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之不易的道路选择

如前所述，中国已经在许多方面展示了复兴的业绩。但对其他国家来说，中国的复兴将给世界带来些什么，更是值得关注的关键问题。近年一些研究反映了对中国复兴的忧虑情绪，仅撷取其名即可见一斑。例如，《中国震撼世界：巨人的崛起与困难重重的未来——兼论对美国的挑战》《天日无光：生活在中国经济支配的阴影之下》《当中国统治世界：西方世界的终结与全球新秩序的诞生》《中国要买下世界吗？》《中国集经济与军事超级大国于一身：一种危险的组合？》等。

中国的快速发展是在经历了长期而曲折的摸索、徘徊甚至挫折之后，才通过中国共产党领导下、邓小平开启的改革开放来实现的。只要稍微花一点时间了解中国最终走上改革开放的背景与历程，就能明白中国高速增长背后隐含的世界观的转变，能够理解中国经济奇迹对和平稳定的国内外环境及现有国际经济相互依存关系的依赖，也就能够感受到中国对来之不易的和平发展道路的加倍珍惜之情。了解了这些，就不会像前文列举的那些著作那样，过度担忧崛起中或崛起后的中国会主动加剧与世界的冲突。

不必讳言，中国是被西方的坚船利炮裹挟着，异常狼狈地进入近代世界的。尽管早在17世纪欧洲水手就开始把吸食毒品鸦片（制造海洛因的主要原料之一）的恶习传入中国，但鸦片在中国泛滥成灾主要还是因为英国这个19世纪最大的武装贩毒集团的不懈努力所致。英国对中国出产的茶叶需求量很大，但它在欧洲又拿不出中国人会大量消耗的制成品，双方贸易失衡一度十分严重。英国东印度公司每年从中国进口货物约700万元，但出口到中国货物的价值只有进口的一半。鸦片逐渐成为弥补逆差（并在后来获得巨额顺差）的主要对华输出品。这家被称为“可敬的东印度公司”（the Honourable East India Company）的巨无霸，其政治职责是“为皇室代行皇室之主权”。1773年，它在印度建立了向中国贩售毒品的垄断组织。1822年至1830年期间，它通过向中国的腐败官员行贿等手段，大肆输出毒品，每年贸易额高达18760箱。到1836年，输入中国的鸦片贸易额达到1800万元，鸦片也由此成为19世纪全世界最贵重的单项商品贸易。这使中国对英国的贸易差额，由19世纪头十年的盈余2600万元，转变为1828至1836年的逆差3800万元。

中国方面采取了销禁鸦片的严厉行动，没收英国商人手中的毒品。英国驻华商务负责人要求商人将毒品交付给他，由他转交中方，而英国政府则对商人的损失负责赔偿。这让贩毒责任明确地由英国的私人部门转移到了政府部门。受此激励，英国商人缴纳了比存货更多的毒品，计20283箱鸦片，折价900万元。英国国内政府及议会的一些人开始鼓动对华开战。尽管一些有良知的议员指出了走私毒品的非正义性，但当权者成功地把议题由“是否支持贩毒”转向了“是否支持自由贸易”，反战的决议案以五票之差被否决。已经进入工业文明的英国对仍处于农耕时代的中国动武，就像孔武有力的成年人对桀骜不驯的幼儿园学生饱以老拳，后者全无招架之功，在不少地方简直是一边倒的屠杀。场景之惨烈，甚至令屠杀者本人都感到恐怖和恶心。

更不幸的是，鸦片战争验证了中国没有保护自己的力量，而结束这次战争的《南京条约》则证实了中国政府的“富庶”与“慷慨”。条约规定，除满足向英国割让香港、开放通商口岸等条件之外，中国还需赔偿2100万元。前文已经述及，19世纪前期中国以丝绸、茶叶等消费品的价值为基础的GDP要远高于包括英国在内的所有工业国。现在这些国家发现凭借较少的钢铁弹药对应的GDP的实力，就可以在中国我行我素、予取予夺，已被英国点燃的欲望之火岂能轻易熄灭。英国、美国、法国、俄国等多次通过战争、武力讹诈等手段，以“条约”等看似文明的方式，从中国攫取领土、财物和特权。中国的近邻、历史上长期受惠于中国文明的日本，在被西方打开国门之后迅速“脱亚入欧”，开始反噬曾经的恩主。1894年中日甲午战争爆发，中国战败，赔偿日本军费白银两亿三千万两。1900年，日本随欧美七国组建八国联军攻陷北京，烧杀抢掠之外，还逼迫中国签署《辛丑条约》，赔偿白银本息共9.8亿两。日本从中国获得赔款总数，相当于当时其年财政收入的八倍，这大大加速了日本的现代化进程。而中国则错过了通过“洋务运动”加入世界现代化进程的机会。

1912年，据说应该对近代中国积贫积弱负总责的清政府轰然倒塌，但中国的命运并未因此得到根本的改观。新成立的中华民国政府无力控制割据各地的军阀，后者在某个或若干外国的支持下开展军事统治。这种分裂状态让中国的国际地位岌岌可危。尽管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幸运地站在了胜利者一方，中国却无法从战败国手中收回本属于自己的权利。德国在中国山东半岛的这些特权，被英法试图秘密转让以取悦另一个战胜国日本。这一消息在中国国内引起巨大反响。1919年5月4日，北京的大约3000名学生在天安门广场附近游行，要求罢免亲日派官员并焚烧了其中一位交通部部长的住宅。政府的镇压导致流血事件，这激起了全国更广泛的声援和游行。最终政府罢免了三名亲日派部长并拒绝与德国签署最终和约。这次群众运动被称为“五四运动”。其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开来。两年后中国共产党成立。

孙中山领导的中国国民党与后来成立的中国共产党自1924年开始合作，准备通过北伐实现对全国的控制。如果孙中山能一直领导北伐直至胜利，中国的道路可能会大为不同。这位众望所归的革命领袖于1925年3月在北上与军阀谈判途中病逝。经过一番党内斗争，蒋介石获得了国民党的领导权。在中国共产党的帮助下，国民党取得了集中全国工商业的上海及长江下游地区。但蒋介石随即在1927年联合上海的黑社会帮派清党，即逮捕和杀害共产党员。在此期间，超过90%的共产党员遇害，共产党活动不得不转入地下。国民政府把首都由北京迁到南京，并在形式上统一了中国——主要军阀站到了南京政府的旗下，但还保持着相当程度的独立性。哪怕只是形式上的统一，带来的稳定都给中国经济发展创造了机遇。正如李侃如博士（Kenneth Lieberthal）观察到的，“任何一个中国政府只要能够略微维持秩序……就可以从显著的经济增长中获益”。尽管全世界主要国家在1930年代都遭遇了大萧条，中国却取得了可观的业绩，到1936年工、农、商业产值都达到历史最高水平，直至1950年代共产党执政的第一个十年才再次达到这一水平。

打断中国发展进程的国家又是日本。早在1931年日本就侵占了中国东北并在华北、上海等地挑起事端，1935年日本侵占了华北。正像英法对德国法西斯一开始采取的绥靖政策一样，国民党起初也对日本采取了妥协退让的方针。蒋介石提出了“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即先平定共产党和国民党内的反对派武装，再抵御日本侵略，这在事实上纵容了日本的野心。1937年7月7日，日军在北平附近挑起卢沟桥事变，中日战争全面爆发。国民党与共产党再次合作，联袂抗日。直到1945年8月15日，日本才无条件投降。从1937年抗战全面爆发到1945年战争结束，中国共有2100余万人被打死打伤，1000余万人被残害致死，有930余座城市被占领，直接经济损失达620亿美元，间接经济损失超过5000亿美元。中国再次被日本阻挡在现代化进程之外。

抗日战争胜利之后，外患消除，内患又起。国民党拒绝与共产党及其他民主党派共同治理中国，派兵向共产党军队发动攻击。经过三年战争，中国共产党在中国大陆取得了胜利。国民党残余势力逃往中国台湾。

发展经济的任务因为战争一再被延误，直到中国共产党成立新中国，局势才安定下来。新中国成立后，虽然也面临社会改革和抗美援朝的任务，但国内遭到严重破坏的经济开始恢复。到1952年，全国工农业生产达到历史最高水平。经过社会主义工业化、社会主义改造及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建设，到1956年基本建立了社会主义制度。从新中国成立到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短短几年中接踵而至的胜利让毛泽东为代表的共产党领导层开始对经济社会建设工作的前景作出过度乐观的评价，发动了“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这些运动违背了经济社会发展的规律，让中国的经济建设遭遇重大挫折。不仅如此，毛泽东出于对国内外形势的误判，进一步发动了“文化大革命”的浩劫，使党、国家和人民遭到新中国成立以来最严重的挫折和损失，让中国偏离了正确的发展方向，同世界经济和科学技术发展的时代潮流相脱节，拉大了与其他一些国家在经济社会发展方面的差距。直到1970年代末邓小平复出后拨乱反正，中国才重新走上正确的发展方向。

综观近代以来中国的遭遇，可以得到以下结论。第一，近代以来，外部势力的侵害与剥夺给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带来的损害十分严重，中国对此必须保持持久的警惕。第二，经济上的不对称依赖是造成纷争的重要诱因。如果英国与中国的贸易起初就实现了大规模和对称性的相互依赖，破坏中国市场的稳定同时意味着对英国商人利益的损害，那么对中国开展侵略战争的可能性或将下降。第三，内部失序是造成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停滞和倒退的直接原因。外部侵害如果不能深入中国社会之内并严重破坏秩序，中国仍有望实现一定程度的发展。第四，近代以来相当长时间，中国错过了与世界各国并肩前行的机会，因此会特别珍视结束内外动荡之后的发展机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