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7章 萧红：和文字一起脱轨的人生
萧红曾对朋友说，自己一生走的是败路，她感慨“女性的天空是低的，羽翼是稀薄的”。逃婚、同居、未婚先孕，在20世纪30年代初的东北小城何等令人惊骇，陈规旧俗被她漫不经心地抛诸脑后。然而，她看到了女性的困境和局限，却不晓得自己到底飞了多高。
在掂量婚恋关系时，叛逆、放任如她，依然会不自觉地滑入传统思维与价值的坐标，这注定了她一生的悲剧。生活的脱轨，让萧红饱经忧患；文字的脱轨，却让《呼兰河传》不朽。
1.本想收获一缕春风，他却给她整座森林
1932年的夏天，《国际协报》的副刊编辑裴馨园收到了一封求救信。
我是一个20岁的女学生，因为反抗父亲包办婚姻毅然出走，但是社会对我多么不公平啊！我逃出了封建家庭，却没有逃脱一个伪君子设下的陷阱。他欺骗了我，侮辱了我，抛弃了我！现在我住在滨江饭店，欠老板600元的巨债，被当作人质，每走一步都受到旅店严密的监视，真像一只被封在茧里的蛹，孤独、窒息。我简直不敢相信，难道现今的世界还有卖人的吗？有，我就将要被卖掉。谁能救我呀？上帝！谁能救我！我曾经有过少女的梦想、美丽的青春，可如今这一切都毁灭了……也许人生除了冰冷和憎恶而外，还应该有温暖和爱。我还年轻，还有憧憬和追求，还要生活，要奋斗，请你们伸出手来。
这封信在编辑部里引起了不小的震动，最为义愤填膺的是《国际协报》里的“三郎”编辑，他当即要求只身前往。
写信人是萧红，三郎就是萧军。
他和她，一个侠肝义敢，一个软弱多情，像金风和玉露，相遇了，今生就这样开始了。
季红真的《萧红全传》（现代出版社2011年版）将她遇险前后那段经历梳理得非常清晰。
萧红与家庭抗争，得以离开呼兰到哈尔滨念中学。父亲将她许配给富商与小官僚之子、小学教员汪恩甲，她起初对他并无反感，两人经常通信。汪恩甲有富家子弟的没落气息，接触愈多她愈增不满，想退婚去北平念高中，父亲坚决反对。最疼爱她的祖父已经去世，父女关系僵冷、对立，萧红以抽烟、喝酒排遣苦闷，性情变得喜怒无常。那时她与表哥陆哲舜很投契，后者去了北平念大学，萧红遂离家出走，与表哥相聚，进入北平女师大附属女一中高中部。表哥早有家室，他俩在老家引起轩然大波，陆家、张家都拒绝寄生活费，除非他们返回。北平天冷、米贵，居大不易，陆哲舜渐生悔意，两人关系开始冷淡，1931年1月寒假回家。
萧红被父亲软禁。假期结束前，她与家人周旋，假装同意与汪恩甲结婚，要置办嫁妆，得以去往哈尔滨，随即再次抵达北平。待汪恩甲追往北平时，萧红已囊中羞涩，只得跟他回呼兰。家人将她安置在距离县城20多公里的乡下庄园，严密监视。直到10月初，她才伺机跑掉。
亲戚家不愿去，在姑母（陆哲舜之母）家又吃了闭门羹，她衣衫单薄，身无分文，暂时落脚同学家，也曾流落街头，险些冻馁而死。战乱令百业萧条，不但求学成为泡影，求职也渺无希望。1931年底，萧红无奈去找汪恩甲，但汪氏家族已对她深恶痛绝，他俩遂同居于哈尔滨东兴顺旅馆。她曾经那么嫌弃汪恩甲抽鸦片，如今已是心灰意冷，两人一起吞云吐雾。
哥哥强迫弟弟与萧红分手，汪恩甲的工资入不敷出，萧红却怀孕了。汪回家求援，反被家人扣住。萧红去找他，又遭汪兄等怒斥。她走投无路，回到继母的娘家，汪恩甲曾去找她。此后，她去法院告汪兄代弟休妻。法庭上，汪恩甲却临阵倒戈，表示自己选择离婚。法院当场判他们离婚，这结局大出意外，萧红怒不可遏冲上街头，无奈中只得又回旅馆。汪恩甲追来道歉、解释，两人最终和好。到1932年5月，他们在旅馆赊欠的食宿费已达400多元（一说600多元），汪恩甲回家取钱还债，这一走却从此失踪。
已有5个多月身孕的萧红陷入绝境，上天入地俱无门。旅馆老板将她赶到简陋、阴暗的储藏室，时时催逼，她曾经要过饭。7月上旬，听说旅馆老板已经找好妓院，要卖她抵债，萧红急中生智，投书《国际协报》求助，随即又去电话催促。她曾给该报投稿，虽未采用，副刊编辑裴馨园对她有印象，立刻与同事去旅馆探望，并警告旅店老板不得为非作歹。次日，萧红几次给裴馨园去电话，裴尚无救助之策，遂委托协助他处理稿件的萧军送几册书过去。
萧红恰好在读报上连载的萧军小说，两人一番晤谈，彼此倾心，火速坠入情网。萧红浸泡在从天而降的恋情里，写了几首陶醉的短诗《春曲》。萧军、裴馨园等始终筹不到解救她的巨款，恰逢洪水肆虐哈尔滨，旅馆一楼被淹，8月9日，一个老茶房提醒萧红，趁老板不在赶紧跑。她搭上一艘救生船，逃到裴馨园家。萧军设法去旅馆接她时，她已脱险。
……
即便用再俭省的文字，叙述萧红20岁左右的那番惊险，也要说上几大段。虽然已经隔了80多年漫长时光，但依然看得人心惊胆战。
在萧军眼里，萧红就像一朵野荠菜花，带着田野的独特气息，把他的心一点点侵袭掉。应了那句话，她本想收获一缕春风，他却给了她整座森林。
2.爱情破灭，梦冷心灰
起初，萧红是安于现状的，只把萧军当作一个懂她的男人，对于他的坏脾气，她也是能忍则忍。而萧军对养活产后在家待业的萧红亦坦然自若。这一段时间，“二萧”联手一同完成了散文集《商市街》，这是他们创作生涯的黄金时代。其间，萧军提议，并且亲自执笔写信给鲁迅先生取得联系，将萧红的成名作《生死场》呈到了鲁迅先生的案头，使得萧红得以与萧军并驾齐驱，蜚声国内外文坛。
萧红的《春曲》专写热恋时的眉开眼笑、爱不释手。情到浓时，万般皆好，好得不讲道理，像捏了万花筒，怎么看都只觉欢喜。
只有爱的踟蹰美丽，
三郎，我并不是残忍，
只喜欢看你立起来又坐下，
坐下又立起，
这其间，
正有说不出的风月。
她对三郎（萧军）的迷恋，不仅因为他在困厄中给了她希望，更因他俩迎面相逢，就撞得天旋地转：“当他爱我的时候，我没有一点力量，连眼睛都张不开。”
但被新风尚激荡的新女性不见得就能如愿以偿，遭逢理想的社会环境和男性群体，须得自己实力充足，比如，有一技傍身，不乏安身立命之本，性格又足够强韧，才不易伤筋动骨或撕心裂肺。
两人起先吃住在裴馨园家，在此期间，萧红戒了鸦片。因身无分文，她的住院、生产都有一番曲折，女儿生下来几天就送给了公园的临时看门人。出院后在裴家住久了，裴馨园的妻、母渐生不满，萧军与裴妻激烈争吵，无奈搬出。
之后，萧军未能再给裴馨园当助理编辑，失去了每月20元的固定收入，两人瞬时陷入了穷愁潦倒、无家可归的境地。后来，萧军终于谋到了教武术的工作，学生家住商市街，同意提供住处，两人总算有了栖身之所。
萧红在家做家务，她并非巧妇，起初常把饭煮焦了，火烧熄了，还要日日发愁无米无柴；也需撂下面子，向同学、老师借钱。萧军终日奔波谋职，当杂七杂八的家教，八方借贷。借钱不易，往往只能借到三角五角，借到一元已很稀有，有时候五角钱必须省着用三天。有一次在朋友家，见朋友吩咐佣人拿三角钱去买松子当零食，萧红对这无谓的奢侈痛惜不已。
很少女作家有萧红那样深入骨髓的冻饿经历，她的散文集《商市街》对那段饥寒交迫的日子有活灵活现的描写。《饿》写她半夜屡次想拿走别人挂在过道门上的“列巴圈”（面包），想到这便是偷，不免心跳耳热，一次次开门，又退回房内。腹中空虚，内心挣扎，整夜失眠。天亮了，萧军喝杯茶便出门做事，她饿到中午，四肢疲软，“肚子好像被踢打放了气的皮球”。“我拿什么来喂肚子呢？桌子可以吃吗？草褥子可以吃吗？”
萧军学生的姐姐汪林是萧红的中学同学。汪林家的炸酱面，香味让人销魂蚀骨。她身着皮大衣，脚蹬高跟鞋，带着又饱又暖的慵懒去看胡蝶的新片。她的红唇卷发、长身细腰，“完全是少女风度”，萧红对此自惭形秽，“假若有镜子让我照下，我一定惨败得比30岁更老”。她才22岁，已觉得自己“只有饥寒，没有青春”。
好在感情炽烈时，爱也可以充饥。“只要他在我身边，饿也不难忍了，肚痛也轻了。”黑面包加盐，你咬一口，我吃一下，盐抹多了，还能开开玩笑：这样度蜜月，把人咸死了。偶尔在小饭馆奢侈一回，把馒头、小菜、丸子汤吃完，再买两颗糖，一人一颗，真是惬意。
萧军回忆，他俩都有“流浪汉”式的性格，从不悲观愁苦，过得快活而有诗意，“甚至为某些人所羡慕”。有时，萧军拿着三角琴，萧红扎着短辫，两人衣履随意，在街头且弹且唱，别有一番潇洒。萧军带着她接触左翼文化人并开始写作。偶尔吵架了，两人抢着喝酒，他又醉又气，在地上打滚，让萧红心痛也自责。
但时间一长，原先不在意的地方越发显露出问题，尖锐得让你想忽视都难。性格差异导致两人摩擦渐多，加之萧军主张“爱便爱，不爱便丢开”，所以颇能东鳞西爪地留情。两人同居5年多，他在感情上的旁逸斜出每次都戳得萧红流血、颤栗。在上海期间，他们经常为此争吵，萧军脾气暴烈，有时竟将萧红打得鼻青脸肿。
1936年，萧军的新恋情令萧红满腹愁郁，她有诗《苦杯》，“写给我悲哀的心”。他给新欢写情诗，“像3年前他写给我的一样。也许人人都是一样！也许情诗再过3年，他又写给另外一个姑娘！”他对那鲜艳的新人抒情：“有谁不爱个鸟儿似的姑娘！有谁忍拒绝少女红唇的苦！”萧红黯然自伤：“我不是少女，我没有红唇了。我穿的是厨房带来油污的衣裳。”
《苦杯》之四、五写道：
已经不爱我了吧！
尚与我日日争吵，
我的心潮破碎了，
他分明知道，
他又在我浸着毒一般痛苦的心上，
时时踢打。
往日的爱人，
为我遮蔽暴风雨，
而今他变成暴风雨了！
让我怎来抵抗？
敌人的攻击，
爱人的伤悼。
萧红无奈地哀叹：“我幼时有一个暴虐的父亲，他和我父亲一样了！”《苦杯》结尾，爱情破灭，梦冷心灰，欲哭而“没有适当的地方”，“人间对我都是无情了”。
3.以拯救为名的爱情，注定要失败
至于萧军为什么要打萧红，后来萧军曾在书里这样间接或者说直接地解释为：“我从来没有把她作为‘大人’或‘妻子’那样看待和要求，一直把她作为一个孩子——一个孤苦伶仃、受苦多病的孩子来对待。……由于我像对于一个孩子似的对她保护惯了，而我也习惯于以一个‘保护者’自居，这使我感到光荣和骄傲。”
多么冠冕堂皇的理由，打人的理由居然是爱？其实，这道爱的裂痕一直都在，只是在他们爱着的时候，上帝轻轻蒙上了他们的眼睛。从某种意义上说，萧红的命是萧军拣回来的，也正是因为这一点，他们一起外出的时候，总是一前一后地走着，萧军在前大踏步地走，萧红在后边跟着，很少见到他们并排走。这就是他们之间命定的姿态，臣要服于君，君要统治臣。
后来有评论家这样对比萧红和萧军之间的差别：一个多愁善感，另一个坦荡豪爽；一个是长不大的女孩，另一个是血性汉子。
萧军说：她单纯、淳厚、倔强、有才能，我爱她，但她不是妻子，尤其不是我的。萧红说：我爱萧军，今天还爱。他是个优秀的小说家，在思想上是个同志，又一同在患难中挣扎过来，可做他的妻子太痛苦了。
在“二萧”的关系里，“拯救”是个关键词，从最开始，萧军就是以拯救者的姿态出现的。他从上往下看，望见了才华鲜异的萧红，委顿在浮世里，他同情她，爱惜她的文学才能，进而生出了爱，与她携手走天涯。
在萧军的心底里，仿佛始终有种“伟丈夫”情结，即便是走进人生的黄昏，萧军为萧红的信做注释，我们还是可以从他的字里行间捕捉到他身为一名健壮男性的自信和骄傲。
这是一个强健者理应有的骄傲，这骄傲是一种精神的保护伞，促进了一个人的自我认同。因为身体的强健，萧军认为自己完全可以去从事文学以外的更大的事业。可当这种身为男人的骄傲遇到身体柔弱但在精神上，尤其在文学写作上有着强大可持续发展力的女性的时候，产生摩擦几乎是不可避免的。虽然我们也知道，这摩擦的周围始终满簇着相濡以沫的爱意。
有名诗云：生命诚可贵，爱情价更高，若为自由故，二者皆可抛。萧红与萧军的爱情，从一开始就存在着一种微妙的爱情与自由的博弈。这种博弈，在相濡以沫的情况下，两人抱作一团，还可以勉强保持平衡，可一旦遭到外力的冲击，这爱情之堡很容易就会崩塌。
由于身体和情感的柔弱，自相逢之始，萧红对萧军便有着极大的依赖，以至于到上海后，两人同屋分床而眠，萧红半夜都要哭醒，她觉得两人离得太远了。
萧军曾经用第一人称写过一篇小说，叫《为了爱的缘故》。小说中，一个知识青年受过军事训练，总憧憬着去参加抗日军，但这时，他“不幸”遇到一个有文学才能的女子，他必须拯救她，而且必须要同她结合到一起才能拯救她。他的内心有矛盾，有痛苦，但最后他还是选择了自己的爱情，忠于他的爱人，决定留在她身边，等她身体恢复了再说。
这样一个故事无疑有着“二萧”初期爱情生活的影子。为了爱情把自己搭进去，缩小了自己理想的广度，这在萧军看来，或者在他的潜意识中，这是一种爱的牺牲。这种牺牲在爱侣关系比较和谐的时候，尚可以得到自我的认同，可一旦他们的爱情遭遇不和谐的音调，这样的牺牲必然会被认为是无谓，爱情也必然会遭到冲击，进而破裂。
那么，“二萧”的爱情究竟是遭到了怎样的冲击，才最终走向破裂的呢？有人认为，在萧红因写作享有盛名之后，萧军没有及时调整自己对萧红的态度和看法，这才导致了“二萧”感情的破裂。
1935年，“二萧”的代表作《八月的乡村》和《生死场》在鲁迅先生的帮助下，作为奴隶丛书的重头戏，由上海容光书局出版，当即震动文坛。萧红凭借自己哀沉深重的文学主题和质朴清新的文学手法，迅速在左翼文坛找到了自己的位置，建立了声名。
此时的萧军，即便心里有些许不平衡，也属正常。昔日那个躲在自己身后，自称“悄吟”的女孩，如今一夜长大，一跃成为文坛备受瞩目的新生力量。而且，在文学理想上，萧红的大写意式的创作方式同萧军相去甚远，她比萧军起步晚，却比萧军走得远，可谓开创出了一条有萧红特色的文学道路。
萧红这种在文学上的飞速进步，或多或少都在萧军心里造成了落差。女性的进步使得家庭中那种固有的男上女下、男尊女卑的关系被打破了，丈夫的权威性和自尊心受到了挑战，这时，家庭矛盾就像是强压在水里的木块，一旦释放压力，就会慢慢浮出水面。
4.生命中温暖的岛
萧红是在1934年11月30日见到鲁迅的。在此之前，她经历了孤独寂寞的童年，遭遇了始乱终弃的情骗，并和萧军铺展开了一场不无痛苦的爱恋。更令人忧伤的是，在情感上，萧军似乎始终不能给予她满足，他高高在上的心理优势和不稳定的态度，在不知不觉中推挤出了萧红情感上的一小片空白。
1934年秋天，“二萧”从青岛出发，来到上海，寻找生活和文学上的出路。在风云激荡的上海滩头，他们面临着的是生活上和精神上的严酷考验。“我们是两只土拨鼠来到了上海！认识谁呢？谁是我们的朋友？连天看起来都是生疏的……我们是要见一见我们精神上所信赖的人。”这个“精神上所信赖的人”，便是鲁迅。在最初的沪上生活中，鲁迅，这一中国文坛“祭酒”的精神抚慰，如春雨阳光，支撑着“二萧”克服困难，坚持走下去。对于自怜自卑但又自尊的萧红来说，鲁迅的支持无疑有着更大的效力。萧红曾写道：“我们刚来上海的时候，另外不认识更多的一个人，在冷清清的亭子间里，读着他的信，只有他才安慰着两个漂泊的灵魂。”
抵沪不到一个月，鲁迅便见了“二萧”，此后，他便经常与他们通信，审阅他们的稿子，介绍朋友给他们认识，并积极帮助他们联系小说的发表。睿智、真诚而又热心的鲁迅，慢慢地引导“二萧”打开了他们各自的写作局面，而这种如父亲般柔煦的抚慰也让萧红在心灵上渐渐朝他靠近，这种靠近，有感激，也有感动。虽然鲁迅先生对于年轻人总是不吝惜自己的热心和帮助，可这在从小便受尽白眼的萧红来说，却无异于上天难得的恩赐。这时的鲁迅仿佛是一座光明的岛屿，给了在茫茫人海中如小船般漂泊的萧红一个可供休憩的港湾。鲁迅辐射出的强大力量让萧红有了心灵上的安慰，仿佛只要有他在，一切都会好起来，这种似阳关普照般的慈爱，当然是同她一样在人海中颠簸的萧军所给不了的。
一次，萧红拜访位于大陆新村9号的鲁迅的家。鲁迅和许广平留她吃了饭，并与她深聊入夜，直到电车停开都未离去。临走时，鲁迅嘱咐许广平一定要让萧红坐小汽车回去，并让许广平付钱。
1936年3月，“二萧”索性把家搬到了鲁迅家附近，这样一来，登门拜访鲁迅对萧红来说，成了她每日必做的功课。
20世纪30年代，鲁迅的生命色调是明亮伴随着黯然，像是大雨将至前的乌云镶着金边。一方面，他需要应付“左联”内部纷繁复杂的派系斗争，另一方面，他的身体状况也每况愈下。虽然上海十年，鲁迅先生写了许多精彩尖锐的杂文，与各个方面的势力过招，并且往往一语中的、一针见血，可在精神上，他却是孤独的。这是一个前驱者的孤独，这种孤独，已经不是身边的许广平女士所能全然抚平的了——当年那个和鲁迅并肩战斗的许广平，为了照顾伟大导师，整日麻缠在日常生活的重担里，艰难的现实已经不允许她像一株木棉般，傲然矗立在鲁迅先生精神之域的前端，她默默付出，更像一个园丁、一座加油站，支持鲁迅不断走下去。可越往前走，鲁迅的心越是沉郁。
萧红的出现，无意中在鲁迅日益孤沉的情感天空上打开了一个缺口，带进来一抹亮色。鲁萧之间的交流，是两个写作之人的惺惺相惜，鲁迅在萧红面前从不高高在上，反倒露出一种柔软的慈祥。很难想象鲁迅和萧红谈话的情景，一口南方普通话对一口东北大碴子，想必也是种奇境。鲁迅在萧红面前表现得很放松，他甚至热心地指点萧红的穿着，告诉她红衣服要配红裙子，不然就是黑裙子，咖啡色的就不行了，因为这两种颜色放在一起很浑浊。
自卑自怜的东北女孩萧红，在导师鲁迅的鼓励和帮助下，不但找到了自信和文学前途（1935年，萧红的《生死场》由鲁迅自费出版），仿佛还恢复了少女时代的天真与生气。在文坛的领军人物面前，萧红自觉地扮演了一个活泼小女孩的角色，这个角色让她在鲁迅和许广平之间找到了一个巧妙的平衡。这种平衡，让她不受拘束，拥有着自由出入大陆新村9号的特权。心思沉郁细密的浙江人鲁迅，似乎也很愿意包容这个女儿似的、天分极高的、敏感而又单纯的东北女孩。
凭借在精神领域的奇异交集，萧红一跃成为鲁迅在生命的末两年里最重要的女性之一。鲁迅对萧红的感情近似于父女，但萧红出色的文学才华又让鲁迅对她另眼相看，进而生出一种对待同路人般的尊重。许广平曾回忆说：“每逢和朋友谈起，总听到鲁迅先生推荐，认为在写作前途上，萧红先生是更有希望的。”
上海时期的“二萧”矛盾逐渐加深，萧红与鲁迅一家的亲近，多多少少也是情感上的苦闷所促成的。人海茫茫，漂泊沪上，除了鲁迅先生家，她还能去哪呢？在萧红友人梅志女士的回忆文章里，曾提到许先生对萧红经常造访鲁家的态度：1936年夏，因翻译上的事，加上冯雪峰从陕北回来了，胡风就常去鲁迅家，有时梅志也一起去。“胡风总嘱咐我，不要随他上楼去。在楼下和许先生谈谈。”“经常都遇到萧红在下面。胡风悄悄从后门直接上楼去了。”许广平低声对梅志说：“萧红在那里，我要海婴陪她玩，你们就一起谈谈吧。”萧红形容憔悴，脸都拉长了，颜色也苍白得发青。有一次，许广平在楼梯口迎着梅志说：“萧红又在前厅……她天天来，一坐就是半天。我哪来时间陪她，只好叫海婴去陪她。我知道，她也苦恼得很……她痛苦，她寂寞，没地方去就跑到这儿来。我能向她表示不高兴、不欢迎吗？唉！真没办法。”
在鲁迅家附近居住的日子里，几乎每天早上，萧红都会不自觉地被那阳光吸引过去，气喘着爬上楼，连茶也不喝。见到她，鲁迅说：“来啦！”她忙说：“来啦！”鲁迅问：“有什么事吗？”她说：“天晴啦，太阳出来啦。”许先生和鲁迅先生都笑着，一种冲破忧郁心境的崭新的会心的笑。
的确，在犹如孤岛的上海，在静谧柔和的鲁迅家里，萧红经历了生命中少见的日丽风和、人情温暖的岁月，那是她短暂的避难所。
5.“这狂妄的人间迷惘了我”
1937年10月，萧红与端木蕻良在武汉相识。因为情趣相投，萧红对端木很有好感。“端木身材瘦高，穿着洋气，说话和声细语，性格内向、孤傲、文质彬彬，与萧军的粗犷、好强、豪放、野气形成鲜明对比。当几人在争论问题时，端木一般都站在萧红一边，端木从不与人发生正面冲突，只是采取迂回战术。”这是端木的胸襟，也是一个男人的胸襟，在萧红眼里，这些都是可爱之处。尤其让萧红感到欣慰的是，端木不只尊敬她，而且大胆地赞美她的作品超过了萧军的成就，这是其他朋友没有做过的。过去只有鲁迅与胡风赏识萧红的才华，萧军嘴上不说，心里是不服气的，其他朋友也是如此。因此，端木对萧红文学成就的赞赏对萧红有特殊的意义，使她感受到了来自一个男性对她才华的赞美。
因为文人的惺惺相惜，萧红在临汾与萧军分别后，与端木有了更多的接触，常常主动找端木谈创作，谈她的身世。西安古城，大雁塔旁，碑林处，清风徐来，处处都留下了两人相谈甚欢的足迹，虽然还没有确定恋爱关系，但两颗心的距离却分明越来越近了。只是，谁也没有意识到这会成为后来饱受世人争议的罗曼史的开始。
一直到萧军前往西安后，萧红提出与萧军正式分手时，萧红与端木都没有真正考虑过两人的关系。这时的端木还从没有想过结婚的问题，而萧红也还拿不定主意到底该怎么办。彼时，萧红与端木就像两个玩过家家的孩子，快乐才是终极目的。等到“二萧”正式分手后，他们的爱情底色才真正显露出来，一个很受伤，一个很怜香惜玉，于是，两人的感情迅速发展，像火瞬间燃烧。而萧红骨子里是个传统的中国女人，爱了就相信是永远，所以她赠给端木相思豆和小竹竿，这两件定情物包含了一个受伤女人的美好心愿。相思豆代表爱，而小竹竿则象征着坚韧与永恒。不要眼泪，不要爱恨离别，只要和心爱的人永远在一起。
1938年4月，两人到了武汉，5月在武汉举行婚礼。但是，这桩婚姻在现实生活中并没有得到太多祝福。对于“二萧”的离异，朋友们大都感到惋惜，并大多谴责端木是第三者。“二萧”有共同的朋友圈，老朋友们对端木有感情上的排斥在所难免。而且，他那种散漫、疏淡的风格，包括洋派、考究的装束，也让左翼作家们看不顺眼。而另一边，端木的亲朋对他娶一个有复杂情感经历的孕妇也是感到非常不能理解。
萧红在婚礼上对胡风等朋友说：“我对他没有什么过高的希求，只是想过正常的老百姓式的夫妻生活。没有争吵，没有打闹，没有不忠，没有讥笑，有的只是互相谅解、爱护、体贴。”
端木蕻良与萧红恋爱、结婚前，也曾思虑再三：他未结过婚，萧红比他大一岁，身体不好，还怀着萧军的孩子。后一点恰好最让萧红心存感激，她说：“像我眼前这种状况的人，还要什么名分，可端木却做了牺牲，就这一点，我就感到十分满足了。”
萧红当年逃婚、同居、未婚先孕，在20世纪30年代初的东北小城何等令人惊骇，陈规旧俗被她漫不经心地抛诸脑后。然而，就算一路走来羽翼渐丰，结缘的都算新派文人，在掂量婚恋关系时，叛逆、放任如她，依然会不自觉地滑入传统思维与价值的坐标。或者说，所谓“人之常情”到底无法回避，所以，先自“怯”了三分。
前后两次，萧红都是怀着别人的孩子开始新的感情。这固然可以看出她不乏魅力，但她也确实欠缺理性与“世故”，因而每每在无奈或无意时被推到逼仄处，难以转圜。
日军逼近武汉，1938年八九月，萧红夫妇先后抵达重庆。在宜昌时，她带着8个月身孕在码头绊倒，无力爬起，幸而被陌生人扶起。她过后对朋友感慨，自己总是一个人走路，好像命定要一个人走路似的。
11月初，萧红到女友白朗在江津的家里待产，她情绪很坏，焦躁易怒，甚至对白朗及其婆母发脾气，让老太太难以接受。之后，她生下一个男婴，但3天后夭亡。回重庆时，萧红苦笑着对白朗说：“我将孤寂忧悒以终生。”
萧军那种自命不凡、强悍凶蛮带给人捆绑约束的感觉，但有时也不乏安全感；端木蕻良优柔温和，却又失之绵软、游移。人们重组婚姻时，有时会下意识地选择迥然相异的对象，以期规避昔日风险。而一个人的优缺点，却往往如犬牙交错，且“成套搭配，不得开零”，很难十全十美，结果依然不免失落。
1940年年初，萧红随端木到达香港。“她看见天空最后一次跌荡移动，她看见人间最后的一截截肮脏的楼梯扶手，她看见天是黑的，风在天上一块紧接着一块走，她看见日本兵胳膊上戴着红箍儿，她看见世界痛苦地永远进入了晚上。”当时，各省籍人士为避战乱源源不断地涌入香港，1940年前后的香港报刊被浓郁的故园之思笼罩。萧红的《呼兰河传》虽然酝酿、开端于武汉，却是在香港一气呵成，1940年9月至12月在《星岛日报》连载。孤寂中的人会越发思念家乡，但呼兰对于萧红而言，除了战争与空间阻隔，更多了一层有家不能回的难堪。想要重返故园，她有游子与逆子的双重不易。萧红在暖洋洋的南方，想念着寒风凛冽的北国，想得心尖发颤。
《呼兰河传》开篇就写：严冬封锁大地，大地被冻得满是裂口，水缸被冻裂了，豆腐被冻在地上，热馒头冻成冰块，水井都被冻住了……呵气成冰，多么麻烦，但萧红写得欢天喜地的。那不可思议的酷冷，在她眼里竟那么富有喜感——它们属于朝思暮想的故乡。呼兰的风俗风物、朝露晚霞、流云繁星、蝴蝶蚂蚱、花园菜地，还有世界上最疼爱她的祖父……那些无法复现的场景、永生难忘的欢乐，在她笔下越是绚丽明快，心里、眼里也就越是酸涩苦楚。
1941年夏秋，萧红的肺结核已很严重，她边治疗边写《马伯乐》第二部，出院后依旧虚弱。1941年12月，日军进攻香港，炮火连天，全城惊慌失措，已卧床半年、不能走动的萧红，比健康人更多一层惶恐。与端木一起陪着萧红的骆宾基感觉，她似乎很担心自己会被弃之不管。大难来临，有过伤惨经历的萧红，显然对她的丈夫、对人性、对时局都极其不敢乐观。端木、骆宾基等用床单做了临时担架，抬她出门，又雇人力车载她转移。此后，端木蕻良一度计划先行撤离，有几天不在身边，萧红以为自己被抛弃了，非常绝望，待他返回，情绪才逐渐稳定。
由于被迫东躲西藏，加之医院药物匮乏，萧红的病情日益加重，1942年1月22日，这虚弱的身体如朽木一般，终于沉沉睡去。如她的诗：“今后将不再流泪了，不是我心中没有悲哀，而是这狂妄的人间迷惘了我了。”
细看萧红的经历，在某些人生的关节点，因个性独特导致的非理性选择让她不止一次置身绝境，仿佛立在悬崖，脚下的石头正摇摇欲坠。逃婚之后，萧红就脱离了当时传统妇女的生活轨迹，既有飘洒、恣意，代价也沉痛。有时不免假设，如果遵从父亲安排，成为汪家安逸、悠闲的少奶奶，萧红的一生会是怎样？有一点倒是可以肯定，一个循规蹈矩、安分随时的女子，绝不可能写出天马行空似的《呼兰河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