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章 苦乐人生(3)
即便是这样，人们对架子花脸的态度很长时间也没有彻底转变。圈内的人只要有嗓子还都是往铜锤花脸方向发展，以至于一段时间出现了“十净九裘”的现象。京剧从艺讲究投师拜师，以往袁先生也收了些徒弟，当有些艺术圈内的熟人向袁先生推荐弟子、要他收徒时往往说：“这孩子嗓子不灵，没有嗓儿，唱铜锤花脸没饭吃，跟你学架子花脸吧……”每逢听到这样的话袁先生心里就极不舒服，暗想：“凭什么我们架子花脸就不能有嗓儿，就不能唱？合着嗓子不灵的就往我这里推……”
“架子花脸铜锤唱”必须保证有条宽亮的好嗓子，只有具备这样条件的徒弟才可能继承袁先生的艺术追求和理想。袁先生那时期一直期盼着能找到一个有条好嗓子的徒弟，这是埋藏在袁先生心底的一个未能公开挑明的秘密。所以当袁先生1982年见到我后，发现我除了形象、功架、做、念和各方面基本功不错外，还有得天独厚的好嗓子，他便如同得到了一个宝贝疙瘩，对我格外宠护。
有人说：“杨赤何幸，得此良师；世海何幸，得此高足。”这种说法的后半部，即说先生有幸收了我，我不一定赞同，但前半部却是实情。如果当初我不是拜袁先生为师，主攻架子花脸，而是拜李长春先生为师，学习裘派唱铜锤花脸，在全国京剧舞台“十净九裘”的背景下也可能成长为不错的铜锤花脸演员，但艺术造诣上很难走到今天这一步，成为如今被人们称赞独当一面的流派领军者。
我的成长还得益于我市一批内行的老师们，尤其是戏剧理论工作者的指导。在实验京剧团期间，大连市文化局、大连市艺术研究所以及学校定期为同学们的艺术发展“会诊”，经常开研讨会，对重点学苗目前的状态、下一步需要向什么方向发展、要补哪方面的功、学哪些戏、请哪些名家指导都一一细致入微地进行探讨研究。马明捷老师根据我的情况，综合各方面的意见，给我定出了“文武兼备，以文为主；袁裘并学，以袁为主”的学习方针。这极具概括性的两句话既为我指明了前进的方向，也暗合了郝、袁二位大师“铜锤花脸架子唱”的艺术主张，是针对我个人特点对“铜锤花脸架子唱”的具体诠释。正是按照这个方向，我历经寒暑一步步走下去，才有了在架子花脸和袁派艺术这片土地上耕耘后的收获，有了今天的成果。
三、管吃管住管说戏
1982年与袁先生同演《九江口》后不久，为了跟袁先生学《黑旋风李逵》，我只身一人来到北京，住进东四一家小旅馆。此时正值中国京剧院进行改革时期，袁先生身兼副院长，工作繁忙，社会活动也多，尽管这样，他还是想方设法抽时间为我上课。
那时候我是个刚毕业不久的穷学生，家境也比较贫寒，在北京这样的大都市各方面花销挺大，为了能省点儿钱，我经常挑街头最便宜的小吃填饱肚皮。那些天，一是伙食跟不上，二是住的地方离先生家很远，学戏压力也大，几天下来人瘦了一圈。
那天我又如约赶到袁先生家。袁先生见我有些憔悴，不安地问：“杨赤，你不舒服？”
我摇摇头。
“是不是净在街上瞎凑合，伙食跟不上？”
“啊，没……没……”
进京学戏既没带礼物也不交学费，还给先生添了不少麻烦，我实在不愿意因为食宿问题再打扰老人家。
“别瞒我啦，你的经济情况我清楚。”袁先生轻轻叹了口气，“从今天起你就住在这儿吃在这儿，我给你说戏也方便。”
就这样，我住进了袁先生家。现在讲起来有件事很可笑，我那时是个小伙子，饭量大，加上在街头凑合了几天，肚皮有点儿亏，有回在袁先生家吃饭时吃到半截竟吃干了锅底，袁先生见我狼吞虎咽的样子笑着逗我说：“杨赤，别急，你师娘在厨房再给你做呢……”
从那时起，我这个原本在北京举目无亲的人在首都又有了个家。
四、心中唯有戏
二十年间，除了我经常进京登门求教外，袁先生还经常来连为我和剧团的演员们说戏。
1989年夏，袁先生已是七旬高龄，为给我团排《西门豹》参加“中国艺术节·大连之夏”演出专程来连。从剧本修改，唱腔、服装的设计到总体排练，他一一过问。因为气候炎热加上操劳过度，排练中途老人家病倒了，上吐下泻发高烧，住进了医院。我十分担心，准备到病房多陪护几天，但袁先生怕影响我排戏、练功，每次都不让我在医院久留。在我到医院探望的有数的几次，他也总是背着医护人员悄悄在病榻前给我说《西门豹》的唱腔，排重点场次的动作……
袁先生心中唯有戏，跟他在一起，不管是吃饭还是遛弯儿，聊的全是戏。在北京有时我们爷儿俩走在街上，或是公园，或是广场，他边给我说边比画。那时我还没出道，影响不大，可是袁先生影响很大，是个“天下谁人不识君”的公众人物，街上的人全都熟悉他。他经常聊着聊着会突然停下来对我说“杨赤，你把这个动作做一下”，或是“你把这段唱一遍”，也不管什么地方、什么场合，就让我按他的要求唱起来、做起来。因为是在公众场合，每逢遇到这种场面我都不好意思，很难为情，但在我心目中袁先生的话就是“圣旨”，我必须做到“理解的要执行，不理解的也要执行”。现在看来，尽管不排除袁先生有收了我这样的徒弟想炫耀的成分，但更多的是因为他的心中只有戏，只有艺术，只有“拳不离手，曲不离口”的习惯，只有想把自己掌握的所有东西尽快地让弟子学到的愿望。
就这样，袁先生先后给我说了《九江口》《黑旋风李逵》《李逵探母》《将相和》《西门豹》《霸王别姬》以及许多架子花脸为配角的折子戏。我成了他最钟爱的弟子，也是从他身上受益最多的袁门弟子。
五、把我揉碎了变成你
梨园中师徒之间的规矩较多，一般说来，老师教的戏都希望学生保持原汁原味，不赞成有所改动，尤其是不喜欢学生按照同为老师级的其他同行的套路来演。京剧界因为学生把老师教的戏演“走样”而师生反目的事时有耳闻，甚至于有人把将老师的戏演“走样”称作“欺师灭祖”。袁先生在这方面却有着宽厚博大的襟怀。
从我拜袁先生为师那天起，袁先生就从不要求我仅师承他一人，而是鼓励我博采众长，既学袁派也学裘派和其他花脸的艺术特长。他常对我说：“你跟我学戏要根据自身的特点，把我揉碎了变成你，而不是把你揉碎了变成我。”为此，袁先生还经常向我介绍各种流派的特点。在袁先生的指导下，我尽管主攻架子花脸，但是既能唱李逵、张定边、曹操、霸王、廉颇，又能唱包拯、徐延昭，形成了较宽的戏路。尤其令我感动的是1990年我进京参加戏剧“梅花奖”推荐演出时袁先生对我的关心和帮助。那次我带的戏是《九江口》，这出戏是袁先生的代表作，从1982年拜师后我就与袁先生同台演出，后来先生不断给我打磨，一个字一个字地抠，一个动作一个动作地示范，砍了旋，旋了磨。可以说，从那时起这台戏是袁先生一句一字给我磨出来的。
进京前根据各方面的意见，剧团对这台戏的剧本、唱腔和表演都做了较大的调整，尤其是根据我的嗓音和武功条件增加了不少唱段和难度较大的舞蹈，这些修改事前并没跟袁先生商量。今天到袁先生眼皮子底下演袁先生的代表剧目却没保持原样，袁先生会不会有想法？他的这一关能通过吗？
演出前几天，我硬着头皮来到袁先生家，支支吾吾地介绍了《九江口》的修改情况。对于这些改动袁先生并不赞同，但他却对我说：“既然已经改了，你就放心大胆地演，千万不要有什么顾虑……”
那些日子袁先生很忙，但仍为我跑前跑后。见到我的服装太旧，便翻出了自己的成套行头给我用；怕我休息不好身体顶不住，演出前两天让我住在他家中，让师娘给我熬鸡汤补充营养；演出那天，袁先生还亲自带着几位好友早早赶到剧场，为我站脚助威。
袁先生的大度、袁先生的鼓励帮助我放下了思想包袱，那天的演出效果非常好。这台既是袁先生亲授，又根据我个人特点有所变化，可以说是把先生的东西“揉碎了变成我”的袁派戏轰动了京城，也征服了所有评委。
摘金夺银的收获季节
在我国的文学艺术界，自新中国成立以来，大型艺术活动或重大艺术赛事成绩如何往往是衡量一个地区、一个剧团、一个演员艺术水准的重要标尺。
一个人从事艺术活动，由学艺开始到成熟，有个从量变到质变、从渐变到突变的过程。经过十几年勤学苦练和不断的舞台艺术实践，又得到众多名师指点，我和我的同学们羽翼渐渐丰满。
1984年，大连艺术学校实验京剧团完成了它的使命，我们班整体并入了大连京剧团。两次前后十二年的坐科使我们这批原本只接触现代戏的年轻人熟悉了传统京剧，也掌握了传统戏的许多基本知识，打下了坚实的基本功。当时，大连京剧团的中青年艺术骨干大多是20世纪60年代中期进入剧团的，其中绝大多数人缺老戏这一功，缺传统这一课。这批人接触传统戏不多，接触过的也因为“文革”十年的荒废，会的戏也不精、不到位。长江后浪推前浪，进团后我们班同学的优势很快显现出来，不久便成为剧团演出的主力并受到观众的热烈欢迎。继而，我们开始在全国及省市各类重大艺术活动中登场亮相，在鲜花和掌声中开始了我们这个班整体崛起、走向全国、摘金夺银的时代，也开启了我个人在海内外产生越来越大影响的时代。
1986年，辽宁省举办中青年京、评剧演员表演赛。这一时期各种艺术赛事还不多，全省十几个京、评剧院团都对这次赛事非常重视，纷纷选派本团尖子演员参赛。然而，大赛的结果却出乎省里和各兄弟院团人们的预料：近百名参赛选手中，我们班有十二个同学获奖并一举囊括前三名，获奖档次之高、之多名列全省十几个京、评剧院团之首。我在评比中，则是总分第一名。
这次大赛，在评委会上还出现了一个小插曲。当时是评分制，现场打分，不太容易幕后操作，而且赛事的风气也比较正，“走后门”“潜规则”之类的不正之风还不盛行。因为我们班的同学分数高、获奖人次多，主管这次赛事的省文化厅一位领导就想从中协调，照顾一下其他剧团，把分数低于我们的一些选手的名次往前排排。为此，性格耿直的马明捷老师在评委会上非常激动，表示坚决反对，由于过于激动当场犯了心脏病……此事还惊动了文化部和省里的有关领导，事后文化厅的这位领导还专门就此事向马老师道歉。
唱响天津卫
自20世纪80年代中期，随着演出的增加、活动半径的扩大，我在国内渐渐有了点儿名气。
1987年，我随剧团到天津演出。天津是京剧重镇，天津的观众有悠久的听戏传统，历来以爱戏、懂戏著称。过去戏班里曾经有“学戏在北京，出名在天津，挣钱在上海”之说。北京是京剧的诞生地，京剧名家多，“京朝派”艺术上比较正统严谨。天津的戏迷多，他们好戏、懂戏，往往对哪出戏的哪段唱、哪个动作都一清二楚。你在这里唱戏，要是唱对了，会一炮走红，戏迷们会非常热烈地追捧；但你要是唱得不好、唱砸了，戏迷们也会毫不客气地当场哄你、给你叫倒好，让你下不来台。历史上，外地的京剧演员，甚至很不错的演员唱砸了，“栽”在天津，折戟沉沙，铩羽而归者大有人在。即便是今天，有些现今非常有影响的京剧名家想起当年在天津卫“唱栽了”时的情景仍心有余悸。
那次我们团演出的剧场分别是华北剧院、第一工人文化宫和第三工人文化宫，演出的剧目有《打金砖》《四郎探母》《九江口》《绝龙岭》《八仙过海》等。《九江口》《绝龙岭》是我的主打戏，我还在《打金砖》中饰演了马武。来天津前，我们由大连出发，先抵达山东临清进行了预热。在临清演出了五场，效果不错，反响也比较强烈。临清方面对演出效果十分满意，剧场主管业务的蒋炳义先生还特意陪我们一同赶到天津。天津的首场演出是在华北剧院，蒋先生在后台见到一位华北剧场的老先生，便操着山东腔兴奋地向他介绍说：“这个团不错，在临清很火，演了五场，场场满座……”岂料这位老先生不屑地回了句：“火吗？临清是吗地方？”言外之意，小庙的神——没见过大香火，大码头天津卫的戏迷们什么样的戏、什么样的角儿没见过？这儿的戏可不那么容易唱。
说心里话，演出前的那几天我和同事们也都很紧张，一是知道天津的戏不好唱，二是我们抵津时中国京剧院青年团、天津京剧团一团和二团、唐山京剧团也同时分别在天津的几个剧场摆开了阵势，其中李瑞环市长亲自邀请袁世海先生以及吴素秋、李玉茹、李宗义等十几位老艺术家与天津青年京剧团坐镇天津最著名的京剧中心剧场——中国大戏院，更是气势夺人。用天津人的话说，这一时档“戏班和角儿扎了堆儿了，这回看谁行吧”。
虽说那些年我和我们剧团走南闯北也算见了不少世面，但还从未见过这种多家打擂的阵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