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建党前后

湖南的新曙光

毛泽东在成为马克思主义者之后，并没有停止对真理的追求，而是开始了新的努力。他要寻觅有共同理想的同志，还要创建将这理想付诸实行的组织。毛泽东的努力是富有成效的。不久，长沙共产党早期组织便同全国其他先进地区的共产党早期组织一样，在东方地平线上冉冉升起，为湖南带来新的希望。

有关毛泽东创建长沙共产党早期组织的情况，迄今为止考证得较为充分的是中共湖南省委党史资料征集研究委员会撰写的《长沙共产主义小组综述》一文。

该文写道：

毛泽东由沪返湘后，与陈独秀、李达等联系密切。文化书社创立时，请陈担任“信用介绍”。由于陈独秀的帮助，上海《新青年》社、泰东图书局、亚东图书馆、中华书局、群益书社、时事新报社等，免去押金，优先卖书报给文化书社。10月中旬，又建议省教育会邀陈独秀来长沙讲学，陈“不愿偕罗素同来”，没有启程。12月，毛泽东再次邀陈来长沙参加社会主义青年团成立大会，后因陈赴广东，也未实现。但陈独秀、李达等把建党情况，中国共产党宣言的起草情况都及时告诉了毛泽东，委托毛泽东在长沙建党，并寄来了《共产党》月刊、青年团章程。据周佛海回忆，1920年夏，他从日本回上海，在环龙路渔阳里2号会见陈独秀，共产国际代表维经斯基也在座，共同商议建党问题。“经过几次会商之后，便决定组织起来，南方由仲甫负责，北方由李守常负责”，“预备在一年之中，于北平、汉口、长沙、广州等地先成立预备性质的组织，然后于第二年夏天，开各地代表大会，正式成立”。这段回忆，说明在1920年夏，长沙已列入了陈独秀的建党计划。李达回忆，“这个组织（共产党）发起后，由陈独秀、李汉俊找关系”，“在湖南由毛泽东负责”。毛泽东在筹建长沙共产主义小组过程中，同上海、北京小组成员有着广泛联系。早在1918年下半年，毛泽东就认识了李大钊，并在他领导下担任北京大学图书馆管理员；在他帮助下，开始接受马克思主义。毛泽东创办文化书社时，李大钊担任文化书社的“信用介绍”，协助书社打通了北京大学出版社、新潮社、学术讲演会及《晨报》社的关系，免去押金供应书报。上海、北京共产主义小组成员李启汉、林伯渠、李中（李声澥）、陈公培、周佛海、邓中夏、何梦雄、罗章龙、缪伯英等，也同长沙小组保持联系。

……

关于长沙共产主义小组成立的环境、情况、成员、时间等情况，小组的主要创始人毛泽东都有回忆。1945年4月21日，他在《“七大”工作方针》中提到：“苏联共产党是由小组到联邦的，就是说由马克思主义的小组发展到领导苏维埃联邦的党。我们也是由小组经根据地到全国。”“我们开始的时候，也是很小的小组。这次大会发给我一张表，其中一项要填何人介绍入党。我说，我没有介绍人。我们那时候就是自己搞的，知道的事也并不多。”1956年9月，毛泽东在“八大”代表证上亲笔写入党时间是1920年。1960年6月21日，毛泽东接见日本文学代表团谈到自己的经历时说：“后来是客观环境逼得我同周围的人组织共产党早期组织，研究马列主义。”1969年4月1日，毛泽东在“九大”开幕式上，再次谈到他和何叔衡是长沙共产主义小组参加“一大”的代表。

参加“一大”的代表，除李汉俊、何叔衡、王尽美、邓恩铭在1936年以前牺牲或逝世外，其余代表均有回忆。李达多次谈道：“6月初旬，马林和尼可洛夫由第三国际派到上海来，和我们结识了以后，他们建议我们应及早召开全国代表大会，宣告党的成立。于是由我发信给各地党小组，各派代表二人到上海开会。”“6月下旬，到达上海开会的各地代表共12人。长沙——毛泽东、何叔衡。”陈公博在1924年写的《共产主义运动在中国》，是所有“一大”代表中最早撰写的回忆文章。他说“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于1921年7月20日在上海召开。这是中国共产党的生日，大会代表12人，代表7个地区——广州、北京、湖南、上海、山东、汉口，以及在日本的”党员。陈潭秋、董必武在1936年的回忆中，也明确肯定湖南长沙的共产主义小组代表是毛泽东、何叔衡。

长沙共产主义小组成立时间，据彭述之回忆：“1920年9月，我抵长沙时，湖南共产党早期组织是个什么模样呢？……根据贺民范的叙述，湖南共产主义小组同上海的大不相同，它当时在组织上还没有正式形成，而上海的共产党早期组织已经成了中国拥护苏俄式革命分子的核心，并且是他们的先驱组织。然而，湖南共产主义小组的存在是不可置疑的。”包惠僧回忆是9、10月间，同武汉共产主义小组成立时间大体相同。张国焘回忆是ll月。这些回忆大体符合历史实际。1920年8月上海共产主义小组成立后，向北京、武汉、长沙等地发信，毛泽东接信后，开始着手筹建长沙小组。据萧子升回忆：“1920年，新民学会出现了分裂，在毛泽东领导下，那些热衷共产主义的人，形成了一个单独的秘密组织。”

……

长沙共产主义小组的人数及其成员，据毛泽东回忆，在正式发起建党文件上签名的有6人。至“一大”召开时，李达回忆有10人，张国焘回忆约有10人。这就是说，由初创时的6人，发展到“一大”时的10人。在这些回忆中提到的人，除毛泽东、何叔衡外，尚有彭璜、贺民范、萧铮、陈子博、夏曦、彭平之等。根据现有资料可以肯定的是有毛泽东、何叔衡、彭璜。

关于长沙共产党早期组织成立以后的主要活动，该文继续写道：

在湖南，军阀统治非常残暴，不容许“过激派”的宣传，更不容许共产党的存在。恶劣的政治环境使得长沙共产主义小组必须采取极隐蔽的活动方式。小组成立后，是以群众团体或个人名义领导和参加各项活动的。

1. 向湖南《大公报》《劳工》月刊推荐上海共产主义小组《共产党》月刊、《中俄通讯社》的重要文稿。毛泽东与湖南《大公报》主笔龙兼公、张平子是同乡，交往密切。据张平子回忆，毛泽东常向他们推荐马克思主义的文章。在毛泽东介绍或影响下，《大公报》上刊登了李大钊的《由经济上解释中国近代思想变动的原因》，《中俄通讯社》的《布尔什维克略史》，《共产党》月刊第一号《俄国共产党的历史》《列宁的历史》。《劳工》月刊刊载了《中俄通讯社》关于欧洲工人罢工的消息。

2. 开办湖南第一师范民众夜校和失学青年补习班。支持黄爱、庞人铨创建湖南劳工会。1920年冬，毛泽东在湖南第一师范附小任教时，创办了民众夜校和失学青年补习班，招收附近工厂工人学习文化，通俗讲解马克思主义的剩余价值学说和社会发展史。他解释“工人”二字联起来就是“天”字，生动地阐明了“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力量大于天。12月5日，湖南《大公报》发表了一篇署名“泽人”的论文《怎样做才有真正的劳工团体出现》，提出：“劳工是社会的台柱子，劳工问题不解决，社会怎样能够安宁呢？”要解决劳工问题，改善工人生活，提高工人的社会地位，就只有工人联合起来结成坚固的团体，“扎硬寨，打死仗，自己起来奋斗”。这年秋，黄爱、庞人铨回到长沙从事工人运动。黄爱原在天津协助周恩来领导过学生运动，在北京见过李大钊，参加了北京工读互助团，在上海陈独秀主编的《新青年》做过缮写，同陈独秀讨论过劳工问题。黄、庞筹备湖南劳工会时，得到了何叔衡、彭璜的支持，何叔衡还是劳工会的名誉会员。11月21日，湖南劳工会正式成立，开办了两所工人夜校，一所平民阅览室，还设立了女子职业学校，举办了工人读书会、星期讲演会，成立了女子新剧组，创办了《劳工》月刊，积极开展对工人的思想、文化教育，鼓励工人团结起来，为改造万恶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制度而斗争。

3. 帮助湖南劳工会开展“五一”纪念活动。1921年3、4月，湖南劳工会发动了湖南第一纱厂公有运动。湖南第一纱厂原是官办产业，后由省政府租给了华实公司。湖南劳工会要求华实公司废除租约，交湖南第一纱厂工人自己管理。他们曾发动工人游行示威，押着华实公司董事到省政府去废约，结果遭到军警镇压，捕去代表四人。4月28日黄爱为营救被捕代表，前往省署交涉，亦遭逮捕。这时，长沙街头，军警密布，四处戒严，湖南劳工会还准备组织游行示威。长沙共产主义小组自劳工会成立后，就给予支持与批评帮助，支持他们创办工人夜校，举办读书会，从事工人生活状况调查等活动；同时批评他们没有严密组织，偏重经济斗争，没有远大政治目的和不顾主客观条件的鲁莽行为；批评他们的无政府工团主义观点；建议将“五一”游行大会改为游艺会，避免流血牺牲。劳工会接受了长沙共产主义小组的建议，“五一”那天，千余工人在湖南第一师范大礼堂举办了游艺会。这是湖南工人首次纪念自己的节日。

4. 筹备湖南自修大学。毛泽东、彭璜等早有组织“自修学社”的志趣。小组成立后，他们积极进行准备。1921年4月27日，发表了《湖南自修大学组织大纲》,9月，利用船山学社的社址、经费开办湖南自修大学，使之成为学习、宣传马克思主义的一个阵地。

5. 组织社会主义青年团。1920年10月，开始发展社会主义青年团员。刘少奇、彭平之、张文亮等首批加入社会主义青年团。毛泽东多次叮嘱张文亮：“青年团此时宜注意找真同志，只宜从缓，不可急进。”12月2日，毛泽东告知张文亮，“青年团等仲甫来再开成立会”。后因陈独秀赴广东，青年团成立会，一直延到次年元月13日正式举行。在长沙共产主义小组领导下，社会主义青年团稳步健康发展。据1923年和1924年的统计，1921年7月以前入团者39人，其中1920年入团者16人。由于当时青年团员流动性大，还有许多人未统计在内。

6. 组织中韩互助社。1921年3月17日，毛泽东、何叔衡等28人发起组织“中韩互助社”，支持朝鲜人民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争取民族独立的斗争。毛泽东、何叔衡、贺民范分任该社通讯部、宣传部、经济部的中方主任，朝鲜黄永熙、李基彰、李愚氓任朝方各部主任。这是湖南人民与朝鲜人民较早建立深厚友谊关系的一个史实，也是长沙共产主义小组创建时即忠实于国际主义的体现。

长沙共产主义小组的活动，为湖南党组织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据李达回忆：在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期间，“代表们在住所互相交换意见，报告各地工作的经验。当时党的工作，很注意宣传与工人运动两项……长沙小组宣传与工运都有了初步的成绩。看当时各地小组的情形，长沙的组织是比较统一而整齐的”。

在组建长沙共产党早期组织的同时，毛泽东还进行了组建社会主义青年团的工作。《毛泽东同志的青少年时代》一书写道：

1920年8月，上海开始出现社会主义青年团的组织。10月，毛泽东接到北京方面寄来的团章以后，立即着手建团工作。他深入到第一师范、第一中学和商业专门学校中，发现和培养积极分子，把团章送给他们看。在提高政治思想觉悟的基础上，个别吸收入团。第一师范学生张文亮，接受了建团任务，他在11月和12月的日记中，曾有这样的记载：

11月19日。接泽东一信，送来青年团章程十份，宗旨在研究而实行社会改造；约我星期日上午去会他，并托我寻觅同志。

11月21日。会见泽东，云不日将赴醴陵考察教育，并嘱此时青年团宜注重找真同志；只宜从缓，不可急进。

12月2日。泽东来时，……嘱我多找真同志。

12月15日。接泽东复信：师范素无校风，你应努力结一些同志做中坚分子，造成一种很好的校风。青年团你可努力在校寻找团员，尽可能在本学期开一次会。

12月16日。泽东来此。青年团将于下周开成立会。

12月27日。泽东送来《共产党》九本。

从这些极其珍贵的记载中，我们可以窥知：毛泽东当时对建团工作是如何的费心、操劳。特别是他反复强调要积极而慎重地吸收团员，更是极其难能可贵的创见。当时，上海、北京等地的社会主义青年团，由于缺乏经验，注意质量不够，成员比较复杂。团员中，信仰马克思主义、无政府主义、基尔特（行会）社会主义和工团主义的人都有，以致到1921年5月，不得不宣告暂时解散（11月间整顿后恢复）。而长沙的团组织，在毛泽东积极慎重、“找真同志”的正确建团方针指导下，避免了这段弯路。

长沙的社会主义青年团员中，有不少是新民学会的会员。新民学会原是五四时期湖南人民反帝反封建斗争的领导核心，随着革命斗争的不断发展，虽然有些人落伍了，有些人图谋个人的发展，走上了与革命分离的道路，有的后来甚至变成了反革命；但是，很多会员，都有过较长期的革命思想准备，参加过许多实际斗争，现在又坚定地信仰马克思主义。因此，毛泽东和他的战友认为，这些经过斗争考验的会员，只要自愿，都可以加入青年团。陈子博、谢南岭等新民学会会员，就是在这种情况下，成为长沙社会主义青年团的早期团员的。到中国共产党成立时，长沙的团员已发展到38人，是全国团员较多的地区之一。除长沙外，衡阳也很早建立了团的组织。1921年春，衡阳省立第三师范学生蒋先云等先进分子组织的革命团体“心社”的成员，全部转为社会主义青年团员。随后，衡阳省立三中、三甲工和三女师，都建立了团的组织。

毛泽东不仅指示张文亮在第一师范物色和发展社会主义青年团员，还尽量把新民学会中的优秀分子都吸收到青年团里，高菊村等在《青年毛泽东》一书中写道：

据萧子升回忆，他1921年3月初到长沙见毛泽东时，“他是第一师范附小的主事，但他大多数活动是秘密地指挥共青团的组织”。新民学会的很多成员都成了C.Y.的团员，“C.Y.的诞生使原来的新民学会走到了尽头”。萧子升不赞成这种做法，他希望新民学会仍能成为一个实行无政府共产主义主张的团体。毛泽东的朋友、新民学会会员陈昌尖锐地批评萧子升说：“我们所有的朋友都已秘密成为C.Y.的成员了，把他们拉回来是很难的。你知道，新民学会的目的是用一种抽象的方法改造中国，它既无政治观点，又无固定的行动计划。他们现在认为，要达到实际效果只有一条出路，就是遵循俄国的榜样，努力宣传列宁的学说。”毛泽东也直截了当地向萧子升指出：“很多人都不满现状，如果我们要进行改造，就必须来场革命！如果我们要革命成功，上策便是学习俄国！列宁的共产主义是最适合我们的制度，而且是最容易学习的。我们面前只有一条路！”毛泽东反对萧子升在新民学会内进行无政府共产主义的宣传，他要求C.Y.的团员同志不要听信那些好听的话，要坚定共产主义的信仰。

通过毛泽东和长沙共产党早期组织的积极努力，长沙的建团工作取得显著成效。1920年入团者有16人，1921年7月前入团者达36人。

1921年1月13日，长沙社会主义青年团成立，毛泽东任书记。毛泽东十分注意从思想、组织各个方面采取多种形式教育团员，提高团员的思想理论素质。他根据青年的特点，倡议举办了星期同乐会，组织团员和青年到湘江游泳，到天心阁、开佛寺、碧浪湖、望湘亭等名胜古迹游览。通过这些活动，他们既加深了彼此间的了解，同时也交流了各自对于政治时事问题、特别是对于有关马克思主义的认识。他们还特别注意团结和争取受各种思潮影响的青年，争取他们成为马克思主义的信仰者。

……

1921年春节期间，为了动员亲人投身革命，毛泽东从长沙回到韶山。当时毛泽东已经父母双亡，小弟泽覃、堂妹泽建已去长沙读书。大弟泽民在家理事。2月中旬的一个晚上，毛泽东和泽民、泽覃、泽建等人在厨房火炉旁，一边烤火一边拉家常。泽民告诉哥哥，自那年家里起火后，第二年冬天修屋，不久又遭败兵勒索和坏人抢劫，家事已是“王老二过年，一年不如一年”。毛泽东听后，开导他说：这不只是我们一人、一家的事，“国乱民不安生”。启发他们要想到祖国的前途，民族的命运，人民的痛苦，要舍家为国，舍己为民。他要泽民把家里的事安排好，跟他一起到长沙去边工作边学习。

有关长沙社会主义青年团的初期情况，材料不多。易礼容在《党的创立时期湖南的一些情况》一文中，保存了一些零星的回忆。他说：

社会主义青年团我没有参加，我是直接参加共产党的。但是回忆1920年下半年，陈独秀把社会主义青年团的团章寄来了，内容是苏联式的。毛那时任第一师范附小主事，在接到陈寄的团章后，就开始发展团员。毛是团的书记。以后罗君强、萧述凡、田波扬先后当过书记。团员还有何叔衡、夏曦、郭亮等人。以后有些青年团员转入共产党。记得萧三曾被派到湖南做团的工作。

黄爱，学生出身，有无政府主义色彩。他做工人运动，挂着劳工会的招牌，名声很大。当时第一纱厂是湖南最大的工业，黄爱在那里领头开展工人运动。1921年底，毛对我说，我们要找黄爱谈谈。我就去约了黄爱。一天黄爱来找我的时候，下雨。他穿青布对襟衫，地点在朝宗街文化书社。我说润之要找你谈谈，他同意。我和他约定了时间，并通知了毛。过了几天，我问毛，谈得怎么样。他说谈得很好，黄爱愿意同我们一道干。谈过之后，只有十几天，黄爱就殉难了。黄爱加入青年团，接受了党的指示。我没有和庞人铨联系过，毛和他联系过没有，我不知道。黄、庞观点是一致的。青年团当时有不少活动。

出席中共“一大”

1921年6月，各地共产党早期组织先后收到上海共产党发起组的来信，要他们各派两名代表前往上海开会。这揭开了中国现代史上的重要一幕。

同年6月29日，毛泽东和何叔衡作为湖南代表启程前往上海。

谢觉哉（《湖南通俗报》主编）在当天的日记里记下了这具有历史意义的一页：“午后六时，叔衡往上海，偕行者润之，赴全国○○○○○之招。”

后来，谢觉哉回忆说：

“一个夜晚，黑云蔽天做欲雨状，忽闻毛泽东和何叔衡即要动身赴上海，我颇感到他俩的行动‘突然’，他俩又拒绝我们送上轮船。后来知道，这就是他俩去参加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伟大的中国共产党诞生的大会。”

又据谢觉哉的夫人王定国说：

“对于这样一个重大的历史事件，由于湘江上空乌云翻滚，反动势力猖獗，谢老既怕忘掉，又不能详细记载，只好在这天日记上，画了一大串圆圈。”

1936年，毛泽东在陕北对埃德加·斯诺谈起这段往事时，回忆说：

1921年5月，我到上海去出席共产党成立大会。在这个大会的组织工作中，起领导作用的是陈独秀和李大钊，这两个都是当时中国知识界最出色的领导人。我在李大钊手下担任国立北京大学图书馆助理员的时候，曾经迅速地朝着马克思主义的方向发展。我在这方面发生兴趣，陈独秀也有帮助。我第二次到上海去的时候，曾经和陈独秀讨论我读过的马克思主义书籍。在我一生中可能是关键性的这个时期，陈独秀表明自己信仰的那些话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在上海这次具有历史意义的会议（党的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上，除了我以外，只有一个湖南人。其他出席会议的人有张国焘、包惠僧和周佛海等。我们总共是12个人。当年10月，共产党的第一个省委在湖南组织起来了。我是委员之一。接着其他省市也建立了党组织。在上海的党中央机构工作过的有：陈独秀、张国焘、陈公博、施存统、沈玄庐、李汉俊（1927年在武汉被杀）、李达和李启汉。在湖北的党员有董必武（现任保安党校校长）、许白吴、施洋。在陕西的党员有高岗和一些著名的学生领袖。在北京是李大钊、邓中夏、张国焘、罗章龙、刘仁静（现为托洛茨基派）和其他一些人。在广州是林伯渠，现任苏维埃政府财政部长和彭湃（1929年被杀害）。山东省委的创始人中有王尽美和邓恩铭。

同时在法国，许多勤工俭学的人也成立了中国共产党组织，它几乎是同中国国内的组织同时建立起来的。那里的党的创始人中有周恩来、李立三和蔡和森的妻子向警予。罗迈（李维汉）和蔡和森也是法国支部的创始人。在德国也组织了中国共产党支部，只是时间稍后一些；其成员有高语罕、朱德（现任红军总司令）和张申府（现任清华大学教授）。在莫斯科，支部的创始人有瞿秋白等。在日本是周佛海。

1945年4月21日，毛泽东在中共“七大”预备会议上，面对着经历了长期革命斗争锻炼的党的精华，曾经无限感慨地说：

1921年，我们党开第一次代表大会。在12个代表中，现在活着的还是共产党员的（叛变了的如张国焘之流不算），一个是陈潭秋，现在被国民党关在新疆牢监里，一个是董必武，现在飞到旧金山去了，我也是一个。12个代表中现在在南京当汉奸的就有两个，一个是周佛海，一个是陈公博。会是在7月间开的，我们现在定7月1日为党的周年纪念。本来是在上海开的，因为巡捕房要捉人，跑到浙江嘉兴南湖，是在水上开的。发了宣言没有？我不记得了。当时马克思主义有多少，世界上的事如何办，也还不甚了了。所谓代表，哪有同志们现在这样高明，懂得这样，懂得那样。什么经济、文化、党务、整风等等，一样也不晓得。当时我就是这样，其他人也差不多。当时陈独秀没有到会，他在广东当教育厅长。我们中国《庄子》上有句话说：“其作始也简，其将毕也巨。”现在我们还没有“毕”，已经很大。联共党史开卷第一页第一行说，苏联共产党是由小组到联邦的，就是说由马克思主义的小组发展到领导苏维埃联邦的党。我们也是由小组经根据地到全国，现在还是根据地，还没有到全国。我们开始的时候，也是很小的小组。这次大会发给我一张表，其中一项要填何人介绍入党。我说我没有介绍人。我们那时候就是自己搞的，知道的事也并不多，可谓年幼无知，不知世事。但是这以后二十五年就不得了，翻天覆地！整个世界也是翻天覆地的。中国是翻天覆地的二十五年，世界是翻天覆地的二十八年。这二十八年是俄国共产党胜利后的二十八年。中国共产党的二十五年也是大不相同的二十五年。这一点是要使广大人民知道的。

参加中共“一大”的代表不少人都对“一大”做了回忆。董必武1937年在陕甘宁边区会见美国作家尼姆韦尔斯时回忆了党的“一大”，他谈道：

中国共产党中心建立于1921年5月，那时陈独秀为此目的同李大钊到了上海。我没有出席这次会议，但是我参加了1921年7月在上海召开的第一次代表大会。每个省派出两个代表。从日本回国的学生派一个代表——周佛海。他后来叛变参加了国民党。湖北省派陈潭秋和我。湖南派何叔衡和毛泽东。北京派张国焘和刘仁静。刘仁静现在是一个托洛茨基分子。上海派李汉俊和李达，李汉俊1927年在汉口被杀，李达现在是一个自由职业者，他成了一个大学教授。广东派陈公博和包惠僧，陈公博后来叛变成为南京政府的工业部长，包惠僧后来也成为国民党内政部官员。山东派邓恩铭和王尽美——后来两个人都被杀了。来自共产国际的两个代表也出席了这次会议。一个是荷兰人，在中国我们都叫他马村。另一个是俄国人，他的名字我已经忘记了。

原来陈独秀要参加会议并确定为这次会议的主席。但是，那时他必须在广东，于是张国焘代替他。关于这次会议的所有记载都丢失了。我们决定制定一个反对帝国主义、反对军阀的宣言。但是，党的这个最早的文件，我们一份也没有了。我记得辩论的一个观点，是党员可以不可以当官和做技术工作。一些人反对这样做。通过的决议是一个“关门”政策，保持党员的秘密和“纯洁”。我们还决定党员不能加入任何别的政党。包括孙中山的党。我们的主要工作是发展党。我记得会上选出的中央委员会委员，包括陈独秀、李大钊、张国焘、李汉俊等人。

陈潭秋在《回忆党的“一大”》一文中写道：

中共第一次代表大会是在7月底开的。大会的组织非常简单。张国焘被选为主席，秘书为毛泽东和周佛海。大会开幕就在上面所说的学校内举行，而大会本身的工作，则在李汉俊的家里进行。大会共开了4天，讨论以下的问题：目前政治状况、党的基本任务、党章和组织问题。

在讨论这些问题时，发生了争论，一部分是对党的基本任务和组织原则问题。一方面以李汉俊为首表示公开的“马克思主义者”，认为中国无产阶级尚很幼稚，不了解马克思的思想，需要长期的宣传教育工作。在这一基础上，李汉俊认为无须建立真正的无产阶级政党，反对无产阶级专政，拥护资产阶级民主。他认为就是在资产阶级民主范围内，亦可以公开地组织和教育无产阶级，用不着组织职工会，最好还是用一切力量去发展学生运动和文化教育工作。李汉俊主张首先应真正地组织知识分子，用马克思理论把他们武装起来，然后，当知识分子已掌握了马克思主义时，才能有力地组织和教育工人。因此他认为无产阶级的党，用不到有纪律的战斗的党，主张党应是联合知识分子的、公开的组织和和平的政党，成为研究马克思主义的组织。由此他得出结论：凡承认和宣传马克思主义原则的都可为党员。参加党的某一组织和在里面进行实际工作，他认为是不必要的。当时拥护李汉俊的观点的，还有李达和陈公博。

另外是一种极“左”的观点。以刘仁静为首，认为无产阶级的专政是党斗争的直接目标，反对任何公开形式的工作，一切知识分子都为资产阶级思想的代表者，他认为应拒绝知识分子入党。同意他的观点的有包惠僧。

大会大部分的代表都反对这两个不正确的观点，终于通过了一个共同方针，即党的基本任务是为争取无产阶级专政而斗争。在规定目前时期斗争的策略时，指出党不仅不拒绝，而相反，必须积极号召无产阶级参加和领导资产阶级民主运动。通过了方针，要求党成为有战斗能力及有纪律性的无产阶级政党。发展职工运动为共产党工作的中心任务。关于工作能否采取公开形式的问题，则指出，如有利于无产阶级的则党应当利用它。至于党的组织原则和接受新党员的条件，则采取俄国布尔什维克的经验。

刘仁静的回忆则与董必武、陈潭秋的回忆略有出入：

第一次党代会的人数是12人。包惠僧不是代表。

有的历史书上说，第一次党代会上有过反对“左”、右两种倾向的斗争，胡华的书说我是“左”派的代表，主张无产阶级专政等等，并无其事。在“一大”上，没有什么“左”、右派，也没有什么“斗争”，就我的情形说，当时还很年轻，对共产主义懂得很少，不可能形成“左”的系统，成为一“派”；另一方面，毛泽东在“一大”会上，很少发言，因为他刚离开湖南，对马克思主义知道得也不多，加上他很慎重，所以大会上，并没有什么“斗争”。大会关于知识分子的问题，略有争论，有人认为知识分子动摇、不可靠，在吸收他们入党时，应特别慎重，一般不容许他们入党。

“一大”在选举中央委员时，张国焘有过一些小组织活动，结果他认为应选上的人都被选上了，像李汉俊这样的人（在《星期评论》写文章，懂得马克思主义较多）却没有选上。

党内政治上的分歧，直至1923年第三次党代表会时，在国共合作问题上，才表现得比较明显。一方面是陈独秀，主张一切归国民党，国民革命应由国民党来领导，认为孙中山是天然的国民革命的领袖。另一方面，毛泽东主张应该依靠工人、贫农，认为中农和富农是靠不住的，有工农联盟的思想。但毛泽东在会上没有以自己的意见驳斥陈独秀的意见，会后曾同我谈起上述的主张。陈独秀的意见在会上占了统治地位。毛泽东的意见同陈独秀的意见间的矛盾，有如苏联布尔什维克同孟什维克之间的斗争。当时党内对陈独秀的错误思想没有看得很清楚，使革命受到损失。

中共“一大”于7月23日召开，8月初结束。大会通过了《中国共产党党纲》，将党的名称正式定为“中国共产党”。党纲规定党的奋斗目标是“以无产阶级革命军队推翻资产阶级”，“采用无产阶级专政，以达到阶级斗争的目的——消灭阶级”，“废除资本私有制”。大会还选举出党的最高领导机构——中央局，由陈独秀任书记，李达、张国焘分管组织和宣传工作。

会后，毛泽东来到南京，见到了好友周世钊等人。他还游览了风光秀丽的杭州。8月中旬，毛泽东一回到长沙，便投入紧张的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