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章
一
团中央书记处书记苏坚——这个十四岁就当了红小鬼的中年人，在这些生龙活虎般的男女青年中间，显得格外兴奋。他矮矮的个子，瘦长的脸膛，留着像许多50年代青年人一样的学生头。如果不是有年龄上的差异，他的举止动作，几乎和列队集合的垦荒队队员没有一点差别。此时此刻，在团中央礼堂外边的空场上，苏坚那双饱含着欣喜的锋利目光，正从排头的大力士贺志彪看起，一直看到队尾的小姑娘叶春妮。叶春妮比队列的平均身高矮了小半截。苏坚首先向她走了过去：
“嗬！你是从赤道上来的吧！不然，怎么脸色那么又黑又红？嗯？”
小姑娘抿嘴笑了：“我是从海南岛来的。”
“好家伙，你个头不高，魄力倒是蛮大的哩！你就是接连三次给团中央打报告，请求去开荒的叶春妮吗？”
小姑娘咬着嘴唇点了点头。
“小鬼，”苏坚拍拍她的头顶，“咱们把丑话说在前边，那儿可没有大海，没有海鸥，没有白帆，没有贝壳；那儿有狼，有老虎，有野猪，有冰天雪地和丈八高的‘大烟泡’，你吃得消吗？”
叶春妮刚要回答，苏坚用手摸了摸她的衣袖：“怎么穿得这么单薄？你是从中国的赤道，到中国的北极，发给你的冬装呢？”
“报告苏书记，”排在队首的贺志彪跨出队列一步，瓮声瓮气地说道，“她的过冬衣裳，都打在我的行李卷里了，我怕她背着太沉……剩下那些零七八碎的东西，石牛子替她提着呢！”
“我就是石牛子。”一个虎头虎脑的小青年，先向前拉了一下歪到后脑勺上的帽子，然后向苏坚报告说，“她……她……她是我小表妹，我妈对我说了，宁可冻着我，也不能冻着她——她写给团中央的信，都是我代她写的。不过，我得向您声明，不是我包办代替，是她自愿到荒地垦荒，只是因为她字写得像蜘蛛爬似的，太难看了，我才为她代笔写的申请。”
“你今年多大了？”
“十七。”
“她呢？”
“十四。”
“你俩都还没有迈进青年人的门槛嘛。”苏坚把石牛子敞开的领扣系好，“怎么冒充青年人哩？嗯？”
“报告苏书记，叫我俩当个候补垦荒队队员也可以，反正……反正您要是说了话不算数，把我俩给除名，我俩就一块躺在火车轮子下边。”
“自杀？”
“不，吓唬吓唬人呗！”石牛子似乎嫌天气太热，把苏坚为他系好的那个纽扣，又解开了，“我们一块儿扒着车皮出关。”
这个小青年的形象，把苏坚逗笑了。他兴奋地望着面前的青年人，挥舞着手臂说：“好！一个革命的大家庭组织起来了。你们到了荒地，要互相关心，互相爱护，要把从海南岛来的小春妮，当小妹妹一样看待！至于你们为什么从舒适的环境去北疆，同志们心里都比我还清楚，我多啰唆一句，就属于废话了。现在，我们步入‘宴会厅’吧！”
这是一次别开生面的送别宴会。圆桌上没有鸡鸭鱼肉，也没有五光十色的美酒；只有糠菜各半的老咸菜，剩下的就是不见油星的白菜汤。在吃饭时，苏坚没有慷慨激昂的讲话，只是从第一张饭桌，走向第二张饭桌……他一边啃着窝窝头，一边问道：
“同志们，我们不是没有钱给同志们用盛宴饯行，同志们一定知道为什么叫大家吃——”
他的朗朗话音，被青年们打断了：
“这是叫我们有吃苦的准备！”
“这是叫我们不忘艰苦的岁月！”
“这是给我们打预防针！”
“这是让我们迈好第一步！”
“我们一定不辜负党中央的期望！”
“我们一定给‘北京人’三个字增光！”
“……”
粗嗓的、细声的、低音的、高音的回答，给这个别具一格的“宴会”，增加了特殊的青春色彩。决心在无数双眼睛里炯炯放光，热血撞击着每个青年人的胸膛。苏坚在这灼热的气浪中，似乎变得年轻了，他走马灯一样在圆桌之间穿来穿去，两眼闪烁着激动而欢欣的泪光。他走到一个身穿毛料制服的年轻人旁边时，忽然停下了脚步，他看见这个皮肤白皙、头上抹着薄薄发蜡的青年人，一只手拿着窝头，一只手端着白菜汤碗，咬一口窝头，喝一口菜汤，仿佛没有菜汤当调料，窝头就会卡在他喉头无法下咽似的。他还时而把窝头放下，对着白菜汤碗出神。
“小伙子，想什么呢？”苏坚走了过去。
年轻人一抬头，尴尬地笑了笑：“是您？我……我没想什么。”
“一个人应当赤诚坦白，”苏坚拍拍年轻人的肩膀，“你说，我的话对吗？”
“当然。对！对！”那个青年脸上泛起红晕。
苏坚思忖了一会儿：“如果我记忆力不错的话，你的名字叫白黎生，是吗？”
年轻人惊异地望着苏坚：“您怎么会知道？”
“你别考我，我先问问你，你为什么要参加垦荒队？”
白黎生掏出手绢擦着额头上的汗水：“为了建设祖国边疆。”
“打头阵走了的俞秋兰同志，临行前特意找我谈了一次话，她希望团市委、团中央不要批准你去垦荒，她说你吃不了那儿的苦。”
白黎生手足无措地解释着：“她在农机学校，是我们班的团支部书记，她……她并不太了解我。”
苏坚仰脖笑了，他诙谐地说道：“她了解你也许比你对自己了解得还要清楚。你去北大荒，是不是对俞秋兰同志的跟踪追击？”他挥舞起手臂，在半空中比画着，“说得形象一点，就如同一架‘僚机’，紧紧追踪着‘长机’那样，形影不离？嗯？”
窝窝头的宴会上响起了一片笑声。白黎生窘得低下头来，搓着衣角，腼腆地喃喃低语着：“不，我不是为了她……”
“年轻人，别不好意思嘛！”苏坚掏出自己的手绢，给白黎生擦擦脸上的汗珠，继续说道，“我国古代《诗经》里就有这样的诗句：‘窈窕淑女，君子好逑’，青年男女之间总要产生爱情，这没什么奇怪的，你不是在学校里，曾经把小俞同志比喻为普希金小说中的‘村姑’吗？你说你用生命追求自然美……”
“苏书记，您……”白黎生连耳根都红了，“您别说下去了。”
“小白同志，我所以来找你，不只是受俞秋兰同志委托，希望你不要去荒地。”苏坚第二次拍打着白黎生的肩膀，微笑着说，“在半个多钟头以前，你那个在学校教法文的妈妈，又给我打来了一个电话，她说她尊重你个人的意志，但她说你落生在法国，是喝巴黎牛奶长大的，担心你经受不了北大荒的暴风雪。我答应她，再来动员你一下，你看，我这团中央书记，不但做促进工作，还做你的‘促退’工作哩！你慎重考虑一下，如果决心不那么大，待会儿从行李堆中找出你的行李来，我叫司机送你回家。”
“不——”白黎生低垂着的头颅，猛然仰了起来，“我去北大荒去定了，我受得了那儿的苦。”
白黎生说话的口气是坚定的，“宴会厅”里响起一片掌声。身材矮小的苏坚，一步跨到椅子上，放开豁亮的嗓门，对垦荒队队员们说：“同志们！白黎生同志刚才回答得很好。很难设想，你们到了荒地之后会一帆风顺。有斗争有痛苦并不奇怪，重要的是要经得起生活的磨炼。如果叫我谈谈爱情问题的话，我祝愿你们中间，未来的有情人都成眷属，但要牢记一点，对比儿女情来说，‘祖国’两个字是至高无上的。我不看谁的口号喊得响，我要看谁最经受得住艰苦生活的磨炼！好了——大家手里的窝头和碗里的菜汤都凉了，快吃饭吧！”苏坚跳下椅子，坐在白黎生身旁，嚼开窝窝头了。
这时候，一个年纪已近三十的老青年——被几个垦荒发起人选为党支部书记的迟大冰，走到苏坚的身旁，面带疑虑地汇报说：“苏书记，现在八十一名垦荒队队员中，还有两个人没来报到，离上火车只有三个小时了。”
“谁？”
“马俊友和邹丽梅。”迟大冰翻看着小本子说。
“马俊友？这个青年人我打保票了，他是我战友的独生子。邹丽梅嘛……”苏坚沉思了片刻，说，“就在今天，她爸爸妈妈找到办公室里哭哭啼啼，说他们家只有这一个宝贝女儿。这时候还不到，一定是爹妈当了拦路虎了。谁知道是‘虎’截了人，还是人降了‘虎’呢？干脆，你把她的名字抹了吧，去掉第八十一个。”他果断地打了个手势。
二
其实，横在邹丽梅生活道路上的，不仅是“虎”，这个身材窈窕的姑娘颈上，还戴着极其沉重的精神枷锁。
她出身于资本家的家庭。她的家业兴衰，既带有马克思《资本论》中早已指出的吸血共性，又带着暴发户的独特个性。邹丽梅的爷爷，是个乡村地主兼城市的资本家。到了她父亲邹达海这一辈，家业中落，万贯家财倾荡在她爸爸手里。邹达海青年时代，在北平志城中学读书，几乎门门功课都是零分。他喜欢吃喝玩乐，玩鸟、打猎、斗蛐蛐儿是他三大拿手本领。当时他已经是二十多岁的少爷了，还常常蹲在古老的北平城墙根下，或趴在郊区的乱坟岗上，和一些不务正业的狐朋狗友，用嘴吹着瓦砾杂草，寻找着能征善战的蟋蟀。因此这个纨绔子弟的家里，最大的私藏是五颜六色、大大小小的蛐蛐儿罐子。邹丽梅还没落生到这个世界，邹达海就把老当家的活活气死了。
邹达海失去了家庭的唯一监督，带着一群和他一样的花花公子，在北平的街巷荡来荡去。邹丽梅的母亲——原来邹家的一个使唤丫头，无力拴住这匹溜了缰绳的野马，只能泪眼巴巴地看着他浪荡街头。邹达海右手食指挑着一个鸟笼，左手牵着一条尖嘴瘦腰的洋狗，每天出入赌场、古玩店和晓市，“袁大头”从他指缝间像水泻一样流出，到了30年代中期，他几乎把家业倾荡一光。
公元一千九百三十七年，抗日战争爆发了，有志的青年纷纷奔赴抗日战场，为祖国的兴亡捐躯献身。邹达海这个穷公子哥儿，心里没有“祖国”这个概念，仍然像个幽灵似的在北平烟花柳巷进进出出。不过，他不像从前那么悠闲自在了，因为他失去了那支配一切的东西——钱。他先卖掉了鸟笼子里的绿头鹦鹉和金丝雀，又当掉了翡翠玛瑙和金银首饰，最后连那条德国种的洋狗也被人牵走了。家里剩下的只有房产，以及门口那一对搬不动的石头狮子，还有他怀了孕的妻子。
那些年头，北平、天津一带流行着一种新式赌博，它既不像西班牙的斗牛，也不像美国的拳击，让那些阔佬可以把赌注压在公牛的犄角和拳斗士的拳头上，而是用蛐蛐儿进行赌博，把“袁大头”押在蛐蛐儿的利齿上。邹达海自认为是养蛐蛐儿的行家，决心要在这小小的躯体上孤注一掷，要么中兴家业，要么成为抱瓢要饭的花子。他根据多年对各式各样蛐蛐的观察，认定棺木中吃死人骨头的“紫牙”咬架最狠，便到香山脚下一片古墓中，逮来一群“紫牙”，让它们格斗厮拼，进行优选。最后，选出了一只翅膀上挂金星的梅花翅，当成他命运的最后主宰，去和天津一个绸缎资本家对垒。
邹达海那个苦命的妻子，听见这一消息，双手紧紧地攀住他的胳膊，苦苦地哀求着说：“达海，你行行好吧！肚子里的孩子都九个月了，再有几天就该……你把瓦片都输光了，让孩子生下来，连个窝都没有，我们可怎么活呀？！”
邹达海甩开妻子的纠缠，抱着蛐蛐儿罐子扬长而去。这个苦命的女人，怎么能知道她的丈夫不但把房产投入赌注，而且连她也押进赌注之内了呢？！天津那个绸缎资本家，看上了她的姿色，双方签字立约，除了赌财产之外，还要赌人。邹达海想钱想得红了眼，对于对方的女人是妙龄少妇还是老丝瓜瓤子概不过问——在旧中国，这就是女人的全部价值。
尽管此时国土上已烽火连天，日本铁蹄已经踏过长城，这个轰动了北平的赌博新闻，还是吸引了无数地痞、劣绅、太太、小姐，以及无聊的新闻记者，他们像苍蝇叮臭肉一样，挤上前门城楼围观。
双方的蛐蛐儿罐子都蒙着红布，公证人掀开红布，把两只好斗的蛐蛐儿同时扣进一个大陶瓷罐里。这时的邹达海，睁大一双布满血丝的眼睛，额头青筋乱蹦，简直如同一头充了血的公牛。那位绸缎资本家，却好像全然不把这场赌博放在心上，他摇着一把羽毛扇，和围观的观众谈笑自若。他心里是很踏实的，即或是这场赌博输了，也输不掉他的全部家业——因为邹达海的赌注对他来说，是微不足道的。他正想把他那难缠的女人甩出去，换个年轻的丫头呢。对于邹达海可就不同了：赢了，可以过上从前的日子；输了，花子抱瓢沿街乞讨……
两个黑色的小动物振翅鸣叫了，闷罐里响起沙沙的回音。公证人用挑逗蛐蛐儿的软毛探子，在两只蛐蛐儿中间晃了几下，蛐蛐儿的拼杀开始了。邹达海从墓穴中逮来的蛐蛐儿，抖动羽翅，露出尖尖的紫牙，勇猛地向对方冲了过去，第一口咬断了对方的长须，第二口叼住了对方的大腿，第三口……邹达海十几年苦心经营蟋蟀，在这短短的瞬间得到了回报，不到半分钟，邹达海就成了小报记者拍照的对象。
这场赌博使邹达海成了一个时来运转的暴发户，不但中兴了衰落的家业，而且添人进口，绸缎资本家的女人，也成了邹家的人。她是个王熙凤式的女管家，到了邹家如鱼得水：第一，邹达海不但比她那大肚子蝈蝈一样的男人年轻，而且还有着浪荡公子的潇洒外表；第二，邹达海原来的妻子是个丫头出身，对付这样的女人，她的能耐是绰绰有余的。
正好，这女人进邹家门那年冬天，邹丽梅落生了。古话说：“迈门花，妨三家。”头胎就生了个丫头，对邹家说来不是吉兆。她趁邹达海到鸟市买鸟去的机会，在三九天滴水成冰的日子，捅开了产房的窗户。也许是由于邹丽梅的母亲“命硬”，她虽然得了产后风，却没有中风而死，只是瘫在床上不能动弹了。所以，从邹丽梅有记忆那一天起，她的母亲就是个卧床不起的瘫子，她记得母亲对她说的第一句话，就是：“小梅，你怎么是个女的？”母亲抱着她的头痛哭。邹丽梅当时只会用灼热的小巴掌，抹抹妈妈脸上的眼泪——她还不能理解她的全部痛苦。
按照新来的女人的邪恶性格，原本打算把母女俩都排挤出邹家门槛的。可是，她偏偏久不生育，无论吃什么有助于怀胎的药物都无济于事。这时候，小小的邹丽梅一天大似一天，开始用审查世界、询问人生的眼睛，观察这个家庭了。那个女人有点恐慌。不知为什么，她越来越怕邹丽梅那双晶黑明亮的大眼睛。而邹丽梅那双大眼睛又偏偏喜欢注视她。面对着家庭的变化，邹达海的二房太太放弃了把母女俩挤出邹家的念头，舵一转，把所有笼络手段都施展出来。她心里很清楚，邹丽梅的亲生母亲，因长期瘫痪已经离“归西”不远了，自己不能生儿养女，没有孩子就拴不住那个浪荡公子，笼络住邹丽梅就是笼络住了邹达海的心，巩固她在这个家庭中的地位。
北京解放前夕，邹丽梅的母亲终于与那个罪恶的世界长辞了。十几岁的邹丽梅长成了一个既像浪荡爸爸又像苦命妈妈的漂亮小姑娘。她的继母把她泡在蜜罐里，视若掌上明珠，可是邹丽梅态度冷漠高傲，她——从亲生的母亲嘴里，早已了解了邹家的家史。
历史发展到公元一千九百五十五年，邹丽梅已经是个从护士学校毕业的学生了。她身材修长，亭亭玉立，丹凤眼，菱角唇；再配上她那白皙的鸭蛋脸，简直像她家庭院中那株秋海棠。她性格十分孤僻，把火一样的热情包藏在冰冷的面孔之下，只有到了一年一度的清明节，在母亲那座长满青草的坟墓前，她才表现出她的全部深情。她哭，对着旷野和孤坟号啕大哭，哭她受苦的妈妈，哭她自己的命运。因此，垦荒队要去北大荒垦荒的消息刚一传开，她就毫不犹豫地跑到团市委、团中央，表达了她去开垦处女地的决心。她——需要呼吸草原上的新鲜空气；她——向往着一种新的生活。
邹丽梅的举动，如同在深宅大院里爆炸了一颗地雷。邹达海勃然大怒，她的继母也吃了一惊。这时候，正值党对工商业资本家开始了社会主义的改造，邹家通过绸缎店进行剥削的道路已被堵死。夫妻俩都盼着漂亮女儿能攀上一个有职有权的高级干部，跟着沾光享福。不料就在这个时刻，女儿却在收拾行李，竟然要奔赴冰天雪地的北大荒。
邹丽梅的生父继母，经过周密的研究，觉得直接阻拦女儿是愚蠢的下策，上策则是直接和团市委、团中央对话，使邹丽梅的计划落空。于是，夫妻俩背着女儿来到团中央，找到了苏坚书记。苏书记了解到他俩只有这一个女儿，通情达理地回答说：“她报名时，我们的有关干部，已经做了劝说工作；但邹丽梅同志十分坚决，我们无权阻拦年轻人献身祖国的革命热情。考虑到你们身边无子女，回去你告诉邹丽梅同志，可以不来报到；但是她如果坚持要走，不要说你们，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也没有权利干涉！”邹丽梅的父母怀着忐忑不安的心情回到家里，推开房门之后，两人都吃了一惊，邹丽梅已经把行装收拾停当，正对着镜子往脑后盘卷那两条细长的辫子呢！
“小梅，”邹达海蒙哄着女儿，“苏书记已然答应了，叫你留下。”
“小梅，你体谅一下爸爸妈妈吧！”邹丽梅的继母，对着镜子里的邹丽梅，指点着自己的头发说，“你看，你爸和我的头发都挂白霜了，你怎么能把我们撇下呢！你可是咱们一家子的魂哪！”
邹丽梅厌恶地瞧着她继母脸上的一脸脂粉，十几年的积怨一下都涌上心头。她冷冷地说：“人，活到老头发都要白的，这是自然规律，不但头发要白，最后还要进火葬场哪！至于你说到魂，魂早飞上九天了——那是我母亲的冤魂，她是被你们折磨死的。”
平日沉默寡言的邹丽梅，此时如火山爆发，她望着呆若木鸡的生父和继母，尖声地喊道：“今天，我走定了，你们去找苏书记拦不住我，就是去找毛主席，也拴不住我的心。”说话之际，她把行囊往肩上一背，匆匆走出房门。
邹丽梅的父亲和继母在后边追逐着，央求着女儿停步。邹丽梅头也不回，穿过浓荫遮蔽的曲径，跨过庭院中的那棵秋海棠，一口气跑到院门之前。她一拉大门，愣住了，门上早被她父亲挂上了一把铁锁。她低头看看手表，已经快到集合时间，不觉怒火中烧。她略略沉思了一下，甩下行囊，顺手抄起一把修剪花木的利斧，把它用力举过头顶，朝锁头劈砍下去。
“哎呀！我的姑奶奶！你别砸锁呀！”她继母追了上来。
邹丽梅什么也不听了。她奋力地劈着门锁，铁器和铁器相撞，震得她手腕生疼，她顾不得这些，她圆瞪二目，抡圆利斧，终于把门锁砸落下来。
邹丽梅的父亲被女儿的行动惊呆了，连声喊着：“小梅——小梅——”那个女人比她浪荡了多半生的爸爸，心计要多得多。她死命地扑向邹丽梅的行囊，抱着这个行囊，像是抱住了她的命。在她看来，扣下行李就能留住邹丽梅，这是她最后的一张“王牌”。可是邹丽梅，只是回头瞪了他俩一眼，甩了甩刚才砸锁时从脑后垂落下来的两根长辫，丢下行囊，跑上了大街……
三
她跑着、跑着……
风吹着她额前的散发……
风吹起她的两根辫梢……
风吹鼓了她单薄的衣衫……
跑出老远，她停步喘气，回头望望她每天出入的铁门，铁门泛着冷光，铁门旁边的两只石头狮子，朝天张着大嘴，它那两只外突的圆眼睛似在为她送行。
一阵凉风吹来，邹丽梅哆嗦了一下，她意识到了北京初秋季节的凉意。怎么办呢？回去取行囊，显然是鱼儿入网，那是他俩求之不得的；不去取行囊吧，衣物都在行囊之中，又怎么能抵御北大荒的风寒呢？不，不怕！有那么多青年朋友同行，有那么多颗火热的心，你怕什么呢？！
她很想再去看一眼母亲的坟茔。因为从今以后，她就是北大荒人了，很难再有回北京的机会。但是时间已经不许可她向母亲告别了。她想来想去，决定顺路到天安门广场走一趟，对着那面鲜血染红的五星红旗去为母亲默哀。虽然，邹丽梅知道她的母亲并不是为推翻旧世界而牺牲的烈士，但她是旧世界毁灭掉的一个生灵，她和新世界是心心相通的——尽管她没能活到新中国诞生。想着想着，她的泪水夺眶而出……
秋天的天安门广场庄严肃穆，一群响着“嗡嗡”哨音的白鸽，在蓝天上展翅飞翔。“多么可爱的北京啊！我今天就要和你告别了。”邹丽梅凝视着广场周围每株松柏、每个行人。在银色的旗杆前，她微微低下头，用只能她自己听到的轻微声音，悄悄地说：“妈妈，您要是活到今天，一定会同意我走这样一条献身祖国的道路的。妈妈，再见了！”
“妈妈，看见了这面五星红旗，我就想起了爸爸。”在邹丽梅身后，响起了一个浑厚的声音。邹丽梅情不自禁地回头看看：这是一个穿着草黄色旧军服的年轻人，微黑的脸膛，宽大的额头，厚厚的嘴唇，闪亮的眼睛，那股子憨实样儿，使人联想起他是外地来逛北京的农村青年。他身上背着一个沉甸甸的行李，正侧着身子和一个两鬓花白的老母亲说话。邹丽梅听见这种亲切招呼“妈妈”的声音，看见母亲凝视儿子的眼神，不由得想起了自己苦命的妈妈。还是在童年的岁月，她用小手抹去妈妈眼角上的泪水时，母亲注视她的神态，就像这位老母亲凝视儿子时的眼神一样。邹丽梅心碎了，她不敢再多看这位老母亲一眼，平静一下紊乱的心情，扭身走开。
“邹……邹丽梅同志！”
小伙子在呼唤她。
邹丽梅惊讶地回过头来，她上下打量着这个年轻人，觉得确实面熟，但就是回忆不起来究竟在哪儿见过面了。她下意识地摸着自己的上衣纽扣，回忆着小学、初中的男同学，结果她失望了。
“你真不认识我了吗？”年轻人咧开厚厚的嘴唇，朝她憨笑着。
邹丽梅抱歉地摇摇头。
“报名去垦荒队的那天，我们不是在那小窗口见过面吗？我叫马俊友。”
“噢——”邹丽梅记起来了，那天他曾借她的自来水笔填过申请书。
小伙子敏锐地发现了她眼窝中的泪痕：“怎么，离开家还得哭一鼻子呀？”
“不，我没……我没哭。”邹丽梅难为情地转过脸去。
“妈妈，”小伙子向母亲介绍说，“这是我们同去开荒的战友。”
老母亲早就在注视邹丽梅了，这位漂亮文雅的姑娘，使满脸皱纹的老母亲联想起电影里常见的女演员。她慈祥地笑着说：“多端庄的姑娘啊！今年多大了？”
“二十了，大妈。”
“妈妈，”马俊友憨笑着说，“您看见了吗？来这儿辞行的，还不只我一个人哪！我想，邹丽梅同志的爸爸或妈妈，一定也是个烈士，不然……”
邹丽梅的心像被刀子戳了一下。她很怕这个小伙子真的询问起她的家庭，便告辞要走。不理解姑娘隐痛的马俊友，招呼着邹丽梅说：“等我一下，咱们一块儿走嘛！妈妈，您还有什么要对我说的？现在时间已经不早了。”儿子抬头看着母亲，他想听她的临别叮咛。
老母亲缓缓地打开了小提包的拉锁，拿出一个包得四四方方的小手绢，“拿去。”
“妈妈，您不是叫我去吃苦吗？为什么还给我这么多的钱？”
“拿去。”老母亲神色肃穆地盯着儿子。
“我不要您的钱，我是二十二岁的大小伙子了。”马俊友推却着说。
母亲没有多说什么，她用枯干的手指，缓缓地解开手绢小包。儿子看见了，那手绢里包的不是钞票，而是一条叠得整整齐齐的牛皮皮带。这是一条没有铜环的半截皮带。由于年代久远，皮质已经变成了黑褐色，软得像面条一样了。
邹丽梅对母亲给儿子的临别赠礼感到迷惑不解。“这真是奇怪的告别。”她想，“送点什么当纪念不好，偏偏送给儿子半条不能使用的皮带。”可是马俊友好像完全理解了老母亲的心，他庄重地把半截皮带叠在一起包好，目光深沉地凝视着老母亲说：“妈妈，我理解您在这儿送给我这件纪念品的意义。您把爸爸牺牲前在长征时吃剩下的半截皮带传给我，是叫我走前辈人曾经走过的艰苦道路。”说着，他一手搀扶着母亲的胳膊，一手托着那个手绢包，虔诚地向着国旗鞠了一躬。当母子俩重新站直了身子的时候，眼角都潮湿了。
站在一旁的邹丽梅眼圈也红了，她怕母子俩觉察到这一点，轻轻挪动了几步，把脸扭开。尽管这样，她的耳朵里还是留心地谛听着母子的对话：
“您不想我吗？”
“想。”
“您想我时怎么办？”
“坐上火车去看看你，顺便去看看这位好姑娘。”老母亲绕到邹丽梅面前，用深情的目光，望着脸色绯红的邹丽梅说，“你们到了荒地要互相帮助。我没有女儿，战争就使我留下这一个儿子，我有一句话，不知该说不该说。”
“大妈，您说吧！”
“别看他比你大两岁，但他办事毛躁，你多照顾一点你这个大哥哥，行吗？”
“妈——”马俊友扯了母亲袖口一下，“您这是怎么了？”
老母亲轻轻地笑了。
敏感的邹丽梅，脸红得像鸡冠子花。她低头看看手表，扭转话题说：“时间来不及去团中央集合了，咱们直接奔前门火车站吧！”
老母亲走在中间，邹丽梅和马俊友走在老人两旁。邹丽梅看马俊友身上背着行李，还挎着一个草黄色的帆布包，便把背包抢过来，背到自己肩上。
“小邹同志，”马俊友突然发现邹丽梅没带任何东西，奇怪地问道，“你的行李呢？”
邹丽梅绯红的脸苍白了。她是多么想把她劈落门锁夺门而出的情况，告诉她身旁的母子俩啊！但是这不是一句半句话能说得完的，姑娘的自尊心使她不愿意谈起她的隐痛，因而苦笑了一下回答说：
“早运到火车站去了。”
“你看，姑娘家就是心细。”老母亲把一绺被秋风吹散的白发，按到耳根上，赞叹地说，“你就毛躁，要上轿了，才现扎耳环眼儿。”
邹丽梅心如火焚，多少悲凉的回忆一起涌上心窝。她几乎无法控制自己要向身边慈祥的老妈妈倾吐心声的冲动，但她到底还是把到了舌尖的话咽了回去。她不愿意看见老母亲为她垂泪，也不愿意叫马俊友分担她任何一点忧伤。也许是由于她久处逆境，她非常喜欢读杰克·伦敦的小说，这些小说中的人物几乎没有弱者懦夫。“我应当也是生活中的强者”——她咬着嘴唇，对自己下着无声的命令。
四
古老的前门火车站，今天显得格外年轻。那欢送垦荒队北上的大幅标语，那艳丽的、飞舞着的七色彩旗，那欢送者摇动的鲜花，那垦荒队队员的一张张笑脸，把陈旧的火车站，打扮得花团锦簇、热气腾腾。虽然此时已是初秋时节，团中央书记苏坚，上身却只穿着一件短袖单衫，他眉眼间漾出无法掩饰的激动，挨个儿和北去的年轻人握手话别。这时候，邹丽梅、马俊友和老母亲出现在站台上。
“噢，你终究来了。”苏坚习惯地扬起手臂，向马俊友的母亲招呼，同时开玩笑地说，“我想你这个医学院的党委书记，总不会叫儿子没上阵就当逃兵的。”
“老苏，”马俊友的母亲解释说，“刚才我和儿子一块儿去了天安门广场……”
邹丽梅低垂着头，她不敢接触苏坚那双锋利的目光，但苏坚的目光早已注意到她了，也许是她的头垂得太低的原因吧，苏坚一时没能分辨出来她是谁，因而做出了失准的判断。他对马俊友诙谐地说：“迟到的原因，恐怕不那么简单吧！是不是和这位姑娘的辫子梢，缠住你那脚有关联？”
马俊友的脸腾地红了：“您真是有点‘那个’……您看看她是谁？”
“我是邹丽梅。”她难为情地抬起头。
“是你？！”苏坚露出惊喜的神色，“你爸爸妈妈不是不同意你去吗？我们已经从垦荒队的名单里，勾掉了第八十一个呀！”
“那为什么？”马俊友首先为邹丽梅鸣不平了。
“小伙子，刚才你批评我有点‘那个’。我了解‘那个’两个字的含义，不外说我犯了‘官僚主义’。小伙子，你是不是也犯了‘那个’……”苏坚朗声大笑着，伸出一个手指头比画着说，“你知道吗？她爸爸、妈妈找到团中央，哭天抹泪地对我说，他们身边只有这么一位独生的‘千金公主’，这个……你知道吗？”
“是这样？”马俊友向邹丽梅投过去一瞥不解的目光。
“苏书记说的都是实话。”邹丽梅皱起眉头，“可是，我能不能问您一个问题？”
“有问必答，你说。”
“按照您的说法，独生子女，您都要一律关‘绿灯’了？”
“不是关‘绿灯’，是开‘红灯’！”
“那为什么偏偏留下我邹丽梅，而不照顾一下马俊友的家庭？他是独子，父亲爬过雪山草地，在解放战争中牺牲了。他无兄弟姐妹，北京只有一个老妈妈，为什么他这个独子能去，却对我……”邹丽梅因激动而说不出话来了。
“好厉害的姑娘啊！”苏坚像老师回答一个喜欢发问的学生似的，认真地向邹丽梅解释说，“马俊友是他妈妈主动送去开荒的，用棒子打都打不回去，你爸爸、妈妈——”
邹丽梅猛然打断苏坚的话说：“您以为我就能用棒子打回去吗？我是和家庭彻底决裂才跑出来的。他们想把我当成商品，我是个人，不是商品；他们想把我当成他们的拐棍，我不是木头，我有灵魂！他们……他们把院门锁了，妄想锁住我的腿；他们扣留了我的行李，企图拴住我这颗心！苏书记，我是用斧子砸开门锁闯出牢笼的……”她跺着脚，抽搐着双肩，轻声地哭了，“您……您怎么能叫我再回那个牢笼呢！”
苏坚的眼睛突然湿润了。他审慎地凝视着她，像是用心秤重新称量这个年轻人的分量。站台上鸦雀无声，无数目光，都飞向邹丽梅那张悲愤的面颊，刹那间，那些目光又转向了苏坚——他们在等待着苏坚的回答。
苏坚跨步向邹丽梅走来，他一下握住了邹丽梅的手，一字一板、铿锵有力地说：“邹丽梅同志，你提的问题很好，你‘将’了我这个团中央书记一军。我们团的干部是党的助手，是为青年们开路的火车头！我们欢迎你这样勇敢的年轻人，参加开拓荒地的队伍。你挥动斧头砸落的不是一把铁锁，也不只是一个牢笼，而是挥着斧头向旧世界猛力的一击，你有理由成为这支队伍中的一员！”他松开邹丽梅的手，高举双臂，带头为邹丽梅鼓掌。
站台上响起一片欢呼声：
“欢迎这样的伙伴——”
“欢迎邹丽梅同志——”
“欢迎第八十一个——”
“欢迎……”
当马俊友和邹丽梅并肩站到垦荒队的队伍中时，邹丽梅激动得嘴唇哆嗦，睫毛上沾满泪花——她笑了。
马俊友的老母亲走过去，掏出手绢：
“好姑娘，擦擦——”
“是共青团员吗？”苏坚问道。
“还不是。”邹丽梅恢复了姑娘的羞涩，她低下了头。
“迟大冰同志！”苏坚扭头喊道。
“有！”忙于登车启程工作的迟大冰，从车厢门口跑了过来。
“我当邹丽梅同志的入团介绍人。”苏坚说，“你们到北大荒以后，第一个先讨论邹丽梅的入团问题。”
“是！苏书记。可是，她还没有行李呢！”迟大冰关切地打量着邹丽梅，“您看她还穿着单衣……”
“这不成为问题。”苏坚回答说，“从全国青年捐款中，给她购置全套的行李衣物。火车越往北走越凉，到车上先把垦荒队队员的冬装发下去。”
“是。”
开车的预备铃响了，垦荒队队员们从车窗口探出头来，呼喊着：
“苏书记，您再对我们说两句吧！”
“我们爱听您的讲话——”
苏坚笑了：“让我说点什么好呢？祝愿你们不但为国家生产出粮食，把北大荒建设成北大仓，还要摔打成各式各样的行家。没有知识和技术是不能很好完成这项任务的。还是我在吃饭时说过的那句话，我祝愿你们中间的有情人都成眷属，几年以后，让荒凉的北大荒鸡叫、狗咬、孩子哭——”
列车徐徐开动了。
苏坚像年轻人一样敏捷，他和许多送行的亲属一起追逐着列车，向前奔跑着：
“年轻的朋友，一路平安——一路平安——”
五
列车——这条不知疲倦的钢铁长龙，奔驰了一天一夜，天色微明时，早已穿过了“天下第一关”，并把沈阳、长春远远地抛在了后边。
白黎生第一个从硬卧床板上爬了起来，他看见窗外抖落着成串的小水珠。啊！原来车外下着蒙蒙秋雨。
对于久居在城市鸽子笼式楼房里的白黎生来说，北方旷野的雨简直是一种奇观。水云如烟似雾，田野迷迷蒙蒙，村舍、树林、水塘、野花……，都淹没在一片混浊的水雾之中。他睁大眼睛望着、望着，心头上那团“雾”，也升腾了起来。
他很烦闷，昨天夜里他引起了一场不小的风波。他睡的是下铺，最初他躺在铺位上感到十分惬意。车轮有节奏地响着，车厢有规律地晃动着，好像是为他的遐想进行伴奏。他想到草原、鲜花、天鹅、鹤群，最后他想到了俞秋兰。他有点抱怨她，为什么要把青年之间的儿女情，告诉苏书记呢？结果苏书记把他比作追“长机”的“僚机”，在餐厅里弄得他面红耳赤。但转念一想，他又为自己不疲倦的追求而感到自豪。白黎生不知从哪一本法国小说中看到过这样两句格言：轻而易举得到的东西，都没有值得珍惜的价值；只有经过艰难曲折获得的东西，那才是最珍贵的。他觉得自己正在进行着艰苦的“八千里路云和月”的追逐，“精诚所至，金石为开”，他相信自己能够敲开俞秋兰两扇紧闭着的心扉。想着、想着，他微笑地闭合了眼睛。
啊！草原是那么美，那么辽阔。蔚蓝的天，碧绿的树，橙黄的草，艳红的花……俞秋兰穿着那身浅蓝色的衣衫走了过来。她走路依然那么轻盈，一边走一边用草帽扇着她红润的面颊，斑斓多姿的野花在她身旁摇曳，她那张流露着自然美的脸，简直可以和这些花儿媲美。她笑着向他跑了过来，那双水汪汪的眼睛，像早晨滴落在花朵上的露珠，她边跑边朝他喊：“你真的来了？”他迎了上去紧紧地攥住了她的两只手。
“六弦琴带来了吗？”
“你想能忘吗？”
“弹一支曲子吧！”
“弹个什么呢？你说。”
“墨西哥的《鸽子》。”
白黎生调了调琴弦，戴上指套，刚要拨动琴弦，突然“嘭”一声，睁眼一看，原来是个梦，他正躺在北去的列车上。
他沮丧地看了一眼，刚才打断他梦幻的，是从中铺上掉下来的一件老羊皮袄。他的“楼上”，是大个子贺志彪，这个从北京门头沟山区来的车把式，对皮袄滑落下来竟然一无所知，依然鼾声如雷。这一下，白黎生再也无法入睡了。
白黎生越是回忆刚才破碎了的梦幻，越觉得贺志彪的呼噜声刺耳，“哼——哈——哼——哈”的巨响，有时居然掩盖了车轮的隆隆声响，这使白黎生到了无法忍耐的程度。他从铺位上坐起来，想把手伸到中铺上去，把贺志彪捅醒，但他想了想，觉得欠妥当，苏书记已然在众目睽睽之下，点了他一次名了，还没到荒地，就为呼噜引起纠纷，那就更显得白黎生是鸡群之鹤了。可是不去捅他吧，他那高质量的呼噜，震得他脑仁颤动。该怎么办呢？他清了清喉咙咳嗽几声，想用声音把“雷公”唤醒，结果自己嗓子干哑了，那“哼——哈——”的雷鸣声依然如旧。终于他脑瓜一转，计上心来：他弯腰捡起了那件老羊皮袄，把它当成制止呼噜的合法武器，用劲往上一甩：“哎！大个子醒醒，你的皮袄掉地下了。”这回，白黎生的计谋发生了效能，贺志彪果真翻了翻身，探头向他说了声“谢谢”，但没过两分钟，他那口“风箱”又“哼哈哼哈”地拉开了。
白黎生落生在法国，从小是喝牛奶吃面包长大的。小时候由于他长得又白又胖，法国一家牛奶商，曾把他的照片，当成广告印在报纸上，下附一行法文小字：“瞧！本公司牛奶喂养的中国婴儿，又白又胖。”用他的形象招揽牛奶订户。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后，十一岁的白黎生，跟着爸爸、妈妈、哥哥从巴黎回国。他的二老分别在大学里教法文，生活非常优裕。白黎生从小喜欢唱歌，从七岁起，父亲把他抱到钢琴前的椅子上，叫他像音乐大师贝多芬童年时那样，模仿着窗外马车的奔跑声，叮咚叮咚地按着琴键。到了十八岁，他和俞秋兰同学时，他对吉他、小提琴……已经掌握得十分娴熟。每逢国庆、“五一”学校里演出节目时，白黎生总是成为舞台上的中心人物。白黎生虽然有一定的艺术资质，但他缺乏成为一个艺术家的恒心。他今天吹笛子，明天弹琵琶，因此在音乐这个行当中，他属于十八般武艺样样皆通，又样样稀松的人物。由于他小时候在巴黎耳濡目染的结果，爱情比同龄的年轻人要早熟得多，他讨厌大城市里姑娘的修饰美，而喜欢不加修饰的自然美。在他投考音乐学院附中落榜，不得已而上了农机学校后，他发现了一颗命运中的星辰——那就是俞秋兰。她在女同学中，衣着比谁都朴素，不但衣衫很少花色，就连扎系头发的发绳，都用的是“猴皮筋”；她一颦一笑，没有一点矫揉造作，一举一动，都显得那么完美和谐。这对于从小就看厌了红嘴唇、青眼窝、描眉画眼一类少女的白黎生来说，如同觅到了田园诗情，嗅到了大自然的新鲜空气一样——他开始追求朴素得像村姑一样的俞秋兰了。这次他报名到北大荒垦荒，固然有一点年轻人开垦“北大仓”的激情，但更大的成分是对“村姑”的追逐。尽管他在那个奇特的“宴会”上，向苏坚下了保证，他对惊扰他美梦的呼噜声，还是难以忍耐，他赌气地把一张纸撕了，揉成两个小纸团塞进耳朵里，懊丧地躺在铺位上。
“嘻嘻嘻嘻……”上铺的伙伴，不知谁在偷偷地发笑。
白黎生朝上看去，黑脸庞的小春妮和她的小表哥——调皮蛋石牛子，分别从左右的三层铺位上，朝他笑呢。石牛子瞅见白黎生发现了他，便带着点不友好的讥讽态度，嘟哝着说：
“神经病！”
白黎生一肚子怨气正无处发泄，从铺位上坐起来，质问石牛子说：“你说谁？”
“谁有神经病，我说的就是谁。”石牛子从上铺上探长了脖子，“你干吗用纸蛋塞上耳朵？”
“像火车拉笛一样的呼噜，别人受得了吗？”白黎生不觉声音高了起来。他正想把贺志彪弄醒，这回找到了茬口。
“你这个人怎么不通情理？”石牛子像猴子摆秋千那样，轻轻一跳，从上铺上跳了下来，“刚才你往大个子身上扔老羊皮袄，就存心把人家给鼓捣醒了。现在你又矬老婆高声，你的心真像日本皇军说的：大大的坏了坏了的有！”石牛子学着电影里日本军官的声调，半开玩笑半认真地朝白黎生扮了个鬼脸。
“睡觉时间，没人跟你开玩笑。”白黎生瞪了石牛子一眼。
石牛子用眼角斜睨着白黎生说：“自个儿失眠，就该找找自个儿脑袋里的虫子，拿别人撒什么气？你就知道他打呼噜睡觉，妨碍你睡觉了，你知道他有多累吗？他从门头沟区野花岭背着行李，翻山越岭地走了几十里山路，才到门头沟坐上的公共汽车，上火车时，他又帮助那些‘长头发的’往车厢搬运行李。你是瞎子，还是聋子？”
“你干什么要挖苦人？”白黎生觉得这个比喻，对他是十足的不敬，马上对石牛子带刺儿的话做出了反应，“谁是瞎子、聋子？”
“别忘了，”石牛子撇着嘴角说，“这是去北大荒，不是你坐飞机去巴黎。”
这下，白黎生更受不住了，他白净的脸涨成紫红色，朝石牛子喊道：“你这是什么意思？难道只有你知道这是去开荒？”
叶春妮从上铺上溜了下来，横在两个人中间，批评石牛子说：“牛子哥，你话里别带犄角嘛！”
“带犄角有什么不好？”石牛子像个相声演员似的，抖抖肩膀说，“犀牛的犄角、羚羊的犄角还能治病呢！就怕他不吃。”
白黎生还想说什么，一扭头，看见车厢里的伙伴都拥向这儿，只好闭住嘴唇，坐在铺沿上呼呼喘气。带队的迟大冰，迈着两条螳螂腿，人没到跟前，“炮弹”就飞过来了：“真不自觉，还没到荒地，你们就争吵个没完了，到了荒地还不把北大荒给翻个个儿？”
虎里虎气的石牛子不服气地说道：“要是用嘴能把北大荒翻个个儿，我和白黎生订合同，一年三百六十五天，天天吵，那就不用马拉犁和拖拉机了。”
迟大冰抖抖肩上披着的棉袄：
“小同志，你怎么这样说话？”
“怎么说？你来了不分青红皂白，各打五十大板就对头吗？贺大个子累了，打几声呼噜，犯了哪条法啦？我就看不惯白黎生的斯文劲儿——”
叶春妮一边往后推石牛子，一边对白黎生解释说：“我表哥脾气不好，家里给他起个外号，叫刺猬。”
白黎生缄默了。迟大冰接上茬说：“谁到北大荒奓刺儿，我们就拔谁身上的刺儿！”
石牛子满不在乎地摇晃着脑瓜说：“别吹牛，在初中老师都管不了我，就凭你这带队的小‘官僚’，能吓唬住我？我要叫你狗咬刺猬——看着着急，下不了嘴。”
争吵的声音，终于把贺志彪给搅醒了，他揉揉眼窝，训斥石牛子说：“你这小子吊哪门子歪，有劲到荒地去驾辕拉套，别在这儿耍嘴皮子，上‘楼’睡觉去。”
“我说大个子，你也真有点狗咬吕洞宾，不分好赖人了。我为你拔创，你倒猪八戒抡耙子——打开孙猴儿了，真是把别人的好心当驴肝肺。”石牛子不示弱地摆出一副天不怕、地不怕的架势。
“上‘楼’去。”贺志彪从中铺上坐了起来。
“不，就不！”
贺志彪没有多说废话，从中铺上翻身下来。他一只大手揪着石牛子的脖子，另一只手抓住石牛子的后胯，像当年的项羽再生，轻轻一举就把虎里虎气的石牛子举到半空：“石牛子，你服不服？”
石牛子在卧铺的夹缝里踢蹬着两只脚，肉烂嘴不烂地说：“不服——不服——”
“好！”
随着这一声“好”，贺志彪两脚已经蹬上了下铺，他像篮球运动员投掷篮球那样，一下子把石牛子塞进了第三层铺位上。奇怪的是，石牛子没有着恼的神气，朝白黎生斜楞一下眼珠，就规规矩矩躺在那儿不动了。
本来，事情到此就告一段落，并不伤白黎生的面子。偏偏白黎生自尊心极强，他反复向周围的伙伴解释他拾皮袄的好意，反而引起伙伴们的不满来了。
“小白，”马俊友第一个发了言，“你这个男同志怎么这样絮叨？你给他拾起滑下来的皮袄，悄悄给他扔上去就完了嘛！为什么还要大声地告诉他？结果，车厢里的伙伴，没被老贺的呼噜搅醒，倒被你的声音吵醒了。”
“是啊！你这个大哥哥也真有点怪，睡不着就躺在那儿待着不挺好吗？”叶春妮轻声悄语地说，“我在三‘楼’，始终没睡着，脑子里想着那‘大烟泡’的样儿，怎么想也想不出来。”
“这是资产阶级思想的具体反映。”迟大冰板着面孔，给白黎生的行为上了纲。他原是北京郊区团区委的一个组织干事，也是垦荒队的发起人之一。由于他在团区委工作过，又因为在倡议书上用手指的血签的名字，一下被卢华、马俊友、贺志彪等十几个党员，推选为党支部书记。在垦荒队中，他不但年龄居于全队首位，个子也为全队之冠。迟大冰长着一张刀条形的长脸，瘦身板，长脖颈，再配上两条鹭鸶般的长腿，在这群年轻人中间，就像羊群里的一只骆驼。他平日少言寡语，嘴角微微下沉，在这群生龙活虎般的伙伴当中，是个最严肃老成的青年。由于他是垦荒队的党支部书记，自然说话落地成声，“资产阶级思想”几个刺耳字眼，不但使白黎生脊梁往外冒凉气，也使其他垦荒队队员吃了一惊。
大个子贺志彪说：“老迟，我看没那么严重。一家子过日子还有个马勺碰锅沿哩！过去也就算完了。哎！这事情都怨我，据我娘告诉我，生下我那天，我出气就像拉风箱，哼哈——哼哈——”
垦荒队队员们都笑了。
小姑娘叶春妮笑弯了腰，她抹着笑出来的眼泪说：“让贺大哥哥给我们讲点他的故事吧！真有意思极了。”
“对！反正也睡不着觉了。”石牛子从三“楼”探出头来首先响应。
“不行。”迟大冰阻拦着，“白黎生的生活检讨会，可以暂时不开，觉可不能不睡，咱们从鹤岗市下了火车，还要长途行军呢！”他挥挥手，把男女垦荒兵都轰开了。但是，当迟大冰爬上自己的铺位之后，几个小青年又悄悄溜了过来，他们央求着贺志彪讲点什么，以驱赶夜间行车的寂寞。
“说点什么哪？还是说说有关我睡觉的事儿吧！”贺大个子从那件老羊皮袄里掏出一条白纸，卷了一炮烟，鼻孔里喷云吐雾似的说，“有一回，我牵着一头毛驴，上门头沟山货收购站，去送生产队打猎打的野猫皮。去的时候，响晴的天，回来的路上，雷公奶奶哇哇地哭开了。那天天阴得像黑锅底，雨下得如同天上银河扒开了口子，哗哗地下成一个点了。该咋办呢？走是走不成了，只好拉着毛驴到山坡上的一个石洞里去歇脚。我知道我有睡不醒的毛病，只要眼皮子一打架，就像死过去一样，连身旁响炸弹我也听不见。我怕再犯这个毛病叫毛驴跑了，就用捆野猫皮的长麻绳，一头捆在毛驴的肚带上，另一头拴在我的腰上。那扣儿刚刚系完，我就进了梦乡。好家伙，你们猜怎么着，我这一觉就睡了半天一夜，等我醒来的时候，我已经躺在家里热炕头上了。我想：这大概是做梦吧！明明我在山洞里嘛，咋就会到了家呢！我睁开眼仔细看了看，房柁上挂着高粱穗子，墙上贴着胖小子骑鲤鱼的年画儿，不是到家又是到了哪儿了哩？我问我爹：‘我咋就回到家了呢？’我爹用烟袋锅子敲打着炕席骂道，‘我哪辈子作孽，生下来你这个‘睡不醒’。你半天一夜不回村，乡亲们都以为你叫山洪卷走了呢！村里派人到处找你，哪儿都没你的影儿。当乡亲们正在着急时，忽然从山洞里传出来声音——’我说：‘爹，一定是那头驴饿得哇哇叫起来了吧？’我爹说，‘驴可能也叫了，可是乡亲们都没听见，却听见了你打雷一样的呼噜声，这才把你找着，用担架抬回来了。’我说，‘真也怪了，我咋就不知道哩！’我爹照着我脑门就是一烟袋锅子，气得脸发青、嘴发白，跳着脚朝我嚷道，‘你咋会知道哩？你躺在担架上还呼噜呼噜地打雷呢！’由这，乡亲们给我起了‘呼噜贺’的大号。同志们，你们想想，我这样打呼噜，能不搅乱邻里的休息吗？所以这事儿不能怨小白，应该批评我。”说完，贺志彪站起身来说，“白黎生同志，你好好睡觉吧！我睡足了，到车门口去吹吹风。”他抱着皮袄转身向车门走去。
这时候，垦荒队队员们才知道上了大个子的当了。他们看出贺志彪所以讲这段真真假假的笑话，不单是为了取笑，更重要的是缓和车厢里的紧张气氛，以安慰白黎生的心。别看这个山里人面孔粗里粗气，两手结满了老茧，心眼还细得如同针尖、麦芒哩！白黎生不禁感到了内疚，他拦住贺志彪的去路，难为情地说：
“大个子，原谅我吧！”
“赖我不好。”贺志彪回答说，“你的身板比不了我这山里人，下了火车，还要赶挺远的一段路呢！听我的话，去睡一会儿吧！”
白黎生只好躺下睡了。由于耳旁再也听不见呼噜声，他很快地睡着了。一觉醒来，他看见窗外下了迷离秋雨。雨，勾起了他的心事，他马上记起了梦中邂逅引起的风波，心里觉得很不是滋味。他抬起头来，看看上铺空无一人，内疚之情油然而生。他穿上鞋，悄悄地去找贺志彪了。
黎明时的车厢里静悄悄的。垦荒队队员们都在酣睡中。白黎生从车厢这头，找到车厢那头，也没发现贺志彪的影子。当他拉开车厢门，准备到另一个车厢去找贺志彪时，他一下呆愣地站住了：贺志彪蜷曲着身子，披着老羊皮袄，坐在车厢与车厢连接的车门旁，嘴角淌着口水，嘴里发着鼾声。还用问吗？贺志彪之所以到这儿来睡，是怕他的呼噜声打扰伙伴们的睡眠。白黎生脸红心跳，眼睛发酸了，他走到贺志彪跟前想招呼他，但张了几次嘴唇，就是喊不出声。
冷风从车厢的缝隙钻了进来，吹动着贺志彪老羊皮袄上的茸毛，吹拂着他那张山桃木颜色的脸膛。他睡得是那么香甜，似乎忘记了这是北国的秋风，身子悠然自得地随着车厢摆动而左摇右晃。
白黎生终于无法克制自己的冲动，他蹲下身子，摇晃着贺志彪的肩膀说：“大个子，到车厢里去睡吧！”说话之际，他似乎感到有什么东西掉在了自己的手背上——那是白黎生从心河里滴下的泪珠……
六
雨。
连绵不断的秋雨，一连下了两天。
通往垦荒队驻地——青年屯的土路，被秋雨切断，无边无际的草甸子，到处是泥水汤浆。凤凰镇——县委所在地的北国边陲小镇，街头巷尾张贴着欢迎青年垦荒队的标语，被雨水冲刷了个干干净净，十几辆迎接垦荒队队员的马车，被阻拦在凤凰镇街头。
在县委书记办公室里，宋武用他那短粗有力的胳膊，不断地摇着一台老式的摇把电话。好容易把电话摇通了，他“喂喂——”地喊了半天，向被秋雨截在鹤岗市的垦荒队队员下达命令。他指示去迎接垦荒队的县委秘书，叫垦荒队队员在市招待所待命，雨住天晴之后，县委派大车去接他们。可是县委秘书在电话里用豁亮的嗓门，向他报告说：“宋书记，垦荒队队员已经冒雨徒步上路了，他们……他们说把这次泥泞中的跋涉，当成第一个考验。”
宋武是南满草原“抗联”队员出身，脸膛如刀削斧砍，鼻子、嘴巴、额头棱角分明，一脸永远也刮不净的黑硬胡子楂，显示着他有着充沛的生命力。他虽属于五短身材，但粗犷的嗓门正和他的身材成反比。他听到垦荒队队员已经上路的回话后，用拳头擂着桌子，高声地责怪他的秘书说：“你是怎么搞的？天下刀子，你也叫他们上路吗？”
“我阻拦不住，宋书记。”话筒里说。
“你知道这些青年是哪儿来的吗？北京！北京！”宋武咆哮地喊叫着，“党中央身边来的这些娃娃，都是嫩苗苗，不是像我这样的铁疙瘩！”
“宋书记，这我都清楚。可是……”
“你清楚个屁。”宋武的脖筋蹦跳着，“有一个娃娃掉到‘大酱缸’里，你负得了责吗？草甸子有多少‘大酱缸’你知道不知道？嗯？”
“宋书记——”
“别他娘的‘书记’‘书记’的嘴上甜了，马上给我去追，告诉卢华就说是我宋武的意见，不，是县委的决定。”
“宋书记，这是卢华……还有新来的迟大冰、马俊友、贺志彪他们决定的。我把嘴唇都磨破了，他们说：‘北京人不是泥捏的，雨一浇就趴了架，风一吹就变成灰。’”电话听筒里的声音，显得可怜巴巴的，“我……我已经尽到最大努力了，根本不起效用。”
“别啰唆了，快去追他们——”宋武差点跳起来，“快——”
“是！是！”
宋武放下电话，粗声地喘着大气。他两条短粗的眉毛拧在一起，两眼盯着他脓肿的左脚脚背。这是他在半个月前，去大草甸子里为垦荒队选择庄点时，被荒地上大花蚊子叮的，青年屯的木牌挂在帐篷上了，他的脚却化脓不能走动了。此刻，他从补丁摞补丁的制服口袋里掏出烟斗，从沾着泥巴的烟荷包里装上一袋关东烟，默默地抽了起来。一袋烟还没抽完，他又猛地把烟斗磕了，高声吆喝小通信员给他备马。小通信员看看他那只脚，似乎想说什么，但一看见他短眉下的冷峻目光，喉头蠕动一下，赶快到马棚牵马去了。
片刻之后，身穿帆布雨衣的宋武，已经抖缰驰进了雨幕茫茫的草原。这是一头黑鬃白蹄的儿马蛋子，生下来就没安静过一天，要么，抖鬃扬蹄和骑手调歪；要么，不等你坐上马鞍，开蹄就跑。宋武很喜欢这匹劣性的小马，他觉得这匹小马很像童年的他。
1938年，年仅十五岁的宋武，在佳木斯市市郊给日军一个军马场当童工。他每天背着柳筐，去给军马割青草。这个胆大如虎的娃娃，不但往青草里掺铁蒺藜，还从他爸爸开的那个小裁缝铺，偷出大号的绣花针，插在土豆里，一连弄死过两匹日本军马。当他干第三次“阴谋活动”时，被喂养军马的日军军曹发现。他扔下草筐就跑。他爬过木栏围墙，跳上一匹放青的日本洋马，一直向北奔逃。宋武凭着熟悉道路，逃脱了追捕。可是他的爸爸妈妈和他十岁的小妹妹，顶替了他的一条命。两代三口人被拉到佳木斯的闹市中心，砍了头。从那时起，宋武脾气变得十分暴躁。他逃进南满密林之中，伐过木，淘过金，最后在吉林长白山跟着抗日联军拿起了枪。1940年，杨靖宇将军在濛江（现已改为靖宇）县的密林中壮烈殉国后，他和他的战友从南满草原撤到北满草原。千里沼泽莽莽林海留下他的血迹和汗滴。因而，宋武对这里每一座小山包、每一个移民屯都了如指掌。他抖着马缰，绕过泥潭“酱缸”，在泥泞的草原上策马飞驰……
尽管刚才他在电话里指示县委秘书，把垦荒队拦回鹤岗市，但凭着他的直觉，卢华是不会接受这项指令的，这个矿工出身的小伙子，浑身骨节硬得如同一块在石头上穿孔的合金钢，哪儿硬偏往哪儿钻。宋武判断，垦荒队队员此时正行进在风雨交加的进军路上，他到荒原上迎接垦荒队队员来了。他那只脓肿的脚，无法踩进马镫的铁环之中，就把那只脚耷拉在马肚子旁边，任秋风冷雨吹打。吃苦对于他这个老“抗联”来说，是有传统的，当年的杨靖宇将军因吃草籽而全身浮肿，两只脚肿得穿不进鞋袜，就是这样垂着两只脚板，在一匹黄马上行军的。
路，越来越难走了，泥水把漂亮的小黑马变成一匹泥马。宋武感到燥热难耐，索性解开雨衣纽扣，让九月的冷雨吹打他结实的胸脯。他朝前望望，雨雾茫茫，看不见垦荒队队员的影子，只有逃避凄风苦雨的狍子，在枯黄的草原上争先奔逃。他有点暗暗得意。也许垦荒队队员们真的返回鹤岗市招待所了，那将使这群娃娃免受雨中行军之苦；但他得意之余也有点失意，假如这点风雨都要退缩，何以能开垦古老的处女地呢？
宋武怀着十分矛盾的心情，翻身下马。他把马拴在一棵多孔的老枫树上，歇脚抽烟。蓬蓬松松的高大枫树，在他头上支撑起一把天然的大伞，他把雨衣铺在湿漉漉的草地上，身子靠着树干坐下，伸直了他那只疼痛的伤脚。就在这时，他恍恍惚惚地听见人声，不，那是一支气势雄浑的歌：
告别故乡，
背起行装；
大雁南飞，
我们北上。
再见，亲爱的母亲！
再见，天安门广场！
我们是——
新中国第一代年轻人！
建设祖国——
是我们最大的理想。
前进！迎着那狂风暴雨！
前进！踩碎那千里冰霜！
歌声，震荡着渺无人烟的古老荒原。那一双双在泥浆中跋涉的脚，像一支支笔，谱写着亘古荒原崭新的篇章。
宋武忘记了脚上的伤痛，从老枫树下一跃而起，跳上黑马冲进雨幕，朝歌声响起的地方冲去。当他看见垦荒队在雨中高擎着的红旗，和红旗下的这支铁流时，情不自禁地高喊起来：
“卢华——”
队伍中有了反响。“你是谁？”
“我——宋武来接你们了！”
“县委书记来了。”卢华在雨幕中分辨出那匹马，用劲摇晃着那面鲜红的旗帜喊道，“宋武同志接我们来了！”
“同志们！辛苦啦！”宋武骑马飞奔过去。
“宋武同志辛苦啦！”垦荒队队员们向县委书记问候。
这匹马和这支队伍的距离在迅速缩短，垦荒队队员们已经能清楚地看见宋武脸上的黑胡楂了。就在这个时刻，一件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宋武只顾早一点和这些青年人握手，两眼没有注意选择道路；而那匹野性未驯的儿马，又不像老马那样识途，它一脚迈进了草原上的“大酱缸”。儿马凭着狂力，猛然腾空一跃，从泥沼里蹦了出来；宋武毫无精神准备，一下被摔进泥粥当中，稀泥一下陷到肚脐，很快又淹没到胸部，泥潭之外只留下宋武向上伸着的双手，和那张国字形的方脸。
女垦荒兵惊叫起来。
卢华、贺志彪、马俊友、迟大冰……都甩掉雨布包着的行囊，一齐朝泥潭扑了过去。宋武的脸，被淹没到脖子的泥浆憋得青紫，他着急地摇晃着双手，用手势阻止他们走近泥潭。
“那……”卢华一时没了主意。
“绳……绳子。”宋武好不容易喊出了一句话。
对！绳子。垦荒队队员们纷纷解下自己的行李绳，可是那些绳子太细了，只有贺志彪的行李，是用农村辘轳把上的断井绳捆的。他匆匆把这根井绳解了下来，把绳子一头甩进泥潭，看宋武抓住绳索之后，小伙子们像在运动场上进行“拔河”那样，硬是把宋武从“酱缸”中拔了出来。
“同志们，这个见面礼倒真不错。”宋武张开手臂，让天上的雨冲刷着他的浑身泥浆，他大声地笑着说，“不过这也算歪打正着，叫同志们领教一下北大荒的脾气秉性。”
“这样的‘大酱缸’多吗？”白黎生第一个发问。
“不多，可也不少……”宋武回答。
“哎呀，真怕人……”姑娘叶春妮两眼呆呆地望着宋武跌落进去的泥潭。
“我才不怕呢！”石牛子以小表兄的身份，狠狠瞪了叶春妮一眼，“要怕，当初干吗非要参加垦荒队？”
叶春妮眼里含着泪，争辩道：“还不许人家说实话啦？‘酱缸’就是可怕嘛！我又没说北大荒可怕。相反，这儿可真美、真美！您看，”叶春妮把手里一束迟谢的野玫瑰，向宋武摇了摇，“它多好看，多好看！”说着，她破涕为笑了。
“我呀，我才不稀罕这花呀草的哪！”石牛子又横出一杠子。
“你喜欢什么？”
“我喜欢你骑的那匹马。”
“马？”
“我爸爸在北京是捏泥人的手艺人。我从小就玩涂着油彩的泥马。那玩意儿，经不起磕碰，这匹马倒真带劲。”石牛子神往地说。
“同志们！咱们别在这儿淋雨了。”宋武把马缰塞到石牛子手里，拍拍他的头顶说，“你把它牵上。你们垦荒队有九匹马哩，有一匹母马，八匹儿马蛋子，将来叫你们骑个够。”
“是。”石牛子接过马缰欣喜地说。
“小姑娘，你骑上。”
“不，不，不。”叶春妮脸红了。
宋武双手向上一托，把叶春妮托到了马背上。他扭回头来，问卢华说：“刚才这支歌儿，是谁编的？”
“白黎生。”
“他在哪儿？”
“我在这儿。”白黎生流露出得意的神色，欣然地朝俞秋兰瞟了一眼。
“编得真不错嘛！”宋武望着在风雨中也不失翩翩风度的白黎生，高兴地说，“这支歌使我想起了在‘抗联’唱的歌，‘火烤胸前暖，风吹背后寒’。来，你带个头，咱们唱着歌往你们的新家——青年屯进发。”
雨，还在下着……
风，还在刮着……
垦荒队队员们只顾兴奋地唱着，没有人发现宋武那只脚在滴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