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节 曾国藩湘军集团崛起与太平天国后期的苦撑苦斗

清王朝面临内忧外患交相袭来的艰难局面。它深知，真正威胁自己生存的是以太平天国为中心的国内各族人民的反清革命。对外来侵略，清王朝以最终的妥协投降予以解决了。但对于它所一心要剿灭的太平天国，却必须经过持久的你死我活的大规模内战，才能予以最终解决。为此，它还必须依靠汉族官员的全力支持。

由于八旗和绿营正规军的溃败，在籍官绅曾国藩受命举办团练，组织地方武装湘军。曾国藩（1811—1872），字涤生，湖南湘乡人，道光末年已官至侍郎。1853年初，他因母丧在籍，便以罗泽南的湘勇为基础，“别树一帜，改弦更张”，组建了一支不同于绿营制度的新军。湘军以士人为营官，以同乡和伦常情谊为纽带，选将募勇坚持同省同县的地域标准，鼓励兄弟亲朋师生一同入伍，甚至同在一营。士兵由营官自行招募，只服从营官的指挥，整个湘军则置于曾国藩的严密控制之下。湘军还用三纲五常的思想灌输士兵，进行较为严格的军事训练，并给以远较绿营优厚的粮饷待遇。曾国藩和他的湘军已成为清王朝维系其统治的重要支柱。但在1856年以前太平天国蒸蒸日上的时候，湘军虽能取得若干胜利，总的趋势却是胜少败多。1856年3月，江西樟树镇湘军大营被太平军一举踏平。4月，悍将罗泽南又在武昌城外毙命，全军精锐大损。曾国藩坐困南昌，已成瓮中之鳖。不久后太平天国领导集团发生分裂，江西、湖北太平军失去指挥，不仅使曾国藩和湘军摆脱了覆灭的命运，还使得湘军日益发展壮大，成了太平军日后最为凶恶的死敌。

太平天国在西征取得一系列胜利，尤其是1856年6月攻破清军江南大营之后，已从根本上扭转了自建都以来军事上的被动局面。军事上的这些胜利，并没有成为太平天国事业成功的保证，反而激化了领导集团内部的矛盾。

太平天国在正式定都以后，其政权体制已日趋完善，并表现出向封建君主政体的转变。在这一过程中，太平天国领导人之间原本“寝食必俱，情同骨肉”的结义兄弟关系，也日益为等级森严、名分各异的君臣关系所取代。这使得两位最主要的领导人洪秀全与杨秀清之间的矛盾斗争变得尖锐突出。洪秀全处心积虑地利用繁文缛节的礼仪和中国传统的尊君观念，以确保自己作为君主的至尊地位。然而他的一切努力，不能阻止来自杨秀清的有力挑战。杨秀清拥有代天父传言的资格及“劝慰师”“禾乃师”“赎病主”等一系列神圣的宗教头衔，拥有节制诸王以及群臣的极大权力。他被尊呼为“九千岁”，仅比“万岁”之尊的洪秀全少一千岁，上朝奏事时可“立于陛下”而不必下跪。杨秀清本人更是“威风张扬，不知自忌”，上自天王，下至一班臣僚，都曾受到他的欺凌羞辱，有的甚至受到了过于严厉的惩处。众人“积怒于心，口顺而心不息，少怒积多，聚成患害”。1856年8月15日，也即清军江南大营主帅向荣败亡后的第6天，终于发生了杨秀清逼天王亲到东王府封其为万岁的“内讧”事件。

事情是由杨秀清逼封“万岁”引起的。杨秀清假借天父下凡之名，逼迫洪秀全封他为“万岁”。所谓天父下凡，是杨秀清在金田起义前在紫荆山活动时创造的一种代天父立言的形式。那时由于洪秀全不在、冯云山被捕，拜上帝会生存面临极大危险，杨秀清借用当地鬼神附体的迷信，诡称天父——皇上帝附体，在劝导会众坚持革命事业上起过作用，后来得到洪秀全的承认。此后杨秀清经常采用这种形式来树立洪秀全的领袖地位，鼓励全军奋勇杀敌。但在定都天京以后，天父下凡往往成为杨秀清打击诸王、挟制洪秀全的一种手段。这时，洪秀全迫于“天父”的压力和杨秀清的权势，一面同意杨秀清的请求，另一面密召在江西的北王韦昌辉和在湖北的翼王石达开速回天京。9月2日清晨，韦昌辉率部从江西前线火速赶回，在杨秀清并无戒备的情况下，闯入东王府，杀了杨秀清及其全家。此后两个月，韦昌辉又采用极其卑劣的手段，故意扩大事态，杀杨秀清部属连同在战乱中被杀的无辜群众，据说达到2万多人，浮尸随秦淮河水漂往城外。石达开从湖北赶回，斥责韦昌辉滥杀无辜。韦昌辉又要杀石达开，石闻讯连夜吊城逃走，家属被全部杀光。1857年1月2日，洪秀全命令天京官兵，诛杀韦昌辉及其支持者，结束了这场自相残杀的可悲局面，并召石达开回京辅政。不久，洪秀全又对石达开产生疑忌，怕石达开权重，便封其长兄、次兄为王，来限制石的权力。当时，石达开感到洪秀全有“谋害之意”，竟于1857年6月自天京出走，带领一二十万太平军部队远走四川。

石达开的分裂行动，使太平天国的主战场陷入凶险的绝境，也给他自己带来了毁灭。石达开在出走之初，情绪即已消沉到极点。他到皖南驻军所在地时，竟要解散部队，其后虽稍有振作，但仍抱定“惟期成功后，予志复归林”的想法。这就使得他日后的军事行动，变得漫无目标，因而处处陷于消极被动。清方将帅在看出他的“流贼之象”后，便不再把他看作可怕的对手。1860年，石达开辗转退入广西，大批部属纷纷离他而去。其中最重要的一支部队，在彭大顺、童容海、朱衣点、吉庆元等60多位将领统率下，一路血战，“万里回朝”，于1861年9月在江西与忠王李秀成的大军会合。此时该部已扩至20余万人。天王洪秀全得知奏报，大喜，命名该部为“扶朝天军”。石达开众叛亲离，又因清朝当局的悬赏严拿而无法藏身，只得在广西重新招集人马，并于1861年再出广西。他一心想取四川以自立。两次入川受挫后，于1863年再由云南入川，结果于当年5月在四川大渡河紫打地陷入绝境，全军覆灭。石达开在成都就义，年仅33岁。

天京事变发生前，太平天国已控制上自武汉下至镇江长江一线，拥有江西、安徽两省大部和湖北、江苏两省的部分区域。除武昌、汉阳两城处于清军围困之下外，在其他各战场太平军都占相对优势。天京事变使得太平天国的战场形势发生根本性的逆转。武昌、汉阳守军于1856年12月弃守突围，湖北继湖南之后成了湘军又一个巩固的后方基地。江西方面，由于石达开一心入浙入闽，当地守军陷入既无救援又无统一指挥的困境。湘军乘机发动多路进攻，分化瓦解，各个击破。1858年5月，江防重镇九江被攻破，守将林启容手下1.7万人全部战死。10月，太平军在江西的最后一个基地吉安失守。安徽方面，皖北的庐州和皖南的宁国先后失守。天京附近，清廷以和春为钦差大臣，张国梁帮办军务，于1857年初重建江南大营。江北大营也乘机复苏。石达开出走后，江南大营加强了对天京地区的攻击。1857年12月，镇江、瓜洲的守军在援军接应下撤退。1858年1月，江南大营再次进逼天京近郊。

正在进行的第二次鸦片战争和持续高涨的各地各族人民起义，使太平天国得到宝贵的喘息时机。为了摆脱天京事变后，尤其是石达开带走精兵良将后“朝中无将，国内无人”的窘困局面，洪秀全提拔任用了一批新人，并重新任命了五军主将。蒙得恩为中军主将，陈玉成为前军主将，李秀成为后军主将，韦俊为右军主将，李世贤为左军主将。五人中以蒙得恩年龄最长，是“永不出京门”的“天王爱臣”；韦俊为韦昌辉之弟，后于1859年秋叛降清朝；其余三人，陈玉成及李秀成、李世贤却都是忠于太平天国事业的有为将领。不久，因杨秀清彻底平反昭雪，率军游移在外的杨辅清脱离石达开归来，被改任为中军主将。太平天国重建领导集团，开始做出了重新振作的努力。

1859年4月，洪仁玕历经艰险到达天京，为太平天国的复苏增添了希望。金田起义时，洪仁玕在广东清远县教书，闻讯赶赴桂平后，太平军已移营他去。后辗转流亡香港，得瑞典巴色会教士韩山文的帮助。1854年他曾设法到上海，可是既不能使上海小刀会的领袖相信他与洪秀全的关系，又无法突破清军的封锁去天京，只得回香港参加教会工作。他潜心研究基督教教义，并学习天文历算等方面的知识。他于1858年再次由香港启程，终于经陆路进入太平天国统治区。洪秀全对洪仁玕的到来大喜过望，不到20天即褒封其为“开朝精忠军师顶天扶朝纲干王”。同月，陈玉成因军功卓著受封英王。年内，又陆续封李秀成为忠王，蒙得恩为赞王，李世贤为侍王，杨辅清为辅王，林绍璋为章王，各有“奋兴之志”。

洪仁玕长期脱离太平天国军事斗争的实践，到了天京，作为新的朝纲领袖，很快提出一个振兴太平天国的纲领——《资政新篇》，并由天王下令镌刻颁行。《资政新篇》共四部分：一、用人察失，禁止朋党；二、革除腐朽生活方式，移风易俗；三、实行新的社会和经济政策，仿效西方资本主义；四、采用新的刑法制度。关于实行新的社会经济政策，《资政新篇》从政治上总结了太平天国立国以来的主要经验教训，要求加强中央集权，反对分散主义，反对结党营私。但它的主要内容是回答了太平天国或者说农民革命应当向何处去的问题。他首先泛论当时世界各国的大势，指出各国富强或者落后的原因，然后列举出一系列仿效西方资本主义制度的建议。主要内容有：（一）创办报纸，沟通上下情感，设立不受众官节制也不节制众官的各省新闻官，专收各地新闻纸呈送天王；（二）成立某些地方自治机构，管理地方财政、乡兵、教育、医院以及社会救济事业等；（三）兴办近代工矿交通等企业，仿造火车、轮船，设立邮局，提倡筑道路、修水利、开矿山、办工厂，兴办银行、发行纸币等；并实行准许私人投资，奖励发明创造，保护专利等政策；（四）与外国通商，平等往来，欢迎外国人前来传授工艺技术，但不准干涉内政。《资政新篇》从“因时制宜，审势而行”的原则出发，根据中国的实情和当时世界的潮流，提出在中国发展资本主义经济和进行一些相应的上层建筑改革。洪秀全对《资政新篇》作了仔细的批示。除对其中讲到不杀人、诫杀人的两处表示反对外，大体上采取肯定和赞同的态度。《资政新篇》是近代中国最早提出的一个使中国走向资本主义的近代化蓝图，表明国门打开以后最先向西方学习的趋向。对《资政新篇》这种要求按照资本主义的模式来改造太平天国的大胆呈述，洪秀全表示基本支持和要求推行的态度，它表明，农民革命的领袖们面对太平天国立国以来的历史经验，开始国家建设问题上的新探索。这也表明，如果条件允许，太平天国完全可以走上与传统农民战争不同的道路。向西方国家寻找真理，在当时是一种先进思想。洪秀全从一个农民革命领袖的地位来抓住这个问题，加以解答，表现了他的气魄和思想光辉。

《资政新篇》同《天朝田亩制度》一样，是反对封建社会制度的，但它向农民群众描绘的不是以平均主义为尺度的小农经济的天国，而是一个承认贫富差别的以资本主义为模式的新型天国。《资政新篇》的作者模糊地感到，只有发展资本主义，才能彻底战胜封建制度，才能有效地抵制外国的侵略。这一点，反映了鸦片战争以后中国社会的时代特色，是合乎历史前进方向的。但是，由于太平天国后期始终处在严酷的战争环境中，而且逐渐由战略防御转入战略劣势，洪仁玕的政治设计不得不被搁置起来，得不到一点稍加实施的机会。因此，这个文件的颁布并未给太平天国后期的政治生活带来明显的影响。

太平天国有了这批奋兴有为的新人，振作同心，“自此一鼓之锐，振稳数年”。他们首先积极联络江北的捻党起义军，发展壮大自己的有生力量。在此基础上，太平军各部队同心协力，谋定而后战，取得一系列重要战役的胜利。早在1857年，陈玉成、李秀成等军便已开始主动协同作战。1858年9月，太平军集中兵力，攻破江北大营，打通了天京北岸交通。接着，又挥师西上，迎击由九江来犯的湘军，于11月间在三河镇将其精锐6000余人一举歼灭，从而迟滞了湘军对安庆的围攻。但江南大营的存在，依然对天京构成严重威胁。太平军乃确定“围魏救赵”战略。1860年3月，先由李秀成率轻兵经小路奔袭江南大营的饷源杭州，迫使江南大营调动精锐往救。然后迅速回师，与陈玉成、李世贤、杨辅清等各路大军共10余万人，于5月上旬一战而粉碎江南大营，天京之围立解。连湘军领袖曾国藩也不得不承认此役为太平天国的“得意之笔”。

攻破江南大营后，太平军一鼓作气，东征苏、常。5月，江南提督、帮办军务大臣张国梁，清钦差大臣、督办江南军务、江宁将军和春败死。6月初太平军进克苏州，清军降者达五六万人。此时距出师还不到20天。但太平军在向上海发起攻击时却遭到英法侵略军的联合抵抗。负责进军的李秀成采取了极为克制的态度。尽管有数百名太平军战士牺牲，却仍一枪未还，并很快撤出战斗。李秀成自己也带着面部的轻伤退回苏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