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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浪，是爱美、爱打扮的意思。“苞米面肚子，料子裤子”，曾是大连人爱美、爱打扮的真实写照。
浪，是最经典、最具魅力的大连话之一。浪，大连人说这个字，通常要缀上一个“摆”，叫作“浪摆”，就是显摆张扬的意思。与“浪摆”近义的大连话是“得瑟”，年轻人如果打扮得很浪走出家门，身后总会传来家长一句阴森警告：“你出去浪摆什么！”或者是“你出去得瑟什么！”
浪，是大连话中最有韵味的一个。由韵味联想到中国茶，每种茶都有独家的韵味，茶之韵只可意会，不可言传。同样，方言虽系火热民间而难登大雅的俚言俗语，却也各有韵味。
“浪”到底具有怎样的韵味？浪，有褒义的色彩。那首东北民歌唱道“大姑娘美来那个大姑娘浪，大姑娘走进了青纱帐”，此处的“浪”是形容女子自由不羁，美丽浪漫，风情万种。大姑娘钻进了青纱帐干吗？这就有了贬义的“浪”——浪荡不羁，谑浪笑骂。浪弟子，是指行为放荡、不知检束的年轻人；浪事，是指令人厌恶的风流事；浪荡鬼，是对放荡不检之徒的鄙称。
浪，是一个亦正亦邪的词。在过去年代，家里有年轻人谈婚论嫁，小伙子们都喜欢爱浪的、会浪的姑娘，但家长们对爱浪的姑娘抱有某种警惕和偏见。有一句西班牙谚语说得好：“莫在舞场挑新娘，要挑请到工作房。”爱浪之人难以认真操持家务，到处娱乐应酬交际的人难以体贴配偶。难怪在那个年代的相亲中，不少大连姑娘因为“爱浪”而被男方家长粗暴毙掉。
对于大连人的爱浪，宁可“苞米面肚子”，也要一条“料子裤子”，大连作家素素曾有过一番深刻剖析：城市的统治者不是本土的中国人，而是来做强盗的俄国人和日本人。那些目光寒冷的绅士，傲气十足的女人，无论如何得有人给他们拉洋车啊。而那些拉洋车的苦力，自然就记住了俄国女人领口很低的“布拉吉”，俄国男人束腰很高的毛呢大氅，更知道日本男人喜欢穿白色的 “挽霞子”。苦力们埋头拉着洋车的时候，谁也不敢有什么奢望，当他们有朝一日做了城市里的工人阶级，这些关于穿的记忆便与他们所受的屈辱混杂在一起，潮水般地涌将上来。所以，翻身做主之后，他们最急于做的一件事，就是要改变自己的穿。树活一层皮，人活一张脸。生而为人，无论如何要穿一身体面的衣裳，也好在大街上挺胸抬头地走路。
20世纪60年代初期，文学大师沈从文曾经两次来过大连，两次都住在秀月街连捷巷的一家疗养院中。他在致妻子和儿子的四封信中描述了难忘的“大连印象”，他觉得大连的建筑非常美，老百姓住得“太好了”。大连人“好浪”也给沈从文留下了深刻印象，“街上各处都有穿旗袍和裙子的年青女人，大致多是商店和医院等等下班人。女人旗袍之多，为任何都市所少见，极少见穿短干部服的，有的即是部队中人。”还有一段是这样写的，“合作社卖吃食的人照例还穿上白衣。至于大百货公司中守柜台的女子，则很多应说是打扮得‘娇滴滴’了，即上海也少有……”瞧瞧，沈从文用的是“娇滴滴”一词，看来大连人并没有“浪”得虚名啊！
由大连人爱浪，我联想到了西方的贵族、泰坦尼克号的船长、张爱玲笔下的电梯工。大连人爱浪看似与上述风马牛不相及，却又有着某种只能意会的神似与共鸣，那就是一种精神上的贵气与讲究。英国二战时期有一张照片广为流传，当时的英国国王爱德华到伦敦的贫民窟视察，他站在一个破烂的房子门前，对里面一位贫苦的老太太说：“请问我可以进来吗？”真正的贵族是发自内心尊重别人的。
在电影《泰坦尼克号》中，船即将沉没的时候，船长走进了船长室，选择和船共存亡。西方航海业有个不成文的规定，当一艘船遭遇危险即将沉没时，船长肯定是最后一个离开的，有的船长干脆选择和船一起沉没。这就是从贵族精神延续下来的一种承担精神。
张爱玲笔下旧上海公寓里的电梯工，每天都要将自己打扮得衣冠楚楚，领带打得整齐周正才肯出来给顾客开电梯。大连人也一样，在那个贫困年代，衣橱里的“料子裤子”只有一件或两件，平时是舍不得穿的，只有出席隆重场合才会拿出来。在过去，很多年事已高的大连老人，每次听到家里要来客人，就要求家人拿出一套新衣服给她换上。
大连人的浪是一种讲究，是外表上的一种讲究，更是一种精神上的讲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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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殖民统治时期，日本人的着装对大连人也是一种影响。据中国史书《魏志倭人传》记载：3世纪前后，日本男人用从肩膀下垂的长布包裹自己，而妇女则用一整块布遮住自己，中间留个洞口露出脖子。这种穿着在世界其他地方也曾存在，习惯上称为“贯头衣”。就是这样简陋的、只分男物与女物、没有量体剪裁的“贯头衣”，被日本女人不论在家还是出门，都穿得一本正经、严丝合缝。当年的大连人大多来自山东、河北，齐鲁燕赵人的性格就是刚强、死要面子，这是“料子裤子”所蕴藏的心理密码。
今天，东京是亚洲的时尚中心，大连年轻一代在时尚潮流中哈日风气较重。日本年轻人信手拈来的、缤纷绚丽的混搭术令我们羡慕不已。日本女人讲究化妆，只要是女人，哪怕80岁了，也要化妆。在阪神百货店的洗手间里，你也许会看到一位60多岁的保洁员，穿水蓝色T恤、乳白色裤子和鞋，浑身上下一尘不染。她盘着头发，脸上打着精致的粉底，涂大红色口红和腮红，那份贵气和精致简直令人肃然起敬。
料子裤子，既厚实显富贵，又充满某种权威性和文明感。那时的大连女人若没有一条料子裤子，就像今天女人们到了一定年纪却没有一件裘皮衣一样，是万般失落伤感的，是觉得万分亏欠自己的。于是女人们互相鼓励“对自己下手要狠一些”。今天，你可以看到不少大连女人穿裘皮挤公交，这与“苞米面肚子，料子裤子”有异曲同工之妙。
大连人对服装的热爱与追求，促使了一个节日的诞生。服装节是大连第一个城市节日，这个节日的诞生一定与这座城市的某种特殊禀赋有关。20世纪80年代初、中期，大连服装工业如雨后春笋般冒出，并快速生长，私家裁缝店门庭冷落，大连人喜欢买服装企业生产的成衣。李桂莲女士（今大连大杨企业集团董事局主席兼总裁）就是在那时候开始带领一群农村妇女创办服装厂进行创业的。据素素回忆：当年有一个专门为碧海牌大衣做广告的男模特儿，不管走到哪里都能看到他笔挺而有力地站在那里。碧海牌大衣广告发布的密度之大，简直可与20世纪30年代上海月历牌上的香烟广告相媲美。广告果真产生了巨大的轰动效应，整个城市的男男女女老老少少，每人至少拥有一件碧海牌大衣。1980至1990年代，是大连服装工业的辉煌岁月。除了碧海牌大衣，还有亚瑟王衬衫、玉兔牌童装，简直让进京拿奖的大连人腿都跑酸了。
大连在全国服装展销会上成为获奖数最多、销售额连续6年夺冠的城市。自1988年起，城市管理者将原来不定期的服装博览会，改为每年举办一次的国际服装节。经过24载倾城倾情地培植，大连服装节已经成为大连经济贸易、城市气质和文化特色最有嚼头的话题之一。
中原文化对大连人“苞米面肚子，料子裤子”冠以浅薄虚荣的非议，大连服装节的诞生及其后来的腾飞式发展，为大连人爱浪而遗下的口舌进行了有效匡正。我们大连人爱美爱浪，我们爱出了名堂，爱出了结果，爱出了世界满堂彩。“生活服装舞台化，舞台服装生活化”是大连服装文化的内涵。其贯通中西所独创的立体剪裁法，融日本的做工精细、欧美的挺括潇洒、中国的典雅神韵为一体，使大连服装艺术风骚独领，跻身世界服装新潮之列。
由浪，由大连人爱浪，可以管窥大连独特的人文景观。大连集北国雄伟与南国秀丽于一身，这座城市时常令人意乱情迷，她没有定式，雌雄莫辨。在自然风光上，既有青山秀水，又有瀚海礁林；在城市外貌上，既有工业、港口城市的大气磅礴，又有海洋城市特有的小资俊逸情调。大连城给世人带来了惊鸿一瞥的心悸，她的城市外貌很像美国的旧金山，但从其地理区位、港口地位和地貌特征来看，又疑似香港。尤其是大连人，既有高挑强健的北方风骨，又有秀丽雅致的南国韵味，这是其他北方人所不具备的气质，是东北文化、齐鲁文化和海洋文化在大连人身上并蒂盛开的风景。
改革开放之后，大连人关于“浪”也有很多独家记忆。比如做头，当年大连满城“高庄头”, “高庄头”的硬刘海儿据说高达六七厘米，这使得原本就挺拔的大连女人更显得气场强大。在副食品商店工作的女性，为了梳“高庄头”没少遭罪。她们工作要求戴白帽子，为了给“高庄头”腾出空间不破坏造型，她们一天到晚没遍数地将帽子使劲往上拽。“高庄头”是怎样做出来的呢？将头放进“烤头机”里烤上半个小时，烤得头皮滚烫发痒，这份“煎熬”也只有一心想浪的大连女人所能承受。“高庄头”主要靠发胶定型，不能沾水，女人们为此坚持一个星期不洗头，即使早晨洗脸也是万分小心，生怕将挺立的“高庄头”弄“趴趴”了。在那个月薪只有38元左右的年代，花十几元钱做个头，也是很烧包很奢侈的。
那个年代满大街都是“高庄头”，其实“高庄头”最适合圆脸型，一个长脸姑娘也想浪个“高庄头”，理发师傅很厚道地告诉她并不适合，但姑娘铁了心要做。结果做好“高庄头”，姑娘睁眼一瞧镜子就哇哇大哭，大姑娘美啊大姑娘浪，大姑娘的脸啊长白山……
大连人有“不做头不过年”的讲究。每逢过年，红星、群众理发社等国营大理发店就格外忙碌。早上提前半个小时开门，晚上加班到八九点，即使这样理发社里还是人山人海。尤其是大年三十的早晨，理发社还没开门，门口就排起了长长的队伍，理发社的工作人员不得不出去发票排号。本来除夕那天是半天班，但中午根本关不了门，很多人从甘井子、寺沟儿等地来到长春路做头。据说某年大年三十，外面排队的顾客眼看理发社到点下班了，情急之下，大家一起往里拱，将玻璃门都挤碎了，踩着玻璃渣子往里涌……
后来，又有“秀芝头”、“大波浪”、“幸子头”、“小鹿纯子头”、“爆炸头”等各领风骚，风靡全城而又无声消失……
今天的大连人依然爱浪。大连时代广场云集近30个国际奢侈品牌，让大连人浪得更奢华，更上国际档次。浪漫孪生时尚，时尚既是流行的符号模式，也是文化内涵的表现形式；文化蕴于时尚之中，时尚体现文化的意蕴。浪，是一个人的时尚能力；浪，是一座城市的文艺情调。如果没有浪的底子，怎会有今天“浪漫之都，时尚大连”的美誉呢？
浪，是一个人的时尚能力，是一座城市的文艺情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