是八岁送姨奶奶灵柩回乡。木船经运河、长江、巢湖到合肥。走了一个月，经过一点也记不清了。送殡时四姐带我坐一顶四抬大轿，怕我坐不住，预备好多陈皮梅，不时塞给我一颗，只有这印象最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