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章 康大姐曾给我关爱

我家钢琴台上摆放着一幅放大的照片，到我家来的小读者、小作者们常有人指着照片问：“在你身旁的这位老人是你母亲吗？”

未等我回答又会有人接茬：“像，特像，富态，慈祥。我们该叫她姥姥、老祖母吧！”

我笑着说：“可以，可以，她是你们，也是全国少年儿童的老祖母！”我这样回答后，往往会主动向少年朋友们做如下介绍：

早在打日本鬼子的时候，在革命圣地延安成立了战时儿童保育会分会，那时这位老祖母正在山西前线打鬼子，延安的同志推选她为分会的理事。战时儿童保育会可以算是中国最早的儿童工作领导机构，总会于1938年春在武汉成立，理事长是宋庆龄，理事有200多位，均为国内外著名人士，如郭沫若、沈钧儒、冯玉祥、毛泽东、周恩来以及斯诺等。新中国成立后，这位老祖母任中国人民保卫儿童全国委员会秘书长、副主席，协助主席宋庆龄，在全国妇联的支持下，全心全意从事少年儿童工作。之后她又被选为全国政协副主席，仍兼任着全国儿童和少年工作协调委员会及宋庆龄基金会的领导职务，直到80余岁高龄辞世。可以说，她为祖国下一代的健康成长全力奉献了半个多世纪，鞠躬尽瘁。她的名字叫康克清。

“康克清？听妈妈说过，她是朱德总司令的夫人。”有小作者马上接话，“听说她能带兵打仗，是双枪老太婆、红军女司令，对吗？”

小作者这样的问话，使我想到自己就是在他们这个年龄的时候听说“康克清”这个名字的。那是解放战争最艰苦的阶段，我就读的一个艺术学校随军转移，在后有敌人追赶、又遇海上风暴的情况下，饥肠辘辘的我们听团首长、老革命讲红军长征的故事，讲到朱德总司令，讲到女红军康克清。后来我们随军进入刚解放的辽南城市，在敌人逃窜时丢下的报纸中看到这样的文字：双枪女共匪康克清。啊，敌人也认可女红军康克清是双枪手。这时，我想象着：康克清，头顶红星，脚蹬草鞋，腰插双枪，跃马横刀，定像花木兰、穆桂英那样威风凛凛，震破敌胆。那时报刊上没有她的照片，我琢磨不出她的真实容貌。

1953年我进入文研所学习，转年春，我的一位毕业于中央戏剧学院的中学同学约我到京郊春游，同行的还有一位四川籍女华侨。我们来到近郊一片桃花初放、绿草茵茵的开阔地上，远远看到在林间草地深处有一对中年妇女在采挖着什么。那位川姐快步走过去，同其中一位已起身相迎的大姐热情握手。我当即认出那是郭沫若的夫人于立群，抗美援朝时她赴朝慰问，路过丹东时我们接待过她。她是著名书法家。另一位是谁？于立群说：“沫若陪朱老总去桃园赏花了，我陪大姐挖点儿野菜。”她挥手介绍，这位是康克清大姐。啊！我仰慕已久的红军女司令，竟这么突然地出现在我面前。我傻呆呆地看着。她比于立群个儿高、年长，体魄健壮，着青蓝色制服，系一条洁白纱巾，齐耳短发，满面红光。她手里捏着几棵绿菜笑着问我们：“你们吃过这种菜吗？晓得叫什么名吗？”

我们没敢回答。

她又说：“这叫荠荠菜，用开水烫烫，拌盐或蘸酱吃，好爽口。我从小就是吃这些野菜长大的哩。现在条件好了，拌肉馅包饺子更是美味呢。”看我们只听不搭话，她又介绍，“这菜能祛毒、解热，养身子呢。你们吃过吗？”

我们一时不知道该怎样回答，望着她那像母亲一样慈祥的面孔，听着她用浓浓的江西口音与我们进行亲密无间的谈话，我怎么也无法将她同想象中的双枪女司令叠映起来，无法将她和我们共和国最高军事统帅的夫人叠映起来。这就是我亲眼见到的康克清。

我在文研所除了阅读文学、历史之类的书籍外，还抽暇收集浏览了妇女儿童类的报刊。那次春游巧遇，我一直感到惊奇和庆幸，从小小边城来到首都，一下就和党中央接近了，真不可思议。想起我刚到北京时转党员组织关系，未想到还要进新华门，那是我们新中国最高领导机关的大门呀。我还远远看了一眼中南海，那是明、清皇帝常住常游的地方，现今党中央、毛主席在那里办公。我怎么这么幸运，太幸运了！我的同屋同学刘真是儿童文学作家，她的处女作《好大娘》一炮打响（之后她出版了《长长的流水》等名作），高举少先队队旗的“红领巾”们常邀请她参加少年儿童活动。有一次，看我正翻阅介绍康克清的有关材料，她说：“这个红军老大姐是娃娃兵，没上过学，现在抓少儿工作，还很重视儿童文学创作呢。”这使我更有兴趣翻阅这些资料了。我慢慢知晓了很多：

康克清出身于江西万安县贫困渔家，她降生在赣江上的一条破渔船里。因为交不起渔税，父亲被抓坐牢，家无口粮，娘无奶水，她出生40天后，母亲便忍痛含泪将她送给一户刚夭折了女婴，产妇还有奶水的人家。按当地风俗，这称为“盼郎媳”，就是借喂养她的善举，盼再生一个男娃，她则为童养媳。但是这个产妇从此再未生儿养女。她被养到六七岁，便成为进屋能烧饭、缝补，出门能放牛、打柴的主要劳力。干得不顺眼时，便是一顿打骂；干得乖巧讨人满意时，略通文化的养父便给她说戏文、讲故事，什么花木兰从军、穆桂英挂帅、武松打虎等，使这个闷声不响只知出苦力的女娃心生智慧，身增骨气。10多岁时，她曾会聚同病相怜的童养媳、盼郎媳们偷偷谋划怎样跑到远处庙上出家当尼姑。她成为这些苦命女娃的领头羊，村里老表送给她一个美名“小媳妇王”。

正在她们唉声叹气寻不到出路时，“春雷一声震天响”，大革命开始了。

1924年夏，有一位在北京大学读书的大学生回乡，说是度暑假，但他从早到晚跑到各村讲演、宣传，说广州的革命军北伐了，苏联十月革命成功了，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统治该推翻了，穷苦人们要翻身了。同时他还组织学生们演文明戏，揭露封建婚姻给妇女们带来的血泪痛苦。不满14岁的康克清借着上山打柴、挖猪草的机会，常去听演讲，看文明戏，瞒着家里人自己做主报名参加了青年赤卫队，第一个站出来剪了辫子，戴上斗笠，扛上梭镖。养母见到她如此打扮，号啕大哭，把她锁在家里，找个婆家，要了彩礼。她警告养母：“你们逼我嫁人，能看我上轿，怕看不见我下轿了。”她已经听说了一个湘妹子为反抗封建婚姻血溅花轿的事。她对养母说理不成，便偷偷撬开天窗从家里逃走，跑到游击队，成了一名女娃娃兵。后来，陈毅带着红军大部队打到万安县，万安的闹红运动如火如荼。她跑到县里要求当红军，招兵人嫌她年纪小，不收。她举起梭镖说：“我年纪小个头高，以后还能往高长，让我当上红军，烧火、做饭、打草鞋、做军衣，什么活儿都能干得顶呱呱。”经过陈毅点头，她这个女娃娃带着六七个比她大些的童养媳、盼郎媳，跟随陈毅部队行军、打仗，上了井冈山。后来，她成为红军总司令部直辖女子义勇队队长。

1933年的一天，周恩来副主席安排队长康克清到赣江边去检查军事工事，她带着两三个人骑马赶到。刚行动不久，赣江对面的“白军”就偷偷摸过来，黑压压的一片，有200多人，而守江的红军才几十人。康克清想到朱德同志常讲的“兵贵神速”，她当机立断，将当地的赤卫队、游击队、少先队组织起来，火速行动，兵分三路围剿来犯之敌。经大半天激烈战斗，“白军”败北，他们俘虏敌军20多人，还缴获大量枪支弹药及粮油等军需物品。这意外的胜利震动了红军各部，也震动了赣江两岸，江西老表送她一光荣称号——“红军女司令”。

当我了解这些历史事件之后，便幻想着还有什么机会能再见到这位既能临阵挂帅又能提篮剜菜的红军大姐。我想，到那时我再不会不敢张口，而是要倾心请教了，因为她是那样传奇，又那样普通。

这年的春夏之交，我就读的文研所组织学员去南方旅行参观。我参加的小分队去的是武汉和江西。我们游览了九江和庐山，却没能去瑞金和井冈山，但也听说了一些红军反“围剿”的故事，特别是朱总司令的原夫人伍若兰壮烈牺牲的英勇事迹。

伍若兰是读过师范的知识分子，湖南人，能文能武，能双手打枪，又写得一手好字。康克清入伍后，常提着墨水小桶跟她上街刷标语，看她大笔一挥写得又快又好，十分羡慕，便暗下决心向这位红军姐姐好好学习。不久，在一次战斗转移中同敌人遭遇，伍若兰双枪轮换射击，敌人连连倒下，她也受了伤，趴在地上仍双手开枪，最后被敌人俘虏。经历严刑拷打，她横眉冷对、大义凛然，凶狠的敌人向她开枪后又将她不屈的头颅割下，装在竹筐里悬挂示众，后又抛进赣江，让其随波漂流恐吓两岸人民。江西老表目不忍睹，冒险踏浪将这不屈的头颅取回，葬于苏维埃红色土地深处。

伍若兰坚贞不屈、英勇就义的事迹在苏区和红军中广为流传，红军女战士纷纷宣誓要为她报仇雪恨。

从江西归来，我同由上海、江苏归来的刘真讲过这个催人泪下的故事。刘真出身于全家老少齐抗日的革命家庭，也是一个娃娃兵，她的《好大娘》就是写一位抗日英雄母亲的故事。她说：“我们就是应该好好写写这些可敬可泣的女英雄。我也曾想，如有条件能在这些于枪林弹雨中打拼出来的女英雄身边工作、生活一段时间，得以熏陶，定是很有意义的。”

几年过去了，经过“文革”风暴，我从辽宁省作协机关被下放到农村劳动，插队落户。也许因为有过这点点的经历和情结，在基层劳动多年后被上调时，我拒绝去已分配的宣传和文化部门，主动要求到妇联工作。我能听到来自北京的全国妇联领导的声音，但从没想过能同仰慕已久的康克清等大姐们谋面，并得到她们的直接教导。粉碎“四人帮”后，辽宁省为坚持真理而遭残害的张志新烈士平反，我拾起搁置多年的秃笔，含泪写了一篇《党的好女儿张志新》，不顾当时的一些限制规定，将张志新被割喉管以制止她为真理而呼喊的事情如实写出。辽宁不予发表，省妇联主席王哲支持我去北京找“娘家”。我来到全国妇联，《中国妇女》杂志副主编杨蕴热情接待了我。她阅过文稿后，眼圈红了，听我如实讲述文章未能发表的情况后，表示要请示研究。我不安地在全国妇联等待着。

在我等待的两日里，听说了“文革”中全国妇联的一些旧事，已被免去副主席职务的康克清曾被“喷气式”批斗过。“文革”后期，她提议《中国妇女》应复刊。此时，正值周总理逝世，她们在复刊后的《中国妇女》杂志上加了周总理遗像的彩页。造反派头头指责她们“违反规定”，令将彩页拆下。负责编刊的侯荻大姐以理抗争，并谎称刊物已下发，无法一一拆页，同时她偷偷报告康大姐连夜下发。造反派头头又称，已请示了副总理吴桂贤，将已下发的刊物收回，拆页后再发。无奈，只好通知收回。未料，收回的大量《中国妇女》杂志均已没有那张彩页了。

我在中国妇女杂志社等候消息改稿时，就睡在这位敢于坚持正义的侯荻大姐的床上。她豪爽热情，说自己家远、房小、孩子多，睡办公室工作更方便。又让我安心住在这儿，说她下班回家也照料照料孩子们。两天后，我正在侯荻大姐床上熟睡，忽听敲门声，杨蕴急匆匆跑来报告：凌晨1时康大姐打来电话，要求张志新一稿全文发表，换下当期头题，快速排印。我长吁一口气，心中默念：康大姐，有胆有识，文武双全，我替含冤九泉的朋友张志新感谢您！

《中国妇女》尚未出刊，中国青年报社的一位领导率青年编辑陈小川前来拜访我，说是在印刷厂看到此稿清样，他们想要立即转载，并要陈小川随我回沈阳，再组织一个专栏。此时我已知中国妇女杂志社欲让我乘飞机回沈。陈小川说飞机票不能报销。我告诉杨蕴：“我不坐飞机了，不能让你们破费。”杨蕴说：“这是主编和康大姐的关爱，因为您是妇联干部。”

我有生第一次乘上飞机，心里由衷感谢热心关爱妇女同志的康克清大姐！

几年后，我由铁岭妇联被调回省城，接办《文学少年》杂志，无分文经费，一切需白手起家。一筹莫展时，我又想到了“找娘家”。康大姐炽热的手臂又向我伸过来了，当我手捧寄自北京的康大姐真情的鼓励信函时，手发热、心在颤。我反复读着信中的谆谆告诫：“儿童文学是社会主义文学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更是儿童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有志办好这项事业，需战胜各种困难，兢兢业业为孩子们服务。”此信近千字，于1986年3月在《光明日报》刊发，不仅给了我们巨大鼓舞，更鼓舞着全国儿童少年工作者，滋润着亿万少年读者的心田。

我的散文、报告文学集《为了明天》将由中国妇女出版社出版，编辑同志建议我请康大姐写个序言。我犹豫不定，不敢再次打搅康大姐。当时，解放军总政治部同全国妇联共同举办庆祝建军60周年“女兵征文”，八一前夕于政协礼堂颁奖，我的一篇征文获奖。当我随着女兵军乐队演奏的欢快乐曲走进会场，一眼便看到敬爱的康克清大姐正坐在英姿飒爽的军乐队的一侧，精神矍铄。庄严的会场中，我只能静静地远望着她。又是幸运和缘分，待我上台领奖时，听康大姐喊出“赵郁秀”三个字，我忙站到她的面前，双手接过她递过的大红证书。只听大姐说声“祝贺”之后，问道：“东北来的吗？”我怔了，忽然想到当年发表《党的好女儿张志新》时，杨蕴同志一定让我在名字前注上我所在的妇联单位，说这是康大姐的嘱告。我立马回答：“我在东北的辽宁做过妇女工作。”她连说：“好得很！好好为妇女儿童服务。”忽然又问：“张志新烈士的孩子们都好吗？”我惊愕了：老人家的记忆力如此惊人！她时时和孩子们心心相印、血脉相通，全身心地挂牵着下一代的成长，特别是苦难儿童的成长。我简单地做了汇报并深深感谢，又紧握住老人家的双手。这一天，中央电视台的晚间新闻节目播放了这一镜头。事后不少熟人都向我打趣说：“祝贺康大姐给您颁奖，干吗握住大姐的手紧紧不放，恋恋不舍呀，不考虑老人家手疼啊！”真是恋恋不舍，有多少心里话要对她讲，紧握双手不愿放。也就在这久握不放、恋恋不舍之后，我有了勇气，请康大姐为我将出版的《为了明天》一书写个序言。康大姐的秘书叶梅娟同志诚挚地告诉我：“康大姐极少为人写序，她发文章很慎重，必须深思熟虑，字斟句酌。你可选几篇文稿来，我给她读读，看她兴趣如何。”我又进入不安的等待时刻。几个月后，一封沉甸甸的黄封筒挂号信出现在我的办公桌上，信封落款：中华全国妇女联合会。“康克清寄”四个字是那样庄重醒目！我急忙打开，正是康大姐为我新书写的序言，并有亲笔签名。我反复诵读，品味老人家的真情话语并牢牢记住她的忠告：“在此改革开放日益深入之际，我祝愿赵郁秀同志更加深入生活、贴近妇女儿童，为妇女儿童多姿多彩的生活写出更有力度、更绚丽的续篇。”

一年一度清明过，一年一度桃花开。这是我于京郊同康克清大姐巧遇的明媚季节，也是康克清向她一生挚爱的少年儿童及全国人民告别的时日（1992年4月22日辞世）。花开花落，半个多世纪过去了。今天，当我有时咀嚼荠荠菜时，当我每月看到已由小本变大本、一期变两期的《文学少年》新刊出版时，当我眼见辽宁“小虎队”青年作家群一次次捧回红彤彤的获奖证书时，我常常欣喜地重温着康大姐一次次的教诲，回头检视着我们的脚印。今天，辽宁儿童文学得以繁荣，被全国同仁瞩目，能同广大小读者小作者紧紧手牵手，不断攀新高，因为我们心中深深铭刻着老人家的叮嘱：“兢兢业业为孩子们服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