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章 梁启超：风雨如晦，走向共和(1)

“八岁学为文，九岁能缀千言”，17岁中举，后师从康有为，与康有为一起发动“公车上书”运动，此后先后领导北京和上海的“强学会”，创办《时务报》，任长沙时务学堂的主讲……初出茅庐、年轻有为的梁启超，在政治界、思想界、教育界、史学界和文学界迅速展露锋芒，一跃成为在近代中国家喻户晓、举世瞩目的戊戌变法著名领袖之一，举世公认的旷世才子。

1.英才出处

1873年2月23日，梁启超生于广东新会熊子乡茶坑村一耕读之家。其家世代务农，到其祖父梁维清“始肆志于学”，成了一名秀才。

梁维清两岁时母亲去世，除他之外，其他兄弟七人，都是继母、庶母所生。父亲去世兄弟分家时，有人说嫡子可以多分得一些家产，但梁维清却坚持与所有兄弟平均分配。梁维清一生热心公益，常为贫苦人家进行义诊。

梁维清也曾希望几个儿子能够博取功名，但即使连他最钟爱的幼子（他的第三子、梁启超的父亲）梁宝瑛连个秀才都没考上。于是，他便把希望寄托在孙子的身上。而在一群儿孙中，梁维清最疼爱梁启超，也把最大的希望寄托在梁启超的身上，梁启超两三岁时就开始教他读书识字。梁启超在跟祖父和父亲一起生活、学习的19年里，不仅从祖父那里学到了书本知识，还深受祖父高尚的道德情操感染。

1884年，年仅11岁的梁启超第二次到广州应考后便考中秀才，广东省学政叶大焯惊异之下，把梁启超等几个童子秀才找来面试。叶大焯对聪明灵机的梁启超特别喜爱。在梁启超的主动要求下，叶大焯还为梁启超的祖父提笔写了一篇祝寿文。在文中，叶大焯盛赞梁家教子有方，梁启超聪颖智慧，前途不可限量。当梁启超带着主考的这篇祝寿文回到老家后，梁维清喜极而泣，把这张祝寿文在家中高高地悬挂起来。

梁启超的父亲梁宝瑛虽然没有中秀才，但也是一位饱读之士，在梁维清病倒后，教梁启超读书的任务就落在了他的身上。梁宝瑛为人正直、中规中矩，对梁启超管束一直很严。梁启超的母亲也出身书香之家，其祖父是举人，父亲是秀才，其人知书达理，对梁启超也管束很严。她一共生有四子两女，梁启超是长子。她在生最后一个儿子时，因难产去世。

1889年，梁启超考中举人。1890年，赴京参加会试，未中。1895年，参加会试再次落榜，此后，他便放弃了科举的念头，全身心投入变法大业。

2.梁启超与康有为：“我爱我师，我更爱真理”

梁启超一生多处于政治社会大变迁的风口浪尖，是时代变化的第一参与者和见证人，一生交友甚广，树敌也多。

1890年春，在同学的引荐下，年仅17岁便在广东乡试中考取第八名举人的梁启超拜已32岁还未中举的监生、“南海先生”康有为为师，一时间在学生中引起轰动，引得不少优秀青年接踵而来，康有为的万木草堂很快便“人满为患”。为什么已经是举人的梁启超还要拜仅仅是监生的康有为为师呢？这里我们需要介绍一下康有为的“有为”二字。

康有为1858年出生于广东南海县银塘乡的一个官宦世家。康家世代在官府做事，康有为自称“吾家自九世祖惟卿公为士人，至于吾为二十一世，凡为士人十三世矣”。康有为高祖康辉，曾官拜广西布政使，诰封荣禄大夫；曾祖康式鹏曾于乡里讲学；祖父康赞修曾任连州教谕，亦为一方名士；叔祖康国器官至广西巡抚；父亲康达初曾为江西知县候补。

康有为是家中长子，6岁时师从简凤仪，7岁时就能作文，一时被乡人称为“神童”。但康有为却并不以此为傲，而以圣人为榜样，不苟言笑作老成状，故而亲友送了他一个“圣人为”的雅号。

11岁时，因为父亲康达初去世，康有为便到了连州跟祖父康赞修读书。在祖父的悉心培养下，康有为诗词文章大有长进。3年后，回乡自学，博览家族中的藏书。

尽管康有为自幼聪颖努力，但他的科举之路却并不平坦，31岁之前，屡次乡试不中。

19岁时，康有为娶妻张氏，同年祖父去世。此后，康有为决心暂时谢绝科举，而投入粤中大儒朱次琦（1807年—1881年，人称“九江先生”）门下，学习经世致用之学。

朱次琦对康有为的影响很大——康有为自述其“粗闻大道之传，决以圣人为可学而尽弃旧学，自此始也”，“理学政学之基础，皆得诸九江”，“生平言学，必推次琦”。康有为也因为藐视韩愈等文坛星宿而被同学们呼为“狂生”。

1879年春，康有为回到家乡后，在西樵山白云洞独自读书养性，静坐自悟。不久，翰林院编修张延秋同几位文友游西樵山时，与衣履不整而傲气十足的康有为发生了争论，不过争论归争论，彼此都对对方还是很欣赏的。张延秋回去后，逢人便夸康有为是一位谈吐不凡的“异人”。康有为也写了信给张延秋，从此，二人结成忘年之交。通过张延秋，康有为开始逐渐意识到资本主义社会有优于封建社会的地方，开始把目光投向西学。据说康有为曾从上海江南制造总局一下购走西学译著达3000余册。

1890年初，康有为举家迁到广州，在结识了今文经学家廖平后，开始由古文经学向今文经学转变。在廖平的启发下，康有为后来完成了维新变法运动的理论体系的两部奠基之作——《新学伪经考》和《孔子改制考》。

维新变法前，康有为曾七次上书光绪帝，系统地阐述了自己的变法主张。

1888年12月，康有为利用在京参加乡试的机会，以荫生（荫生是国子监的学生的一种称呼，国子监的贡生和监生可以直接为官，荫生主要是为了照顾高级官员的子孙而设的）的资格向光绪帝上了一份奏折。不过这份奏折因为受阻，不仅未能送到光绪手中，康有为还为此而遭到了他人的痛斥。

1890年，康有为在祖传老屋“云衢书屋”，开始为传道授业筹办学校。

陈千秋（1869年—1895年）闻讯后，因为敬佩康有为渊博的学识与敢于上书直谏皇帝的气魄，立即退出学海堂，第一个拜入康有为的门下。不久，陈千秋介绍了学海堂的同窗、在上一年就已经中了举人的梁启超过来听讲。梁启超在听了康有为的史学西学等闻所未闻之见解、学说后，“且惊且喜，且怨且文，且疑且惧”，于是毅然拜康有为为师。

在陈千秋、梁启超的带动下，徐勤等有志青年纷纷而来，以至于康有为连续两次将学堂搬迁以容纳骤增的人数。最后，学堂迁至广州“万木草堂”，一时间“万木草堂”“学者大集，乃昼夜会讲”，康有为也因而名声鹊起。

康有为的讲学与办学很有特色，为维新变法培养了很多骨干和中坚力量。

据梁启超回忆，康有为讲课时，“每语及国事机理，民生憔悴，外海凭陵，辄慷慨欷嘘，感至流涕。吾侪受其教，则振荡怵惕，凛然于匹夫之责，而不敢自放弃，自暇逸”。

在办学上，康有为眼光先进。他让学生学习西方的语言文字、史学、政治与自然科学等知识。为了让学生全面发展，还开设了体操、舞蹈、射击等课程。

1895年春甲午战争爆发之际，康有为与梁启超等人赴京参加会试。不久，清廷与日本签订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举国震惊。康有为在梁启超等人的协助下，鼓动广东、湖南等18个省1300多名举人联名上书光绪。康有为被大家公推起草奏稿。康有为遂以“拒和”、“迁都”、“练兵”、“变法”四项主张上了一份万言书给光绪皇帝以挽救国难，这就是著名的“公车上书”。然而，这次上书又因为受阻而未能到光绪手中。但在这次会试中，康有为中了进士，被钦点工部主事。

据说，康有为中进士，还是因为主考官徐桐的一个“误会”。徐桐等人因为极端保守，很不喜欢康有为这样爱出风头、叛逆味道十足的人，因此他告诫阅卷大臣，广东试卷中最有才气的定是康有为，一定不能录取。于是，梁启超因为一篇才气横溢的试卷而名落孙山，康有为却中了进士，成为工部主事。

1895年5月，康有为以个人名义，第三次上书光绪，向光绪帝提出了更为完善的富国、养民、教士、练兵的变法图强四大方案。这次上书终于到了光绪的手里，光绪看后龙颜大悦，当即下令军机处抄录三份，一份存乾清宫，一份存勤政殿，一份存军机处，并下令抄送各省督抚，征求意见。然而，各省督抚对变法毫不积极，征求意见也不了了之。

康有为在上书后一个月，再次给光绪皇帝上书，但工部主事无权直接上奏皇帝，上书最后遭到工部堂官的拒绝。但康有为此时的变法思想已经初成体系，为了使变法得到更多的支持，康有为与陈炽、美国传教士林乐知等人于是年8月，在北京创办了近代历史上第一份维新报刊——《万国公报》双日刊，由弟子梁启超、麦孟华、汪大燮等人担任编辑，主要宣传西方新知识、新思想和社会制度，并着重阐发康有为的变法思想。

被称为是“西学新知之总荟”的《万国公报》刊行后，受到社会的热烈欢迎，成为中国发行最久、影响最大的一份杂志，《万国公报》不仅影响了李鸿章、张之洞、孙中山、林语堂等一大批人，它还是最早把马克思及其《资本论》介绍到中国的媒体。

是年9月，在军机大臣翁同龢、李鸿藻等人的支持下，康有为与梁启超、沈曾植、文廷式、陈炽、丁立钧、杨锐等在北京成立强学会（又称译书局，或强学书局）。

11月，康有为在拜访了两江总督张之洞等人后，在他们的支持下，与梁鼎芬、汪康年、张謇、黄遵宪等又成立了上海强学会。并于次年1月创刊《强学报》，以倡导维新变法主张。

1897年11月，德国人强占了胶州湾。康有为第五次上书光绪，在上书中详尽开列了变法内容。不久，都察院的高燮曾为康有为上了第一个奏荐折，请光绪召见康有为。当光绪准备召见康有为时，却遭到恭亲王等人的反对，因为按祖宗惯例，非四品以上官员，皇帝不能接见。光绪皇帝只好下令要大臣代为接见问话。

1898年1月，康有为被邀请到总理衙门，与翁同龢、李鸿章、荣禄等几个大臣进行了一次关于变法问题的著名的辩论。光绪听了会见汇报后，很想亲自听听康有为的见解，无奈恭亲王等人仍以皇帝不见四品以下的官吏为由加以阻挠，光绪只好传令康有为条陈所见，下令以后康有为如有奏折，即日呈递，不得阻搁。在这样的情况下，康有为趁热打铁，又接连两次上奏，使光绪推行变法的决心更加坚定了。

4月，康有为组织成立了以“保国家之政权土地”，“保人民种类之自立”，“保圣（孔）教之不失”为宗旨的保国会。

但保守派怀疑保国会“保中国，不保大清”而极力反对，不久保国会即停止活动。

6月，光绪皇帝下定决心，颁布《明定国是诏》，正式宣布变法。五天后，光绪打破“祖宗家法”，在颐和园召见了康有为。光绪本欲重用康有为，但终因旧守势力太大，只好委屈康有为做了一个“总理衙门章京上行走”的六品小官，准予专折奏事。

9月初，宫变前夕，康有为上奏光绪帝，谋划政变，以拯救变法运动。但光绪帝深知自己毫无实权，变法失败已成定局，于是降旨以命康有为到上海督办官报为由，安排他立即逃离北京。同时，又让林旭带密诣给康有为，让他韬光养晦，将来再图报国。康有为接到密诏后悲愤莫名，立即找来谭嗣同、梁启超等人，谋划救皇之策。当谭嗣同游说袁世凯失败后，康有为又欲以江湖侠士大刀王五等人冒死救主，还去求见伊藤博文，希望通过日本政府出面来阻止慈禧废立光绪帝，但是均告失败。无奈之下，康有为于京师发生政变的前一日，出京逃走。维新变法以光绪帝被囚禁，六君子遇难的惨痛失败而告终。

遭到通缉的康有为与梁启超等人，辗转逃亡到了日本。到日本后，康有为继续从事营救光绪帝的活动。不久，同样在日本流亡的革命党领袖孙中山、陈少白等人找到康有为和梁启超等人，希望一起合作推翻清政府。但受过光绪“衣带密诏”的康有为认为，自己“受恩深重”，只希望救出光绪，继续推行变法以挽救中国，其他都不予考虑而拒绝合作。

1899年3月，康有为前往英国、加拿大等国，一方面希望通过外交的努力来获得列强的支持，一方面筹建保皇会。保皇会宣称自己“名为保皇，实则革命”，致使保皇会在海外华侨中发展很快，几个月的时间，人员就以万计。一时间，保皇党与兴中会等革命党形成了相互竞争的局面。

1900年，康有为与唐才常、梁启超等人趁着义和团运动风起云涌，八国联军侵略中国的天下大乱之际，动员了一切力量，准备兴师勤王，一举成功，可惜又以失败告终。

这次失败之后，保皇会趋向瓦解，康有为也陷入苦闷之中。在接下来的几年里，他一面游历在香港、日本、英国、加拿大、新加坡和印度等地的山水风光之间，一面著书写作，继续进行维新变法的宣传，其思想开始跟不上革命主流的发展，而成为了革命的绊脚石。但是他的得意弟子梁启超的思想却已经发生了重大的转变，开始逐渐转向革命排满。康有为自然成为了孙中山、章太炎等革命党人的重点批判对象。而对于弟子梁启超的变化，康有为多次对他进行了严厉批评。此后，二人终因政见不同发生了很大的冲突，梁启超多次公开发表文章批驳老师康有为。康有为则咒骂梁启超为“梁贼启超”，二人从此貌合神离，关系公开恶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