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章 翱翔的天鹅——苏格拉底与柏拉图
和所有人一样,人类的祖先曾面临基本的经济问题:匮乏,即如何找到足够多的食物。但那时还不存在成片的农场、作坊和工厂这种意义上的“经济体”。早期的原始人居住在森林中,靠收集浆果和狩猎生存。直到更为复杂的经济种类在古希腊和古罗马萌芽后,人们才开始思考经济问题。
希腊哲学家是最早的经济思想家,他们奠定了西方思想的传统,包括经济学。历经了几千年的抗争后,人类最终创立了早期的文明社会,这些哲学家的思想也随之发扬光大。很久以前,人类在通过改变自然界满足自身需求的过程中播下了经济生活的种子。比如,当人类学会生火后,他们便可以从能够找寻到的物品中创造出新的事物:用泥土制造陶罐,用动植物烹煮肉类。约1万年以前出现了第一次经济革命——一小部分人类掌握了种植植物和驯养动物的方式,农业得以发明。后来,越来越多的人类以土地为生,并开始在村庄中群居。
自此,美索不达米亚,也就是今天的伊拉克地区,诞生了包含复杂经济形态的文明。“复杂”(complex)这一词包含一个重要的意义,表明人类不必再自己生产食物。今天,你大可通过食品制造者购买食物,而不是非得亲自种植。在美索不达米亚,产生了从未种植过麦子或喂养山羊的一类人——统治城市的国王和掌管神庙的祭司。
人类开始变得善于稼穑、喂养动物,农民们收获的食物除了满足自身生存需要外,还可以产生富余,这些多余的食物便用来供养祭司和国王。食物从种植者到食用者之间的过程需要经过组织规划。今天这一过程是通过金钱交易的方式完成的,而在遥远的古代社会则要依赖于古老的传统。农作物被当作贡品送到神庙后由祭司们共享。为了分配食物,古文明发明了文书:我们目前所掌握的最早的案例是农民运送农作物的清单。官员们进行登记后,便可以拿走一部分农民的劳作成果,换句话说,即向他们“征税”,并利用这些资源修建灌溉田地的水渠和国王的陵寝。
在基督诞生前的两个多世纪,美索不达米亚、埃及、印度和中国的人类文明已经存在了几千年,并传播至希腊诞生出新的文明形态。那里的人们开始深入思索人类生存的意义。希腊的早期诗人赫西奥德(Hesiod)陈述了经济学的起源:“神将人类的食物隐藏”。这句话实质上又回到了匮乏观点:天上不会掉馅饼,如果想获得食物我们必须种植小麦、收获、磨成面粉然后将其烘烤成面包。工作是人类生存的保障。
希腊哲学家苏格拉底(Socrates)是所有思想家的前辈,我们只能从他学生的著作中了解到他的观点。传说某天晚上他梦见一只高声鸣叫的天鹅展翅飞走,次日他便与柏拉图(Plato)邂逅,而后者则成为他最为有名的学生。苏格拉底认为柏拉图就是梦中的天鹅。此后,他的这名学生将自己的思想和观点传授给了全人类,影响长达几个世纪。
柏拉图(公元前428/427—公元前348/347)曾幻想建立一个理想的社会。这个社会的经济形态与我们今天理所当然认为的那种是有所区别的。他所生活的社会和我们今日相比也是大相径庭。比如我们现在所理解的国家概念在当时是不存在的。古希腊是由许多城邦组成的,比如雅典、斯巴达和底比斯。希腊人将城邦称为“polis”,也就是英语“politics”一词的由来。柏拉图的理想国是一个紧凑的城市,而非庞大的国家。它被统治者以一种高度集中的方式管理,几乎没有食物和劳动力买卖的市场。以劳动力为例,当今的人们会对如何使用自己的劳动力做出选择,或许你决定成为一个管道工,因为你喜欢修理东西并且这一行业待遇丰厚。而在柏拉图的乌托邦里,人们生下来就被分为三六九等,包括奴隶在内的大多数人只能毕生在地里劳作。奴隶属于最底层,拥有青铜灵魂;比农民高一个等级的阶层是灵魂由白银铸就的武士;最高阶层由统治者构成,他们是“哲学王”(philosopher-kings),是拥有黄金灵魂的人。柏拉图在毗邻雅典的地区建立了一所学院,用来培养统治社会的智者。
柏拉图对财富的追求持批判态度,以至于在理想国中武士和国王不能拥有私人财产,以免受到黄金珠宝、宫殿楼亭的腐蚀。相反,他们不得不住在一起,分享所拥有的一切,包括孩子。在理想国里,孩子由大人共同抚养,而非自己的父母。柏拉图担忧,如果在一个社会中财富的意义过于重要,人们便会开始追名逐利。而最终国家将会被富人统治,穷人则会产生仇富的心理,人类终将自相残杀。
柏拉图的思想衣钵被此后进入学院的另一只翱翔的天鹅——亚里士多德(Aristotle,公元前384—公元前322)传承。他是第一个尝试将知识划分为若干不同领域的哲学家,如科学、数学、政治等。他有着强烈的好奇心,涉猎广泛,从艰深的逻辑问题直至鱼鳃的结构都是他思考的对象。他的一些观点在现在听起来有些怪异,比如他声称耳朵大的人更喜欢散布流言蜚语,但这对于一个想要用自己的思想诠释整个世界的哲学家而言并不为奇。几个世纪以来,思想家们都将亚里士多德奉为绝对权威,他也作为“哲学家”(The Philosopher)而声名远播。
亚里士多德对柏拉图主张的社会进行了批判。与柏拉图对理想社会进行设想的方式不同,他思考的是在不完美的人类基础上能够实现什么。他认为柏拉图取消私人财产的建议是缺失公正的。在亚里士多德看来,如果人们对物品拥有所有权,彼此确实会心生嫉妒并导致争夺。如果人们分享一切,则会产生更多争斗。所以更好的方式是让人们拥有自己的物品,因为那样人们便会更好地照看自己的财产,而在谁对公共财产贡献多少这个问题上导致的纷争也会减少。
如果人们用自己的种子和工具创造了财富,那不会制作鞋子的人想要获得一双新鞋时又该怎么办呢?他们会以橄榄作为交换。亚里士多德阐释了经济领域里的基本点:以物易物。货币在这里发挥了作用,他说道。如果没有货币,你就不得不到处背着橄榄去换取你所需要的鞋子,而且还得足够幸运恰好找到需要橄榄的鞋匠。为了使交换的程序更为简便,人们指定了一种物品——通常是金银——作为用来买卖的货币。货币成为衡量经济价值的标杆,并使价值在人与人之间传递。货币产生后,人们便不再必须找到需要橄榄的鞋匠,你可以先出售橄榄,然后在第二天用得到的钱购买一双鞋。硬币是标准块状的金属货币。在公元前6世纪的小亚细亚西部的吕底亚王国,即今天土耳其的一部分地区,出现了最早用金银合金制成的硬币。在古希腊,货币获得了蓬勃的发展。甚至奥林匹克运动会上的冠军会获得每人500德拉克马的货币作为奖励。到了公元前5世纪,铸币厂近百余家。源源不断的银币保证了贸易的车轮不断向前。
亚里士多德意识到一旦人们用货币交换商品,被使用的物品(作为食物的橄榄)和作为交易的物品(被定价的橄榄)之间就产生了区别。对于家庭主妇而言,种植、食用橄榄并用销售橄榄获得的钱财换取自己所需的商品,这个过程是十分自然的。当家庭主妇发现她们可以从售卖橄榄中赚钱,便可能开始纯粹出于利益而种植(区别在于出售橄榄的价格和种植的成本)。这便是商业:通过买卖获取钱财。亚里士多德对此持怀疑态度,他认为家庭主妇在获得日常所需以外产生的交易是“非自然的”(unnatural)。在卖橄榄获利的同时,家庭主妇们以牺牲他人利益为代价挣钱。如同在后面文章里将要讨论到的,现代经济学家很难理解这一点,买卖双方在交易过程中互相竞争,对于社会是有好处的。尽管在亚里士多德时代,所有今天看起来再正常不过的、互相存在竞争关系的买方和卖方并不存在。
亚里士多德指出由“自然”(natural)经济活动带来的财富是有限的,因为一旦有足够的可能满足家庭主妇的需求,更多的需求便不会产生了。另一方面,非正常的财富积累是无限的。你可以继续卖更多的橄榄,或者拓宽所售物品的种类。有什么能阻止人们对财富无限积累的欲望吗?当然没有——除了智慧和美德上的风险。“富人的天性就是富有的傻瓜。”他说道。
比卖橄榄赚钱更糟糕的是钱生钱。如同食用(或者换取家庭主妇所需的物品)是对橄榄的正常使用方式一样,货币的正常使用是交易。通过将货币以一定的价格借与他人发财,即获得某种“利息”(interest rate)或许是最不正常的经济活动,如同我们在下一章所讲的,亚里士多德对借贷的抨击影响了之后几个世纪的经济学观点。对他而言,美德与诚实的农民相伴,而非精明的银行家。
当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将自己的思想流于笔端时,希腊将自己的目光投向了经济。城邦制度陷于风雨飘摇,雅典和斯巴达经历了旷日持久的战争。哲学家们设想的经济蓝图已被束之高阁,沦为昔日的荣耀。柏拉图的解决方法是追求一种自律的国家,亚里士多德的思想是一种将社会挽救于贸易泛滥的实用指导。即使二人对金钱的迷恋予以谴责,希腊人还是渐渐建立起了金钱观。据说斯巴达的一名统治者为了抑制人们获取钱财,将货币变成非常沉重的铁棒,只能用牛拉运。但商贸在希腊更为广泛的土地上迈向了繁荣。各城市之间跨越地中海进行橄榄油、谷物和其他很多物品的交换。继亚里士多德和柏拉图之后,贸易的领域变得更为宽广,这得益于亚里士多德最为有名的学生亚历山大大帝(Alexander the Great),他指挥千军万马横扫整个地中海区域,建立了新的帝国,促进了希腊文明的传播。
如同所有帝国一样,伟大的希腊和罗马文明已然倾颓,新的思想家诞生。罗马帝国于公元5世纪灭亡,经济学思想被基督教僧侣们传播至整个欧洲,他们在偏僻的寺庙中继续研究,生生不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