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成为马克思主义者

思想的激变

1920年7月7日，毛泽东回到长沙。第二次北京之行给毛泽东留下深刻的印象，也使他的思想产生了某种重要的变化。

毛泽东领导驱张运动期间，政治空气比较活跃。列宁领导的苏维埃政府发表的废除帝俄时代同中国订立的不平等条约、建立中苏平等关系的宣言，突破军阀政府的封锁，公布出来了。各界人民对此反应十分强烈，全国31个社会团体发了热情洋溢的谢电。《天问》周刊发表文章热烈响应，明确提出中国人民应“和俄国农民、工人阶级、红军相提携，为自由而奋战，先竭力打破国内军阀的强权，再竭力打破各国的强权”。列宁领导下的共产国际已派代表来中国，先后与李大钊、陈独秀等取得联系，交换了关于中国革命问题的意见，研究了发起建立中国共产党的问题。报纸杂志上介绍俄国革命和宣传、讨论社会主义的文章日益增多，有些进步报刊摘译了一些马克思主义著作的部分章节，发表了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等人的简要传记，出版了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共产党宣言》的中文译本，还出版了一些介绍和解释马克思主义的著作。这就使毛泽东有更多的机会进一步接触马克思主义。

在第二次北游期间，毛泽东广泛地接触了各方面的人士，特别是与信仰、宣传马克思主义的李大钊、陈独秀有了密切的联系。在北京，他与李大钊同志经常在一起讨论有关共产主义的理论和赴俄留学等方面的问题。在上海，与陈独秀讨论了他所读过的马克思主义书籍，研究了在湖南开展革命活动的问题。当时，李大钊和陈独秀对毛泽东都产生过较大的影响。

毛泽东认真地观察了多方面的情况，深入地思索了各种问题，并及时地把自己的见闻和想法，写信告诉新民学会会员。他认为，要改造中国，就要避免空发议论、空谈改造，而要研究改造的目的、改造的方法和目前从何处下手等最切实的问题；要组织团体进行共同的研究，避免个人单独冥思苦想，因为这种“人自为战”的“浪战”，是“用力多而成功少”，是“最不经济”的办法。当他得知赴法勤工俭学的一些新民学会会员发起组织了“工学世界社”的消息后，十分关切，立即给罗学瓒写信说：“请你将组织、进行、事务等，告我一信。”他主张在长沙办一个“自修大学”，以便研究马克思主义和各国革命运动，培养革命干部。还主张组织一个“留俄队”，赴俄勤工俭学，实地考察俄国情形，学习俄国的革命经验。

在第二次到北京期间，毛泽东经过反复考虑，终于下定暂不出国的决心。这是他思想上的一个重要变化。

1920年3月14日，毛泽东从北京北长街99号寓所寄出一封信，信是写给在湖南的周世钊的。信中写道：

悙元吾兄：

接张君文亮的信，惊悉兄的母亲病故！这是人生一个痛苦之关。像吾等长日在外未能略尽奉养之力的人，尤其发生“欲报之德，昊天罔极”之痛！这一点我和你的境遇，算是一个样的！

早前承你寄我一个长信。很对不住！我没有看完，便失掉了！但你信的大意，已大体明白。我想你现时在家，必正绸缪将来进行的计划，我很希望我的计划和你的计划能够完全一致，因此你我的行动也能够一致。我现在觉得你是一个真能爱我，又真能于我有益的人，倘然你我的计划和行动能够一致，那便是很好的了。

我现极愿将我的感想和你讨论，随便将它写在下面，有些也许是从前和你谈过来的。

我觉得求学实在没有“必要在什么地方”的理，“出洋”两字，在好些人只是一种“迷”。中国出过洋的总不下几万乃至几十万，好的实在很少。多数呢？仍旧是“糊涂”，仍旧是“莫名其妙”，这便是一个具体的证据。我曾以此问过胡适之和黎邵西两位，他们都以我的竟（意）见为然，胡适之并且作过一篇《非留学篇》。

因此我想暂不出国去，暂时在国内研究各种学问的纲要。我觉得暂时在国内研究，有下列几种好处：

1. 看译本较原本快迅得多，可于较短的时间求到较多的知识。

2. 世界文明分东西两流，东方文明在世界文明内，要占个半壁的地位。然东方文明可以说就是中国文明。吾人似应先研究过吾国古今学说制度的大要，再到西洋留学才有可资比较的东西。

3. 吾人如果要在现今的世界稍为尽一点力，当然脱不开“中国”这个地盘。关于这地盘内的情形，似不可不加以实地的调查，及研究。这层工夫，如果留在出洋回来的时候做，因人事及生活的关系，恐怕有些困难。不如在现在做了，一来无方才所说的困难；二来又可携带些经验到西洋去，考察时可以借资比较。

老实说，现在我于种种主义，种种学说，都还没有得到一个比较明了的概念，想从译本及时贤所作的报章杂志，将中外古今的学说剌（刺）取精华，使他们各构成一个明了的概念。有工夫能将所剌（刺）取的编成一本书，更好。所以我对于上列三条的第一条，认为更属紧要。

以上是就“个人”的方面和“知”的方面说。以下再就“团体”的方面和“行”的方面说：

我们是脱不了社会的生活的，都是预备将来要稍微有所作为的。那么，我们现在便应该和同志的人合力来做一点准备工夫。我看这一层好些人不大注意，我则以为很是一个问题，不但是随便无意地放任地去准备，实在要有意地有组织地去准备，必如此才算经济，才能于较短的时间（人生百年）发生较大的效果。我想：（一）结合同志；（二）在很经济的可能的范围内成立为他日所必要的基础事业。我觉得这两样是我们现在十分要注意的。

上述二层（个人的方面和团体的方面），应以第一为主，第二为辅。第一应占时间的大部分，第二占一小部分。总时间定三年（至多），地点长沙。

因此我于你所说的巴黎南洋北京各节，都不赞成，而大大赞成你“在长沙”的那个主张。

我想我们在长沙要创造一种新的生活，可以邀合同志，租一所房子，办一个自修大学（这个名字是胡适之先生造的）。我们在这个大学里实行共产的生活。关于生活费用取得的方法，约可定为下列几种：

（1）教课。（每人每周6小时乃至10小时。）

（2）投稿。（论文稿或新闻稿。）

（3）编书。（编一种或数种可以卖稿的书。）

（4）劳力的工作。（此项以不消费为主，如自炊自濯等。）

所得收入，完全公共。多得的人，补助少得的人，以够消费为止。我想我们两人如果决行，何叔衡和邹泮清或者也会加入。这种组织，也可以叫作“工读互助团”。这组织里最要紧的是要成立一个“学术谈话会”，每周至少要为学术的谈话两次或三次。

以上是说暂不出洋在国内研究的话。但我不是绝对反对留学的人，而且是一个主张大留学政策的人。我觉得我们一些人都要过一回“出洋”的瘾才对。

我觉得俄国是世界第一个文明国。我想两三年后，我们要组织一个游俄队。这是后话，暂时尚可不提及他。

出杂志一项，我觉很不容易。如果自修大学成了，自修有了成绩，可以看情形出一本杂志。（此间的人，多以恢复《湘江评论》为言。）其余会务进行，留待面谈，暂不多说，有暇请简复一信。

弟 泽东

毛泽东在北京，回想起自上次来京以后的历历往事，深感新民学会处在社会的变动之中，时而组织赴法勤工俭学，时而投身五四运动，时而奋起驱张，固然轰轰烈烈，声势浩大，但毕竟在研究问题方面未免有些肤浅。因此，他在给周世钊的信中，明确提出“应该和同志的人合力来做一点准备工夫”。而这个念头，早在2月间给陶毅的信中，便已萌发出来。

陶毅，又名陶斯咏，是毛泽东的同乡，在长沙周南女校毕业后，即留校任事。她也是新民学会会员。毛泽东在给她的信中写道：

斯咏先生：

（上略）

我觉得我们要结合一个高尚纯粹勇猛精进的同志团体。我们同志，在准备时代，都要存一个“向外发展”的志。我于这问题，颇有好些感想。我觉得好多人讲改造，却只是空泛的一个目标。究竟要改造到哪一步田地（即终极目的）？用什么方法达到？自己或同志从哪一个地方下手？这些问题，有详细研究的却很少。在一个人，或者还有；团体的，共同的，那就少了。个人虽有一种计划，像“我要怎样研究”“怎样准备”“怎样破坏”“怎样建设”，然多有陷于错误的。错误之故，因为系成立于一个人的冥想。这样的冥想，一个人虽觉得好，然拿到社会上，多行不通。这是一个弊病。还有第二个弊病。一个人所想的办法，尽管好，然知道的限于一个人，研究准备进行的限于一个人。这种现象，是“人自为战”，是“浪战”，是“用力多而成功少”，是“最不经济”的。要治这种弊，有一个法子，就是“共同的讨论”。共同的讨论有两点：一、讨论共同的目的；二、讨论共同的方法。目的同方法讨论好了，再讨论方法怎样实践。要这样的共同讨论，将来才有共同的研究（此指学问）、共同的准备、共同的破坏和共同的建设。要这样才有具体的效果可睹。“浪战”是招致失败的，是最没效果的。共同讨论，共同进行，是“联军”是“同盟军”，是可以操战胜攻取的左券的。我们非得力戒浪战不可。我们非得组织联军共同作战不可。

上述之问题，是一个大问题。于今尚有一个问题，也很重大，就是“留学或做事的分配”。我们想要达到一种目的（改造），非讲究适当的方法不可，这方法中间，有一种是人怎样分配。在现在这样“才难”的时候，人才最要讲究经济。不然，便重叠了，堆积了，废置了。有几位在巴黎的同志，发狠地扯人到巴黎去。多扯一班人到巴黎去是好事；多扯同志去，不免错了一些。我们同志，应该散于世界各处去考察，天涯海角都要去人，不应该堆积在一处。最好是一个人或几个人担任去开辟一个方面。各方面的“阵”，都要打开，各方面都应该去打先锋的人。

我们几十个人，结识得很晚，结识以来，为期又浅（新民学会是七年四月才发生的），未能将这些问题彻底研究（或并未曾研究）。即我，历来很懵懂，很不成材，也很少研究。这一次出游，观察多方面情形，会晤得一些人，思索得一些事，觉得这几种问题，很有研究的价值。外边各处的人，好多也和我一样未曾研究，一样的睡在鼓里，很是可叹！你是很明达很有远志的人，不知对于我所陈述的这一层话，有什么感想？我料得或者比我先见到了好久了。

以上的话还空，我们可再实际一些讲。

新民学会会友，或旭旦学会会友，应该常时开谈话会，讨论吾侪共同的目的，及达到目的之方法。一会友的留学及做事，应该受一种合宜的分配，担当一部分责任，为有意识的有组织的活动。在目的地方面，宜有一种预计：怎样在彼地别开新局面？怎样可以引来或取得新同志？怎样可以创造自己的新生命？你是如此，魏周劳诸君也是如此，其他在长沙的同志及已出外的同志也应该如此，我自己将来，也很想照办。

以上所写是一些大意，以下再胡乱写些琐碎：

会友张国基君安顿赴南洋，我很赞成他去。在上海的萧子暲君等十余人准备赴法，也很好！彭璜君等数人在上海组织工读互助团，也是一件好事！

彭璜君和我，都不想往法，安顿往俄。何叔衡想留法，我劝他不必留法，不如留俄。我们一己的计划，一星期外将赴上海。湘事平了，回长沙，想和同志成一“自由研究社”（或径名自修大学），预计一年或二年，必将古今中外学术的大纲，弄个清楚，好作出洋考察的工具（不然，不能考察）。然后组一留俄队，赴俄勤工俭学。至于女子赴俄，并无障碍，逆料俄罗斯的女同志，必会特别欢迎。“女子留俄勤工俭学会”，继“女子留法勤工俭学会”而起。也并不是不可能的事。这桩事（留俄），我正和李大钊君等商量。听说上海复旦教授汤寿军君（前商专校长）也有意去。我为这件事，脑子里装满了愉快和希望，所以我特地告诉你！好像你曾说过杨润馀君入了我们的学会，近日翻阅旧的《大公报》，看见他的著作，真好！不知杨君近日作何生活？有暇可以告诉我吗？今日到女子工读团，稻田新来了四人。该团连前共八人，湖南占六人，其余一韩人一苏人，觉得很有趣味！但将来的成绩怎样？还要看他们的能力和道德力如何，也许终究失败[男子组大概可说巳（已）经失败了]。北京女高师，学生方面很有自动的活泼的精神，教职方面不免黑暗。接李一纯君函，说将在周南教课，不知巳（已）来了否？再谈。

毛泽东。

九年二月在北京

同年6月7日，毛泽东在上海写给黎锦熙的信中，也表达了自己决心将各种学说研究一番的迫切愿望。信中说：

邵西先生：

京别以来，在天津、济南、泰山、曲阜、南京等处游览一晌，二十五天才到上海，寓哈同路民厚南里29号，同住连我四人，工读团殊无把握，决将发起者停止，另立自修学社，从事半工半读。同住都有意往俄，我也决去，暂且自习，一年半或两年后，俄路通行即往。想找一俄人，学习俄语，此时尚未找到。我一生恨极了学校，所以我决定不再进学校。自由研究，只要有规律，有方法，未必全不可能。外国语真是一张门户，不可不将他打通，现在每天读一点英语，要是能够有恒，总可稍有所得。我对于学问，尚无专究某一种的意思，想用辐射线的办法，门门涉猎一下。颇觉常识不具，难语专攻，集拢常识，加以条贯，便容易达到深湛。斯宾塞尔最恨国拘，我觉学拘也是大弊。先生及死去了的怀中先生，都是弘通广大，最所佩服。可惜我太富感情，中了慨慷的弊病，脑子不能入静，工夫难得持久，改变也很不容易改变，真是不得了的恨事呵！文字学、言语学和佛学，我都很想研究，一难得书，二不得空时，懈怠因循，只好说“今日不学又有明日”罢了。希望先生遇有关于言语文字学及佛学两类之书，将书名开示与我，多余的印刷物，并请赐寄。收聚了书，总要划一个时间，从事于此。我近来功课，英文、哲学、报，只这三科。哲学从“现代三大哲学家”起，渐次进于各家；英文最浅近读本每天念一短课；报则逐日细看，剪下好的材料。我外国文还在孩子时代，不能直接看书。我只想于未出国去的两三年内，用我已经得到的国文一种工具，看新出的报、杂志、丛书及各译本，寻获东方及世界学术思想之大纲要目，以为出国研究的基本。近来国内到处发了丛书热，不管他动机和内容怎样，总于我这种“知识荒”的人多少有些益处。旅京学会出报的事可实现否？只是这种混合的团体，很不容易共事，不如另找具体的鲜明的热烈的东西，易于见效，兴味较大。我觉得具体、鲜明、热烈，在人类社会中无论是一种运动，或是一宗学说，都要有这三个条件，无之便是附庸，不是大国，便是因袭，不是创造，便是改良派，不是革命派。我想做一篇“具体，鲜明，热烈，与新运动”的文章，无闲暇构思的机会，恐怕不能做了出来。先生能指挥日常生活，将“上衙门”“下私宅”“作事”“读书”支配得那样圆满得当，真不容易。我因易被感情驱使，总难厉行规则的生活，望着先生，真是天上。北京此时想是很热，上海也热起来了。余话后谈。敬问近安。

毛泽东

六，七

1920年底，毛泽东在长沙撰写《新民学会会务报告》（第1号）。他回首3年来的往事，感慨万千，更增添了自己在国内研究各种问题的信心和决心。他在报告开头写道：

新民学会会务报告，乃新民学会的一种生活史。新民学会是一个生活体，新民学会的会员乃这个生活体的各细胞。新民学会有性命已三年了，会员由十几人加到五十几人，会员的足迹由一地及于国内国外各地，所做的事也由一件加到若干件。会员虽然现在大都在修学储能时代，但这个时代已很可贵。这3年中的经历，在会是一种新环境，在会员是一种新生活，我们几十个人，在这种新环境里共同或单独营一种比前不同的新生活，是我们最有意义的事。第一期会务报告的职务，是将这三年中会及会员的生活择要叙述出来，做我们会及会员生活全史的头一段。

毛泽东在会务报告的结尾，还逐一分析了3年来新民学会的优点和缺点：

我们学会很有些优点，然也有些缺点。优点是哪些呢？我们学会无形中有几种信条：像“不标榜”“不张扬”“不求急效”和“不依赖旧势力”皆是。

这些信条，都在无形中，只存在彼此的观摩和讨论中，没有明白地标举过。因“不标榜”，多数会友彼此间从少面誉，“言必及义”，自歉和勉励的话，总较多于高兴和得意的话。因“不张扬”，学会虽则成立了三年，社会上除开最少数相知的人朋友以外，至今还不知有我们学会的名字。因“不求急效”，会友无论求学做事，只觉现在是“打基础”，结果都在将来；要将来结果好和结果大，就应该将基础打得好，打得大。因“不依赖旧势力”，会友便都觉得我们的学会是创造的，不是因袭的；属于这个学会的各员，现在或将来向种种方面所做出来的种种的事，也是创造的，不是因袭的。因此：我们学会从来没有和旧势力发生过关系，也没有邀过旧势力的人入会。——此外，我们学会会友还有几种好处：第一是头脑清新，多数会友没有陈腐气，能容纳新的思想。第二是富奋斗精神。多数会友大概都有一点奋斗力，积极方面，联合好人，做成好事；消极方面，排斥恶人，消减恶事。于改革生活，进修学问，向外进取各点，均能看出会友的奋斗精神。第三是互助及牺牲的精神。会友间大概是能够互助，并且有一种牺牲精神的。

学会虽有以上各种优点，但也有好多缺点：第一，学术根浅柢薄。会友大概多是中等学校毕业或肄业的学生，升学或毕业在专门以上学校的，还只有最少数，其学术的根柢自然是十分浅薄。第二，思想及行为幼稚。会友的思想，大概均不免幼稚。有一部分会友，于事不免率尔发起，率尔赞成，其行为陷于幼稚。第三，一部分会友做事多于求学。会友在现时本不是全力做事时代，因计划上及事势上之必要，不能不在此时做出相当的基础事。然如现在情形，则有一部分会友大概已在专门做事，牺牲未免太大了。第四，一部分会友间，尚无亲切之联络与了解。此点颇失学会精神，以后宜设法由不相认识和不甚了解的会友，互相认识而且了解起来才好。

创办文化书社

毛泽东回到长沙，便以主要精力创办文化书社。1920年7月31日，湖南长沙《大公报》刊登了由毛泽东起草的《发起文化书社》，全文如下：

湖南人在湖南省内闹新文化，外省人见了，颇觉得稀奇。有些没有眼睛的人，竟把“了不得”三字连在“湖南人”三字之下。其实湖南人和新文化，相去何止十万八千里！新文化，严格说来，全体湖南人都不和他相干。若说这话没有根据，试问三千万人有多少人入过学堂？入过学堂的人有多少人认得清字，懂得清道理？认得清字、懂得清道理的人有多少人明白新文化是什么？我们要知道，眼里、耳里随便见闻过几个新鲜名词，不能说即是一种学问，更不能说我懂得新文化，尤其不能说湖南已有了新文化。彻底些说吧，不但湖南，全中国一样尚没有新文化。全世界一样尚没有新文化。一枝新文化小花，发现在北冰洋岸的俄罗斯。几年来风驰雨骤，成长得好，与成长得不好，还依然在未知之数。诸君，我们如果晓得全世界尚没有真正的新文化，这倒是我们一种责任呵！什么责任呢？“如何可使世界发生一种新文化，而从我们住居的附近没有新文化的湖南做起。”这不是我们全体湖南人大家公负的一种责任吗？文化书社的同人，愿于大家公负的责任中划出力所能胜的一个小部分，因此设立这个文化书社。（此外研究社、编译社、印刷社亦急待筹设。）我们认定，没有新文化由于没有新思想，没有新思想由于没有新研究，没有新研究由于没有新材料。湖南人现在脑子饥荒实在过于肚子饥荒，青年人尤其嗷嗷待哺。文化书社愿以最迅速、最简便的方法，介绍中外各种最新书报杂志，以充青年及全体湖南人新研究的材料。也许因此而有新思想、新文化的产生，那真是我们馨香祷祝、希望不尽的！

文化书社由我们一些互相了解完全信得过的人发起。不论谁投的本永远不得收回，亦永远不要利息。此书社但永远为投本的人所共有。书社发达了，本钱到了几万万元，彼此不因以为利；失败至于不剩一元，彼此无怨，大家共认地球之上，长沙城之中，有此“共有”的一个书社罢了呵！

在1920年8月25日长沙《大公报》上，还刊登了毛泽东起草的《文化书社组织大纲》。大纲规定：

（一）本社以运销中外各种有价值之书报杂志为主旨。书报杂志发售，务期便宜、迅速，庶使各种有价值之新出版物，广布全省，人人有阅读之机会。关于在外埠出版之书籍，本社与各书店及各丛书社订定专约，每出一种，即尽速寄湘，以资快览。关于各有价值之日报，本社视阅者较多，即与订约，代办分馆。关于各有价值之杂志，本社与各杂志社订约，代办分发行所。

（二）本社资本全额无限。先由发起人认定开办费，从小规模起，以次扩大。以后本社全部财产为各投资人所公有。无论何人，与本社旨趣相合，自一元以上均可随时投入。但各人投入之资本，均须自认为全社公产，投入后不复再为投资人个人所有，无论何时不能取出，亦永远不要利息。

（三）本社由投资人组织议事会，推举经理一人，付与全权，经营本社一切业务。为经营业务起见，经理得雇请必要之助理人。经理及助理人应支取相当之生活费及办事费，其数由议事会决定。

（四）经理每日、每月均须分别清结账目一次，每半年总清结一次，报告于议事会。议事会每半年开会一次（三月、九月），审查由经理所报告之营（业）状况，并商榷进行。

（五）本社设总社于省城。设分社于各县。分社俟经费充足时举办。

（六）本社在社内设立书报阅览所，陈列书报，供众阅览。此项阅览所，俟经费充足，更须分设。

（七）本社营业公开。每月将营业情形宣告一次。平时有欲知悉本社情形者，可随时来社或投函询问，当详举奉告。

（八）本社议事会细则及营业细则另行规定。

1920年8月2日，文化书社在长沙楚怡小学召开成立会。8月3日，长沙《大公报》刊登题为《文化社昨日开会》的报道。报道说：

昨日文化社发起人假楚怡小学开会。到者赵运文、朱剑凡、李抱一、王正枢、匡日休、熊梦飞、张平子、杨绩荪、朱让枬、龙寿彝、彭璜、易礼容、林韵源、左礼振、吴锦纯、王季范、毛泽东等。赵运文主席。通过组织大纲后，推定筹备员易礼容、彭璜、毛泽东三人担任起草议事会及营业部细则，觅定房屋通信外埠订购书报等事。俟筹备妥帖，即行开议事会，推选经理，正式开幕云。

毛泽东为创办文化书社，还特地请在武汉明德大学任职的易礼容回湘，担任书社经理。社址选在长沙潮宗街56号，并于9月9日正式开业。后来，文化书社还在平江、浏西、武冈、宝庆、宁乡、溆浦等地设有分社。在毛泽东主持下，文化书社成为传播新思想、新文化，宣传马克思主义的文化阵地。

易礼容回忆说：

毛泽东联络各方于1920年6月把张敬尧驱逐出湖南后，7月回湘，继续从事革命活动。创办长沙文化书社，就是他在最短的时间里办成的一件事。

8月2日，毛泽东召集发起人在长沙楚怡小学何叔衡同志处开会，8月20日租定长沙潮宗街56号湖南湘雅医学校三间房屋做社址，9月9日正式开始营业，使初步收集到的中、外（译文）新文化书刊同湖南群众见面。整个书社从筹备到开业只用了两个月的时间，可谓赶忙了。

毛泽东很早就提出要创办文化书社，用新思想、新文化来启发、提高群众的觉悟。他曾在新民学会会务报告中反复强调：要努力“创办文化书社”“文化书社经济有效”“拟注力文化书社之充实与推广”……半个世纪后重理旧籍，令人深切怀念，他那种高度重视文化书社这一事业的革命精神，犹如同当年在他领导下进行工作一样，感到十分亲切。

应该说，文化书社是1918年4月毛泽东和蔡和森等组织新民学会的革命精神的继续。新民学会会员中的中坚分子，立志“改造中国与世界”，他们中的不少人是文化书社的发起者和支持者。当时参加发起的学会会员，除毛泽东外，还有何叔衡、彭璜、熊瑾玎、陈章甫、陶毅、方维夏、罗宗翰等不少人。在文化书社成立以前赴法勤工俭学的会员，如蔡和森、罗学瓒、蔡畅、李维汉、向警予、熊季光等，也赞成文化书社的宗旨。可以说，新民学会的得力人物，就是文化书社的得力人物。难道不能说文化书社是完完全全地继承了新民学会精神的一桩事业吗？同时，文化书社亦是毛泽东主编的《湘江评论》的革命精神的继续，只要我们重新学习《湘江评论》的重要文章，这道理就容易明白。

文化书社的任务和作用有以下几方面：

第一，尽最大的可能迅速地、全面地搜集国内外新文化书籍、杂志和报纸，并把它送到湖南一部分群众，尤其是学生、工人的手里，使他们逐渐明了中国和世界的革命形势。

当时湖南的社会政治状况，可以用一句话来概括：“糟透了！”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成了湖南军阀政府的太上皇，日货充斥市场，人民痛苦不堪。自1912年至1920年6月，8年间湖南一直为南北军阀的混战场所，尤以北洋军阀为祸剧烈！张敬尧自1918年2月占据长沙附近各县至1920年6月退出湖南，他所干的“好事”，是大肆抢劫财物，“扶乩”“卜卦”“算命”，修建庙宇，亲赴城隍庙拈香、供祭孔圣等等。而湘潭劣绅叶德辉却竭力颂扬他，起草通电，宣称：“张督仁政迈乎唐汉，武功过于汤武，学生过激，等于吠尨”……诸如此类与张、叶合流的其他人物的恶言恶行，就无须一一列举了。试想一下，当年的湖南是一个怎样的世界！

在这样的形势下，文化书社适时地起着传播新思想，帮助群众前进的作用。当时，往往一种新书、一种杂志、一份报纸可以影响和启发若干人。记得文化书社曾发卖过一种三个铜板一份的新刊物，许多学生、工人常准确按出版日期，一星期、一个月、一年至几年，一次、十次、百次至几百次，持续不断地来书社购买这刊物，他们对精神食粮的需求是多么如饥似渴呵！我还记得起当年不少先进人物来社买此类刊物时的音容笑貌，真是至可尊敬的形象！因而可以说文化书社在群众中的作用是十分可观的。

第二，文化书社对于团结社会各界，争取他们对革命事业的同情和支持，起了重要作用。

在毛泽东的影响下，湖南一部分文教界和社会人士，如姜济寰（长沙县长，北伐战争时任江西省建设厅长）、左益斋（长沙商会会长，一直连任到全国解放后）、朱剑凡（周南女学校长，后来他的女儿成了党的干部）、赵运文（湘雅医学校秘书，后来不少好医生都毕业于此校）、易培基（第一师范学校校长，颇负盛誉），还有其他一些人，都成了文化书社的社员、投资人，他们称赞毛泽东，说文化书社的好话，扩大了它在社会上的影响。社会各界的同情、支持，使毛泽东领导的早期革命事业在湖南有了“人缘”，为冲破长期统治人民的封建堡垒，发展湖南革命运动，奠定了基础。

第三，建党初期，文化书社是党在国内外的秘密联络机关。

在军阀横行、反动势力猖獗的年代里，党的交通工作只能在秘密的情况下进行，文化书社在当时就起了这样的作用。我记得有一次张太雷和第三国际某负责人，来省视察工作，就是由书社引见毛泽东的。平时，党、团机关有事联系，或同志们来信来访，也都是经过文化书社的。直到党在全国建立了交通系统以后，书社才减轻了联络和传达的责任。

毛泽东十分重视文化书社的工作，文化书社的缘起、组织大纲和社务报告等文件，都是职员们提供一些材料，由他亲自起草制订的。他事无巨细，以身作则，积极主动带领大家埋头苦干。记得有一次我向他说及，社内账目有些不清楚，他听了后，立即让我们把社里的四张桌子拼在一起，一丝不苟地同几个人一道用了几天时间算了一次总账，最后把账目弄得一清二楚。1924年冬，他由上海中央机关请假回湘养病，曾特地与省委书记李维汉同志商量，拨款800元为书社清理债务。1926年初，毛泽东、夏曦和我3人代表国共合作的国民党湖南省党部出席在广州召开的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时，毛泽东还同我商量，由我出面写信给国民革命军第二军军长谭延闿，请求拨款维持文化书社业务。后来谭拨了400元毫洋给书社作为活动经费。

书社创办初期是十分困难的。当时由我经手向赵运文借款20元做日常开支。由于无钱买铁炉子，我和陈子博用黄泥小火炉，架着瓦钵做饭，这样撑持了一两个月。书社有几个职员。毛泽东自任“特别交涉员”，其他人如李庠（商业专门学校毕业）、许文亮（后来留苏学习）、冯福生（贫农出身）、刘大身（商专）等都是好党员。李、许两人以后受尽敌人的严刑逼供，临危不惧，是可歌可泣的烈士！冯被捕入狱后受刑反抗，后来同难友趁军阀混战打出牢狱，继续为党工作。刘在游击战争中为党牺牲。书社的成绩，就是由这些品德高尚的坚强战士做出的。

李锐在《毛泽东同志的初期革命活动》一书中，对毛泽东创办文化书社做了高度评价，他说：“1920年7月，毛泽东回到湖南展开广泛的革命活动时，在传播马克思主义和新文化运动方面，做了许多工作；其中影响最大并与建党有密切关系的事，是创办了文化书社。”这个评价是符合实际的。

易礼容在1979年5月17日的另一次谈话中，还回忆说：

长沙文化书社，有一份由毛泽东主稿的“社务报告”的文件，存在中国革命博物馆，有些重要情况那上头都写了。

文化书社是在1920年8月由毛泽东号召新民学会一些会员和长沙社会文教界若干人开办的。最初只有陈子博和我两个人工作，开办的经费只有20块钱，是由赵运文手借来的。有人说开办时才400多元钱，其实当时400多元银洋是一笔大的钱。

……

长沙文化书社没有直接从事过工人运动。书社的主要任务有四项：一、做新文化传播工作。只要不是宣统皇帝、袁世凯的东西，不问社会主义或无政府主义，几乎都算是“新”的，后来渐渐能加以辨别。然而，胡适的文章，邵力子办的“觉悟”，经过许多时候还算是好的。二、为了打进社会，打开政治局面，毛泽东为书社邀集了四五十个文教界的人做社员，如长沙商会会长左益斋（他交股金200元）。还有长沙县长姜济寰都是社员。还有校长、教员一大堆。文化书社的人可以跟省里的有名人物平起平坐。毛泽东领导的革命事业与长沙社会多少有联系了。三、作为党的秘密联络机关。记得张太雷和第三国际的代表来湖南见毛泽东，是通过文化书社；周佛海代表中央来湖南也是通过文化书社的，如此等等。中央给湘区党每月60元活动费，是经过日本邮局寄文化书社的。四、书社可安置几个人，维持生活。但当时，我们除吃饭外没有工资。后来，办了湖南自修大学，有人兼职，才算有了工资收入。

关于新民学会，前不久李维汉发表了一篇文章，多方面都讲到了。新民学会是于1918年4月，由毛泽东、蔡和森发起成立的。它是受了俄国十月革命的影响。新民学会有两条宗旨，一条要做到不吸烟、不喝酒、不嫖、不赌、不说假话，更要相亲相爱。再一条是“改造中国与世界”。这在当时是进步的主张。

有人以为长沙文化书社是直接受五四运动的影响，我认为不是这样。从时间上看，文化书社是创办在“五四”之后。事实上“五四”影响没有这么快，它是新民学会精神的产物。文化书社的主要社员，都是新民学会的会员。十月革命一声炮响，使毛、蔡积聚了新民学会这个力量，“五四”只是加强了这个力量。文化书社的创立不能忘记新民学会的特殊作用。

1919年7月14日创刊的《湘江评论》是湖南学生联合会的会刊，它不是独立门面的刊物。湖南学生运动于1915年“二十一条”国难时期就搞起来了。到商专学生彭璜任湖南学生联合会会长，由他出面商请毛泽东主编《湘江评论》。他就住在商专教员宿舍里做编辑工作。后来也有人认为，是《湘江评论》推动湖南学生联合会组织成立，这不符合事实。

在文化书社之前，恽代英在湖北曾经创办“利群书社”。对新文化运动有影响。

在湖南驱张（敬尧）运动成功后，毛泽东由北京，经上海回湘。关于上海的“半淞园会议”，我看过中国革命博物馆保存的一张照片上面记载了时间和“辅社”同人等字样。“辅社”似不是毛泽东组织的，会议似不是他领导召开的，他是被邀参加的一人，那年7月，毛泽东由上海经武汉邀我一同回湖南，一路上他似没有提到这个会议。

成立了新民学会，又创办了文化书社，并搞了一系列新生事物后，毛泽东在湖南的声名大得很了！那时，有许多人敬佩他，也有人害怕他，说他是“怪物”。

当年搞成的留法勤工俭学运动，使许多人到国外去了。这个运动为国家为党造就了很多人才。毛泽东本人虽然没有出国，但对此运动做出了重大贡献。

沈均一也是新民学会会员，当时在长沙修业学校中学部即将毕业。他回忆说：

大概是1920年上半年，毛泽东办了一个文化书社，这个书社记不清是不是用新民学会的名义办的，反正书社和学会关系很密切，是可以肯定的。易礼容同志任经理。有一次，听说文化书社到了很多新书，我想去看看书，并且想买一部李季译的《社会主义史》（原著人忘记了）。在一个星期日，我到书社去了，易礼容同志正在忙于清理书籍，有些一捆一捆的新书还没有解捆，我帮着解了几捆。这时，毛泽东来了，先同易礼容谈了一些大概是有关文化书社的问题，随即坐下对我说：“近来工作比较忙，连读书看报的时间都挤掉了，以后要坚持每天读两小时的书，读一小时的报。”这几句话，给我的印象很深。

萧三谈起毛泽东创办文化书社的往事，这样写道：

五四运动后，新文化的宣传、鼓动，很快就在全国各地蓬勃展开；新的报刊、书籍的发行和销售，数量大大增长。而湖南在张敬尧统治时期，一切新思想和新事物都被禁遏、摧残，新书新报很不容易输入。同时，张敬尧兄弟又求神打醮，大修庙宇，公开提倡迷信。湖南青年笼罩在这种乌烟瘴气下面，思想觉悟自然不容易提高。

毛泽东在北京、上海开展驱张斗争时就计划张敬尧驱走后，要在湖南大力开展新文化运动。1920年7月他由上海回到湖南后，认为驱张运动已胜利结束，当时最迫切的工作是创办书店集中贩卖新书报，向全省青年传播新思想和新文化。他立即大力筹划了这件事情。为了筹集资金和扩大影响，他争取当时长沙教育界、新闻界、工商界一些有声望的人物共同发起创办一个文化书社。

毛泽东亲自写了一个“发起文化书社缘起”送到报纸刊出。他说：“没有新文化，由于没有新思想；没有新思想，由于没有新研究；没有新研究，由于没有新材料。湖南人现在脑子饥荒，实在过于肚子饥荒，青年人尤其嗷嗷待哺。文化书社愿以最迅速最简便的方法，介绍中外各种新杂志，以充青年及前进的湖南人研究的材料。”

开办书社的资金是不容易解决的问题。毛泽东与一些新民学会会员和长沙教育界上层人物商量，大家同意每人投资10元，第一次共筹集了400余元。不久又向各方筹集了一点，共达到1000元。由于资金不多，书社最初一段时间内经售的书不到两百种，杂志40多种，报几种。都是随到随完，远不足以满足买书人的需要。

书社为了积累资金，扩大营业，极力节省开支，只用两个营业员。营业员的工资也很微薄，实际上只够吃饭。所租潮宗街三间做社址的房子也花钱不多。社里的账目随时清理结算，毛泽东常亲自协助核算，使它丝毫不乱。由于采取了这些措施，社里逐渐有了一点积累，营业的范围也逐渐扩大。1920年至1921年春，与省内外发生书报营业关系的达六七十处。当时与省外营业来往最多的，有北京的晨报社、北大出版部、北京学术讲演会、上海的泰东图书馆、亚东图书馆、广东的新青年社、武昌的利群书社。后来营业更加发达，全国各地出版的新书新报，特别是共产党、青年团的机关刊物如《向导》周报、《中国青年》《先驱》等以及新青年社出版的马克思列宁主义书籍，更是大量推销。

这时期销售最多的书是《马克思资本论入门》《社会主义史》《新俄国之研究》《劳农政府与中国》《晨报小说》等；销售最多的杂志是《劳动界》《新青年》《新教育》《新生活》等；销售的报纸只有《北京农报》和《时事新报》，每天也达到四五十份。为了便利买书人，在平江、浏阳、衡阳、邵阳、宁乡、武冈、溆浦等处设了文化书社的分社。长沙城内则在一师、楚怡、修业诸校设了代销处。负责创设分社或代销处的，多半是新民学会会员。

文化书社被人称道的特点有三：一是贩运迅速。由于书社与京沪各地书报业联系紧密，所以国内书报很快就能运到长沙，送到读者手中。二是购书便利。书社营业员虽少，但常将书报送上读者的门。很多学校的学生也因为到处有代销处，每每不出校门就可买到所需要的书刊。三是工作人员服务态度好。除耐烦细心为读者服务外，还常代人向外埠购买所指定购买的新书。因此，全省广大知识青年、革命工人和各界进步人士多半都到文化书社买过书，有过往来。

文化书社从1920年9月开始营业，直到1927年马日事变时才被国民党反动派所捣毁。在这期间，它搬了几次家，头一次由潮宗街迁到贡院东街，第二次由贡院东街迁到水风井。它的创设和发展，是湖南人民文化生活和政治生活上一件大事。它对于在湖南境内广泛地传播马克思主义思想和推动新文化运动，起了极其重大的作用。国民党反动派虽然能够摧毁它的躯壳，但对于它在宣传革命思想，推动革命事业所取得的辉煌成就是永远也摧毁不了的。

毛泽东在创办文化书社的过程中，还为我们留下了4篇重要文献，从中可以看到文化书社在传播进步思潮方面所做的种种努力。1987年6月7日，易礼容曾经回忆说：

“《文化书社通告好学诸君》《文化书社敬告买这本书的先生》《读书会的商榷》和《文化书社第一次营业报告》，这四篇都是当时真实文件，也全是毛泽东执笔起草的。”

《文化书社第一次营业报告》，形成于1920年10月22日，详细说明文化书社发起和筹备的情况，以及近期的经营情况。以下为全文：

文化书社第一次营业报告报告筹备及临时营业期内的情形

依照《文化书社组织大纲》第七条：“本社营业公开，每月将营业情形宣告一次。”今将筹备及临时营业期内关于本社经过一切情形，择要报告于下：

（一）发起及筹备之情形

本社发起于本年七月内，发起人鉴于世界新思潮之必须研究，而研究必须有良好材料，则新出版物之介绍机关，必不可少，遂相与共谋书社之发起，八月二日，假楚怡学校开成立会，议决组织大纲八条，推定易礼容君彭璜君毛泽东君三人为筹备员，其职务为筹备书社成立，起草议事会细则及营业细则。关于“筹备成立”一节，可分下列三项：

1. 房屋 初拟在长治路及省教育会等适中地点觅定，仓促不就，始从湘雅医学校赁定潮宗街门牌第56号湘雅旧址房屋之一部，于八月二十日由发起人赵运文君介绍，订定租约。

2. 资本 本社既为公共组织，出资作为公产，亦无利息，则股本收入，事势上只能以同情于本社宗旨，并互相了解之人为限。从八月二号成立会起截至十月二十二号第一次议事会止，投资者有姜济寰、左学谦、朱矫、杨绩荪、方维夏、易培基、王邦模、毛泽东、朱剑凡、匡日休、熊梦非、何叔衡、吴毓珍、易礼容、林韵源、周世钊、陶毅、陈书农、郭开第、彭璜、邹蕴真、赵运文、潘实岑、熊楚雄、刘驭皆等二十七人，共收银五百一十九元。

3. 与外埠交涉 除各杂志社外，正式约定与本社为出版物之交易者，有上海泰东图书局，亚东图书馆，中华书局，群益书社，时事新报馆，新青年社，北京大学出版部，新潮社，学术讲演会，晨报社，武昌利群书社等十一处。因经李石岑、左舜生、陈独秀、赵南公、李大钊、恽代英诸君为信用介绍，各店免去押金。而初时交易，多须现款，本社为稳固信用起见，亦不愿向人赊欠，因此本钱太少，周转颇难。往返商订，经时一月之久。至九月九号，书报杂志陆续到社，即于是日开始营业。三筹备员中推易礼容君为临时经理，进行一切，并约定罗宗翰君为本社驻京总代表，毛飞君为本社驻沪总代表。

（二）销售书报杂志之略计

本社营业范围，为书，杂志，日报三类。书计一百六十四种，杂志计五十四种，日报计三种。今略计从九月九号至十月二十号一个月零十二天临时营业期内重要书报杂志之销数开列如左：

（注）办事人临时经理一人、营业员一人、送报二人、煮饭及走杂一人均未支薪。

右系筹备及临时营业期内的大略情形，俟第一次议事会开会推举正式经理以后，即归正式经理负责。此报告系从八月二号成立会起至十月二十号止。

即希公鉴

九年十月二十二日文化书社筹备员

易礼容、彭璜、毛泽东

文化书社还设有书报阅览处，为关心时事、寻求新思潮又无力购买的青年人提供便利。文化书社还在长沙《大公报》和《湖南通俗报》上刊登各种形式的广告，在出售的书刊里夹上各种宣传品，以扩大自己的影响。1920年11月8日，在长沙《大公报》上发表的《文化书社通告好学诸君》，就是这样一篇广告性的宣传品。

文化书社通告好学诸君

（一）本社为社会所公有，目的专经售新出版物。

（二）本社书报杂志售价至多比出版原店一样，有些比原店更便宜，仅以取到相当之手续费及邮汇费为限。

（三）本社经售各出版物的种数：

1. 书——一百六十四种；

2. 杂志——四十五种；

3. 日报——三种。

（四）书之重要者：罗素政治理想、罗素社会改造原理、马克思资本论入门、杜威五大讲演、赫克尔一元哲学、达尔文物种原始、社会主义史、女性论、旅俄六周见闻记、爱的成年、科学方法论、迷信与心理、欧洲政治思想小史、托尔斯尔（泰）传、胡适中国哲学史大纲、欧洲文学史、心理学大纲、印度哲学概论、国际联盟讲评、人类学、波斯问题、科学的社会主义、欧美各国改造问题、革命心理、创化论、近代思想、柏拉图之理想国、中国人口论、新道德论、生物之世界、孙文学说、科学通论、现代思潮批评、近世经济思想史论、近世社会学、胡适短篇小说、吴稚晖上下古今谈、新式标点的水浒、三叶集、俄罗斯名家小说、克鲁泡特金的思想、新俄国之研究、吴稚晖朏庵客座谈话、劳农政府与中国、心灵现象论、实验主义、杜威现代教育的趋势、杜威美国民治的发展、现代心理学、天文学、西洋新派画、社会与伦理、社会与教育、动的新教授、蔡元培伦理学原理、蔡元培中国伦理学史、婚姻哲嗣学、杨怀中西洋伦理学史、杨怀中伦理学之根本问题、新闻学、哲学概论、周作人译点滴。

（五）杂志之重要者：新青年、新教育、中华教育界、新潮、改造、少年中国、少年世界、新生活、劳动界、劳动者、劳动潮、奋斗、民铎、科学家庭研究、音乐杂志。

（六）日报之重要者：时事新报、晨报。

要买以上各书报杂志者，请向省城潮宗街56号本社。

《文化书社敬告买这本书的先生》也是毛泽东起草的，曾被文化书社铅印出来，随书刊散发。如今保留下来的原件，曾被夹在文化书社出售的《新青年》第八卷第一期里，后被发现。下面是宣传品的全文：

先生买了这一本书去，予先生的思想进步上一定有好多的影响，这是我们要向先生道贺的。倘若先生看完了这本书之后，因着自己勃不可遏的求知心，再想买几本书看——到这时候，就请先生再到我们社里来买，或者通信来买，我们预备着欢迎先生哩！

我们社里所销的东西，曾经严格的选择过，尽是较有价值的新出版物（思想陈旧的都不要）。书——一百二十四种，报——四种，杂志——五十种（月刊三十三种，半月刊两种，季刊两种，周刊十三种）。我们的目的——湖南人个个像先生一样思想得了进步，因而产生出一种新文化。我们的方法——至诚恳切的做介绍新书报的工（作），务使新书报普播湖南省。

我们很惭愧自己的能力薄弱，不能担负这传播文化的大责，希望各界有心君子予以援助。先生若能帮我们费一点口舌介绍之劳，那我们是特别感激先生的。本社印有很多的书目，先生或先生的朋友要看，函索即寄（不要邮费）。本社经理员易礼容君，营业事项由他负责。他天天在社，无论哪位先生要书，要报，要杂志，要书目，以及其他事项，写信来问，都由他手复，绝不延搁。敬祝先生天天健康！

文化书社同人

（长沙潮宗街56号）

《读书会的商榷》也是毛泽东起草的广告宣传品，同上一篇《文化书社敬告买这本书的先生》一起被发现。

读书会的商榷（文化书社同人）

近来有许多人提倡“读书会”，我们觉得这个办法实在很好。其好处有三：1. 一个人买书看，出一元钱只看得一元钱的书。若合五个人乃至十个人组织一个读书会买书看，每人出一元钱便可以看得十元钱的书，经济上的支出很少，学问上的收入很多。2. 中国人的“关门研究法”，各人关上各人的大门躲着研究，绝不交换，绝不批评，绝不纠正，实在不好。最好是邀合合得来的朋友组织一个小小读书会，做共同的研究。就像你先生看完了这本书，一定有好多的心得，或好多的疑问，或好多的新发明，兀自想要发表出来，或辨明起来，有了一个小小的读书会，就有了发表或辨明的机关了。3. 报是人人要看的东西，是“秀才不出门，全知天下事”的好方法。现在学校里的学生诸君，也有好多不看报的，是因为学校不能买许多报，报的份数太少的缘故。最好是“每班”组织一个读书会，每月各人随便出几角钱，合拢起来钱就不少。除开买书之外便可多订几份报，至少也可以订一种。那么，便立刻变成不出门知天下的“秀才”了，岂不很好，上列的好处，如你先生觉得还不错，“读书会”这东西，何妨就从你先生组织起呢？若要备新出版新思想的书，报，杂志，则敝社应有尽有，倘承采索，不胜欢迎。

1925年9月，长沙《大公报十周年纪念特刊》出版。其中有这样一篇文章，回忆湖南近年来的新文化运动，特别指出：

八月文化书社成立，专以介绍新文化书籍为务，于是全国新文化书籍销行最多者，首推湖南与四川。故湖南新文化运动发轫于健学会，见效于罢课驱张。杂志影响最巨者为《新青年》，销行新出版物最力者为文化书社。皆由学界倡首，浸淫及于政界、工界，而政治、文学、教育、宗教、劳动、妇女及社会主义皆成问题，且呈纷争之象。

毛泽东在指导文化书社的同时，还热情帮助《湖南通俗报》改进宣传。这些对于传播进步思想，都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周世钊回忆毛泽东协助办《湖南通俗报》的情况时说：

湖南通俗教育馆发行的《湖南通俗报》，从辛亥革命后创刊到1920年止，已有好多年的历史。它是当时的省政府粉饰门面，表示关心民众教育的东西。办报的人并没有明确目的和方针。每天除登载一些政府的文告和陈腔滥调、空洞无物的讲演、评论之外，还从大报上剪剪贴贴，抄抄摘摘，填满空白，应付出版而已，从内容到形式都没有引人注意的地方。发行的份数既少，阅读的人更不多。但自从何叔衡同志于1920年9月接任馆长后，这种情况就大大改变了。

何叔衡是宁乡的老秀才，和姜梦周、王凌波、谢觉哉三同志是老同学，也是好朋友。他们曾同在云山小学教书，提倡学生学科学，作应用文，遭到一群守旧分子的激烈反对。1912年何叔衡入第一师范讲习科学习，认识了毛泽东。两年毕业后到长沙楚怡小学教书，与毛泽东往还加密，相知渐深。毛泽东组织新民学会时，他是最早被邀参加的一人，也是会员中年纪最大的一个。他极佩服毛泽东，曾向谢觉哉同志说：“毛润之是个了不起的人物。”毛泽东开展新民学会活动，常和他商量；毛泽东推动长沙教育界的知识分子组织健学会，他极力奔走联系；毛泽东发动驱张运动，他挺身而出，当请愿代表。他是毛泽东初期革命活动时期的直接参加者和坚决支持者。

张敬尧被赶走后，驱张代表先后回到长沙。何叔衡被省教育委员会派充通俗教育馆馆长。他决心要把《通俗报》办好，使它成为提高人民思想觉悟的有力工具。但他邀到馆担任经理和编辑的人如谢觉哉、熊瑾玎和我，都是小学教员，全没有办报的经验。在这种情形下面，何叔衡和我们很自然地想到要请毛泽东来做指导。他的事情虽然很多，但仍挤出了不少时间替《通俗报》出主意、订计划。他出席了第一次编辑会议。在这次会议上，他深刻分析了当时湖南政治、社会各方面的情况之后，提出《通俗报》宣传的任务和主要内容。他说：“报纸主张什么，反对什么，态度要明朗，不可含糊。”又说，“《通俗报》是向一般群众进行教育的武器，文字必须浅显生动，短小精悍，尤其要根据事实说话，不可专谈空洞的大道理。”他这些主张，被参加会议的人全部接受下来，成为这一时期《通俗报》的工作纲领。隔不上几天，他总要到馆里来一次，随时对编辑工作提出建设性的意见，使编辑质量得以不断提高。

在他这样热情帮助下，湖南《通俗报》出现了新面貌，形式和内容都和过去的报纸截然不同。大多数读报的人都觉得《通俗报》敢于说话，敢于提出别人不敢提出的问题。他们常从《通俗报》上读到劳工神圣、妇女解放、文学革命、民众联合起来，以及反对吃人的礼教、反对贪官污吏、反对军阀的文章，感到新鲜、痛快，思想认识也大大提高。他们最感兴趣的还是谢觉哉同志在《小批评》《随感录》中写的那些揭露政治上、社会上一些怪象丑态的讽刺短文。这些文章，说话不多，句句搔着痒处，打中要害，使被批评的人赖不掉，躲不脱，反辩不得。读者觉得这些短文道出了自己心中想说、口里说不出的话。熊瑾玎写的《新字课》，也是文化水平不高的读者喜爱的东西。因为他在用注音符号教人认字的同时，用几句很通俗的话，结合实际，向读者进行了思想教育。我也写一些抨击旧社会、宣传新文化的评论和杂感。这样一来，《通俗报》的发行数量大大增加。有些中小学把它作为学生课外必读的读物；工人和市民读它的人一天天增多；连没有看报习惯的农民也有订阅它的了。

这时毛泽东和何叔衡已在长沙开展建党的准备工作，常在馆里约集新民学会会员和建党有关的人谈问题。以何叔衡同志为中心，新民学会会员为骨干的湖南通俗教育馆，成了革命活动的联络站。毛泽东看到《通俗报》办得还不错。觉得对革命运动有帮助，常向我们几个新民学会会员打气，说这一阶段的《通俗报》，是湖南有《通俗报》以来的新页，希望我们更求进步，使它对推动湖南文化运动起一定的作用。

但社会上一些思想顽固的人，说《通俗报》宣传“过激主义”。馆里也有这样的人。一个赵恒惕的同乡，被我们叫作“油炸豆腐”的蒋某，常跑到赵恒惕那里说何叔衡同志的坏话。他说：“何胡子专听毛泽东的主张，尽用新民学会会员做干部，这些人都是过激派，天天在报纸上对政府的措施进行冷嘲热骂……”赵恒惕的左右亲信也对赵恒惕说：“政府自己办的报纸专门骂政府；本来是教育民众的通俗报，变成了宣传过激主义的刊物，真是岂有此理！”有人告诉何叔衡，要他提防。他说：“怕什么，撤职查办也不是大不了的事情！”

到1921年5月，赵恒惕政府竟以宣传过激主义的罪名撤了何叔衡馆长的职务，委派益阳人龚某接替。新民学会的会员也都离开了通俗报馆，有几个到了毛泽东所主持的一师附小教书。以后大家在一起谈到《通俗报》时，毛泽东总是说：“这一年的《通俗报》办得很不错。”

发起俄罗斯研究会，是毛泽东继创办文化书社之后又一重要活动。五四运动前后，俄国十月革命在中国产生了越来越重要的影响。毛泽东对俄国革命经验开始关注起来，先是提倡留俄勤工俭学，继而又开始研究俄国革命。在他的积极倡导下，组织起长沙俄罗斯研究会。

关于俄罗斯研究会成立始末，《毛泽东同志的青少年时代》一书记载说：

在创办文化书社的同时，毛泽东还与何叔衡一起，联合教育界、新闻界进步人士方维夏等，发起组织了湖南俄罗斯研究会，公开研究、宣传俄国十月革命和马克思列宁主义。

1920年8月21日，毛泽东和何叔衡等二十余人，借长沙县知事公署为会场，召开了成立湖南俄罗斯研究会的筹备会议。会议推选毛泽东、何叔衡和彭璜等4人为筹备员，进行准备工作。

9月16日，在文化书社正式成立了湖南俄罗斯研究会。当时，在北洋军阀政府和赵恒惕的反动统治下，马克思主义被称为“过激主义”，列宁的故乡被诅咒为“饿死人的地方”，社会上一般人对新生的苏维埃政权也不太了解。正因为如此，在成立会上，大家一致认为，“研究俄罗斯学术精神及其事情”，向人们澄清事实，辨明是非，是“十分必要的”。会议选举了毛泽东为书记干事；讨论通过了研究会的简章。简章规定：本会“以研究关于俄罗斯之一切事情为主旨，凡经会员三人介绍者得入会研究”；会务包括：（一）以研究所得，发行俄罗斯丛刊；（二）派人赴俄从事实地调查；（三）提倡留俄勤工俭学。

研究会的会员，在报纸上发表了一些文章，号召大家来研究俄罗斯，并介绍了俄国的一些情况。彭璜在《对于发起俄罗斯研究会的感言》一文中写道：“近来有了马克思的经济学出世，俄国人见了毫不惊奇，大家研究起来，尽吸其精华。至今俄国的革命，还是马克思经济学的产物。‘他山之石，可以攻玉。’这是中国人的古训。可爱的俄人，早有了这种谦虚的态度。现在中国人，不也应该有这种态度来研究俄罗斯吗？”文章在谈到俄国的政治、经济情况时说：十月革命后的俄国，“有几个显而易见的特点，如（一）废除土地私有制；（二）各种大企业收归国有；（三）公布劳动义务。即此数端，已足见俄国人权利、义务的分配均匀，无阶级产业上的区别，大有‘贵则皆贵，富则皆富’的表征。诚使全人类都能秉‘创造’与‘互助’的本能，努力向物质与精神两方面的文明上去发展”。

当时，苏维埃政府发表了对华友好声明，中国人民表示热烈欢迎，但也有些反动分子攻击“声明”怀有“恶意”，“带有传播主义的性质”。彭璜在文章中对那些诬蔑之词进行了严厉驳斥。文章说，“俄国人硬欲争回自己的平等、自由，同时又很尊敬并希望各国人民均能平等、自由。所以劳农政府对外的方针，（一）排斥秘密外交，与各国人民谋亲善；（二）废除殖民政策，民族有同等的待遇”。劳农政府声明：“凡俄旧政府在满洲、蒙古及其他省内的一切权利，一并无代价、无条件地退还于中国，难道这也是对中国有恶意吗？”至于说什么“传播主义”，“不错，我们在他们的通牒中，确看出他的主义是：反对强权，提倡人道，主张民族自治，不惜牺牲最少数人，以来收回最大多数人固有的幸福，要创建一个大同世界，创建一个永远和平的世界。这就是他们通牒中传播给我们中国人的一个主义，使我们永远不会忘记的”。

俄罗斯研究会还将各地报刊的重要文章，介绍给长沙的报纸转载。如上海《共产党》月刊上刊登的《俄国共产党的历史》《列宁的历史》与《劳农制度研究》等文章，都在湖南《大公报》上转载过。这些文章，对湖南的进步青年产生了重大的影响。

在十月革命的影响下，湖南许多青年向往俄国，很想到俄国去。早在1920年初，毛泽东还在北京的时候，就认为“俄国是世界第一个文明国”，要“组一留俄队，赴俄勤工俭学”，并与李大钊同志商量过此事。俄罗斯研究会成立后，毛泽东介绍了一批进步青年到上海外国语学校学习俄语，然后，转赴俄国。任弼时和萧劲光就是其中的两个。

萧劲光回忆当时的情况说：“有一天，弼时（当时17岁）从街上回来，样子极高兴，一进门就对我说：‘有办法了！’我问什么办法，回答是‘到俄国去！'‘到俄国去！’这在当时对我们是一个多么大的激动！对于俄国，我们知道得并不多，那里不是彻底推翻了旧社会建立了新社会么！这个‘彻底推翻旧社会’的‘彻底’，对于当时像我们那样对帝国主义和卖国政府充满仇恨的青年，乃是全部革命意义的集中表现。弼时毫不迟疑地下定了决心。经过了毛泽东所领导的革命组织的介绍，我们一同到达上海去学俄文。就在这个时候，弼时和我一同参加了社会主义青年团。”后来赴俄时，他们两个人分在一个组，一个扮作理发工人，一个扮作缝纫工人，在路上还装作互不相识，以便躲过敌人耳目。当年赴俄勤工俭学的，都是经过许多波折，克服了重重困难，才达到目的地的。他们回国后，大都成了党的优秀干部。在毛泽东的引导下，许多青年先后走上了革命道路。1920年冬至1921年春，毛泽东又把自己的一家人都动员起来，投入革命的大熔炉。

树立马克思主义信仰

1920年秋冬时节，毛泽东经过一段时间的认真思考，终于确立起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他后来说，从此，他的信仰再也没有动摇过。

1936年冬，毛泽东同斯诺谈起这段曲折变化的思想过程时说：

张敬尧被谭延闿推翻了，长沙建立了新政权。大致就在这个时候，新民学会开始分成两派——右派和左派，左派坚持进行深刻的社会、经济、政治改革的纲领。

1919年我第二次前往上海。在那里我再次看见了陈独秀。我第一次同他见面是在北京，那时我在国立北京大学。他对我的影响也许超过其他任何人。那时候我也遇见了胡适，我去拜访他，想争取他支持湖南学生的斗争。在上海，我和陈独秀讨论了我们组织“改造湖南联盟”的计划。接着我回到长沙着手组织联盟。我在长沙一边当教员，一边继续我在新民学会的活动。那时新民学会的纲领要争取湖南“独立”，所谓独立，实际上是指自治。我们的团体对于北洋政府感到厌恶。认为湖南如果和北京脱离关系，可以更加迅速地现代化，所以主张同北京分离。那时候，我是美国门罗主义和门户开放的坚决拥护者。

谭延闿被一个叫作赵恒惕的军阀赶出湖南，赵利用“湖南独立”运动来达到他自己的目的。他假装拥护这个运动，主张中国联省自治。可是他一旦当权，就大力镇压民主运动了。我们的团体曾经要求实行男女平权和代议制政府，一般地赞成资产阶级民主纲领。我们在自己办的报纸《新湖南》上公开鼓吹进行这些改革。我们领导了一次对省议会的冲击，因为大多数议员都是军阀指派的地主豪绅。这次斗争的结果，我们把省议会里张挂的胡说八道和歌功颂德的对联匾额都扯了下来。

冲击省议会这件事被看成湖南的一件大事，吓慌了统治者。但是，赵恒惕篡夺控制权以后，背叛了他支持过的一切主张，特别是他凶暴地压制一切民主要求。因此，我们的学会就把斗争矛头转向他。我记得1920年的一个插曲，那年新民学会组织了一个示威游行，庆祝俄国十月革命3周年。这次示威游行遭到警察镇压。有些示威者想要在会场上升起红旗，警察禁止这样做。示威者指出，依照宪法第12条，人民有集会、结社和言论自由的权利，但是警察听不进去。他们回答说，他们不是来上宪法课，而是来执行省长赵恒惕的命令的。从此以后，我越来越相信，只有经过群众行动取得群众政治权利，才能保证有力的改革的实现。

1920年冬天，我第一次在政治上把工人们组织起来了，在这项工作中我开始受到马克思主义理论和俄国革命历史的影响的指引。我第二次到北京期间，读了许多关于俄国情况的书。我热心地搜寻那时候能找到的为数不多的用中文写的共产主义书籍。有3本书特别深地铭刻在我的心中，建立起我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我一旦接受了马克思主义是对历史的正确解释以后，我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就没有动摇过。这3本书是：《共产党宣言》，陈望道译，这是用中文出版的第一本马克思主义的书；《阶级斗争》，考茨基著；《社会主义史》，柯卡普著。到了1920年夏天，在理论上，而且在某种程度的行动上，我已成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了，而且从此我也认为自己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了。同年，我和杨开慧结了婚。

李维汉在谈到毛泽东在建党前夕的活动时说：

1920年7月，毛泽东回到湖南。他和在湘会员在参加和领导湖南地区反帝反封建政治运动的同时，以很大的精力学习和宣传马克思主义，传播新思想新文化。他们团结教育界、新闻界的知名人士组织俄罗斯研究会，发起留俄运动。任弼时、萧劲光就是在这个运动中去苏联学习的。在传播新思想方面，除了上面提到的《湘江评论》《天问》《湘潮》以外，毛泽东于1919年参加主编过一段时间的《新湖南》周刊，以何叔衡为馆长，谢觉哉、周世钊、邹蕴真为编辑的湖南《通俗报》，龙兼公主编的湖南《大公报》等，都起过不同程度的积极作用。而影响最大，与建团建党工作关系最密切的则莫过于创办“文化书社”这件事。

“文化书社”于1920年9月由毛泽东亲手创办，书社的《发起缘起》和《社务报告》都为毛泽东亲自撰写。书社经理是易礼容。书社不仅是宣传新思想新文化、宣传马克思主义的一个重要阵地，而且是我们留法会员与国内会员、湖南的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先进分子与国内其他省区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先进分子的联络站。它的创办对马克思主义在湖南的传播起了很大作用，在全国也很有影响。参加发起和投资的除新民学会许多会员外，还包括教育等各界许多上层人士。书社销售的书有160余种。营业后的半年中，全国与之发生联系的书报社和文化团体就有60家，书社除在长沙设总社外，还在平江、浏西、武冈、宝庆、衡阳、宁乡、溆浦等地设分社，在一些学校设贩卖部，负责人大多是新民学会会员以及和新民学会有联系的进步分子。书社一直办到1927年马日事变后被许克祥封闭为止。

1920年下半年，毛泽东在上述一系列活动中都联系着考虑和酝酿建党建团的问题。随后，在新民学会的会议上和国内外会员的通信中对这个问题展开了讨论。1921年，在长沙的会员一连开了3天会，讨论学会的目的、达到目的须采取什么方法以及如何即刻着手进行等问题。毛泽东在会上报告了上年5月上海半淞园会议以及7月我们在法会员召开的蒙达尼会议的情况（蒙达尼会议的情况，将在下一部分详细论述）。这次会议在改造中国与世界的道路问题上展开了和我们在法国蒙达尼会议相类似的争论。一部分会员如毛泽东、何叔衡、陈子博、彭璜、陈昌、易礼容等主张用俄国十月革命的方法来改造中国和世界。另一些会员则反对布尔什维主义，主张用温和的教育的方法来实现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也有的会员犹疑动摇于二者之间。这是一种根本性的革命道路问题的争论。由于它在学会生活中还是初次出现，矛盾还未展开，故没有影响学会在组织上的统一。这次会议还决定把“组织社会主义青年团”作为学会的一项活动。这种思想信仰的分化，随着前进的运动而日益加深，最后引导到学会会员在组织上的分化，以至整个学会（包括留法部分）的消亡。事实上以后参加社会主义青年团的，只有一部分会员；而当时有少数会员在实际上形成的共产党早期组织，则已成为学会活动的核心。1921年7月，毛泽东和何叔衡代表它参加了在上海举行的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参与了中国共产党的创建。此后，新民学会实际上就停止了活动。

1920年7月5日至10日，赴法勤工俭学的新民学会会员在蒙达尼公学举行会议，集中讨论了改造中国与世界的问题。不久，蔡和森将这次会议的结果写信告诉毛泽东。这对毛泽东产生了重要影响。李维汉回忆说：

新民学会会员中，毛泽东、蔡和森接受马克思主义和十月革命道路最早。他们在五四运动前夕，就在李大钊影响下，开始学习和研究十月革命和马克思主义书刊。和森在出国前的一年半时间里，学习了法文，也阅读了一些社会主义著作。1920年2月，和森等到了法国，住在蒙达尼公学。他没有上课，“日惟手字典一册，报纸两页”。以“蛮看”报章杂志为事。在短时间内收集了大量关于马克思主义和各国革命运动的小册子，择其重要急需者“猛看猛译”。当时我和他相隔很远，仅有通信联系。工学励进会的情况就是由我告诉他，他又写信回国告诉毛泽东的。和森是学会领导者之一。他到来后，新民学会在法会员的中心很快就移到了蒙达尼。他和在国内的毛泽东有密切的通信联系，使国内国外两部分会员联成一个整体。

1920年6月中旬，前后分批抵达法国以及在法入会的新民学会会员已有16人，有的在克勒佐、勒阿佛尔、圣伯尼等地工厂做工；有的在蒙达尼、枫丹白露等地学校补习法文。刚刚到法国的萧子暲、陈绍休等从国内带来半淞园会议情况的消息。根据半淞园会议关于“巴黎等会员较多之处可组织学术谈话会，定期召集”的意见，我们商定在蒙达尼举行一次聚会。7月5日，会员从各地来到蒙达尼。从6日到10日，在蒙达尼公学的教室开了5天会。与会者有蔡和森、向警予、陈绍休、萧子暲、张昆弟、罗学瓒、蔡畅、李维汉、熊光楚、熊季光、熊叔彬、欧阳泽以及萧子升（当时在华侨协社任职）等13个会员。一些外省的工学励进会会员也参加了这个会，共20余人。

这次会议最主要的成绩是确定了新民学会的方针为“改造中国与世界”。但会上对于改造中国与世界的方法的看法出现了分歧。一种意见是蔡和森提出的，主张激烈的革命，组织共产党，实行无产阶级专政，即仿效俄国十月革命的方法；另一种意见是萧子升提出的，主张温和的革命，即无政府主义的蒲鲁东的方法，实质上是资产阶级改良主义。和森提出的主张，对于多数与会者，特别是临开会前才到达蒙达尼的人们来得比较骤然，缺乏充分考虑的时间，因此对于两种相对立的主张，在会上没有能展开讨论。会议乃决定将两种意见写信告诉毛泽东，希望听取国内会员的意见。和森在给毛泽东的信中，详述了他对马克思主义的认识和组织共产党的主张。他明确地说，“社会主义真为改造现世界对症之方，中国也不能外此”，而“社会主义必要之方法”为“阶级战争——无产阶级专政”，“我以为先要组织‘党’——共产党。因为它是革命运动的发动者、宣传者、先锋队、作战部，以中国现在的情形看来，须先组织它，然后工团、合作社，才能产生有力的组织。革命运动，劳动运动，才有神经中枢”。和森是我们留法会员中的先驱者。如前所述，我当时虽已经初步认识到改造的最终目标是要消灭人剥削人、人压迫人的制度，实现无阶级的共产主义社会。但是，对于改造的道路，还没有跳出小资产阶级工学主义的幻想。集中到一点，就是对于要以革命暴力战胜反革命暴力，以无产阶级专政代替资产阶级专政，还缺乏认识。我在会后写给毛泽东的信中说：“俄国式的革命，我根本上有未敢赞同之处。”现在回忆起来，就是反映了当时对这一根本点缺乏认识。接着又说，“但也不反对人家赞成它，或竟取法它，说来很长，且待研究……要多读书，多考察，多与友人研究后，再说”，表现出思想的可变性。

蒙达尼会议开得很活跃，在辩论了改造中国与世界的目标和道路之后，还谈论了个人感想、会务进行和求学方法。从人生观到宇宙观，从个人理想到人类的未来，差不多都说遍了。最后一天更进行个性的批评与介绍。大家都知无不言，言无不尽，各自并互相谈了个人的优缺点，思想和个性的极强处和极弱处，以互励互勉，取长补短。对于留在国内的会员，也由相知者向新会员做介绍。毛泽东对这次会议的召开表示欣赏。他来信说：“诸君感于散处不便，谋合居一处，一面做工，一面有集会机缘，时常可以开共同的研究会，极善。”

会后，有些在其他地方勤工或俭学的会员搬到了蒙达尼。在校会员采取共同研究及分门研究两个方法，以主义为纲，以书报为目，分别阅读，互相交换。我和几个迁来的会友在附近一个胶鞋厂做工，在工余学习。约在8月至9月的时间内，我有机会集中阅读了和森以“霸蛮”精神从法文翻译过来的《共产党宣言》《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国家与革命》《无产阶级革命与叛徒考茨基》《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和若干关于宣传十月革命的小册子。此外，我同和森做了多次长谈，涉及范围很广，包括欧洲革命斗争形势、俄国十月革命经验、布尔什维克与孟什维克的区别、共产国际的性质与任务、第三国际与第二国际的决裂等等内容。通过阅读和谈话，我深知只有走十月革命的道路才能达到“改造中国与世界”的目的。

同年8月，“工学励进会”改名“工学世界社”，社员发展到三十多人。鉴于“工学主义”是工学世界社社员中带普遍性的倾向，我同和森商定召集全体社员到蒙达尼开会，请他出席并参加讨论。约在九十月间，工学世界社开了三天会，住蒙达尼的新民学会会员也大都参加。经过热烈的辩论，大多数社员赞成以信仰马克思主义和实行俄国式的社会革命为工学世界社的宗旨。记得出席会议的社员有：张昆弟、李富春、罗学瓒、李维汉、贺果、李林、颜昌颐、张增益、任理、萧子暲、唐灵运、陈绍常、傅烈、王人达、侯昌国、郭春涛、欧阳钦、刘明俨、汪泽楷、尹宽、萧拔、薛世纶、郑延谷、成湘等三十多人。此外，李慰农、余增生等个别社友因事未能参加，后来对于会议决议也都表示赞成。至此，工学世界社和新民学会的宗旨已趋一致。它和新民学会一道很快成为勤工俭学学生的领导力量之一。和森没有参加工学世界社，但他对于工学世界社宗旨的改变起着相当作用。

毛泽东得知上述蒙达尼会议的争论后，于1920年12月1日写了数千言的长信给我们，对两种意见做了详尽的分析。他认为无政府主义、德谟克拉西主义在今天行不通，用平和的手段、教育的方法来改造社会也做不到，而对和森的主张“表示深切的赞同”。并在随后给和森的信中明确指出“唯物史观是吾党哲学的根据”，还说：“党一层陈仲甫先生（陈独秀——引者）等已在进行组织。出版物一层上海出的《共产党》，你处谅可得到，颇不愧‘旗帜鲜明’四字。”毛泽东不仅希望我们留法会员继续做深入的学习和研究，而且在1921年新年时，与何叔衡一起召集长沙会员聚会三天，进行了郑重而热烈的讨论。毛泽东旗帜鲜明的主张和深入浅出的说理，更加坚定了我们大多数会员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以参加蒙达尼会议的十三名新民学会会员为例，后来就有8人先后加入中国共产党。萧子升则继续沿着错误的道路滑下去，最后堕落为反动官僚。

蔡和森接读毛泽东来信后，曾和我们商谈，打算联络新民学会会员、少年中国学会会友、工学世界社社友等开一次讨论会，如在“无产阶级专政”和“国际主义”两点上取得一致，则准备成立一个共产党。后来因为忙于参加和领导求学运动的斗争，未能实现。

毛泽东一向主张新民学会的本身不多做事，“但以会友各个向各方面去创造各样的事”。在他得知工学世界社成立的消息后，寄予关怀。他给罗学瓒写信说：“请你将组织、进行、事务等，告我一信。”工学世界社成立后，除了学习马克思主义外，还组织了一个工学世界通讯社，由罗学瓒负责，向国内发稿，报道留法勤工俭学和华工运动的情况。蔡和森、李富春、向警予以及其他一些新民学会会员、工学世界社社员都曾经往国内报刊投过稿。大部分稿件都经毛泽东转递。毛泽东很赞扬工学世界社这种形式的活动。他在1921年10月的一次欢送留俄学生的会上说：“在法同学组织的工学世界社——革命团体——那办法很好。”

毛泽东在确立马克思主义信仰的过程中，曾经同一些非马克思主义思想流派做过认真的思想斗争。《毛泽东同志的青少年时代》一书记述说：

与建党问题相联系，新民学会会员在1920年夏至第二年初，就中国革命走什么道路的问题，展开了热烈的讨论。

五四运动初期，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革命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和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结成了统一战线，对封建复古主义进行了激烈的斗争。但在1919年6月底以后，中国政府被迫拒绝在“巴黎和约”上签字，大规模的政治运动已经过去。这时斗争的特点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已经比较广泛和深入，文化统一战线开始分化，围绕着要不要马克思主义的问题展开了一场激烈的论战。资产阶级右翼的代表胡适，叫嚷“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反对传播马克思主义。梁启超、张东荪等人，一面伪装成所谓懂得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者”，一面偷运改良主义的货色。无政府主义者也乘机扩大他们的影响。这些错综复杂的思想斗争、政治斗争，反映到新民学会内部来，便是在中国革命走什么道路问题上，出现了明显的分歧，引起了激烈的争论，发生了严重的分化。

1920年7月，赴法勤工俭学的新民学会会员蔡和森、向警予、罗学瓒、蔡畅、李维汉和萧子升等十余人，齐集在蒙达尼开会。会议虽然一致同意以“改造中国与世界”为学会的方针，但对如何实现这一方针，各持己见。概括起来，会上有革命与改良两种截然不同的主张。蔡和森说：“我对于中国将来的改造，以为完全适合用社会主义的原理和方法。”萧子升等人则“主张温和的革命，以教育为工具的革命”，说这种革命的“好处”是“比较和而缓，虽缓然和”。这派人强调中国的情况和俄国不同，在俄国获得成功的暴力革命的方法，不见得适用于中国。他们说：“一个社会的病，自有它的特别的背景，一剂单方可医天下人的病，我很怀疑。”所以，他们公开宣称：“不认俄式——马克思式——革命为正当。”8月间，蔡、萧等人都写信给毛泽东，陈述自己的观点，请他发表意见。由于路途遥远，信件寄到国内时，离他们开会已经很久了。

与此同时，新民学会在国内的会员在同一问题上，也发生了严重的分歧。这年10月，英国资产阶级唯心主义哲学家罗素来华，张东荪等人陪同他到湖南、江苏、北京等地讲演。罗素说他主张共产主义，但反对劳农专政。他认为“宜用教育方法使有产阶级觉悟，可不至要妨碍自由，兴起战争，革命流血”，而“以武力为革命的方法”，是“俄国共产党最大的错误”。张东荪等人“很以罗素先生的话为然”，极力为他叫卖推销。当罗素在长沙讲演时，毛泽东曾组织一批新民学会会员去听讲，他自己还详细地做了记录。对罗素的观点，会员中有的人赞同，有的人反对，他们展开了“极详之辩论”。

毛泽东对罗素这些观点的看法是：“事实上做不到。”他认为萧子升等人的观点，与罗素、张东荪的观点完全一致，都是想“用教育的方法”改造社会，而这是不可能办到的。经过深思熟虑，他于12月1日，给在法国的会友回了一封长信，明确表示“深切赞同”“俄国式的方法”，不同意“温和革命”的改良主义道路，并透彻地阐明了为什么“用教育的方法”改造社会行不通。

首先，办教育一要有钱，二要有人，三要有机关。而现在世界上，钱尽在资本家手中；主持教育的人，尽是一些资本家，或者是他们的代理人；学校和报馆这两种最重要的教育机关，也都是由资本家掌握。总而言之，现在世界的教育，是一种资本主义的教育，是为巩固资产阶级的统治服务的。毛泽东尖锐地指出，资产阶级之所以掌握教育权，是因为他们有议会、政府、法律、军队和警察等国家机构，占有银行、工厂和各种文化教育机关，控制着一切权力。在这种情况下，“共产党人非取政权，且不能安息于其宇下，更安能握得其教育权”？

其次，纵然掌握一两个学校和报馆，也不能触动资本主义的毫末，使资本家“回心向善”。为什么呢？毛泽东说，从历史发展来观察，“要资本家信共产主义，是不可能的事”，“人心不知足，得陇又望蜀”，“小资本家必想做大资本家，大资本家必想做最大的资本家”，剥削阶级的本性，决定着他们对金钱、享乐的无止境的欲望。因此，要资本家放弃剥削，只能是荒唐的梦想。他还精辟地指出：“历史上凡是专制主义者，或帝国主义者，或军国主义者，非等到人家来推倒，决没有自己肯收场的。”“俄国式的革命，是无可如何的山穷水尽诸路皆走不通了的一个变计，并不是有更好的方法弃而不采，单要采这个恐怖的方法。”这就是说，暴力革命是推翻剥削阶级唯一正确的方法。

再者，革命者不仅要抱有理想，尤其要看清现实。毛泽东针对改良派“虽缓然和”的谬论，用退一步的口吻反问道：用和平的方法去达到共产的目的，即使能够达到，又要何日才能成功？假如要一百年，那么，无产阶级还要在资本家鱼肉下，再宛转呻吟一百年，革命者又“其何能忍”！重要的是现在无产者觉悟到自己应该有产，从而要求革命。这已成为一种“不能消灭”的事实，他们“是知了就要行的”。

毛泽东坚决反对“用教育的方法”去解决改造社会的问题，极力主张走俄国十月革命的道路，通过暴力革命，推翻反动统治阶级，对旧中国和旧世界实行根本改造的这封长信，由于说理充分，给新民学会的会员以极大的教育和鼓舞。

毛泽东和蔡和森在讨论中国革命道路的时候，还对修正主义思想进行了批判，捍卫了马克思主义的无产阶级专政理论。

由于中国的社会经济条件不同，当时还没有形成一个修正主义思想流派，但是，资产阶级改良主义者在披着“社会主义”外衣向马克思主义进攻的时候，也贩卖过一些修正主义的货色。比如，张东荪就把修正主义说成是对马克思主义的补充和发展，叫喊“从唯物主义移到精神主义”。玄学鬼张君劢极力赞扬出卖无产阶级革命的德国社会民主党，宣扬“劳工阶级与资产阶级之调和”。我国早期的马克思主义者对这些谬论，进行了有力的驳斥。

1920年8月，蔡和森在给毛泽东的信中说：“阶级战争——无产阶级专政。我认为（这是）现世界革命唯一制胜的方法。”9月，他在另一封给毛泽东的信中说，“研究学问，宜先把唯理观与唯物观分个清楚，才不致堕入迷阵”，而“修正派改良派（染了有产阶级唯理主义的毒）的考茨基、伯恩施坦等好胆大，又把中产阶级的唯理主义拿来驳唯物史观”，为资本家寻找“劳资调和的办法，故他们最终的结果，主张改良而不主张革命”。

毛泽东完全同意蔡和森的意见，除了指出“唯物史观是吾党哲学的根据”外，还进一步强调了无产阶级取得政权的重要性。他说：“非得政权则不能发动革命，不能保护革命，不能完成革命。”这就是说，无产阶级必须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推翻资产阶级的反动统治，夺取政权，建立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只有这样，才能进一步发动、保卫和最后完成社会主义革命事业。毛泽东和蔡和森把马克思主义同修正主义的斗争，归结为世界观的分歧和对待无产阶级专政的态度，这就从根本上划清了同修正主义的界限，保卫了马克思主义的纯洁性。

毛泽东和蔡和森等还开展了对无政府主义的批判，从另一个方面捍卫了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

无政府主义这种小资产阶级的社会政治思潮，在中国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中流行颇广，是各种冒牌社会主义中影响较大的一种。在马克思主义广为传播的年代里，无政府主义者集中攻击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力图表明无政府主义是真正的社会主义学说。因此，要深入宣传马克思主义，建立中国无产阶级的政党，就必须踢开无政府主义这个绊脚石。

1920年8月，蔡和森在给毛泽东的信中，谈到了他对无政府主义的看法，并着重讲了无产阶级专政的意义。他说：“无产阶级革命后不得不专政的理由有二：无政权不能集产，不能使产业社会公有，换言之，即是不能改造经济制度；无政权不能保护革命，不能防止反革命，打倒了的阶级倒而复起，革命将等于零。因此我以为现世界不能行无政府主义，因为现世界显然有两个对抗的阶级存在，打倒有产阶级的狄克推多（按：‘专政’一词的译音），非以无产阶级的狄克推多压不住反动，俄国就是个明证。”毛泽东在回信中，也明确指出，那种没有权威、没有组织的社会状态是不可想象的，绝对自由主义、无政府主义，都是“理论上说得好听，事实上是做不到的”，那些倡导无政府主义的人，如果不是“故为曲说”，便是“愚陋不明事理”。

当时，长沙的无政府主义者很活跃。他们组织“明社”、湖南劳工会等团体，宣传无政府主义的那一套。第一师范教员中也有人向学生灌输无政府主义思想。毛泽东利用在第一师范工作的有利条件，发动萧述凡、郭亮、夏曦等一部分思想进步的学生，组织了一个约200人参加的“崇新学社”，采取出墙报、开辩论会或讲演会等形式，学习和宣传马克思主义，以教育、争取那些受无政府主义思潮影响的青年。

当时长沙的一些新民学会会员，多分散在各单位工作或学习，集合在一起的时间不多，大家都感到这是个缺陷。后来根据毛泽东的建议，组织“星期同乐会”，使会员们每周有一次聚会的机会。开始时限于会员，不久，各人又有意识地邀请一些受无政府主义思想影响的青年参加。每到星期天，他们就到长沙市区的一些名胜之地如天心阁、望湘亭、开佛寺、橘子洲头等处聚会，或在青草地上席地而坐，在林荫道上并肩漫步，或在皓月当空、轻风拂面的夜晚，缓缓地绕着湘江中的橘子洲泛舟漫游，讨论对马克思主义的学习和宣传中的各种问题，交流工作经验和思想情况。在毫无拘束、畅所欲言的交谈中，会员们对马克思主义的认识不断提高，那些受无政府主义思想影响的青年，也受到很大的启发，思想逐渐发生变化，后来不少人转为信仰马克思主义了。

湖南劳工会是一个受无政府主义影响的工人组织，成立于1920年11月。它的会员中有些人谩骂马克思主义者是“长尾巴的”，意思是说马克思主义者要推翻现在的政府，又要建立无产阶级专政的政权，革命不彻底，“长”了一个多余的“尾巴”。劳工会的领导人黄爱、庞人铨，是湖南甲种工业学校毕业的学生，曾在工厂工作过，对工人的疾苦有所了解，具有一定的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思想。但是他们没有找到正确的道路，把无政府主义当作工人争取解放的途径。他们在湖南工人中有一定的威信，要肃清无政府主义在工人中的影响，就必须设法争取他们转变立场。毛泽东一方面支持他们反抗资本家和军阀的斗争，鼓励他们从事工人运动；一方面批评他们只做经济斗争，没有严密组织和远大政治目标，不研究马克思主义，只谈工会，只想用炸弹和手枪干掉政府里的要人等糊涂思想。同时，还邀请他们一道深入工厂进行调查，实地了解工人的情况和要求，并指定同志与他们保持联系。在毛泽东耐心细致的帮助下，黄、庞二人都抛弃了无政府主义，加入了社会主义青年团。

毛泽东全面而深刻地批判各种反马克思主义思潮，是在1921年1月新民学会的新年大会上。

元旦那天，长沙大雪纷飞。虽是新年，却到处关门闭户，人稀车少，一幅凄凉景象。毛泽东踏着皑皑白雪，来到文化书社。这时，书社不太宽敞的房间里，挤满了十多个新民学会会员。他们从1日至3日，连续开会，热烈地讨论着学会的方针和实现这一方针的方法等问题。

在讨论“改造中国与世界”的方法问题时，毛泽东将当时世界上解决社会问题的方法，概括为社会政策（改良主义）、社会民主主义（第二国际的修正主义）、激烈方法的共产主义（马克思列宁主义）、温和方法的“共产主义”（罗素的假共产主义）和无政府主义五种，并将在法国的新民学会会员讨论的情况转告大家，引导大家展开讨论。何叔衡第一个发言，他说：我主张激烈方法的共产主义。“一次扰乱，抵得二十年教育”，我深信这些话。其他会员，在认真思考、分析之后，也都各抒己见。会上争论得十分激烈。

毛泽东在会上做了极其精辟的发言。他说：“社会政策，是补苴罅漏的政策，不成办法。社会民主主义，借议会为改造工具，但事实上议会的立法总是保护有产阶级的。无政府主义否认权力，这种主义，恐怕永世都做不到。温和方法的共产主义，如罗素所主张极端的自由，放任资本家，亦是永世做不到。”毛泽东在尖锐地批判了社会民主主义、资产阶级改良主义和无政府主义等的反动本质后，斩钉截铁地说：“激烈方法的共产主义，即所谓劳农主义，用阶级专政的方法，是可以预计效果的，故最宜采用。”

在毛泽东的引导、启发下，通过3天的热烈讨论，大多数会员对学会的方针和实现这一方针的方法等重要问题，取得了一致的认识。大会临近结束时，正值雪霁天晴，湘江两岸，红装素裹，分外妖娆。参加大会的人们，都觉得会议开得很成功，他们走出文化书社，心情像万里晴空一样，异常开朗。这次会对提高会员觉悟，纠正错误思想，引导会员走上正确的革命道路，起了极为重要的作用。

新年大会前后，毛泽东鉴于会员分散在国内外各地，为了使会员能了解会务进展情况，交流政治思想，亲自主编了《新民学会会务报告》和《新民学会会员通信集》，印发给会员人手一册。《会务报告》记述了会务状况和一些重要会议，共出版两辑。《通信集》选编了会员之间涉及学会活动和政治思想的信件，是“会员发抒所见相与商榷讨论的场所”，先后出版了3集。其中第3集，主要是毛泽东与蔡和森之间关于讨论共产主义和建党问题的信件。这些闪耀着马克思列宁主义光辉的信件，为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做了部分的思想准备。

对于毛泽东树立马克思主义信仰的确切时间，学术界尚无完全一致的意见。多数学者主张1920年冬天的说法，其标志是1920年12月1日毛泽东致蔡和森、萧子升并转在法诸会友的一封信。在这封信里，毛泽东明确表示赞成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道路，并同意先要建立共产党的组织。

1921年新年及其后不久，毛泽东组织在长沙的新民学会会员连续开会，讨论学会的目的等问题。会上，毛泽东根据自己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解，深入发表了意见。

毛泽东亲自撰写的《新民学会会务报告》（第二号）详细记载了会议的发言情况：

这一本会务报告乃专记十年一月长沙会友三次会议情况。这三次会议，头一次是新年大会，在一月一、二、三号。第二次是本年一月常会，在一月十六号。第三次是本年二月常会，在二月二十号。这三次讨论，极为详尽，分记于次：

新民学会长沙会友因湖南政局影响，好久没有开会。九年年尽，长沙政局略定，会友在此者亦达二十余人，遂谋聚会一次。此时评议员任期（一年）已满，不能开会。遂由职员何叔衡、周惇元、毛润之、熊瑾玎、陶斯咏等，先期商定开会手续，发出一张通告：

我们学会久应开会，因种种原因没有开成，今定从十年一月一号起接连开会三天，为较长期的聚会，讨论下列各种问题：

1. 新民学会应以什么做共同目的；

2. 达到目的须采用什么方法；

3. 方法进行即刻如何着手；

4. 会友个人的进行计划（自述）；

5. 会友个人的生活方法（自述）；

6. 学会本体及会友个人应取什么态度；

7. 会友如何研究学术；

8. 会章之修正及会费之添筹；

9. 新会友入会的条件及手续（附出会问题）；

10. 会友室家问题；

11. 个性之介绍及批评；

12. 会友健康及娱乐问题；

13. 学会成立纪念问题；

14. 临时提议。

上列各项问题，或为巴黎会友所提议，或为此间同人所急待解决，请各人先时研究准备，以便于开会时发表意见，而期得到一种适当的解决。开会地点：潮宗街文化书社。开会时间，第一日，上午九时半至十一时半；第二日，上午九时至下午二时（各带餐费二角）；第三日，上午九时半至十一时半。务希拨冗到会，风雨无阻；并请严守时刻。

新民学会启

十年一月一日，在文化书社开会，到会者十余人。是日大雪满城，寒光绚烂，景象簇新。十时开会，何君叔衡主席。主席请毛润之报告开会理由及学会经过。毛君说：我们学会久应开会，去年以前。因种种变故，故未开成，现在算是不能再缓了，趁在新年，各处都放了假，特为较长期的集会，讨论同人认为最急切的各种问题。至于本学会经过情形，可大略报告。遂将两年来学会会友在国内国外各方面做事求学情形，大略报告一遍。毛君报告毕，主席将要讨论的各问题提出。陈启民以开始三问题内容重大，主张压下到明日讨论，圈出其余问题之几个，在今日讨论；毛润之谓，因其重大，今日宜略加讨论，但不表决。众赞成。于是开始讨论下面三个问题：

“新民学会应以什么做共同目的？”

“达到目的须用什么方法？”

“方法进行即刻如何着手？”

三问题有连带关系，故连带讨论。毛润之云：我可将巴黎会友对于上列问题讨论的结果，报告大众。巴黎会友讨论的结果，对于（一）主张以“改造中国与世界”为共同目的；对于（二）一部分会友主张用急进方法，一部分则主用缓进方法；对于（三）一部分会友主张组织共产党，一部分会友主张实行工学主义及教育改造；均见巴黎来信。熊瑾玎言：目的之为改造中国与世界，新民学会素来即抱这种主张，已不必多讨论了。毛润之不以为然，谓第一问题还有讨论的必要，因为现在国中对于社会问题的解决，显然有两派主张：一派主张改造，一派则主张改良。前者如陈独秀诸人，后者如梁启超、张东荪诸人。彭荫柏云：改造世界太宽泛，我们说改造，无论怎样的力量大，总只能及于一部分，中国又嫌范围小了，故我主张改造东亚。物质方面造成机器世界，精神方面尽能力所及使大多数得到幸福。陈启民赞成改造东亚。谓欧洲有欧洲的改造法，我们不能为他们代庖。惟澳洲宜包括在东亚里，非洲我们也应负责。至于“改造”“改良”，我主张前者。因资本主义，积重难返，非根本推翻，不能建设，所以我主张劳农专政。太自由不能讲改造，为的是讲自由，结果反不得自由。谈到方法，则此目的非二十年内所能实现。现在要用力的，不在即时建一个非驴非马的劳农政府，而在宣传。东亚一方面，尤重在促成工业革命。毛润之云：改良是补缀办法，应主张大规模改造。至用“改造东亚”，不如用“改造中国与世界”，提出“世界”，所以明吾侪的主张是国际的；提出“中国”，所以明吾侪的下手处“东亚”无所取义。中国问题本来是世界的问题；然从事中国改造不着眼及于世界改造，则所改造必为狭义，必妨碍世界。至于方法，启民主用俄式，我极赞成。因俄式系诸路皆走不通了新发明的一条路，只此方法较之别的改造方法所含可能的性质为多。讨论良久，主席宣告本日对此三问题（目的、方法、进行）暂停讨论。

主席请众讨论下面的问题：

“学会本体及会友个人应取什么态度？”

毛润之报告会友在上海半淞园讨论的结果，主张学会取潜在进行态度。所谓“潜在”，并不是“不活动”（巴黎来信言我们学会好处在稳健，不好处在不活动），只是防止声闻过情，至于会友个人相互间的态度，主张“互助”“互勉”，众赞成上海的决议。（态度问题解决。）主席提出“会友如何研究学术”的问题。毛润之报告巴黎会友对于共同或分别研究学术的进行（见萧子升来信）。并主张规定研究的对象，宜提出几种主义（如共产主义、无政府主义、实验主义等）定期逐一加以研究，较之随便泛泛看书，有益得多。陈启民云：我觉得环境每把人扯之向下，所以会友集合一处，同居共学，是必要的。集合多人力量去改造环境，要容易些。熊瑾玎谓：同居，开会，两个办法，都是必要。何叔衡主张开办平民饭店。易礼容云：只要能住在一起，即职业不同，亦可以常相聚合。毛润之云：须组织一种公共职业才能同居；现在且讨论怎样研究学术的问题。李承德云：我们不但要研究社会主义，哲学、科学、文学、美学……都要研究。朱子有言：从大处着想，从小处着手，会友也要采这种态度，我们不妨用种种的手段，去达到目的。毛润之云：各种普通或专门学术，当让会友去自由研究，现会中所特要研究者，必为会友所共同注意且觉为现在急须（需）的。主张单研究主义，如社会主义、实验主义等。陈启民主张规定一个计划，在本年内研究几个主义，定期得到结果。毛润之主张暂作半年预算，研究五六个主义。何叔衡君主张每月聚会一次，研究有得的可来谈，其余的可来听。彭荫柏谓社会主义、哲学、文学、政治、经济皆有研究的必要，不赞成专研究主义。毛润之申明云：所谓研究主义是研究哲学上文学上政治上经济上以及各种学术的主义，当然没有另外的主义。

以下又讨论如何看书：有主张单独看书以其心得来讲演者；有主张共同看一种书开会时各述所见者，尚未完全决定。惟每月开会一回专讨论学术，则已决定。未决定者，主张俟下次开会再决。新年大会不议。（研究学术问题大体解决。）

于是进行讨论“会章之修正及会费之添筹”。

本来学会会章，久应修正了，前此多人主张把会章改成简略些，巴黎来信亦主此说。但是日忙于讨论各种问题，要将会章即行修正，实做不到。毛润之主张推定起草员，草定后由长沙方面会友开会表决，再征求巴黎及各地会友的同意。众主张即委职员起草。至于会费的添筹，为刷制会务报告和通讯集，主张每年加收一元。（会章及会费问题解决。）

对于“新会友入会条件及手续并出会”的问题，是日讨论决定如下：

新会友入会的条件（为会友的信条）:（一）纯洁；（二）诚恳；（三）向上。

新会友入会的手续：五人介绍，通过全体会员（省去由评议部通过，因是日主张不设评议部之故）。

会员出会问题，因有些名义上是会员实质上非会员的。决定：（一）在会务报告内登一启事（见下）;（二）会友录里不列名；（三）开会时不约。通过启事如下：

“敬启者：本会会员结合，以互助互勉为鹄，自七年夏初成立，至今将及三年，虽形式未周，而精神一贯。惟会员对于会的精神，间或未能了解，有牵于他种事势不能分其注意之力于本会者；有在他种团体感情甚洽因而对于本会无感情者；有缺乏团体生活的兴味者；有毫无向上之要求者；有行为不为多数会友满意者。本会对于有上述情形之人，认为虽曾列名为会友，实无互助互勉之可能。为保全会的精神起见，惟有不再认其为会员。并希望以后介绍新会员入会，务求无上列情形者，本会前途幸甚！

新民学会启 十年一月二日”

（以上会员入会出会问题解决。）

一月二号为聚会的第二日。大雪越深，到会者10余人（昨日到会者今日均到），因有昨天未到今天到会的人。主席（何叔衡）将昨天讨论及议决过的问题，大略报告一番。继续讨论昨天未完的第一个问题：

“学会应以什么做共同目的？”

用循环发言法，从主席起，列席诸人自左至右依次发言：

何叔衡：学会共同目的应为“改造世界”。

毛润之：应为“改造中国与世界”。

任培道：应为“改造中国与世界”。

陶斯咏：应为“改造中国与世界”。

易阅灰：应为“改造中国与世界”。

易礼容：应为“改造中国与世界”。

邹泮清：我对于改造两字极为怀疑，一般人都以为我们要根本改造，要根本推翻从前一切来重新建设，其实是做不到的。世界无论什么事，不可一跃而几（成），是渐渐进化的。新民学会不宜取改造的态度，宜取研究的态度，将各种主义方法彻底研究，看哪一种主义方法适宜。东西民族不同，人类病痛极杂，决非一剂单方可以治好。邹君发言极长。

陈章甫：言改造世界，范围较大，可以世界为家，心意愉快得多；故我赞成用“改造中国及世界”。

张泉山：我另有一个主张今可不提，单就方才所说讨论，不宜以中国与世界并举，宜用“改造中国并推及世界”。

陈子博：现社会为万恶的，改良两字和缓不能收效，宜取急进态度，所以我主张改造，但中国是世界的一部分，故我主张删去中国二字用“改造世界”。

钟楚生：我们目的不妨大点，主用“改造世界”。

贺延祜：同钟。

彭荫柏：主张用“改造中国与世界”，自愿抛弃昨日“改造东亚”的话。

熊瑾玎：主张用“改造世界”。

刘继庄：同熊。

李承德：主张用“促使社会进化”。

周惇元：同李。

都发言毕，相互略有批评。主席云：昨日曾言不取表决形式，但事实上无表决则不能明白分别某种主张的多数少数。众赞成表决，主席说：主张用“改造中国及世界”为共同目的的起立！起立的如下：陶斯咏、易礼容、毛润之、钟楚生、周惇元、任培道、陈启民、易阅灰、陈章甫、彭荫柏（十人）。主席说：主张用“改造世界”为共同目的的起立！起立的如下：熊瑾玎、刘继庄、陈子博、何叔衡、贺延祜（五人）。以上二种主张，文字上虽稍异，实质是一致。于是主席又说：主张用“促社会进化”的起立！起立的如下：李承德、周惇元（两人）。周惇元声明云：我于“改造中国与世界”与“促社会进化”两都赞成。此外声明不作表决者有邹泮清、张泉山两人。（目的问题解决。）

讨论方法问题：

“达到目的须采用什么方法？”

首由毛润之报告巴黎方面蔡和森君的提议。并云：世界解决社会问题的方法大概有下列几种：

1. 社会政策；

2. 社会民主主义；

3. 激烈方法的共产主义（列宁的主义）；

4. 温和方法的共产主义（罗素的主义）；

5. 无政府主义；

我们可以拿来参考，以决定自己的方法。

于是依次发言（此时陈启民到会）：

何叔衡：主张过激主义：一次的扰乱，抵得20年的教育，我深信这些话。

毛润之：我的意见与何君大体相同，社会政策，是补苴罅漏的政策，不成办法。社会民主主义，借议会为改造工具，但事实上议会的立法总是保护有产阶级的。无政府主义否认权力，这种主义，恐怕永世都做不到。温和方法的共产主义，如罗素所主张极端的自由，放任资本家，亦是永世做不到的。急（激）烈方法的共产主义，即所谓劳农主义，用阶级专政的方法，是可以预计效果的。故最宜采用。

任培道：我也赞成何毛二位的主张。但根本着手处，仍在教育，如人民都受了教育，自然易于改造。

陶斯咏：从教育上下手，我从前也做过这种梦想，但中国在现在这种经济状况之下，断不能将教育办好。我的意见，宜与兵士接近，宣传我们的主义，使之自起变化，实行急进改革。

陈启民：赞成俄国办法。因为现在世界上有许多人提出改造方法，只有俄国所采的办法可受试验的缘故。其余如无政府主义、工团主义、行会主义等，均不能普遍见诸施行。

易礼容：社会要改造，故非革命不可，革命之后，非有首领专政不可。但专政非普通所谓专政，要为有目的的专政。但在今日要有准备，要多研究，多商量，不可盲然命令别个。

易阅灰：声明对此无研究。

邹泮清：理论上无政府主义最好，但事实上做不到。比较可行，还是德谟克拉西。主张要对症下药。时间上积渐改进，空间上积渐改进；物质方面的救济，开发实业；精神方面的救济，普及并提高教育。惟教育如何增进速效？实业如何使资本不集中？尚是问题。

陈章甫：从前单从平民方面看，以为社会政策亦可，但后来从各方面看，知道社会政策不行，所以我现在也主张波尔塞维克主义。

张泉山：第一步采过激主义，因俄国人的自由因平等而牺牲，所以第二步要采用罗素基尔特社会主义。

陈子博：第一步激烈革命，第二步劳农专政。

钟楚生：主张过激主义，中国社会麻木，人性堕落，故须采过激方法。中国社会无组织，无训练，须用专制。但往后宜随时变更。

贺延祜：主张推翻一切资本家及官僚。

彭荫柏：相信多数派的好，采革命的手段。吾人有讲主义之必要，讲主义不是说空话，中国现尚无民主主义，但这主义已过时不能适用。不根本反对无政府主义，但无政府主义是主观的，天下不尽是克鲁泡特金托尔斯泰也。物质文明不高，不足阻（促）社会主义之进行。试以中国的国情与德英美法各国逐一比较，知法之工团主义，英之行会主义，美之IWW，德之社会民主主义，均不能行之于中国。中国国情，如社会组织、工业状况、人民性质，皆与俄国相近，故俄之过激主义可以行于中国。亦不必抄袭过激主义，惟须有同类的精神，即使用革命的社会主义也。学会中宜有一贯精神，共同研究，较为经济。

熊楚雄：主张现在只要破坏，不要建设。不必言主义，只做破坏工夫。

刘继庄：于主义无研究，不谈。赞成熊君破坏说，惟建设亦须预筹。

李承德：对于采用俄国劳农政府的办法非常怀疑，主张用罗素的温和办法，先从教育下手，作个性之改造。俟大多数人都了解，乃实行全体改造。

周惇元；无政府主义不能行，因人性不能皆善，中国目下情形非破坏不行。惟于过激主义不无怀疑，束缚自由，非人性所堪。宜从教育入手，逐渐进步，步步革新。吾人宜先事破坏，破坏后建设事业宜从下级及根本上着手。

陈启民：言教育，言实业，须有主义，须有劳农主义。诊病须从根本入手，一点一滴，功迟而小。

循环讨论后，相与自由讨论。彭荫柏谓：一点一滴的改造，亦须趋向共同的目的。任培道赞成陈启民诊病须从根本入手的话。惟谓病后宜有补剂，教育其补剂也。邹泮清仍反对改造说，引人心惟危，道心惟微之言。谓人有人心道心，不能尽善，故须点滴改革。何叔衡云：建设亦须随时着手，随时变更，意不赞成熊瑾玎单要破坏之说。又云：不必说主义，但要人人做工。毛润之谓：人人做工，就是一种主义，所谓汛劳动主义。周惇元不赞成汛劳动主义，谓劳农势力之下，摧残天才。主张须有从事科学艺术之自由，不必人人做工。

方法问题讨论至两点钟之久，主席付表决，赞成波尔失委克主义者十二人：何叔衡、毛润之、陶斯咏、易克穗、易礼容、陈章甫、张泉山、陈子博、钟楚生、贺延祜、彭荫柏、陈启民。赞成德谟克拉西者两人：任培道、邹泮清。赞成温和方法的共产主义者一人：李承德。未决定者三人：周惇元、刘继庄、熊瑾玎。（方法问题大体解决）

以上第二日完。中午叙餐。

一月三号，为集会第三日。首先讨论“方法进行即刻如何着手”问题。仍依次发表意见。

何叔衡：一方面成就自己，多研究；一方面注重传播，从劳动者及兵士入手。将武人政客财阀之腐败专利情形，尽情宣布；鼓吹劳工神圣，促进冲突暴动，次则多与俄人联络。如陈炯明之类，亦宜接洽。

陈启民：研究宜重比较，取精用宏。宣传宜兼重智识阶级，使无弃才。遇有机会，宜促使实现，故有组党之必要，所以厚植其根基。

周惇元：从下级入手、宜渐进，重普遍，立脚宜稳，点滴做去。学校和饭店，皆吾人着手处。研究宜深。

熊瑾玎：先研究，而后从事下手之法。下手之法，宜重传播。学校以自办的为好。再则从事普遍之宣传，办报亦其一法。事实上有组党之必要。多联络，不惜大牺牲，事先宜厚筹经济。发财不是为自己而发财，只要有目的，有组织。

彭荫柏：研究、传播、组织、联络，四者都不可缺。研究宜方面多，科学、文学、哲学、经济、政治，不偏废。各以所得互相交换。传播宜重智识阶级。组党劳动党有必要，因少数人做大事，终难望成；分子越多做事越易。社会主义青年团，颇有精神，可资提挈。联络，则个人、团体，宜兼顾，如少年中国学会，其可联络者。

贺延祜：研究、传播甚要；尤宜自己投身到劳动界去。

陈子博：自己到劳动界去多发小册子，语言无妨激烈一点。组党分都市、乡村两方面，洪会可利用。

易阅灰：社会主义青年团可资取法。

姜瑞瑜：发展个人特殊能力，利用机会。教育宜着重。

张泉山：主客两方面宜兼重，客观方面分三种方法。（1）宣传；分为三：（a）学校；（b）小册子；（c）秘密演讲。（2）组织；（3）联络；分为三：（a）个人；（b）小团体；（c）大团体，如俄国。主观方面宜增高个人能力。

陈章甫：研究宜即时着手。宣传如文化书社最有效力。我县自浏西文化书社成立，教育人员发生极大之忏悔，即其例。须从市民运动入手，多讲演，多联络，联络可仿颜习斋医病教（救）人办法。饭铺、茶店，最好着手。组织菜园，实行从劳动界入手。夜学要多办。联络要自己到劳动界去，并宜及于女界。

邹泮耕：世界是积渐进化的，宜点滴改造，宜温和，从现时现地做起。注重教育实业。办教育实业要资本，但借外资，仍宜反对。宣传着重劳动阶级，为长时之宣传。教育是基本事业，从学校制造同志最为坚强有力。一个真同志，抵得若干泛人。募捐办学校，由小学而中学大学，由长沙而各省各国，积渐前进，久而可靠。办报注重通俗。

蒋集虚：做事要钱，筹钱要从事实业，望各人分工进行。

易礼容：过激主义本不可怕，不研究自然怕他。研究要深切。宣传以诚恳态度出之必有成效。宣传组织宜一贯，即组织，即宣传，即宣传，即组织。要造成过激派万人，从各地传播。艺术家以暗示的方法行之。

陶斯咏：我所要说者，宜云：“我个人即刻如何着手？”我的答是：“我个人要即刻读书”。

任培道：从自己读书做起。

毛润之：诸君所举各种着手办法：研究、组织、宣传、连（联）络、经费、事业、我都赞成。惟研究底下，须增“修养”。连（联）络可称“联络同志”，因非同志，不论个人或团体，均属无益。筹措经费可先由会友组织储蓄会。我们须做几种基本事业：学校、菜园、通俗报、讲演团、印刷局、编译社，均可办。文化书社最经济有效，望大家设法推广。

依次发言毕，相互讨论，对于所举各种着手方法，多谓宜以必要而且切实可行者为主。主席遂将上面各人所述着手方法，综合序列如下：

着手方法：

1. 研究及修养：

A. 主义；

B. 各项学术。

2. 组织：

组织社会主义青年团。

3. 宣传：

A. 教育；

B. 报及小册；

C. 演说。

4. 连（联）络同志。

5. 基本金：

组织储蓄会。

6. 基本事业：

A. 学校（又夜学）；

B. 推广文化书社；

C. 印刷局；

D. 编辑社；

E. 通俗报；

F. 讲演团；

G. 菜园。

于是主席以赞成上面六项各节为会友进行着手方法付表决，全体起立。（着手方法问题解决。）

次讨论会友室家问题：

陈章甫报告巴黎会友来信的内容。并谓会友多感室家的苦痛，急宜设法解决。

毛润之谓这是一个极大的问题。现在青年有室家痛苦的极多，会友中亦大多数有此痛苦，此时不求解决，将来更无办法。相继自述有室家痛苦者多人，有主张组织“夫人改造学校”者，有主张组织“工厂”者，有主张组织“女子工读学校”者，结果照巴黎来信，先组织“妇女成美会”，推举陶斯咏、易礼容、陈章甫、任培道为筹备员。究用何种救济方法，请四人筹商后得有结果，再行商决。

（以上室家问题解决。）

次讨论“学会纪念日问题”：

一致主张以四月十七日为学会成立纪念日，各地会员是日分别集会叙餐。

次讨论“会友健康及娱乐问题”。

大家认此为重要问题。惟“增进健康”一项，如早起、运动、沐浴、节劳、戒烟酒等，不便表决规定，应由会友个人去斟酌力行。但表决“增进娱乐”的各种集会如下：

1. 游江会：阴历五、七、八三月择期举行三次以上。

2. 游山会：春夏秋三季择期举行三次。

3. 踏青会：三月三日。

4. 聚餐会：每月一次，于每月例会日举行，每餐各备铜元二十枚。

5. 踏雪会：遇雪临时集会。

6. 毯会：各会员自由组合。

（以上健康及娱乐问题解决。）

此外尚有“会友个人的进行计划”“会友个人的生活方法”及“个性之介绍及批评”三个问题，因时促不能讨论，等本年一月常会解决。

第三日自上午十时起讨论，至下午二时方散。是日全体至草潮门外河干拍照，大雪拥封，照后不现。

一月十六日，为长沙会友十年一月常会期，仍在文化书社开会。到会者二十一人。何叔衡主席，报告：今天系继续讨论新年大会未决之问题。问题凡三：（一）会友个人的进行计划；（二）会友个人的生活方法；（三）个性之介绍及批评。请大家先讨论第一个问题：

“会友个人的进行计划”。

列席二十一人，依次发言：

何叔衡：我的计划狭小，将来仍当小学教员，想在我的本乡办一学校。在三年以内要往国内各地调查一次，同时不忘看书研究。从前想学外国文，但现觉年纪大了，不能学好。然还想学习日本文，以能看日本书为主。做事从最小范围起。

周惇元：目的在研究学术，想于文学及哲学上用一点功。将来事业则在教育。现在进行：想在两年学好英文。前想进学校，今觉中国学校无可进了。想在近筹一点钱赴日本，惟不易办。赴日虽不甚好，但一，可绝外缘，免去在国内时的纷扰；二，日本虽无独立文化，但感受最快，并非无学可求。筹款困难时，或要借助官费。

彭荫柏：从前本想终身站在实业界，所以进了商业学校。后知商业不适个性，便把他丢掉了。从前我有一种野心：学好数国文字；对于形而上学也想懂得一点大概；又想于实业上有所贡献，于海外贸易有所进行。但是现在变更了，觉得要使社会改造，非于经济政治上有所改造不可。前想留美，因无钱打止；后又想到法国去；去年以来，又想赴俄；现仍想由法赴俄。在长沙，至多不过两年了。在长沙，除解决自己生活之外，还想帮助劳动组织。求学方面，还是初心，但文字只想学英俄两国了。

钟楚生：我自己觉得只能在教育界生活，并且愿意只在教育界生活。我从前本已进了中学，因故改入师范。师校毕业，因本省高等师范不好，不愿去，因此做了教员。因循至今，随便又是几年。将来仍想在教育上用功，想筹钱到日本去一次。

陈子博：俟中学毕业后再定计划。在长沙时，一面对于社会上做点事，对兵与工，宣传我们的主义，一面将自己的功课，预备一番。

谢南岭：我认为改造社会，应当从最下级——乡村——做起，所以乡村教育，极愿尽力。师校毕业后，决定升学，或西南大学，或高师，或高工。升学毕业后，决在乡村中做事，改变普通人做便宜事做高贵事的心理态度。

张泉山：我从前只有求学上的计划，去年以来，又有事业上的计划了。我对于学问，想从数学、物理学、化学下手。现在有闲就读英文。我于自身生活以外，担负一个老弟的学费，因此当在长沙再留一年半，仍从事教员生活。

蒋集虚：想做一个教育者，从事小学中学的教育事业。师校毕业后，教书、积钱，再入高等师范，然后往外国留学。从事教育时，拟集合同志，自办学校。

毛润之：觉得普通知识要紧，现在号称有专门学问的人，他的学问，还止算得普通，或还不及。自身决定三十以内只求普通知识，因缺乏数学、物理、化学等自然的基础科学的知识，想设法补足。文学虽不能创作，但也有兴会；喜研究哲学。应用方面，研究教育学及教育方法等。做事一层，觉得“各做各事”的办法，毫无效力，极不经济，愿于大家决定进行的事业中担负其一部分，使于若干年后与别人担负的部分合拢，即成功了一件事。去年在上海时，曾决定在长沙顿住两年，然后赴俄，现在已过了半年，再一年半，便当出省。在长沙做的事，除教育外，拟注力于文化书社之充实与推广。两年中求学方面，拟从译本及报纸了解世界学术思想的大概。惟做事则不能兼读书。去年下半年，竟完全牺牲了（这是最痛苦的牺牲）。以后想办到每天看一点钟书，一点钟报。

罗耻迂：终身事业：教育。教育是为人类的，为社会的，所以对于社会学欲有所研究。研究的方法不能确定，或自修，或学校，或国内，或国外。至于目前，从阴历明年正月起，读英文。在五年以内，要使英文学到可以看书。

夏蔓伯：深信工学并行，与脑体共用之理，想一面研究教育，一面学习工艺，这是目的。方法：第一决定在师范毕业，毕业后任教员几年，教书时并兼从事研究与练习工艺。十年后，再出洋。

邹泮耕：我的计划筹想了多年，几经修正，现在似乎有一点把握了。我意一个人的事业不外研究与发表两节。我个人想研究文学及哲学（广义的），拟以一年温习曾学过的各种自然科学，再以两年习文学，再以一年习英文。这四年中附带教课（不当主任），无课则事研究。四年后往日本，至少住一年，惟不愿进学校，因我从来反对他。此后再以五年求学，详细不能悬拟，或竟赴西洋亦难定。以上是我的十年研究计划，此后再从事发表。至我不赞成学校，因学校不足成学。

易粤徽：我近来认定我自己最后要做一个教育者。预备工夫，先学外国文，至少学好英文、法文、日文，注重英文。将教育学与学外国文合为一起，看英文教育学。我又认学校无进的必要，决定在年半以内从事教书的工作。每天做四小时工，读六小时书。

陈启民（发言很长，记其大要）陈云：我个人计划，一是终身的，为终身读书计划。这是根据我自己的宇宙观和个性来决定的。我觉宇宙只是空间时间二者。时间是直线，空间是整块，都不是破碎的。我个性则是喜欢多方面。因此，觉得宇宙间人之所欲学，皆吾之所欲学；宇宙间人之所曾论思，皆吾之所欲论思。文学、哲学、科学，皆吾之所欲学。我愿做一个学术界的托拉斯。学问暂时不能定系统，升学不升学，出洋不出洋，觉得皆不成问题。因学校不足以范围我，我可以利用学校，所以或者再入学校。至于出洋，世界上学问分两大支，一支属亚，一支属欧。我从前有一种见解，对亚洲想集中研究中国的学问，推及印度、日本。对欧洲，则不能说集中哪一国，所以想先研究亚洲学。这是我从前的想法。后来又想用西方的方法，求东方的学问。现在则想东西并进。至将来到外国去，以一国为常驻，以各国为游行，作一个学术界的猎夫。我于升学，不定在哪一年和哪个学校。至读书的时间，原无穷尽，死而后已。以上说终身的计划。再说目前的计划，为经济压迫，不能外出，但这正是成全我，因为我想在这个时候研究中国学。中国学的下手注重周秦，周秦以下，无学可说；宋受佛学影响，当别论；清为复古时代，自当研究。我想以历史的方法治中国的学问而集中于哲学和文学二面。我以为冷静方面的学问当在后，人事方面如政治、经济等当在先。而西方的政治、经济均大规模有组织，所以我对于西方学拟集中于政治、经济的方面。我从前有两年学好三国文字的计划，因事实阻碍，近又订了三年学好两国文字的计划。英文而外，法文和日本文都是要学的。

贺延祜：我的计划随时变易，前学师范，无甚计划。毕业后教了几年课，想进高师，未果。现拟学医，因此想学英文、化学、生理学等。因经济不能独立，拟做两年事，集一点钱，再进医校，医系一种职业，可以救人。做事时兼学英文、化学。

吴毓珍：想到法国勤工俭学，但因无钱恐不能去，现在还是筹钱。一面筹钱，一面读点英文。

陶斯咏：陈先生想做一个学问上的托拉斯，我只好做一个捡煤炭的小孩子。我在师范毕业后，因经济不能升学，就想教课数年，储金升学，不料至今还是原样。久想邀伴自读，几经设法无成。去年想入北高，未果。去夏至南高想入又未果。以后仍只在周南，一边做事，一边研究，从心理学、教育学和英文入手。同时想联络省城各处女友，我觉求友不一定要求胜（己），诸凡有志，即当联络。

任培道：从前许多计划都失败了。先前本想升学，后因经费及地点的困难未能。因决计当小学教员，一求增进经验，一求储积费用。在溆浦数年，亦无成效。去年想到法国去，也因无钱未成。因力辞校事，想在长沙专门对于学问用一点功，既到长沙，也不能实现。现在仍只好一面求所以解决生活，一面学习英文，再等机会升学。

吴家瑛：在学生时代计划和希望很大，及入社会经历数年，从前计划打消好多了！现亦无具体的计划可说。惟对于学问事业两面，总是抱一种（向）前进行的意思罢了。

唐文甫：陈君以为宇宙是整然的，因此作成他的宇宙观而立定其计划。我的计划，也立于我的宇宙观，我觉得宇宙只是“美”。我觉得世界没有不美的。凡能引起我的美感的，我就喜欢去研究。文学是能够表美的，诗歌尤是文学上表美的要品。因此，我欲于诗歌有所研究和创作。不是求名，也不是求利，也不管人人说好说歹，只求满足自己的要求就是。此外哲学也想研究。凡求学一要有识，二要有胆，而胆第一，无胆则不能成学。吾愿勘破一切，做一个学问上的“冒失鬼”。年半内不出省，一面做一点事，解决生活，一面学英文及日文。年半后或入北大，或进南高，暂不定。自揣个性近于文学，将来想专力于此。

熊瑾玎：我觉要做事，就要有钱，因此，我就早有发财的念头，常常找些《十大富豪》《货殖传》……看。常觉在中国这种社会底下发财有两条路：一是做官，二是经商。做官要钻营，不愿干。经商我也试验了一下，因他种原因停了。现在想从生产事业下手，从前与萧子升等商量到东三省垦荒，因各种困难未成，现正在筹度他种方法。我觉私利可以不要，团体资本是该要的；增进我们的资本，方能发展我们的事业。苟可发财，不必择术。

以上个人的进行计划发表完。从前的朋友们，多将自己的计划看作秘密，不肯把他公开出来。因此别人不晓得他的计划，他也不晓得别人的计划，各人都打入闷葫芦里，要互助也无从互助，要结合同目的的人共做一样事也无从结合。这种“各想各”“各做各”的现象之结果，一、自己的计划如果偏了或错了，因无从得到纠正，便一直偏错到老死，所志无成，徒增怨悔。这类情形，是我们常时看见的；二、自己的计划虽未偏错，而孤行无助，终归不能达到。这类也是常有的事。长沙同人鉴于此种弊失，乃有各述计划之举。各地会友均能同样举行，各述自己计划，以其结果刊登会务报告，大家看了，当可得到种种益处。

上面个人计划述完，休息二十分钟，继续讨论第二个问题：

“会友个人的生活方法。”

这问题也是很重要的。大概从前的读书人，是照例不研究生活方法的；因此，竟弄成凡读书人社会就是无恶不作的坏人社会。吃饭问题，本来不容易解决，加以不研究，更不得不寻些糊涂方法去解决了。新民学会长沙会友讨论这个问题的结果，除开一二人因别种理由，不主张注重生活问题之外，其余对此问题都觉很为重要。讨论情形特记如次：

何叔衡：自身个人的生活很简单，容易解决。惟须兼筹子女的教育费。自己拟作教育上的事业，期得到低额的报酬，以资生活。至于别的不正当的发财法子，无论如何，不愿意干。

彭荫柏：常有三个问题，即求学，做事与生活，都难解决。但我觉得人只要有勇气，不应计及生活问题上去。罗素说“应当想生活问题以外的事”，我很相信。我们只要把求学做事的问题解决，生活不成问题。但我们生活，也要定一方向。许多方面的生活，如做官之类，我们不可去。只有教育界（除开别的新组织新生活）和做工，为我们所可采的方面。做工也有为难的地方，因为劳动界太无识了。所以我们做事，当有新组织才行。

唐文甫：在我们求学时，专心去解决生活问题，恐怕会要堕落，解决不了，便生烦闷。我现在在民治日报帮编新闻，一面不费多的时间，一面可以得到少许报酬，用以生活并买书报。将来拟从事这一类，一面可资生活，一面便于研究的事。

陈子博：虽略有遗产，但父亲专制，不能容我自主。要脱离此种痛苦，非独立生活不可。现学未成，仍然困难。寒暑假中拟在文化书社服务，以所得工钱，供给学费。毕业后生活方法，要俟将来决定。

周惇元：暂任报馆事，解决生活，将来很想一切事不做，专门读书。但款须另筹。

张泉山：以教员为职业。

钟楚生：以教员为职业。

谢南岭：家寒，但能耐苦，物质上的生活很易解决。然无钱买书。将来升学，也很为难。近来想组织一个小小的工场，或印刷所，来解决生活。

夏蔓伯：我自己现在是一个寄生虫，不惟自己，身上又有了两个寄生虫——妻、女。将来个人的生活方法，想从事手工业。现在师校尚未毕业，拟于年内着手办一小印刷局，以所获供给用项。毕业后以教员维持生活。家里有一父、二妹、一妻、一女；除父母外，通是不生产者。故家庭生活，甚是危险。

易阅灰：我于消费，主张适当，不太奢，亦不太啬。饭取可口，衣取章身，房子求卫生通光气。至取得生活费的方法，暂为教员月薪，支出恐怕要以买书费为多。

贺延祜：生产暂时尚无方法。计划想学医，不能之时，仍在教育上做事，半工半读。消费不主太简，食住总以能卫生为好。衣以保暖为宜。

熊楚雄：单是一个人的生活不成问题。我们生活所以难解决者就是除了自己，还有别人——子弟。生活的方法，要想法子开辟。例如：“送灰面”“添洋油”两件小事，从前没有人干，经人开辟了，就是很好的生活方法。我们如果没有一点事做，也可以自己开辟途径。我对于生活费的使用，不大喜欢俭啬。因为生活奢一点，欲望必定也大一点，做事必定也勇一点。

毛润之：我所愿做的工作：一教书，一新闻记者。将来多半要赖这两项工作的月薪来生活。现觉专用脑力的工作很苦，想学一宗用体力的工作，如打袜子，制面包之类，这种工作学好了，对世界任何地方跑，均可得食。至于消费赞成简单，反对奢泰。

罗耻迂：生产方面：在教育上生活。消费方面：量入为出，不必俭。除自己解决生活外，还要解决家庭生活。

蒋集虚：物质生活，不外衣、食、住三项。现我决定家产一点不要，师校毕业后以教员为职业，与相知之数友同居生活，生活费互助，轮流升学。衣则十年内决定只穿布衣，食则每日一餐也可，住屋更可随便。至精神生活，则急要读书。我从前觉得人生无味，盖进化无已，没有底境，使人迷茫，觉得无味。近受杜威、罗素的影响，将凡事之无希望的方面，黑暗的方面，坏的方面，不去着想，专想有希望的方面，光明的方面，故觉颇有生趣。

邹泮耕：因要读书，生活问题也不得不计及一番。以我家论，本可自给。但能自己给书报费则更好。至于将来完全读书时期，便为难了。

陶斯咏：现在的生活：教书、学校办事。教书和办事的生活难靠，则烹饪、裁缝、编物。物质生活不困难；但自己不善理财，有钱不能储蓄。精神生活是一难事，因为要有学问才行。精神如鱼，学问如水，有学问精神才得愉快。

陈启民：精神生活，先前所说可以见大概，不重述。物质生活非个人所能解决，所以社会主义、共产主义，都是革生活的命。生活上太枯焦，太刻苦，必影响于心理。所以我们身体上所需，必不可故意刻减。饮食衣服住居，都要达到一个相当的程度，虽不要奢，总要“备”。生活的全体，非个人所能解决，个人只能尽力之所能去做。

任培道：现时生活，可以教书解决，衣食能安淡泊。

此时，吴德庄因事先去，各人依次述生活方法毕。互有讨论。周惇元云：劝善规过，最是要紧，我常感觉到虽时常有朋友谈论，总多闲谈，少有用诚恳的态度来讨论修学立身的问题的。希望会友注意此点，会面不为闲谈，劝善规过，讨论问题。又觉得我们在此时应该注重“自己改造”，不应加入团体太多，致牵涉许多事务，妨碍自己的进修。蒋集虚极赞周君的话，说：“应该如此。”陶斯咏云：我总加入了七八个会，以后当辞去四五个。何叔衡云：朋友会面，宜多批评。至生活的切实方法，还须大加研究。毛润之不赞成熊瑾玎之消费主张，谓生活奢了，不特无益，而且有害，主张依科学的指导，以适合于体内应需的养料，身上应留的温度，和相当的房屋为主，这便是“备”，多的即出于“备”之外，害就因此侵来。此时何叔衡提议：想一个公众的生产方法，谓刚才有人提议办印刷局，我以为可以商议进行。毛润之云：文化书社有此计划，因“书社”只是发行一部，还要组织一个印刷局，及一个编译社。夏蔓伯谓：如有人帮助组织，愿任进行。大家认此事甚属要紧，结果，决定另行筹议。“个性之介绍及批评”，因时间不早，未议散会。

这次新民学会新年大会的意义是极深远的。从此，长沙也和北京、上海等地一样，逐渐形成一批共产主义者结成的小组，开始筹备创建中国共产党的全国性组织。而毛泽东，就是其中的佼佼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