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章 老共产党员茅盾

2004年，中国现代文学馆举办《崔璇文集》出版座谈会，出席会议的有魏巍、陈明、曾克等文学前辈，还有延安文艺研究会的学者、专家、教授等。会上评析崔璇作品时，不少人提到茅盾先生对崔璇小说的精辟评论，此评论前茅盾先生有“文前说明”：《鸭绿江》编辑赵育秀同志在一年前寄两本书给我，要我读后提点意见。我只读了一两篇，别的事情就来了，一搁就是一年，没有时间再读；可是读过的两篇中，其中一篇，至今我还记得它的轮廓……为了借它来说明问题，我又找出来一读……

会上，有的发言者不知茅盾所提赵育秀何许人，如何能在40多年前向茅盾推荐崔璇作品，此人是否比现已83岁高龄的崔璇还年长……

我悄悄站起来报告：赵育秀就是本人，现笔名赵郁秀。

半个世纪前，崔璇任辽东省文联主席，我是她属下一个不满20岁的小编辑，1953年，崔璇将我推荐进京考入文研所。1955年毕业后我到辽宁省作协工作。1962年，我任《鸭绿江》杂志编辑时给茅盾寄去崔璇的短篇小说集《迎接朝霞》。

那是难忘的1962年，在党中央召开的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即“七千人大会”）上，毛主席强调发扬民主，提出“三不主义”（即不抓辫子、不戴帽子、不打棍子）。毛主席说：“让人讲话，天不会塌下来；不让人讲话呢？那就难免有一天要垮台。”经过反右派、“大跃进”的紧张年代后，这时政治空气活跃起来，文艺界也由阴转晴了。8月，中国作协在大连召开了农村题材短篇小说创作座谈会。会议由中国作协党组书记、副主席邵荃麟主持，作协党组成员、《文艺报》副主编侯金镜协助。周立波、赵树理、康濯、胡采、陈笑雨（笔名马铁丁）、马加、李束为、李准、刘澍德等20余位全国著名小说家、理论家出席了会议。辽宁作协派我列席。列席会议的还有《文艺报》编辑组组长唐达成（粉碎“四人帮”后曾任中国作协党组书记）和《人民文学》小说组组长涂光群。文化部第一任部长沈雁冰（即茅盾）携夫人及儿孙在大连度假，据说他率团参加莫斯科的裁军大会回来，一路劳顿，身体不适，医嘱休息，但他自始至终出席会议。

此时我供职的文艺红旗杂志社，正要改刊名为《鸭绿江》，单位派我去大连听会，同时请各名家为新刊《鸭绿江》赐稿。当然最重要的是请文学泰斗茅盾赐稿，他难得来辽宁，不能放过这最好时机。那时中国作协以及我们辽宁作协对领导都不称官职，比如不喊“邵主席”，而称“荃麟同志”，对赵树理都喊“老赵”，对茅盾称“茅公”。20世纪50年代我在文研所学习时听过茅公讲课，也知道他对我们的学习非常关心，改学制三年、去南方旅行、系统读书、多开眼界等建议都是他提出的，开办文研所的经费也是他从文化部经费批拨的。同学及老师们十分感谢他，崇敬他。

大连会议开头几天，每当茅公走进会场，大家便肃静下来，正说笑的人立马停止说笑，我坐在最边角之处更是一声不吭。茅公听大家发言极认真，常亲切发问、插话，有时拍着他随身携带、得空便读的一部好像是林则徐日记的书，说林则徐是爱国志士、英雄人物，但他还有封建主义、唯心主义的一面，人无完人，均具个性；又讲唐王李世民怎样善用人才，魏徵怎样刚直不阿，隋炀帝怎样刚愎自用，他们都是帝王将相，都各有特征。文学就是要从生活出发塑造各种有血有肉、有鲜明特征的典型人物，不要回避现实。农民是小生产者，不能硬割他们的尾巴。英雄人物要写，中间人物也要写，他们是有特征、有缺点的可爱的人，如李双双、喜旺、老坚决等。有一次，他还有声有色地讲述他去苏联在街上怎样被小偷掏了包，说明社会主义社会不是尽善尽美，作品就要真实反映。他剖析了很多优秀短篇小说，如茹志鹃的《百合花》、马烽的《三年早知道》等，对心理分析、细节描写都谈得十分细微、深刻。他对当时的作品读得极其认真，对后起之秀更是热情关切。有人告诉我，茅公现在心情好，畅所欲言。会上，有时李准、陈笑雨等活跃人物还贸然插话，谈笑风生，气氛十分融洽。

当时出席会议的只有一位女作家，是荃麟同志的夫人葛琴，她曾写过一个电影剧本，是取材于大连的中国第一位女火车司机田桂英的事迹，大连文联和铁路局先后请她去座谈讲学，都是由我带路作陪。她是位极淳朴、和善的老大姐，在大连宾馆吃饭时她总是拉我与荃麟同志坐一桌。我和大家一样，都不愿意坐主桌，倒不是怕荃麟同志。都知道他是大革命时期的老地下党员、大理论家、翻译家，我读过他翻译的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被侮辱与被损害的》，很崇拜他。他体重不足百斤，饭量极少，年轻体壮者不好意思在他面前大吃大谈，只有侯金镜固定陪坐。侯金镜戴着深度近视镜，斯文凝重，一口北京腔，且能完全听懂荃麟同志的娓娓吴语。侯金镜的夫人胡海珠是江苏人，是我在文研所学习时的同学。我去过他家，那时他在华北军区政治部文化部做领导工作，他也指令我陪葛琴。此外，年长些的周立波、胡采及东北籍的云南省作家刘澍德也被指定与荃麟同志同桌。周立波在北满土改时写出的《暴风骤雨》获了斯大林文学奖，到鞍钢后又写了《铁水奔流》，他不断向我询问现在的鞍钢和长住鞍山的作家草明、于敏的近况。胡采是左联老人。刘澍德从东北流亡关内几十年，这次回乡倍感亲切。我们都被固定在八人一桌的主桌就餐了。茅公和家人在另一个小餐厅就餐，但他路过我们餐厅时常过来同荃麟同志用江浙话闲聊。

那时我不满4岁的女儿星星正随爸爸在大连，也住在大连宾馆，她时常跑到我这边来。有一天，茅公在走廊上看见我领着她，便上前逗引她玩。熟了之后，茅公有时给她带来糖果，有时把他的孙女、孙儿领来让他们一同游戏。看星星光头穿裙子，茅公故意问：“小囡的头发哪里去了？小囡啥人？小囡爸爸做啥子事情？”看上去很严肃的大文豪这样平易近人，我不再拘谨了，考虑如何进入我的“主题”。正巧，辽宁省委文化工作部部长、音乐家安波陪同周扬同志到达大连。一天下午，我们共同去夏家河子海滨游泳，安波同志叮嘱我多多关照茅公夫人孔德沚大姐。

我早在文学史料上知晓，当年在沙滩红楼的北京大学预科中文系学习的茅公毕业后进入上海商务印书馆工作，立即被选入编译所，同年长他二三十岁的留学英美的老先生们共事。年近五十、最早在中国翻译英国童话的孙敬修老先生看中他，他们合译了一系列国外科普读物。同时，孙先生又发现这位20多岁的小青年对先秦诸子、两汉经史子集极熟，于是又约他合编了一部《中国寓言》。这可算为中国最早的儿童文学图书，民国元年（1912年）竟三次再版。就是这位学贯中西、博古通今，办公时需以英语同老先生们对话的青年才子，突然被召回故里，要同一位从未谋面、目不识丁的女子完婚。那是他四五岁时由祖父指定的娃娃亲。沈、孔两家门当户对，但孔家的传统礼教极深，女人早缠足、不读书。孔德沚嫁到沈家后，开明的婆母先让她放足，又耐心教她识文断字。安部长小声告诉我，孔大姐于20世纪30年代随茅公在上海参加过共产党，鲁迅逝世时，治丧委员会还选派她专陪宋庆龄，很有工作能力。我理解安部长的意思：孔大姐不是一般家庭妇女，要精心关照。

我扶孔大姐慢慢下海，不一会儿她又走上来，让我带女儿星星游泳，她自己在沙滩上漫步。我带女儿边游泳边不住扭头观望，突然发现她不慎摔倒了。我忙上岸扶她坐到太阳伞下，她闭上了双眼。我看安部长陪茅公游进大海深处，忙把女儿托付给一位解放军小战士，自己向深海游去。我悄声向安部长口头汇报了情况，安部长命我快回岸护理。只听安部长靠近茅公笑说：“茅公，里边水凉，我们往回游吧！”待他们到来时，孔大姐已可以慢慢行动了。茅公笑说：“无来事，无来事。”我的小女儿见我已游回岸，便离开看护她的小战士，张开两只小手边喊着“妈妈”边向这边奔跑。在软软的沙滩上，她跑几步便摔一跤，爬起来又喊又哭。我在孔大姐身旁不便离开，只能摆手制止她别哭。未料，茅公披上浴衣连喊“小囡、小囡”，三步两步迎上去，扶起了趴在沙滩上的小囡，紧牵起她的小手，拍打她身上的细沙。见她还不住地回头，他便牵着她的手沿她跑过来的小脚窝往回走，慢慢拾起她丢弃的贝壳，边拾边用手晃动，指着大海的波涛说着什么。小囡不哭了，一手攥着贝壳，一手被茅公紧紧牵着。安部长望着这一老一小手牵手在金色沙滩上悠悠漫步，微笑着说：“可惜没带相机，这一老一小，一位文学巨匠，一位乖乖小囡，迎着阳光、沙滩、大海，手牵手，是多好的镜头、多好的画面啊！”

这天晚饭时，茅公路过我们的餐厅，荃麟同志又请他坐坐，询问孔大姐的身体情况，茅公连说“蛮好的，无来事！”他们又聊起来，竟从孔大姐体胖喜欢吃霉干菜扣肉说到鲁迅先生也喜欢吃这道菜，又从扣肉说到养猪。茅公说，他小时候在江南老家跟着祖母，最感兴趣的就是喂猪、养蚕。他说祖母身边的佣人提着泔水桶喂猪时，总是捂着鼻子，嫌臭，祖母却从不捂鼻子。那胖胖的小猪一看祖母过来，就紧摇尾巴哼哼叫着，像唱歌似的，蛮好玩的。他有时也帮祖母提泔水桶，喂小猪宝宝。他更感兴趣的是随祖母喂蚕宝宝，白白的蚕宝宝吃着绿绿的桑叶，唰唰地响，蛮有节奏，蛮好听，蛮有趣。

听着茅公对童年生活的简述，我想到在文研所时学习茅盾作品专题，了解到茅盾出身于名门望族，父亲是清末秀才，拥护维新变法，爱好科学，所以他不让长子茅盾进祖父执教的家塾，而让茅盾的母亲教茅盾学新学。茅盾的母亲是大家闺秀，能写会算，知书达理，善管家理财。他的祖母出身于农村大地主家庭，总是喜欢和长工一起养蚕、缫丝，她持家勤俭，严教儿女，总将聪明的长孙茅盾带在身边。

由此，我又想到了茅盾的名篇“农村三部曲”——《春蚕》《秋收》《残冬》，作品中描写的蚕农老通宝和他的孙儿小宝是那样的栩栩如生，老通宝望着桑叶抽芽好似孙儿胖胖小指头般可爱，孙儿小宝仰脸看着绿绒似的桑拳头，边跳边拍手唱：“清明削口，看蚕娘娘拍手。”这三部曲酣畅淋漓地描摹出一幅幅具有鲜明时代气息和江南地域特色的风景画，诗意中蕴含着深刻的哲思，真实地反映出茅盾儿时的切身情感体验和理性认识。

第二天晚饭时，赵树理没来吃饭，说感冒了。宾馆医生诊治后给他开些西药，他不吃。这位长脸、高个的赵树理是地道农民本色，不游泳，不跳舞，满桌海鲜他很少动筷，雪白的馒头、白米饭他不吃，一日三餐离不开黑面馍（宾馆特意为他做全麦面粉馒头）外加老陈醋和油泼辣子。他坚决不吃西药，我陪他去买中药。华灯初上时，我们走了几条街，才在天津街找到一家已关门闭店的中药房，我硬敲开店门，好说歹说买来中药。回到宾馆，老赵服药后，我刚要离开，迎门进来了侯金镜和茅公，他们前来看望老赵。看老赵病情好转，他们便聊起中药的作用，都很内行。我这才知道茅公的外祖父是坐堂名医，祖父、父亲也都精读过医书，懂医术，还能给求医者开药方。茅公笑着说：“他们开的常常是有方无效。”他说他在八九岁时父亲生病卧床，吃了本家药方不见成效，祖母便到城隍庙去求神许愿。他们家乡乌镇，每年阴历七月十五，城隍庙都举行隆重的庙会，众信徒抬着坐有城隍老爷像的大轿出游，轿前轿后还有鼓乐、“地戏”等，助兴的队伍浩浩荡荡。求神许愿者要将自家的小男孩扮成“犯人”，脖子上挂着银锁，跟在“地戏”人群后边行走。八九岁的茅盾也被扮作“犯人”，一路听着震耳的鼓乐，一路观赏街两旁欢乐的人群，绕镇走了十来里路也不觉累，感觉很好玩很热闹，还没有走够。回家后听人说起走在他前面的鼓乐和“地戏”表演得多么精彩，他又有些懊悔了，如果他不当“犯人”，而是趴在自家的楼窗上，看着一年一次的大游行该是多么开心、多么过瘾哪！不过，他是为父亲治病许愿，如果父亲的病真的好起来，他这小“犯人”默默走上几十里、几百里也心甘情愿。谁料一年之后，父亲病故了，才30多岁，当年他不足10岁。父亲临终前由母亲记下了父亲的遗嘱，他深深记住了一句话：“大丈夫要以天下为己任。”他还深记着母亲亲笔写的挽联里的一句话：“誓守遗言，管教双雏。”

这晚，三位文豪关于中医中药的谈话，我没记得多少，但是茅公儿时被安排求神许愿当“犯人”游行及他父亲年纪轻轻便病故之事，深深震撼着我。当时我便感到，坐在我面前的这位共和国部长，虽然未像父亲期望的那样学好理工、科学救国，但也已成为中华民族的文学巨匠、时代号手，又是新中国文化事业的领军人。他少年时代的生活阅历是那样的丰富、不凡，他又那样平易近人，总是和平民百姓紧紧牵手，同呼吸、共命运，难怪他的著作能那样脍炙人口，堪称宏阔史诗。

茅公平时不苟言笑，但是谈起家乡的故事，他是那样的充满情意。江南的风土人情吸引着我、感染着我，使我想到白居易的《忆江南》：“江南好，风景旧曾谙……”什么时候我能到那韵味无穷的江南古镇去走走看看，得以熏陶呢？

有了这两三天的接触，我可以单刀直入向茅公约稿了。虽然我曾寻机向茅公介绍过我们要改刊名的简况，他还是很认真地问：为啥子要改刊？改后打算怎么办？都请谁写了文章？……我说请了老舍、沈从文先生等。他笑着说：“你们蛮有办法哩，蛮好。他们都是大手笔。我没啥子好写，不成文章。”还说：“你们还是请当地作家多写，特别注意多发发青年人的文章哩！”我连连表示一定努力。我又说：“我们杂志社由从北京新来的戈扬同志任编辑部主任，她嘱我一定请您支持我们改刊。”他想想说：“戈扬是能干的女将，办《新观察》杂志蛮有办法的。”还问我她爱人胡考现在在哪里，工作了没有。当时戈扬夫妇都刚摘了右派帽子，胡考还没分配工作。茅公却如此了解他们，关心他们，同他关爱蚕农老通宝一样关爱着受过磨难的人，他的心、他的情总是倾注于弱势群体。之后，他很谦虚地对我说，他手里有些读作品的笔记，不成文章，不知可用否。我喜出望外，要立即随他取稿。他说莫急，要整理。第二天开会前，茅公果真交给我一个鼓鼓的牛皮纸封筒，打开一看，是用毛笔小楷竖写在黄色宣纸上的《读书札记》，四五千字，共评了四个短篇小说，有孙峻青的《交通站的故事》和《鹰》，有管桦的《旷野上》和《葛梅》。前言写道：“五六月间，委有任务，读了1959年至1961年三年间的优秀小说若干篇……《文艺红旗》将改版为《鸭绿江》，嘱写短稿，仓促间不知何以应命，不得已遂将此项笔记拣数则付之……”文稿字迹清新、工整，评点细腻、深刻，画龙点睛，由浅入深，又颇有感情，引人一口气读完。我高兴得连连道谢。当时在场的唐达成同志也为我庆幸。他说：“我们在北京也不容易拿到茅公的手稿呢，这次你是独家，收获大大。”

茅公的《读书札记》于1962年10月改刊的《鸭绿江》第1期头题发表了。发稿后我给茅公一封信，深表戈扬同志及我们全体编辑的谢意，同时希望他能继续赐稿。为表示期望他能评点我省作家作品的意愿，我随信寄去了崔璇的《迎接朝霞》和韶华的《巨人的故事》两本书。他很快回了信，以表谢意，又寄来了《读书札记》之二，评的是马烽和王汶石的短篇小说，四五千字。我们当即决定于1963年第1期头题发表。发表后我又写信致谢、约稿，不久，茅公又寄来了评韶华短篇小说集《巨人的故事》中的《渴及其他》的文章，刊于《鸭绿江》1963年第3期。1964年，上海《萌芽》创刊，于第1期头题发表了茅盾评崔璇小说《迎接朝霞》的文章，即本文前面所提的“文前说明”。

茅公对《迎接朝霞》的评价题为《举一个例子》，共五六千字。我读后高兴又后悔，悔不该同茅公暂停联系，这篇好文章明明该《鸭绿江》发表，岂能外流？我立即提笔给茅公写信。不久，收到了他的亲笔回信，信中说明，《萌芽》主编哈华见《鸭绿江》连发他的文稿，便赴京登门拜访、索稿，他无奈便将已写好的评崔璇小说一稿给了他们（后来哈华写信并曾来沈向我致谢），待他有暇可以再给我们写稿，但目前不行，他正领受一个评《红楼梦》的任务，他想写得短些，但短文也要苦读大量资料和几十部书，身体不佳，实感吃力，致歉，等等。我知道，博览群书的茅公对《红楼梦》熟悉到可以随口背诵，可以挥笔成文，但是他仍认真苦读、严谨治学，真正做到“坚金砺所利，玉琢器乃成”。以后，我看到《文艺报》上刊登了他评《红楼梦》的文章，确实不长，但见解精辟，颇有深度，真乃“字求其训，句索其旨”，“如切如磋，如琢如磨”。我立即想象七十老翁于炎炎夏日伏案笔耕的崇高形象，看到一代文豪严谨治学的态度，以此为楷模，永远激励自己。他的来信我精心保存。不料，1966年革命狂风起，造反派抄家时，我精心保存的茅公及老舍、刘白羽等很多著名作家的来信都遗失了。这是无法弥补的损失。每想及此，痛楚不已。但是，更使我痛楚的是1962年难忘的大连会议召开不久，在北戴河召开的党中央工作会议召开之后，本次大连会议被定成“黑会”，邵荃麟被批为“反党分子”，茅盾“靠边站”，侯金镜等成为“黑线人物”。待浩劫之后，又陆续听到周立波、赵树理、陈笑雨、侯金镜等不少作家的悲惨命运，我怎能不痛楚不已。

弹指一挥，岁月如歌，不觉四十多年过去，茅公离开我们也三十多个年头了。近几年我有暇拜谒了茅盾在北京的故居，也游历了浙江的乌镇，那正是油菜花开、遍地金黄的明媚春季。见这有着一千三百多年历史的水乡古镇，排排明清古建筑，四门八坊，楼台阁廊，水巷交错，亭榭堤桥，真个是“日出江花红胜火，春来江水绿如蓝，能不忆江南？”在这里，我看到了修旧如旧的城隍庙、将军庙，看到了茅盾曾就读的立志学校，看到了“林家铺子”……这里，不仅有古朴、幽雅的茅盾故居、纪念堂，还有我党一大女代表、马克思主义先驱王会悟和老科学家兼革命家孔另境纪念馆。王会悟家同沈家是近邻、远亲，沈家两代人都接受过她的革命思想的影响。

这时，我已悉知，1921年7月，中国共产党诞生后，李达、王会悟夫妇便介绍茅盾加入了共产党，并在他任职的商务印书馆编译所建立了党的秘密联络站。每当收到“沈雁冰先生转鐘英女士台展”的信函，茅盾便冒着风险，机智地将信函送到上海党中央处。有人以为鐘英是沈先生的新婚夫人或情人。那是党组织的代号。上海党中央遭破坏后，他同党组织失去了联系。1940年春，茅盾夫妇从新疆逃脱，辗转到达延安，得毛泽东、张闻天、朱总司令等领导热情接待，请他多次到“鲁艺”讲课，参加抗日宣传活动。这时，茅盾正式申请，要求恢复党组织关系。党中央认真研究，认为他留在党外做抗日救亡、文化统战工作更为有利。茅盾默默承担了这一历史重任。

1981年3月27日，茅盾病逝。当日，他的儿子韦韬便向党中央呈交了父亲的遗书：望逝后追认他为中共党员。3月31日，中共中央决定：恢复沈雁冰同志中国共产党党籍，党龄从1921年算起。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文化部长，不仅是享誉海内外的文坛巨擘，更是伟大的中国共产党堂堂正正的老党员，光明磊落的老布尔什维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