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新民学会
征友启事
毛泽东在1915年9月27日致萧子升的信中写道：
近以友不博则见不广，少年学问寡成，壮岁事功难立，乃发内宣，所以效嘤鸣而求友声，至今数日，应者尚寡。兹附上一纸，贵校有贤者，可为介绍。
同年11月9日，毛泽东致信黎锦熙，也提到征友一事。信中说：
弟在学校，依兄所教言，孳孳不敢叛，然性不好束缚。终见此非读书之地，意志不自由，程度太低，俦侣太恶，有用之身，宝贵之时日，逐渐催落，以衰以逝，心中实大悲伤。昔朱子谓：“不能使船者嫌溪曲。”弟诚不能为古人所为，宜为其所讥，然亦有“幽谷乔木”之训。如此等学校者，直下下之幽谷也。必欲弃去，就良图，立远志，渴望兄归，一商筹之。生平不见良师友，得吾兄恨晚，甚愿日日趋前请教。两年以来，求友之心甚炽，夏假后，乃作一启事，张之各校，应者亦五六人。近日心事稍快惟此耳。
这里提到的征友启事，毛泽东后来回忆说：
我这时感到心情舒畅，需要结交一些亲密的同伴。有一天我就在长沙一家报纸上登了一个广告，邀请有志于爱国工作的青年和我联系。我指明要结交能刻苦耐劳、意志坚定、随时准备为国捐躯的青年。我从这个广告得到的回答一共有三个半人。一个回答来自罗章龙，他后来参加了共产党，接着又转向了。两个回答来自后来变成极端反动的青年。“半”个回答来自一个没有明白表示意见的青年，名叫李立三。李立三听了我说的话之后，没有提出任何具体建议就走了。我们的友谊始终没有发展起来。
罗章龙回忆这段往事时说：
1912年，我由浏阳至长沙求学，就读于长沙第一联合中学，于1917年上期毕业，其间我结识了毛泽东。
1915年5月中旬某日，我赴司马里第一中学（校址为南宋时辛弃疾练飞虎营遗址）访友，于该校会客室门外墙端，偶见署名“二十八画生征友启事”一则，启事是用八裁湘纸油印的，古典文体，书法挺秀。我驻足浏览，见启事引句为《诗经》语：“愿嘤鸣以求友，敢步将伯之呼。”内容为求志同道合的朋友，其文情真挚、辞复典丽可诵，看后颇为感动。返校后，我立作一书应之，署名纵宇一郎。逾三日而复书至，略云：接大示，空谷足音，跫然色喜，愿趋前晤教云云。旋双方订于次星期日至定王台湖南省立图书馆见面。是日，适逢久雨初晴，丽日行空，空气清新宜人。同学陈君圣皋也欣然同往。
定王台位于长沙东城，乃汉长沙定王发所筑。昔人诗尝以潭州马定王台并列，如“定王虚旧业，潭郡古雄州”。北宋时朱晦庵登定王台诗云：
寂寞藩王后，光华帝子来。千年余故国，万事只空台。
日月东西见，湖山表里开，从知爽鸠乐，莫作雍门哀。
定王台表里湖山，风物开廓可观。上午9时左右，我们到达定王台省立图书馆。但见阅览者熙攘杂，人数众多。在走廊处有一少年仪表端庄，器宇轩昂，心知即所欲晤见之人。我们乃趋前为礼，彼此互通姓名，方知少年姓毛名泽东，字润之。二十八画乃其名字的笔画数。略谈数语后，圣皋则去阅览室看书，润之建议到院内觅一僻静处倾谈。进得院内，寂静无哗，我们就坐在一长条石上，直谈到图书馆中午休息时止。
谈话内容涉及很广，包括国内外政治、经济以至宇宙人生等等。而对于治学方针与方法，新旧文学与史学的评价等，谈论尤多。谈到音韵改革问题，主张以曲韵代诗韵，以新的文学艺术代替“高文典册”与宫廷文学。在旧文学著作中，我们对于《离骚》颇感兴趣，曾主张对《离骚》赋予新评价。
关于治学问题，润之认为，对于宇宙，对于人生，对于国家，对于教育，均属茫然！因此主张在学问方面用全部力量向宇宙、国家社会做穷原竟委的探讨，研究有得，便可解释一切。关于生活方面所涉及较少。临别，润之表示“愿结管鲍之谊”，并嘱以后常见面。
我归后翌日，适一师同学彭道良来访，谈话中提到定王台事，彭乃询其详，我以实告。彭笑道：“昨日之事可称三奇会。”我问何故？彭云：“圣皋与兄为联中二奇，益以毛奇，岂非三奇？”时黄昆吾同学在侧，因问毛奇之名何自来？彭从容解说道：“我与二十八画生同班同学，颇知其为人品学兼优，且具特立独行之性格。他常语人：‘丈夫要为天下奇（此乃宋王廷珪送王邦衡诗句），即读奇书、交奇友、著奇文、创奇迹，做个奇男子。’伊本人近所写日记，亦有惊人语，如云：‘力拔山兮气盖世，猛烈而已！不斩楼兰誓不还，不畏而已！八年于外，三过其门而不入，忍耐而已！'（后发表于1917年4月1日《新青年》三卷二号。）合而观之，此君可谓奇特之士，因此同学中戏称为毛奇，且语意双关。”﹝毛奇（Molkt）系德意志建国时普鲁士著名将领，在普法战争中功绩卓著。﹞
后我又以彭所语往询同乡陈赞周（圣皋之弟，亦在一师肄业）。赞周道：“润之气质沉雄，确为我校一奇士，但择友甚严，居恒骛高远而卑流俗，有九天俛视之慨。观其所为诗文戛戛独造，言为心声，非修养有素不克臻此！直谅多闻，堪称益友！”我闻赞周语后，心益释然！乃写诗纪其事：
定王台晤二十八画生
白日东城路，嫏嬛丽且清，风尘交北海，空谷见庄生。策喜长沙傅，骚怀楚屈平，风流期共赏，同证此时情。
自定王台谈话后，每遇周末，我们两人经常约定到天心阁、城南书院、长郡中学、韩玄墓、板仓杨寓等处晤谈。或到郊外云麓宫、自卑亭、水陆洲、潆湾市、猴子石、东南渡等处远足游览。
天心阁为长沙东城古堡，地势高峻，俯瞰全城，极形胜。天心阁有古铁炮百余尊。联云：拔地千寻，四面云山齐首俯，距天一尺，九霄日月正肩摩。
板仓杨寓位于河西，岳麓山自卑亭迤北。有稻田数十亩，均为长沙东乡杨氏祀田，庄前有古樟林高数十尺，广荫数亩，前有小溪，自山麓流入湘江。其后平原即岳麓书院。
一次，我与润之一起步行去韶山，走到长沙与湘潭之间，离长沙三四十里处，甚为乏累，就在路边休息。见一位老农在茅屋边打草鞋，润之就与他攀谈家常，边谈边帮他锤草、搓绳、编织，织好后又帮他把草鞋锤平。我见润之对打草鞋的工序很熟练，便问，你会打草鞋？他说，我会，走路很费鞋子，大家都应该学会打草鞋。
在长沙，我陪润之到过许多地方。长沙附近有个拖船埠，那里有座禹王碑，传说禹王曾在此拖过船，古史说：“大禹治水，栉风沐雨，八年于外三过家门而不入。”润之对他颇有兴趣。认为禹王是个劳动人民，对他怀有好感。
对于湖南历史上先进人物的遗迹，如：楚国屈原的故居（玉笥山），汉朝贾太傅祠，岳麓山上的崇德寺（唐朝诗人杜甫流浪时曾在此寺住过），长沙的飞虎营（南宋文学家辛稼轩将军在长沙练兵的地方），以及王夫之的家乡等地，我们都同去访问过。
创立新民学会
征友启事之后，在毛泽东周围逐渐团结起一批学生。他们聚在一起，议论天下大事：人的天性，人类社会，中国，世界，宇宙。共同的理想和追求，使他们越来越感到有成立一个共同组织的必要。
毛泽东回忆说：
我同住在其他大小城市的许多学生和朋友建立了广泛的通信关系。我逐渐认识到有必要建立一个比较严密的组织。1917年，我和其他几位朋友一道，成立新民学会。学会有七八十名会员，其中许多人后来都成了中国共产主义和中国革命史上的有名人物。参加过新民学会的较为知名的共产党人有：罗迈，现任党的组织委员会书记；夏曦，现在在二方面军；何叔衡，中央苏区的最高法院法官，后来被蒋介石杀害；郭亮，有名的工会组织者，1930年被何键杀害；萧子暲，作家，现在在苏联；蔡和森，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委员，1927年被蒋介石杀害；易礼容，后来当了中央委员，接着“转向”国民党，成了一个工会的组织者；萧铮，党的一个著名领导人，是在最早发起建党的文件上签名的6人之一，不久以前病逝。新民学会的大多数会员，在1927年反革命中都被杀害了。
大约就在这个时候，湖北成立了另外一个团体，叫作互助社，同新民学会性质相近。它的许多社员后来也成了共产党人。其中有它的领袖恽代英，在反革命政变中被蒋介石杀害。现在的红军大学校长林彪也是社员。还有张浩，现在负责白军工作。北京也有一个团体叫作辅社，它的一些社员后来也成了共产党员。在中国其他地方，主要是上海、杭州、汉口、天津，一些激进的团体由富有战斗精神的青年组织起来，开始对中国政治产生影响。
这些团体的大多数，或多或少是在《新青年》影响之下组织起来的。《新青年》是有名的新文化运动的杂志，由陈独秀主编。我在师范学校学习的时候，就开始读这个杂志了。我非常钦佩胡适和陈独秀的文章。他们代替了已经被我抛弃的梁启超和康有为，一时成了我的楷模。
在这个时候，我的思想是自由主义、民主改良主义、空想社会主义等思想的大杂烩。我憧憬“19世纪的民主”、乌托邦主义和旧式的自由主义，但是我反对军阀和反对帝国主义是明确无疑的。
我在1912年进师范学校，1918年毕业。
1920年冬，毛泽东起草了《新民学会会务报告（第一号）》。报告对新民学会的缘起做了说明：
新民学会的发起，在民国六年之冬。发起的地点在长沙，发起人都是在长沙学校毕业或肄业的学生。这时候这些人大概有一种共同的感想：就是“个人及全人类的生活向上”，如何使个人及全人类的生活向上，乃成为一个迫待讨论的问题。这时候尤其感到的是“个人生活向上”的问题，尤其感到的是“自己生活向上”的问题。相与讨论这类问题的人，大概有十五人。有遇必讨论，有讨论必及这类问题。讨论的情形至款密，讨论的次数大概在百次以上。至溯其源，这类问题的讨论，远在民国四五两年，至民国六年之冬，乃得到一种结论，就是“集合同志，创造新环境，为共同的活动”。于是乃有组织学会的提议，一提议就得到大家的赞同了。这时候发起诸人的意思至简单，只觉得自己品性要改造，学问要进步，因此求友互助之心热切到十分。——这实在是学会发起的第一个根本原因。又这时候国内的新思想和新文学已经发起了，旧思想旧伦理和旧文学，在诸人眼中，已一扫而空，顿觉静的生活与孤独的生活之非，一个翻转而为动的生活与团体的生活之追求。——这也是学会发起的一个原因。还有一个原因，则诸人大都系杨怀中先生的学生。与闻杨怀中先生的绪论，作成一种奋斗的和向上的人生观，新民学会乃从此产生了。
1918年3月间，毛泽东等根据大家长期议论的结果，草拟出新民学会章程，还制订了一个赴日求学计划。他们将这些草案分发给大家传阅，征求意见。据《萧三日记》记载：
3月31号（日）晴（阴历二月十九日）
……二兄来坐已久，交阅润之所草新学会简章。二兄意名为新民会云。又述润之等赴日本求学之计划。
4月8号（一）雨（阴历二月二十七日）
……接二兄手书，力主予出洋。付来润之所重草新学会简章。
4月13号（六）晴（阴历三月初三日）
……夜润之来。明日新民学会开成立会。……
1918年4月14日，新民学会正式成立。关于新民学会成立日期，史学界过去曾有过争论，当事人的回忆等也说法不一。《萧三日记》的记载为我们提供了可靠的依据：
4月14号（日）晴（阴历三月初四日）
……新民学会今日成立，开成立会于对河潆湾寺侧刘家台子蔡君林彬寓。到会者：二兄及余、何叔衡、陈赞周、毛润之、邹彝鼎、张昆弟、蔡林彬、邹蕴真、陈书农、周明谛（名弟）、叶兆桢（以上皆第一师范同学）、罗璈阶（长郡中学毕业）诸君。未及到者：陈章甫、熊焜甫、周世钊、罗学瓒、李和笙、曾以鲁、傅昌钰（现在日本东京高工）、彭道良诸君。以上皆基本会员。是日议决简单，选举职员，写会友录等事。关于本会之规律，所定者为：一不虚伪；二不懒惰（此项余所主张加入者）；三不浪费；四不赌博；五不狎妓。会章俟后录。职员：二兄被举为总干事；毛泽东、陈书农为干事。蔡君家备午饭。自上午11时到齐，议事至下午5时后始闭会。一同渡河归校，惟罗君他去。二兄及蔡君晚饭于此。二兄亦去。蔡君宿此。
对新民学会成立会的情况，毛泽东起草的《新民学会会务报告（第一号）》追述得更为详细：
现在述新民学会的第一次会——就是新民学会的成立会。民国七年四月十七日新民学会成立，在湖南省城对河岳麓山刘家台子蔡和森家开会。到会的人如下：蔡和森、萧子升、萧子暲、陈赞周、罗章龙、毛润之、邹鼎丞、张芝圃、周晓三、陈启民、叶兆桢、罗云熙。通过会章。会章系鼎丞、润之起草，条文颇详；子升不赞成将现在不见诸行事的条文加入，颇加删削；讨论结果，多数赞成子升。于是表决会章的条文如此：
第一条 本会定名为新民学会。
第二条 本会以革新学术，砥砺品行，改良人心风俗为宗旨。
第三条 凡经本会会员5人以上之介绍及过半数之承认者，得为本会会员。
第四条 本会会员须守左之各规律：
一、不虚伪；
二、不懒惰；
三、不浪费；
四、不赌博；
五、不狎妓。
第五条 会员对于本会每年负一次以上通函之义务，报告己身及所在地状况与研究心得，以资互益。
第六条 本会设总干事一人，综理会务；干事若干人，协助总干事分理会务；任期三年；由会员投票选充之。
第七条 本会每年于秋季开常年会一次；遇必要时，并得召集临时会。
第八条 会员每人于入会时纳入会费银一元，每年纳常年费银一元；遇有特别支出，并得由公决征集临时费。
第九条 本会设于长沙。
第十条 会员有不正行为，及故违本简章者，经多数会员之决议，令其出会。
第十一条 本简章有不适用时，经多数会员决议，得修改之。
会章表决，推举子升任总干事。是日叙餐。餐毕，讨论会友出省出国诸进行问题，至下午散会。天气晴明，微风掀拂江间的绿波和江岸的碧草，送给到会诸人的脑里一种经久不磨的印象。
新民学会的成立，在中国现代史上是一件有深远意义的事情，也给与会者留下难以忘怀的记忆。
据李维汉本人回忆说：
新民学会从不自我标榜，但由于它的乾乾不息的前进运动，在实际上，成为我国在俄国十月革命以后成立的影响最大的革命社团之一。它的主要发起人是毛泽东和蔡和森。
我于1916年春考入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第二部，1917年暑期毕业后，即在附小教书。那时，毛泽东、张昆弟、邹彝鼎等在第一师范第一部读书。蔡和森于1913年考入第一师范，在1914年至1915年与毛主席同学，此时已转至高等师范学习。已毕业的同学何叔衡和萧子升在楚怡小学教书，陈绍休等在一师附小教书。他们常在一起讨论个人和社会如何进步的问题，深感有建立一个组织之必要。经过多次酝酿，大约在1917年冬，决定“集合同志，创造新环境，为共同活动”（《新民学会会务报告》），乃有组织学会之议，取名“新民学会”。我因邹彝鼎、张昆弟的联系，也参加在内。
1918年4月的一个星期天，在长沙岳麓山刘家台子（后叫周家台子）蔡和森家中召开了成立会。参加会的有：毛泽东（润之）、蔡林彬（和森）、萧旭东（子升）、萧植藩（子暲）、陈绍休（赞周）、罗璈阶（章龙）、邹彝鼎（鼎丞）、张昆弟（芝圃）、邹蕴真（泮清）、周名弟（晓三）、陈书农（启民）、叶瑞龄（兆桢）、何瞻岵（叔衡）、李维汉（和笙）等14人。会上讨论通过了会章，选举了干事。会章规定学会的宗旨是“革新学术，砥砺品行，改良人心风俗”（《新民学会会务报告》）。会章还规定会员须遵守如下纪律：一、不虚伪；二、不懒惰；三、不浪费；四、不赌博；五、不狎妓。会议选举萧子升为总干事，毛泽东、陈书农为干事。中午，在蔡和森家吃的午饭，饭后继续讨论了会员向外发展的问题，至下午散会。学会成立后，总部一直设在长沙。由于萧子升不久即去法国，会务由毛泽东主持。至同年8月，罗学瓒（云熙）、周世钊（惇元）、熊楚雄（瑾玎）、熊光楚（焜甫）、陈昌（章甫）、傅昌钰（海涛）、曾以鲁（星煌）、彭道良（则厚）等相继入会。会员增至20余人。
从新民学会通过的会章，可以看出学会开始只是一个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要求“向上”“互助”的团体。会员们绝大多数是青年人，都抱着要革新，求进步的热烈愿望。但是对于怎样革新，如何进步，尚在摸索中，并不明确，学会的宗旨由开始的“革新学术，砥砺品行”，到后来修改为“改造中国与世界”，其间有一个发展过程。“改造中国与世界”的宗旨是毛泽东平日所主张，而为1920年7月留法会员在蒙达尼集会和1921年1月国内会员在长沙集会所一致通过。这个宗旨的变化是新民学会历史发展的一个转折，是新民学会大多数会员在五四运动以后，接触到马克思主义和劳动运动，因而在思想上发生重大变化的一个标志。
另一位成立会的参加者陈书农，生前留下这样一段回忆：
新民学会成立前有个酝酿的过程。二三年前，毛泽东还在第一师范读书，为了寻找朋友，发表了一篇“嘤鸣求友”启事，内容记不清了，解放后有一个记载，周世钊可能记得。罗章龙就是见启事而认识毛泽东的，李立三也算半个朋友，以前在校内早就有联系往来。
新民学会成立我记得是1918年（民国七年）4月7日，星期日，我的一篇日记有过记载，有的人说是7月份，那是完全错误的，我清楚地记得开会时，蔡林彬门口一棵桃树开满了花。开会前是口头通知，分头去的。有13人参加了会议：毛泽东、蔡和森、萧三、张昆弟、罗学瓒、陈昌、熊光楚、萧子升、罗章龙、邹蕴真、陈书农、何叔衡，还有一个记不起来了。会上通过了章程，章程的宗旨记不清了，大体是探讨学术、商量国家大事、做人的方法等。这些都是有文字记载的，章程不太长，是毛泽东起草的，事先和大家商量了的，因此在通过时没有发生争论，只做了一些文字修改，就一致通过了。当时我也是学会干事之一，萧子升是总干事。从此，新民学会正式成立了。
后来发展会员，只要本人申请，彼此同意，由领导机构批准即可入会，发展的速度是较快的。1919年11月16日周南女校会议，欢迎新会员入会，会员都是学联会中较积极优秀的同学。会后照相留影共41人，我认识28人：贺延祜、易克
、李思安、任寿鹏、蒋竹如、周敦祥、李云杭、唐耀章、陶斯咏、毛泽东、陈纯粹、周世钊、魏璧、熊梦飞、钟国陶、陈书农、黄胜白、劳启荣、匡日休、喻恒、彭璜、熊瑾玎、何叔衡、罗宗翰、夏曦、钟秀、张怀、萧青野。
……
1921年夏季，新民学会自行解散，在解散之先，毛泽东与萧子升曾发生过争论。毛泽东对萧子升说：“你跟我们走，还是要当一辈子绅士？”毛泽东主张解散新民学会，萧子升不同意。
新民学会解散之前，就有了社会主义青年团的组织。
邹蕴真于1979年8月回忆说：
我们在湖南第一师范读书的那几年，正是辛亥革命由胜利走向失败，袁氏称帝，军阀割据，全国极端混乱的时期。人民生活日益艰苦，外强侵略日益猖獗。这种岌岌可危的国势，使我们深刻认识到，只有把全国有志、有为、有远见、不屈不挠、不自私的爱国人士组织团结起来，群策群力，共同奋斗，实行彻底的革命，才是救民建国的正确途径和有效方法。于是，便产生了组织新民学会的动机。我们一些要求进步的青年，在课余饭后，假日星期，偶有空闲，即共同研讨有关学会各方面的种种问题：如学会的根本目的，实现目的的有效方法，我国的实际情形，人民的迫切要求，世界的民主运动和革命思潮，等等。这样深入研究，反复酝酿了一段时间，最后在十月革命胜利的鼓舞下，乃正式组成新民学会，并假同学蔡和森住宅，举行成立大会，公开表示我们为中华民族生存发展而奋斗终生的决心！
蔡和森家住长沙市对河岳麓山东北山脚下一个不大不高的黄土丘陵半腰中，当地人叫作周家台子，又叫二里牌或二里半，与一师隔河相望。正屋向南，紧接着正屋阶级和正门出路两旁，各围着一个竹篱小菜圃，因房屋有些破旧，四周树木，不多不高，有时阳光可从壁缝瓦隙中射进来，映成斑点。前后左右并无邻居，房屋环境显得僻静。
记得开成立会的日期，是1918年4月的一个星期日。那天风和日暖，我起床很早，和毛泽东同志在学校吃过早饭后，从离校门口不远的朱张渡（也叫灵官渡）过河，到位于湘江中流的水陆洲东侧。洲的西侧还有一道河，因未发水，灰白细沙的河床高出水面，没有渡船，我们只好徒步走过去。由于河沙又细又松，走起来很费力费时，到和森家已是9点过了，但来开会的人还到得不多。我们向蔡伯母请了安，但未见蔡伯父。等到10点左右，大家便围坐在两张旧方桌连接成的长方会议桌周围，开始进行会议。当时是否推选主席和推选何人为主席，现都忘了。仅记得学会的宗旨是：“联络感情”“砥砺品节”“研究学术”“改良社会”四项。入会资格很简单，只是“纯洁”“向上”两条四字。会员守则大致是：“不虚伪”“不懒惰”“不浪费”“不赌博”“不狎妓”等带有消极限制性的五条。至于那天到会的人数和姓名，因当时未写笔记，平素又不会社交，故都记得不大清楚了。大概有毛泽东、蔡和森、何叔衡、陈章甫、萧子升、李维汉、萧子暲、罗章龙、邹鼎丞、罗学瓒、熊光楚、张昆弟、陈书农、邹蕴真等十多人。此外，曾参加筹备会多次，而因其他缘故没参加成立会的人，还有好几个，如周名第等（已留学日本）。在会议过程中，大家的态度都比较严肃认真，不苟同别人，也不固执己见，实事求是，以理服人，从未发生激烈的争吵。自始至终，大家兴趣很浓，一个接着一个发言，没有间断，中间也没有休息。
兴趣缩短了时间，大家谈着谈着，不觉已到中午。蔡伯母出于一片母爱，煮了一锅饭，做了几样菜，叫我们垫垫饥，再把会开好开完。我们也就毫不客气地领意了。事后，我曾向毛泽东、何叔衡说：和森家境并不宽裕，一家生活全靠他妈一人菲薄的小学教薪维持，我们吃的饭菜，理应如数付钱才是。他们却同声回答说：这有什么关系，小气人呀！
蔡和森的妹妹蔡畅回忆起新民学会筹备情况时说：
1917年6月我的三哥蔡和森在湖南高等师范文科毕业。这时，我们一家，以母亲葛健豪为首，都住在长沙岳麓山下周家台子的“沩痴寄庐”。母亲已经在长沙的女子教员养成所毕业，一时找不到工作。大姐庆熙还在自治女校学刺绣，她的女儿、我的外甥女刘昂也在小学念书。家中只有我一人，于1916年夏在周南女校音乐体育科毕业后，留校当体育教员，每月挣八块钱，加上母亲剩余的一点首饰，勉强维持生活。为什么和森没有找工作呢？一方面当然是在长沙找工作确实困难，另一方面主要是因为他和毛泽东同志等进步同学，正在酝酿组织新民学会。他们正在反复讨论、琢磨，如何把解决个人出路问题与整个社会的改造问题结合起来。
当时，湖南是北洋军阀与南方资产阶级革命势力争夺之地，但革命势力的武装力量都是南方军阀的部队。连年征战，兵荒马乱，民不聊生。毛泽东、蔡和森等有志青年，正是在资产阶级无力把革命进行到底，封建军阀又一味倒行逆施，百般蹂躏老百姓的多灾多难的历史环境之下，举起改造中国的革命大旗的。
从1917年秋季起，毛泽东以及张昆弟、罗学瓒、邹鼎丞、何叔衡、陈章甫、萧子升等进步青年更为频繁地来往我们家中。他们多数是第一师范的学生，而第一师范的校址几乎正和我家的住处隔岸相对。由我家去杨怀中先生所住的饮马堂也只有三四里路。每逢远远望见毛泽东来临时，我的外甥女就高兴地喊叫：“润之先生来了。”还在那时和森就已非常钦佩毛泽东，说他品德非凡，文章出众。在我们家中他俩经常促膝长谈，纵论天下事。有时他俩和其他知心朋友同出郊游，一面欣赏大自然的美好风光，一面筹划革命活动的前景。这时俄国两次革命胜利的消息已经曲折传来，陈独秀、李大钊等革命先行者已通过《新青年》杂志在国内进行最早的社会主义宣传。所有这些都吸引了他们的强烈兴趣。
1918年春，毛泽东回湘潭度寒假，带着他母亲来长沙治扁桃腺炎（那时叫“蛾子”，还是难治之症），就住在我们家里，由庆姊日夜照护。不久，和森就和毛泽东到洞庭湖滨去旅游了半个多月，实际上大概就是详细商谈组织新民学会的大政方针吧。这样大的旅游毛泽东已与萧子升进行过一次。1918年4月17日终于在我们家中召开了新民学会的成立大会。我这时由于年小还没有参加这些活动，但是还隐约地记得那天中午会餐的情景，因为这次简单的午饭是庆姐、我和母亲几个人亲手做的。
组织赴法勤工俭学
新民学会成立后的一项重要决定，便是组织赴法勤工俭学。在做出这项决定之前，新民学会曾派罗章龙等3人去日本留学。
罗章龙回忆说：
新民学会成立后，讨论最多的一个问题是会员出省出国的问题。当时的情况是：大部分会员先后毕业，现实的问题是升学或就业。新民学会的会员都是有理想有抱负的青年，他们觉得仅仅在长沙学习或工作还不能满足。而湖南在当时较其他省份闭塞，交通又不方便，文化政治处于比较落后状态，因此大多数会员有出省求学的意思。加之当时中国和外国相比，科学也较落后，所以要求出国学习的思想也比较强烈。那时出国留学多在两个方面，一个是去南洋，因为这些国家华侨多，地域广；另外就是到那些资本主义较发达的国家去留学。当时的苏联还没有为广大青年所认识，对苏联没有明确的概念，加上反动派的阻挠，能知道苏联革命真相就不容易了。当时留学最流行的是到日本，因为那时有种看法，认为日本是辛亥革命的策源地，孙中山先生组织兴中会、同盟会和武昌起义都受到日本的影响；其次日本是东方和西方科学文化的桥梁地带，维新早，接受西方的科学技术早。当时在日本留学的有上万人，湖南人就不少，因此新民学会干事会开会决定派人到日本去。并决定傅昌钰、周晓三、罗章龙等3人去日本（傅昌钰是先一年去的）。我是愿意去的，但家庭经济条件困难，而又不好当着大家的面说。会后我同何叔衡和润之谈了。润之说：这不是你个人的事，有困难大家想办法。何先生说：你有困难是实情，我们几个人一定设法送你去。其他同志也从道义上、经济上支援我，我自己也筹集了一些钱，会员们帮了一半，就决定动身了。在做准备时，我说我有个老师周频卿，到过日本。润之说那我们去见见他吧！于是我们一块去见周，他是同盟会的第一批会员。他说日本搞革命的人很多，他去那里深受影响。他是反袁的，是湖南派去炸袁世凯的几个人中的一个，只是由于他们投弹技术不熟练没有把袁炸死。润之听了这些很感动。在我临行前他说，相信前面会有困难，但如果有充分的准备就会好些。为了送我远行，学会在长沙北门外的平浪宫举行聚餐，大家鼓励我，消除顾虑，润之还用“二十八画生”的笔名为我写了一首诗相赠，诗云：
送纵宇一郎东行
云开衡岳积阴止，天马凤凰春树里。
年少峥嵘屈贾才，山川奇气曾钟此。
君行吾为发浩歌，鲲鹏击浪从兹始。
洞庭湘水涨连天，艨艟巨舰直东指。
无端散出一天愁，幸被东风吹万里。
丈夫何事足萦怀，要将宇宙看稊米。
沧海横流安足虑，世事纷纭何足理。
管却自家身与心，胸中日月常新美。
名世于今五百年，诸公碌碌皆余子。
平浪宫前友谊多，崇明对马衣带水。
东瀛濯剑有书还，我返自崖君去矣。
这首诗是1918年春写的。又瞻岵临别赠言，书短句云：“若金发砺，若陶在钧，进德修业，光辉日新！”
到了上海，我即预订了一张去日本的船票。忽然发生了一件事，1918年5月7日，日本反动政府对东京的中国留学生进行殴打，采取高压手段，迫使他们回国，留学生予以反抗，发生冲突，还有流血牺牲的。这个消息传到上海，上海各界人士组织了支援日本的中国留学生运动，我也参加了，并接待了一些从日本回来的同学。我见到他们愤愤不平地揭露日本军政当局的暴行，即决定：现在不能到日本去了。在接待的过程中，我认识了一些学生，有几个和我谈得很好，其中有一个叫黄日葵的对我说：莫去日本了，日本不能容纳我们这些人。我们是中国人，可在本国学习，如果要搞革命也可以在中国搞。他并告诉我，他准备转学到北京大学。黄还告诉我《新青年》的出版中心在上海。我们就找到了上海群益图书公司，这个公司是湖南人开的。他们讲，编辑部已不在上海了，负责人都到北京去了，我们这里是发行机关。他们并送了我们一些《新青年》杂志和书籍，其中有的是廉价的。为了征得学会的同意，我从上海回到湖南，将此情况向毛润之和何叔衡讲了。他们认为，既然日本的情况如此，我们就不必去了，并同意我去北京。从此后，新民学会就决定不再派人到日本，而是到北京去从事开辟工作。
关于毛泽东赠诗送别的情形，罗章龙在《椿园载记》一书中补充说：
平浪宫聚会，“大家热情洋溢，并赋诗赠别。我遂乘华盛轮船东行赴沪。启程前，润之到码头送行，当面交给我一个信封，说内有诗一首相赠。启封一看，系题为‘送纵宇一郎东游’的七言古风”。
新民学会正式决定组织赴法勤工俭学，是在1918年6月下旬。《新民学会会务报告（第一号）》中记载：
自民国七年四月十七日学会成立至这年八月，4个月中，有两件可记的事：一、加入新会友。学会自开过成立会后，随即加入的会友，为下列九人：周惇元、何叔衡、李和笙、邹泮耕、熊瑾玎、熊焜甫、陈章甫、傅昌钰、曾星煌。二、发起留法运动。此事以前尚有人发起，没有成。至是长沙方面之最初发起者，为蔡和森与萧子升。时子升在楚怡任课，和森就居楚怡，日夕筹议。何叔衡、毛润之、陈赞周等时复加入讨论。是时其他会友亦有几人行将外出，遂于六月尽间，在第一师范附属小学陈赞周、萧子暲处（陈、萧在此任课）开一会议。计到会者：何叔衡、萧子升、萧子暲、陈赞周、周惇元、蔡和森、毛润之、邹鼎丞、张芝圃、陈启民、李和笙等。因事未到者几人。这次讨论，集中“会友向外发展”一点，对于留法运动认为必要，应尽力进行。是日叙餐。自此，留法一事，和森和子升专负进行之责。不久，和森赴京。
此时湖南政局乱极，汤芗铭、刘人熙、谭延闿、傅良佐、谭浩明、张敬尧，互相更迭，教育摧残殆尽，几至无学可求。和森至京，与李石曾、蔡孑民二先生接洽结果，知留法俭学及留法勤工俭学颇有可为。乃函告子升、润之、赞周、鼎丞等，从事邀集志愿留法之同志。起初愿往极少。至八月十九日，始有25人由湘到京。自此往者渐众。此时会友往北者：和森、子升、子暲、赞周、焜甫、芝圃、星煌、鼎丞、和笙、云熙、润之、章龙十二人。除章龙在北大文科，润之在北大图书馆外，余均在留法预备班（芝圃、和笙、星煌在保定班；和森在布里村班；子升、子暲、赞周、焜甫、鼎丞、云熙在北京班）。此事在发起时并未料到后来的种种困难，大家都望着前头的乐园，本着冲动与环境的压迫，勇往前进。此事的结果，无论如何，总有一些好的影响。但在中间，会友所受意外的攻击和困难实在不少，但到底没有一个人灰心的。
会友在京，曾请蔡孑民、陶孟和、胡适之三先生各谈话一次，均在北大文科大楼。谈话形式，为会友提出问题请其答复。所谈多学术及人生观各问题。
会友在京，初系散居。后来集居一处，地点在后门内三眼井胡同7号。同居的人如下：子升、云熙、赞周、润之、焜甫、章龙、玉山（欧阳玉山于此后一年入会），和森亦由布里村搬来加入。八个人聚居三间很小的房子里，隆然高亢，大被同眠。子暲与望成（刘望成于此后一年入会）则住于胡同之第8号。到八年一月，子升赴法。二月润之回湘，萧子暲赴沪。赞周诸人因法文班课堂由马神庙北大理科迁入西城翼教寺法文馆，居所事实上不得不变易，章龙亦改寓他处，三眼井胡同的同居生活遂散。赞周等既至西城上课，乃改寓北长街99号福佑寺后院，又是一个新的同居生活。此时，子暲已由沪归，比在三眼井，便只缺了润之、章龙与子升，同居还有8个人。同时在保定的芝圃、和笙、星煌3人与其余预备留法诸君40余人，则同居于育德中学。预备期满，京、保诸会友，便陆续赴法去了。
在新民学会会友准备赴法勤工俭学期间，有两位会友竟不幸早逝，其中一位还是赴法勤工俭学的积极参加者。不幸的消息，使毛泽东深为痛惜。他在《新民学会会务报告（第一号）》中追述道：
这里要述两件极不幸的事，即民国七年七月会友叶瑞龄之去世，及民国八年四月会友邹鼎丞之去世。
叶君名兆桢，益阳人，湖南省立第一师范毕业，为人和平中正，有志向学。于毕业归家的途次遇热，抵家即故。
邹君名彝鼎，湘阴人，与叶君同学同班。好学有远志，持身谨严而意志坚毅。七年十月赴北京留法预备班。因历年积劳得病，至此迸发。八年一月回湘，四月竟死。所作日记及论文数十本，朋友们想替他刊出其警要。但现在还没有刊。凡与他接近过的人，大概没有不觉得他是一个可敬可爱的人。他有一个极爱念的未婚妻，临死寄给她一封信，可惜没有第三人看见不能将他的遗墨存留。他是发起学会的一个重要人。他于学会之发起，既认为有必要，便毫不游移。他于学会抱有极大的希望。他丝毫不料他自己之不幸短命。他之从善如流，他之改过不吝，他之胸怀坦白、毫无城府，他之爱人如己，他之爽快，他之勇敢，他之真诚，他之好学，他之对于道义之热情——这些都是曾经和他见过面，或曾经和他相处较久的人所知道的。
1918年8月19日，毛泽东第一次来到北京，这意味着他从湖南走向全国的政治和文化中心。此刻的北京，正是新文化运动的前沿，许多新文化运动的宿将和新秀都聚集在这里。新的思潮，新的人物，使毛泽东眼界大开。他回忆说：
我在学校的最后1年，母亲去世了，这样我更不想回家了。那年夏天，我决定到北平去。当时湖南有许多学生打算用“勤工俭学”的办法到法国去留学。法国在世界大战中曾经用这种办法招募中国青年为它工作。这些学生打算出国前先去北京学法文。我协助组织了这个运动，在一批批出国的人里面有许多湖南师范学校的学生，其中大多数后来成了著名的激进分子。徐特立也受到这个运动的影响，他放弃了湖南师范学校的教席到法国去，这时他已经40多岁了。不过他到1927年才参加共产党。
我陪同一些湖南学生去北京。虽然我协助组织了这个运动，而且新民学会也支持这个运动，但是我并不想去欧洲。我觉得我对自己的国家还了解得不够，我把时间花在中国会更有益处。那些决定去法国的学生从现在任中法大学校长的李石曾那里学习法文，我却没有这样做。我另有打算。
北京对我来说开销太大。我是向朋友们借了钱来首都的，来了以后，非马上就找工作不可。我从前在师范学校的伦理学教员杨昌济，这时是国立北京大学的教授。我请他帮助我找工作，他把我介绍给北大图书馆主任。他就是李大钊，后来成了中国共产党的一位创始人，被张作霖杀害。李大钊给了我图书馆助理员的工作，工资不低，每月有八块钱。
我的职位低微，大家都不理我。我的工作中有一项是登记来图书馆读报人的姓名，可是对他们大多数人来说，我这个人是不存在的。在那些来阅览的人当中，我认出了一些有名的新文化运动头面人物的名字，如傅斯年、罗家伦等等，我对他们极有兴趣。我打算去和他们攀谈政治和文化问题，可是他们都是些大忙人，没有时间听一个图书馆助理员说南方话。
但是我并不灰心。我参加了哲学会和新闻学会，为的是能够在北大旁听。在新闻学会里，我遇到了别的学生，例如陈公博，他现在在南京当大官了；谭平山，他后来参加了共产党，之后又变成所谓“第三党”的党员；还有邵飘萍。特别是邵飘萍，对我帮助很大。他是新闻学会的讲师，是一个自由主义者，一个具有热烈理想和优良品质的人。1926年他被张作霖杀害了。
我在北大图书馆工作的时候，还遇到了张国焘—现在的苏维埃政府副主席；康白情，他后来在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加入了三K党；段锡朋，现在在南京当教育部次长。也是在这里，我遇见而且爱上了杨开慧。她是我以前的伦理学教员杨昌济的女儿。在我的青年时代杨昌济对我有很深的影响，后来在北京成了我的一位知心朋友。
我对政治的兴趣继续增长，我的思想越来越激进。我已经把这种情况的背景告诉你了。可是就在这时候，我的思想还是混乱的，用我们的话来说，我正在找寻出路。我读了一些关于无政府主义的小册子，很受影响。我常常和来看我的一个名叫朱谦之的学生讨论无政府主义和它在中国的前景。在那个时候，我赞同许多无政府主义的主张。
我自己在北京的生活条件很可怜，可是在另一方面，故都的美对于我是一种丰富多彩、生动有趣的补偿。我住在一个叫作三眼井的地方，同另外7个人住在一间小屋子里。我们大家都睡到炕上的时候，挤得几乎透不过气来。每逢我要翻身，得先同两旁的人打招呼。但是，在公园里，在故宫的庭院里，我却看到了北方的早春。北海上还结着坚冰的时候，我看到了洁白的梅花盛开。我看到杨柳倒垂在北海上，枝头悬挂着晶莹的冰柱，因而想起唐朝诗人岑参咏北海冬树挂珠的诗句：“千树万树梨花开。”北京数不尽的树木激起了我的惊叹和赞美。
在与毛泽东同行赴京的新民学会会友中，也留下了许多关于他组织赴法勤工俭学活动的回忆。
直接参与过湖南赴法勤工俭学的李维汉回忆说：
新民学会会员的活动主要分为两支：一支在国内，主要在湖南；一支在国外，主要在法国。积极倡导留法勤工俭学运动是学会成立后在国内首先开展的一项重要活动，是学会讨论会员向外发展的一个主要措施。
留法运动始于1912年，由蔡元培、李石曾、吴稚晖、汪精卫、张继等人发起，吴玉章同志也是发起人之一。留法学生包括官费、俭学和勤工俭学三部分人。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去法的不多。战后，发展甚速。法国巴黎和国内的北京、上海都建立了华法教育会，有的省如四川、广东建立了分会，主持留法勤工俭学事宜。新民学会成立后，会员深感向外寻求新思想新文化的必要。1918年6月，在长沙第一师范附小召开的一次会员会上，确定进行留法运动，由萧子升和蔡和森负责进行。在此之前，已有湖南学生罗喜闻等在进行留法的准备，互通一些消息。新民学会的这次会后不久，蔡和森受学会委托赴北京和蔡元培、李石曾联系赴法的准备工作。毛泽东在湖南则进行号召和组织工作。在这个过程中湖南也成立了华法教育会分会。是年8月，毛泽东同我们准备留法的二十几个人到北京。在北京的会员至此增至十二人，有毛泽东、蔡和森、萧子升、萧子暲、陈绍休、熊光楚、张昆弟、曾以鲁、邹彝鼎、李维汉、罗学瓒、罗章龙。同来北京的青年还有李富春、贺果、任理、侯昌国、唐灵运等。我们二十几个人从汉口乘火车北上，到了河南郾师（今郾城），因郾师以北铁路被大水冲断，在郾师城郊停留一天一夜，第二天步行到许昌，再搭车到北京。在郾师耽搁的时间里，毛泽东和有些同学三三两两地在附近和老乡们交谈，了解风土人情。到北京后，毛泽东开始是住在豆腐池9号杨怀中先生家里，后来搬到地安门内三眼井吉安东夹道7号，和蔡和森、罗学瓒等八人住在一起，“隆然高亢，大被同眠”（《新民学会会务报告》），过着清苦的生活。杨怀中先生来北大教书前是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和高等师范的伦理学教员，思想开明、进步，为人刚正、真诚。新民学会的成立以及我们思想的“向上”，都同他对我们的影响有关。对于留法运动，他也十分赞成，亲自出面联系，帮助筹措费用。
毛泽东当时经杨怀中先生介绍在北大图书馆做助理员工作。其他会员除罗章龙在北大学习外，则分别在北京、保定、蠡县布里村的留法预备班学习。萧子升、萧子暲、陈绍休、熊光楚、邹彝鼎、罗学瓒在北京班；蔡和森在布里村班；张昆弟、李维汉、曾以鲁与李富春、贺果、任理等在保定育德中学留法预备班。在保定的同学一面学习法语，一面学习机械学、机械制图。每人学一种工艺（钳工、木工、铸工等）。机械学和制图课的教员是刘仙洲。我在保定留法预备班只学习半年。1919年初，邹彝鼎病重，我和张昆弟护送他回湖南，不久，就病故了。他也是学会发起人之一，曾和毛泽东一起起草新民学会章程。他和后来留法、于1921年病故的陈绍休都是极好的同学。他们的夭折是一件很不幸的事情。我和张昆弟送邹返湘后未再回保定。我自己是在为筹措赴法用费和安家奔走（我们1919年赴法的一批全是自备用费。我主要靠第一师范教员朱炎先生帮助100元）。
罗章龙后来考入北京大学，未赴法勤工俭学。他回忆说：
我从上海回到湖南，在带回的一些书报材料中，发现《新青年》第10期登有华法教育会的文件，号召中国青年到法国勤工俭学，干事会就开始讨论。毛润之、萧子升、蔡和森、何叔衡等，一致主张到法国勤工俭学。我们先写信给在北京的杨昌济先生，杨先生很忙，尚未回信。于是干事会就决定先派蔡和森到北京去。蔡和森到京见了杨先生，说明来意，杨先生很赞成，并通过杨先生找到李石曾进行交涉。和森给长沙写信：事已有了眉目，大家可以来京群策群力将留法运动开展起来。随即由润之率领首批会员二十来人，从长沙坐火车前往北京。当火车到河南郾城县，因沙河涨水，铁路淹了十几公里，我们在漯河车站宿了一夜。第二天，毛润之、我、陈绍休坐临时车子到了许昌，在那里停留一二天。润之对许昌很感兴趣，许昌是三国的魏都，但旧城已荒凉。他建议去看看，我们就向当地一些农民了解了魏都的情况，知道旧址在郊外，乃步行前往凭吊魏都旧墟，并作诗纪行。前几年，河南有同志来谈，还提及当地农民记得这件事。
新民学会会员到北京以后，我们分散住在几个会馆里，润之是湘潭人，就住湘乡会馆。因为会馆多半离城较远，进城交通不便，后来我们就集中住在城内。我们在北京大学找了三间很小的房子，这就是三眼井吉安所夹道7号。
吉安清朝时叫作梓宫，是停放皇帝棺材的地方，等墓造好了，再把棺材运进去。这个地方很大，有宫殿，有住房，清朝垮台后成了一片废墟，但宫殿还在，没有占用。附近有一条小巷叫吉安所东夹道，地方偏僻，房租也便宜。我们由萧子升出面，以北大学生的名义租了三间房子，房东是已经没落的满族人。同住的有萧子升、陈绍休、毛润之、陈焜甫、罗章龙、欧阳玉山等七个人，后来又有蔡和森，共八个人。润之在《新民学会会务报告》里说：“八个人居三间很小的房子里，隆然高亢，大被同眠。”“大被同眠”这句话有个典故，唐朝有个姓张的人，是个大家庭，张公倡议全家人住在一个屋里，盖一个大被子。我想，这可能是象征一家人团结的意思。润之的这句话，是形象思维的话。有人曾问我：“你们是否盖一床大被？”当时的情况是：炕上从左面算起，睡觉的顺序是：陈绍休、萧子升、毛泽东、罗章龙，每个人只能占有一块方砖这样宽的地方，湖南人的被子大，摊不开，有的被子垫在底下，不能各人盖各人的被子，多余的被子压在上面，大家保暖。由于人多炕窄，挤得骨头发酸，晚上有事起来时，还要轻声招呼左右的人。从1918年秋到1919年春，润之在这里住了六七个月。
开始，我们在外面小馆子里吃饭，因为饭费贵，生活上也不习惯，后来大家商议，自己起火。北京买大米困难，为了经济起见，我们吃面。但是，南方人不会做面食，又闹出种种笑话。有一天，我买了个脸盆，萧子升就用这个脸盆做了一盆糨糊，大家外出工作了一天，肚子很饿，但谁也吃不下。我们的房东是个腼腆的中年妇女，平时很少出来，只是从窗户里望着我们，有事情让她的八九岁的小女孩出来说话。她见我们不会做面食，很好笑，就走出来教我们做面食。一个送水的山东人老侯，也愿意帮忙，他说：我不要你们的工钱，我做好了和你们一起吃就可以了。他见我们什么炊具也没有，就把自己的一套炊具搬来放在院子里，每天为我们做饭，和我们一起吃馍、吃咸菜。他是个劳动人民，同我们的感情很好。房东慢慢地熟悉了，常帮助我们缝补。她的男人当差从河南回来了，问我们是干什么的？我们告诉他，我们要到法国留学。他说：“得要许多钱呀！”我们说：是公费。他对我们很好。我后来在河南搞工运，在关键时刻他还帮过我们的忙。
当时生活很苦，但从中得到些锻炼：北方很冷，每人只有一件旧棉衣，因此，有好几个人病倒了，没有病的更得到锻炼。我们一面工作，一面集中学习，非常紧张。我们还走了许多地方，都是步行游历。交结了许多工农朋友。北大图书馆馆藏丰富，古今中外的书籍很多，据说清代公家藏书几百万册都集中在北大，教师也多，不少有学问的人，南方、北方的学生都有，我们从中交了许多朋友，其中多数成为以后的同志。当时，工作学习紧张，物质生活上的困难就不在意了！
1918年8月19日，由湖南到北京的新民学会会员，有和森、子升、子暲、赞周、焜甫、芝甫、星煌、鼎丞、和笙、云熙、润之、章龙12个人。除润之在北大图书馆，我在北大文科学习外，其余都到留法预备班。
赴法勤工俭学是新民学会会员北上的一个重要任务。为什么会有勤工俭学运动呢？到北京后，经过多方了解，我们逐渐知道了事情的内幕。我们见到了李石曾，前后谈过很多次话。李的祖父是前清的宰相，叫李高阳，他父亲也是相当于省级的大官。李石曾的祖传遗产很多，是个官僚地主，同时是资本家。在欧洲大战前期和中期（1914年左右），他到过法国，对法国的社会、官僚很熟悉，在法国的外交界有地位，对中国的官场也很熟悉，法文讲得很好。他在法国经营了一些工厂、企业，较大的是巴黎豆腐公司。他找了些会做豆腐的人，在巴黎出售几十种豆制品。当时，在巴黎的报纸上，有些人写文章提倡素食主义，果然很赚钱。他从中国引了许多同乡到法国做工（前后有成百人），其中河北蠡县的人最多，现在还有北方侨乡之称。欧洲大战发生后，法国男子从军，工厂、农村缺乏劳动力，法国政府同中国政府订了个合同，要中国政府招募华工30万到法国做工。当时北京政府组织了一个惠民公司，借此机会在中国招募工人，办理上船，运到法国，安排在法做工等事宜，从中谋利。据说当时去法的华工超过了预定数字，来来去去共几十万人。到1918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对这些华工，法国认为需要的就留下，不需要的就送回国。招募与遣送华工回国，中国官厅都有利可图。这件事发生在勤工俭学之前。李石曾参加了招募华工这项活动，从中得到了好处。他是个很有心计的人，看到华工不能继续去法，这件事已无前途，他就很想在政治上活动。他家资很富，但没有青年拥护他，他想借个名义插手到教育界中去，以取得政治地位。为了达到这个目的，李石曾伙同吴稚晖等人在巴黎办了个《旅欧杂志》，宣传无政府主义，表示个人清高，想做个名流，借以在教育界抬高他的地位。这时发生了另一件事，欧战结束，中国国际地位提高（因中国是参战国，参加了协约国一方，打败了同盟国）。各国为了交好中国，退还一部分庚子赔款，李想活动一笔法国的庚子赔款由他来支配，以便私图。他是华侨，不是中国的正式官员，活动此事比较有利。他通过法国一位退职总理的赞助，得到法国政府同意，退还一笔款给中国。李即对中国政府说：这笔钱是我们想法搞来的，要组织个委员会管理，作为中华教育基金。这笔钱数目不小，计划在法国办一个大学。法国是陆续退还的，李还办了一个银行，把钱存在该银行。李为了争取群众的拥护和支持，即宣传勤工俭学。李的这个方案我们是事后才知道的。我们当时认为不管他的动机如何，但同意中国青年去法勤工俭学肯定是对的，就帮助他开展工作。
李很重视湖南青年。一次，李在北京香山别墅，招待我们谈话、吃饭，有子升、和森、润之和章龙四个人。他显出道貌岸然的样子，自称不做官，吃素不吃荤，穿着也很朴素。他的别墅是富丽堂皇的，招待筵席丰盛，但他不吃荤菜，坐在一旁殷勤陪客。我们从西山回来后，认为这事很需要，就公推润之执笔，写了个勤工俭学的具体实施方案。子升修改文字后，送到李石曾手里，李很同意按此计划动员湖南和全国的青年参加勤工俭学运动。于是湖南、四川掀起了一个高潮，我们觉得李石曾这个人不可靠，后来他果然在里昂大学把留法同学撇开了。萧子升后来当了赴法勤工俭学组织的秘书，李很器重他，认为他能干，萧最后与我们分开了。
新民学会会员有几个在法国去世了，其中有陈绍休和杨怀中先生的一个侄儿杨楚。
法国的庚子赔款，在这个运动中慢慢地退还了。李石曾是法国大学毕业的，学生物专业，他当时以教授学者的身份活动。“四一二”以后掌握了北方政权，做了蒋介石底下的大官，提拔萧子升做了农政部次长。
新民学会会员许多人家里很穷，家境都不宽裕，要留法一个人得几百元旅费，先后几批来京的会员，只有25人取得了一笔路费，这是我们通过留京湘绅和华法教育会活动的结果。1920年在上海半淞园集会后赴法的一批新民学会会员全都是公费。在公费名单中，有润之和我的名字，但我们俩没去，把公费让给别的会员了。还有的人是自己想办法筹借旅费或采取互相帮助的方法解决的。
后来新民学会会员大部分都走了，只有润之和我两人留在北京，为什么呢？开始准备都去，后来详细商量，润之主张不要都去，北京比长沙好，我们留下来是需要的，如果北京没有一两个人，新民学会在北京就是个空白。当年杨怀中先生在学界很有誉望，在湖南教育界、政界都有威信。杨是中国第一批去英国的留学生，他在北大任教授，也希望我们留在身旁，我考入北大后，润之也通过杨先生的关系，进了北大图书馆工作。
在第一批会员留洋后，船到马赛时，云熙、玉生、绍休等联名来信，敦促我出国，我当时向润之说：大家都去了，他们也希望我动身，你留下吧，我去欧洲。他说：不然，我们留下来是有理由的，我进北大是职员，活动范围受限制，你是学生身份，最好活动，范围更广泛些。工作方面是需要你的。于是我就决定留在北大不走了。我在学生中积极活动，他在教职员中做联系工作。这些做法后来都实现了。第二年春天，润之决定回湖南去，临行时向我说：我们的工作今后一定会发展下去，望努力前进，多多通信，注意身体。不久何叔衡从长沙来信，也说到北方地区重要，一举一动影响全国，千万不要离开，好自为之！北方的革命工作也逐步持续开展起来了。
除在上述记载之外，至今还保留着为数不多的珍贵文献资料。细读这些文献资料，并和当事人的回忆相对照，更可以使人们对毛泽东第一次北京之行和组织湖南赴法勤工俭学的活动有更深入的了解。
蔡和森对赴法勤工俭学态度最为积极，是这个运动的急先锋。1918年6月25日，他先期到达北京，便连连发信，催促会员尽速来京。正是在蔡和森的再三敦促下，毛泽东终于下了赴京的决心。
在《新民学会会员通信集》第一集里，保存有蔡和森当时写给毛泽东的4封信。第一封写于6月30日夜：
润之兄：
弟二十日开船，二十四日在汉口搭车，二十五日晚抵京，共经三日三夜，晴雨参半，一路颇适。兄事已与杨师详切言之，师颇希望兄入北京大学。弟以一面办报一面入学为言，师甚然之。……大学蔡校长，弟会见一次，伊正谋网罗海内人才，集中一点，弟颇羡其所为。觉吾三人有进大学之必要，进后有兼事之必要，可大可久之基，或者在此。储养练习，或可同时并得。望兄细与子升讨论研究，定其行止，复我一函，是所至盼！顺问
近祉！
弟 彬肃
七年六月三十夜在北京
7月21日，蔡和森又致信毛泽东，催促他下决心来京。信是这样写的：
润之兄：
前覆一片，未尽所怀，今补呈之。……至兄之行止，尚待自为斟酌，私心以为兄有来此之必要者数端：（一）既不往东，又不往南，自以来京为最宜。（二）吾辈须有一二人驻此，自以兄在此间为最好。（三）自由研究以兄为之，必有多少成处，万不至无结果。至现在情形，杨师自是喜兄来寓，每日可以学习英日文。弟事殊不好计，故亦望兄来指教。至佃屋请工二事，亦祈兄斟酌弟之家情，为我主张，实不胜感激盼祷也。顺叩
暑安。不具。
弟 彬白
7月26日，毛泽东给蔡和森写了一封回信，议论才、财、学三事，表示愿意从事国民教育，“失此不为，后虽为之，我等之地位不同，势不顺而机不畅，效难比于此日矣”。不久，蔡和森又致信毛泽东等，详细说明他力主赴法勤工俭学的理由。
赞、暲诸兄转升、润二兄：
……润兄七月二十六日之信，已经收到，所论才、财、学三事，极合鄙意。究竟我们现所最急者，是一财字；而才次之；而学则无处不有，无时不可以自致。然非学无以广才，非才无以生财；此所以学会之会员，为须加以充足的物色与罗致，不当任其自然发展也（中国万恶万罪，及不进化，皆起于任自然）。兄自由研究及私塾之说，是弟中层之目的。……来书“失此不为，后虽为之，我等之地位不同，势不顺而机不畅，效难比于此日矣”，弟深以为然。三年以来，每觉胡林翼之所以不及曾涤生者，只缘胡夙不讲学，士不归心，影响只能及于一时，故弟住刘家台时，未尝不想当教员也。……吾兄颇以去长沙为遗恨，弟则久思所以补救之方；其方若曰：如得鼎兄出以挥霍旁通之才，广联高小中学专门之学生，而且介绍京湘之常常通信，实无异亲炙也。前于楚怡诸生，欲其通信，即是此意。前将起程时，与家母商议，谓三年之内，必使我辈团体，成为中国之重心点。并且要使女界同时进化，是以舍妹有邀友自读之意，弟又有决意留京四年，每年回长沙一次，以与各界联络之宣言；故其置重长沙之处，亦复大略与兄相同。前与升兄书，谓恨行时不及将种种善后方法与商，即指此等。……
不久，毛泽东经过认真思考，终于决心前往北京，组织赴法勤工俭学。蔡和森得悉这个消息，欣喜万分。他在信中说：
润之兄：
昨夜奉读来示，极忠极切！本以待兄主张然后定计，今计定矣。只要吾兄决来，来而能安，安而能久，则弟从前所虑种种，皆不成甚问题；盖所仰赖于兄者，不独在共学适道，抑尤在与立与权也。大规模之自由研究，最足动吾之心，慰吾之情，虽不详说，差能了解，兄之“梦呓”，尤是弟之兴经，通我智核，祛我情瞀，其为狂喜，自不待言。前者对于大学之兴味，全在制造友生，对于往法兴味，全在团结工人；二皆不适，亦既耿耿于心。只以事不称意，遂思超脱原计，另辟一路；实则又入网罗，此运思不缜密之过也。自由研究社，略分内容与外延。今兄于外延已略揭其端，远矣大矣，只有巴黎一处，当加矣！至其内容，弟尝思非财力差厚不举，非通一二外国文字不行。故前有虑其太早之说，又有往法做三五年工即行回国开馆延朋之想，由今思之，此亦似太早计。着手办法，惟有吾兄所设之“乌托邦”为得耳。……兄之行止，幸已确定，无犹夷，前书斟酌之说，实无所用其斟酌也！熊希龄氏若抵湘，请兄为往法事往会之，问其答应筹款若何，其详在致升兄书中，请查阅。谨此顺问行期。
蔡林彬
八年七月二十四日
毛泽东在长沙加紧做赴京的准备。在此期间，他于8月11日致信罗学瓒，建议他从事小学教育。信中说：
荣熙学长鉴：
接蔡君信，知兄已发函复我到京。赴法二百元能筹，旅保一百元无著是一问题。旅保费，俟弟至京与蔡商量筹借，或有著未可知，有著之时再函知兄前来可也。文凭须即寄来，由邮双挂号不误。弟又有一言奉商者，兄予从事工艺似乎不甚相宜，而兄所宜乃在教育。弟与蔡君等往返商议，深以同人多数他往，无有几个从事小学教育之人，后路空虚，非计之得。近周君世钊就修业主任之聘，弟十分赞同欣慰。前闻兄有担任黄氏讲席之说，不知将成事实否？往保固是一面，然不如从事教育之有大益。性质长此，一也；可便研究与性相近之学，如文科等，二也；育才作为会务之后盾，三也。有此诸层，似宜斟酌于远近去住之间，而不宜贸然从事（南洋亦系教育，暂息以候南信亦是一法）。以后与兄商量之处尚多，此亦其一也。余不具。
弟 泽东
八月十一号
罗学瓒收到这封信后，并没有改变赴法勤工俭学的决心。他很快来到长沙，会同毛泽东等20余人，于8月15日登上赴京的路程。
毛泽东在离开长沙之前，最放心不下的是慈母的病情。他特地给在唐家圫务农的七、八舅父写了一封信，恳请他们代为照料。
七、八二位舅父大人座下：
前在府上拜别，到省忽又数日。定于初七日开船赴京，同行有十二三人。此行专以游历为目的，非有他意。家母在府上久住，并承照料疾病，感激不尽。乡中良医少，恐久病难治，故前有接同下省之议。今特请人开来一方，如法诊治，谅可收功。如尚不愈之时，到秋收之后，拟由润连护送来省，望二位大人助其成行也。
甥叩
1918年8月15日（农历七月初九），毛泽东一行离开长沙，几经周折，于8月19日（七月十三日）到达北京。
一到北京，毛泽东便忙碌起来，四处为赴法勤工俭学的同学们联系，帮助解决住宿、学习及赴法经费等问题。
另外，在1920年华法教育会广东分会刊印的《留法俭学报告书》中，刊登有署名“湖南学生”的一篇《留法勤工俭学会湖南会员纪事录》。其中记述了蔡和森、毛泽东等先后来京组织赴法勤工俭学的活动，还为我们提供了湖南赴法勤工俭学运动的背景情况。
留法勤工俭学会湖南会员纪事录（节录）
湖南学生
湖南留法勤工俭学预备学生其始不过三四人，以私人单独进行。以后至于成立预备班五处，来学者三百余人，先后赴法者百数十人。在湘准备来京入预校者，尚不可以数计。其影响不云不大。今闻同乡诸公，嘉学生之能以精诚谋借款，苦力求学识，遂争设分会，共相提挈，共相扶助，使全体学生得早达赴法以工求学之目的，此不特学生等之幸，实吾湘全省之幸；又不独吾湘幸，使各省教育界之先进尽如吾同乡诸公见义勇为，则庞然蠢然之中华民国一转眼间必脱胎换骨而为法兰西，再转眼间必鹤立鸡群而为世界主人翁，则诸公驾彩云而洒甘露，受施者实遍大千世界，岂仅此数百余怅然无依之苦学生耶。惟学生等所经过之情形，诸公庸有未知，爰缕晰记之，呈览于诸公大会一堂之际，以为要求助力拜见之资云耳。
湖南留法勤工俭学预备最初之萌芽
民国六年十月，罗承鼎、戴勋二君（以下简称罗君或戴君）在广州得识广东留法俭学会会长黄强，遂起留法俭学之念。斯时广州军事正急，黄以广东工艺局局长总办兼援闽总司令部副官长及兵站部长之职，无暇筹备留法预校，遂介绍罗、戴二君入京师预校。二君得介绍书即兼程还湘。既抵湘，适南北战线正在岳鄂之交，行旅不敢飞渡。二君留居湘垣，以由广携回之章程散发湘中各校，并奉书蔡孑民、李石曾二先生，询问预校情形。
就湘组织预校未成之议
蔡、李二先生复罗、戴函谓：如果湘省人数众多，可与湘教育会商议就省组织预校，教员可由本会介绍，凡须本会协助之处，当竭力赞助云云。罗君持蔡先生函请之教育会长陈润霖。陈以大兵驻省，经费、校舍均难设法，未允所请。罗又欲退而至南县组织，赞成者虽有数十人之多，终以无款而止。
罗君等来京与蔡、李二先生接洽之初步
七年二月北军入长沙，罗君在省组合预备来京之数十人皆星散避命，罗遂与段振寰、戴勋、周楚善、高风四君来京。初谒李石曾先生云：曾有信至长沙，属暑假后来京。盖保定预校前班尚未毕业，寄宿舍不能容纳。今既来京，寄居旅馆太不经济，惟租房自炊，日间至大学旁听，夜晚入大学法文班习法文，暑假后再入保定预校。继谒蔡先生，陈述专靠借款而来之意。蔡先生云：章程所定借款一条，本属一种计划，后以各方面阻力，未能实行。今君既来，自当设法使必达目的而后可。
罗君上书熊秉三、章行严二先生
及与章先生面谈之结果
四月上旬，李石曾先生自天津回，招罗君至其寓云：在津会晤熊先生言及此事，熊先生极端赞成。回京与章行严先生言，章亦如之。湘省既得熊、章二先生之赞助，借款不难筹集。欲乘此机会为湘专开一班，人数须在三十以上，君可一面函湘邀集学生来京，一面上书熊、章二先生要求代筹川资借款。于是罗君之书由李先生转达。李又介绍罗君承鼎、段君振寰面谒章先生，言所允川资如能作靠，则可入预备学校肄业；万一稍有变动，则预备期满，一介寒酸断无力自费赴法，不如早求李先生设法介绍以华工应招赴法。章先生言：应招工作粗重，与教育无关，又非学生所宜，汝等可放胆入预校。我已与熊先生商议，明年毕业赴法，即公家无款可筹，私人亦当为力。万不可稍怀犹豫，轻于应招。
国内借款说之由来
罗君等居京数月，客囊久空，举火为奇，杜于皇之穷愁复见。罗君因事间一两日必往见李先生。李先生至大学亦必招罗谈，每见必以旅居生活状态相询。罗君稍稍露其穷相，李先生必尝以数十元济之。一日，李先生在大学招罗告之曰：昨日下午在教员休息室与章先生谈及君等窘状，章言：兵祸连年，湘人早已十室九空，加以纸币低落，即稍有余力，又安所得现洋而汇寄。章言：如此数君等在法旅费，极愿设法补助。我亦曾极力为君等求之。
与侨工局接近之起源
章行严先生因事突然南下，罗君等皇皇如有失。屡向李石曾先生要求介绍入北京某某工厂做工，欲实行勤工俭学于国内。李先生亦向某某数工厂交涉，均不能就。罗君遂求李先生探询侨工局招募之事。适侨局有事约李先生是日下午赴会。次日李先生告罗曰：已与侨工局商议，在法国组织华工学校。先在国内由侨工局设一预备学校，收纳如君等资格情形之人。一年或三年毕业，兼习工作。毕业后即由侨工局送赴法国。日间则做工或求学，夜晚或星期则尽力于华工教育。此举彼此均有利益。
侨工局借款之成立
久之，侨工局预校之议不能实行。李先生最后遂云：侨工局已允对于入华法教育会预校之学生为借款之补助。国内旅费有家庭万分不能接济者，侨工局亦允借给。但学生必须本诸良心，先尽私人之财力。私力既竭，然后求借款补助。如蓄其私力，专恃借款，则不但失此项借款之性质，且与华法教育会之本旨大相背谬。此次款额只限二十五名。付款手续必须湖南在京任事之人经理，侨工局不与学生直接交涉。于是李先生属罗君要求教育部视学员李宝圭（李曾充第二师范教员），出为经理。罗君谓以穷学生之资格求人以经理款项之事恐不见信，遂未果行。后数日，石曾先生言：已与王子刚先生商及经理款项之事，王欣然诺之。
同学之来京
六月底，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生蔡君林彬（此人未入预校）至。初谒李先生，李遣人引至罗君处接洽。罗以经过一切情形相告，并嘱其速函至湘，招邀同学。蔡君居省城久，对于各校学友相识甚多，一纸至湘，影响颇大。未几日鲁君其昌、张君宪武、郭君兴汉等十四人，自沪以欲入预校之意函告罗君。不数日，熊君世麟等七人至。又数日，张君宪武至保定。鲁君其昌、郭君兴汉均自沪至京。七月十九日，毛君泽东（此人未入预校）等十二人亦自湘来京，而留法之形体遂具。
在华法教育会开会之情形
同学到京之时，李先生正避暑西山，遂函请返京。李先生既返，亟亟以得人经理借款为谋。先是李先生闻蔡君林彬与杨怀中先生有师生之谊，欲杨先生出为经理。遂请蔡孑民先生函商杨先生。杨又函商王少荃、胡子靖两先生，均慨然允诺。七月二十六日下午，集会于华法教育会。蔡孑民、李石曾、彭志云三先生外，湖南则有胡子靖、杨怀中、王子刚、王少荃四先生。是日所磋商者，学生分校之办法（是时分长辛店、保定、天津三处），借款经理之手续。各先生均出席演说，历三点钟始散。湖南经理借款之干事会遂雏形于此时。李先生演说借款一节略述于下：
（上略）侨工局为什么借款给我们华法教育会的人呢？因为现在在法国的华工有十多万，若不设法施点教育给他们，他们在国外必有种种不正当的行为，惹起外国人苛待或逐出国境。回到国内不但不能为社会上的良善分子，而且行奸行诈的手段越发高，那不于社会更有害吗？于今想对他们施一种相当的教育。政府既不能拿出好多款资造成多数的教材送到法国，组织华工教育学校，那最简便最经济的办法，就只有借点川资让我们这班学生到法国去，一面自己可以求学，一面又可以教导华工。我们对于华工智识上要算是先进，这种义务是应当尽的。况既受了侨工局借款的优待，这个责任就更不容辞了。借款的办法怎样呢？侨工局经济力也是有限，我们学生如果人数太多，只好一班一班地赴法。比方第一班三十人领这项借款到法国，五个月内还过来，第二班又去。这样子轮流一年，可以去两班人。（下略）
开会后干事之进行
开会后，胡、杨、王、王四干事在熊公馆会议。所议决之事，即成立湖南华法教育分会，一在长沙，一驻北京；及学生借款保证之办法。侨工局方面由熊先生接洽。后8月29日，李先生又邀集侨工局长张弧先生与湖南各干事先生在华法教育会为初次之接洽。借款额遂扩充至七十余名。
在北京期间，毛泽东还多次同老师黎锦熙会面。据《黎锦熙日记》记载：
6月30日
至怀中宅，晤蔡和森（林彬，湘乡人，一师校同学，改入岳麓山高师校国文专修科；他6月25日到京，进行京保两处开留法预备班事），因得萧子暲函。
8月29日
至石驸马大街督办河工处赴“华法教育会湖南分会”之筹备会，晤怀中、振翁、陈蔗青、李倜君、子靖等。议决先起章程、函稿，为工读学生赴保预备者四五十人筹资三千元，拟向侨工事务局函借也。
9月8日
下午3时至子靖处，并晤润之、子升，稍话。……至湘乡馆，晤子暲及润之、子升等，谈学。
11月2日
至北京大学赴“湖南留法预备科”学生欢迎会之约。晤子靖、怀中、少潜。先照相。余演说东西哲学文化之关系及国语之重要。
12月10日
萧子升至。晚饭后，久谈学事及留法问题。
12月16日
子升、和森至，久商旅费及工场事。
12月17日
又商借款赴法事。
12月20日
纯弟由长沙来京，组织留法预备也。
12月29日
晚归，润之至，谈报事及世界问题。
在北京期间，毛泽东和蔡和森等还于10月上旬前往保定，迎接由陈赞周、邹鼎丞带领的长沙初级班30余名学员。随后，蔡和森同他们一起，前往保定蠡县布里村留法工艺实习学校学习。毛泽东为他们送行，随后回到北京。
关于毛泽东保定之行的情况，在贺果的日记里有简要记载。贺果，字培真，是毛泽东在湖南一师的同学，当时在保定育德中学附设留法高等工艺预备班学习。他在日记中写道：
9月4日 七月二十九日
余于四日前由京搭车来此，入育德中学之留法高等工艺预备班。其宗旨本勤工俭学会之初意，假勤工以留学法国，使贫寒学生不致有向隅之叹。余本一师范生也，然余之初志不愿以师范生终此一生。今此既有预备班，且以高等工艺之名以冠其上，余之工业生活或可于此发轫，以至于高造，亦未可逆料也。余须以毅力为之可也。
9月27日 八月二十三日
上午上机械制图两小时、法文两小时。下午往商务馆，和笙君买法文一部。星煌君长沙付来洋三十元，代毛润之还余十元。以两元还李长极君，和笙君借两元，余六元。发家兄12号名片一张、毛泽东君名片一张，寿五兄名片一张，系催保证书；彭道良君名片一张。
10月6日 九月二日
是日下午，长沙初级班三十余人到此。余等在此同学多到站欢迎，搬运行李。分寓第一栈、泰安栈。陈君赞周、邹君鼎臣（丞）护送到此。萧君子升、毛君润之、蔡君和森自北京来。
10月7日 九月三日
下午湖南全体学生在莲池摄影。本班与初级班及北京数人济济一时。晚与和笙君、芝圃君往第一栈，与毛、蔡、萧诸君谈一时许。归时已十时矣。
（后略）
10月27日 九月二十三日
今日画图一张。晚，写家信第十五号，发毛润之一片。预定发寿五兄一片，此可缓数日；袁伯谐一片亦可稍缓数日。予近日精神似已复原，甚为充足，虽终日劳作亦不为苦。惟目力因用过甚，不免有损耳。然须设法保护也。
12月15日 十一月十三日
近日温度平均二十四五度（华）（午），早晨低至16度。曾从京归，带来毛润之、罗荣熙信各一函。
在北京期间，毛泽东必须自谋生计。他经杨昌济介绍，认识了北京大学图书馆主任李大钊。他被安排在北京大学图书馆做助理员，负责新来杂志报刊的管理，登记前来阅览者的姓名。这使毛泽东每月挣得八块银元的工资。
1919年1月25日，北京大学哲学研究会成立。毛泽东为了便于到北京大学旁听，报名参加了研究会。
同年2月19日，北京大学新闻学研究会召开改组大会。毛泽东也出席了这次大会。
在新闻学研究会，毛泽东结识了《京报》社长邵飘萍，听他讲授《新闻工作的理论与实践》，还多次拜访过邵飘萍。他终于获得了北京大学“听讲半年”的证明书。
然而此刻，毛泽东已不在北京大学。
1919年3月间的一天，毛泽东突然得知母亲文氏病危消息，又值一批赴法勤工俭学的湖南青年要到上海登船，他便匆匆忙忙地结束了第一次北京之行，绕道上海，回乡服侍。
毛泽东回乡后在给舅父母的信里写道：
七、八两位舅父大人暨舅母大人尊鉴：
甥自去夏拜别，匆匆经年，中间曾有一信问安，知蒙洞鉴，辰维兴居万福，履瞩多亨，为颂为慰。家母久寓尊府，备蒙照拂，至深感激。病状现已有转机，喉蛾十愈七八，疡子尚未见效，来源本甚深远，固非多日不能奏效也。甥在京中北京大学担任职员一席，闻家母病势危重，不得不赶回服侍，于阳（历）3月12号动身，14号到上海，因事逗留二十天，4月6号始由沪到省，亲侍汤药，未尝废离，足纾廑念。肃颂福安！各位表兄表嫂同此问候。
四、五、十舅父大人同此问安，未另。
愚甥 毛泽东禀
四月二十八
在上海逗留的20余天里，毛泽东一一送走了湖南赴法勤工俭学的同学和朋友们。
3月15日，环球中国学生会召开赴法留学学生欢送会。毛泽东也参加了这次会议。
毛泽东送走了湖南赴法勤工俭学的青年，自己却决定暂时留在国内。这不仅是因为经费拮据，他的外文程度还不过关，更重要的还是因为他预感到中国伟大变动的年代即将来临。
萧三回忆说：
毛泽东决定自己不出国，留在国内从中国现实中探索救国救民的道路。他觉得，中国有许多事物需要深入地研究、调查。中国处在伟大的变动中，自己不能离开这个战斗的环境。
……
1919年春天，毛泽东由北京经天津、山东、浦口、南京，一段一段地借钱买票，来到了上海。在上海送别了一批去法国的同学、青年之后，毛泽东决定回湖南去。他经常惦念着这块土地，他是在这里生长的，是在这里求学和开始社会活动的。这里还有许多新民学会的会员，有会务需要发展。他要回到故乡去，结合同志，继续研究学问；团结人民，和压迫者做斗争。
周世钊曾经这样评价毛泽东参与领导的湖南赴法勤工俭学运动：
这一运动的收获，不仅在于使湖南几十个青年得到到法国勤工俭学的机会，也不仅在于使这群勤工俭学的学生成为革命斗争中的中坚分子，而最主要的是它在湖南知识分子的思想革新上和革命斗争的开展上有着巨大深刻的影响：（一）打破了湖南知识分子蹈常守故，安于习俗的思想，掀起了向西洋学习新思想、新科学的高潮。像年将半百、教书几十年的徐特立同志，也受了这次运动的影响，而接着赴法去做老留学生，就是一个很显明的例子。（二）毛泽东由于亲自到了北京，和北京各大学的进步教师和学生有了一定的接触和联系，对于北京青年学生的学术活动和政治活动能够互通声息。这样，就为他于五四运动时期在长沙开展革命活动创造了有利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