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和平发展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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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衷共济、和合共生虽然是中华民族的历史基因和东方文明的精髓,但在不同国内外环境的约束条件之下,中国的国际行为会有所变化。新中国成立后,中国人民站起来了。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中国人民“完成了中华民族有史以来最为广泛而深刻的社会变革”,“为当代中国一切发展进步奠定了根本政治前提和制度基础,为中国发展富强、中国人民生活富裕奠定了坚实基础”。习近平:《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95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人民日报》2016年7月2日。但也应当看到,“具有60多年历史的新中国建设取得举世瞩目的成就,中国这个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在短短30多年里摆脱贫困并跃升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同上。,说明“文化大革命”等“封闭僵化的老路”也给国家造成过巨大的损失,新中国成立后至少前30年仍未摆脱贫困。1971年6月,下放江西的邓小平想为儿子邓朴方找点事情做,去问他的工人同事有没有需要维修的收音机。一个工人回答说工人的钱根本买不起收音机。邓小平伤心地感慨,社会主义已经搞了20年了,工人家庭仍然连收音机也买不起。参见傅高义《邓小平时代》,冯克利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3年版。

1970年代末,当邓小平重新回到中国政治舞台的中心之后,中国开始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普遍的短缺逐渐缓解,人民获准可以拥有自己的生产资料并积累财富,港台乃至欧美的流行音乐和影视开始风靡……到现在,收入大幅提高的“中国大妈”可以全球采购黄金、地产和智能马桶盖。回首三四十年前,人们恍如隔世。这一切变化都肇始于“邓小平时代”的开启。理解了邓小平及其同事们做了些什么、做对了什么,才能明白当下及未来的中国坚持他们所开启这条和平发展道路的决心。

改革开放之前的时代背景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世界因美苏争霸而陷入两个平行的国际政治经济体系。苏联方面在社会主义阵营成立了经济互助委员会。经互会脱胎于“莫洛托夫计划”,该计划是针对美国的“马歇尔计划”提出的,以当时苏联外长维亚切斯拉夫·莫洛托夫的名字来命名,旨在应对后者对苏联控制东欧的威胁,其内容主要包括了苏联对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的经济援助以及发展东欧国家对苏联的贸易。1949年1月5日至8日,苏联、保加利亚、匈牙利、波兰、罗马尼亚、捷克斯洛伐克六国政府代表在莫斯科通过会议磋商后,宣布成立经济互助委员会。1962年6月,经济互助委员会第16届会议修改章程,规定非欧洲国家也可参加。后来蒙古、古巴、越南等国也加入了经互会。1991年6月28日,在布达佩斯举行的经济互助委员会第46次会议上,经济互助委员会正式宣布解散。从成立到其解散之前,是世界上贸易额仅次于欧共体的区域性经济组织,对经互会各国之间的经济交流起到较大的促进作用。

美欧方面,从战后经济秩序确立到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之前,确立了以美国为核心的霸权稳定结构的国际经济体系。其间,美国是西方世界国际经济治理的核心或霸权国家,美元居于世界货币格局的中心。作为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西方国际体系的主导者,美国根据自身(及其盟友)的利益设立了绝大部分国际机制和规则参见高程《新帝国体系中的制度霸权与治理路径——兼析国际规则“非中性”视角下的美国对华战略》,《教学与研究》2012年第5期;秦亚青《霸权体系与国际冲突:美国在国际武装冲突中的支持行为》,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13页。。不但联合国、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等主要全球治理机构创设时的组织架构、所在地、授权状况等悉由美国所掌控参见Peet, Richard, Unholy Trinity: The IMF, World Bank and Wto. Zed Books, 2003. Wade, Robert Hunter, “US Hegemony and the World Bank: The Fight over People and Ideas”, Review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al Economy, 9(2), 2002, pp.215-243. Woods, N. “The United States and the International Financial Institutions: Power and Influence within the World Bank and the IMF”, Foot, McFarlane and Mastanduno(Eds.), US Hegemony and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s, Oxford, 2003, pp.92-114.,这些组织后来的运作或行为也的确主要反映着美国的利益。例如,经验研究表明,世界银行对各国的贷款就显著受到美国利益的影响Fleck, Robert K., and Christopher Kilby, “World Bank Independence: A Model and Statistical Analysis of US Influence”, Review of Development Economics, 10(2), 2006, pp.224-240.,而IMF对其他国家贷款的条件也因为这些国家与美国(及其盟友)关系的不同而有多寡难易之别Dreher, Axel, and Nathan M. Jensen, “Independent Actor or Agent? An Empirical Analysis of the Impact of U. S. Interests on 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 Conditions”, The Journal of Law and Economics, 50(1), 2007, pp.105-124.。反过来看,没有美国的支持,哪怕各方均有需要,“国际贸易组织”也无法达成一项正式的协议基欧汉:《霸权之后:世界政治经济中的合作与纷争》,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180页。。当然,也应看到,在这一阶段,美国的经济实力在西方世界占据绝对优势,也是西方世界公共产品的主要甚至唯一提供者。为了弥补IMF和世界银行信贷机制为西欧大额贸易赤字融资的不足,美国通过《欧洲复兴计划》对西欧国家投入大量援助,支持其战后重建。朝鲜战争期间,美国向日本投入巨额资金,其规模甚至远远超过那些参与《欧洲复兴计划》的国家所获得的援助资金的规模。

在平行经济体系下,中国起初采取对苏联“一边倒”的政策。1956年至1961年,中国曾经以观察员的身份列席经济互助委员会的例行会议。随着中苏关系的破裂,中国始终未加入经互会。总体来说,中国更多的时间里游离于全球经济体系之外,既不是以美国为首的西方体系的一员,也并非以苏联为首的经互会的成员。

从中国在国际规则或国际组织的参与情况可以看出中国对国际体系从疏离到重新融入的全过程。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到1978年改革开放以前,中国基本上隔绝于主要国际组织与规则体系之外。在这二十九年里中国一共只批准或签署了29项多边条约,主要是《米制公约》《万国邮政联盟法》《改善战地武装部队伤者病者境遇之日内瓦公约》之类“中性”或“工具性”色彩较强的基本国际行为准则。直到改革开放后,中国才开始积极主动加入既有的国际组织体系。从1978年到1999年,中国共批准或签署了197项多边条约,平均每年8.6项。2000年以后,中国加入多边进程的速度还有所提升。从2000年到2013年,中国共批准或签署140项多边条约,平均每年10项。相关数据系根据中国外交部网站历年中国参加的多边条约一览表整理计算而得。见http://www.fmprc.gov.cn/mfa_chn/ziliao_611306/tytj_611312/tyfg_611314/default.shtml。这一切的发生都是以改革开放为出发点。邓小平领导的改革开放,让中国重新回到全球化的世界之中,这是中国经济奇迹发生的重要前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