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东线

加里普·苏丹匍匐在机枪射击坑内，腹部紧贴着地面。他向前伸出头，努力寻找草地里的敌人。这里是乌克兰哈尔科夫城外，上级下了命令，要他在这里，在红军的前沿阵地顶住。那是1942年5月，德国人发动了一波强大的反攻。在他的四周，到处听得到隆隆的坦克声，枪弹呼啸而过。这位十九岁的士兵用望远镜在乌克兰的草甸上左右搜索：什么也没见到。他觉得完了。

他难过地回想起自己是如何落到今天这个地步的。在斯大林时期，苏丹属于苏联境内的一个少数民族，是巴什基尔地区鞑靼人的一支。13世纪，当游牧民族在成吉思汗的带领下最后一次横扫中亚时，突厥人定居于此。随着俄罗斯的扩张，鞑靼人失去了独立地位，沦为许许多多非俄罗斯族中的一支。在幅员广阔的苏联，这些少数民族几乎占到了总人口的一半。

在苏维埃的统治下，对少数民族的压迫加深了，特别是对苏丹父母那样经营小企业的人。干部们称他们为资本家，夺走了一切。他们将他父亲的运输公司国有化，还没收了他们家的房子。甚至连他们的马也给牵走了。这个曾经富裕的家庭，只留下两件去英国旅游时买回来的家具：一面破碎的镜子，一架坏了的座钟。苏丹的父亲在去世前，鼓励儿子加入少先队，以后还要加入青年组织共青团，最终要入党。老人说，这是斯大林时期在苏联生存的唯一途径。苏丹听从了父亲的劝告。他加入了共青团，读完了高中，并打算学习冶金。他努力想成为一名新苏联人。

之后就是1941年6月德国的入侵。红军当时还不是那个最终摧毁希特勒大部分军队的令人闻风丧胆的战争机器。在战争的第一年，它遭受了巨大的人员伤亡并失去大片领土。所有可征用的人口都被召集起来，并立即投入行动。苏丹被征召入伍，很快被分配到一个由像他一样的非俄罗斯人匆忙凑合而成的部队。装备破旧，指挥疲沓，随时准备遇敌后即行瓦解。

当他的部队进入哈尔科夫城外的阵地时，苏丹深深体会到作为一个少数族裔的地位。当部队列队接受训话时，一位俄罗斯指挥官让少数族裔的战士向前一步。这位军官派给苏丹四人一项自杀式的任务——爬过两军间的空地并把德语宣传资料扔到敌军的阵线上。按照这个异想天开的计划，德国士兵在看了这些小册子后，就会起而反抗他们的军官，随后投降。谁也没有料到德国人会布下铁丝绊索。苏丹的小组被分割开，机枪声随之而来；苏丹是唯一的幸存者。他在草甸高高的茅草丛里躲了两天才爬回自己的阵地。由于他的勇敢，指挥官答应给他一枚奖章。但苏丹认为这种荣誉十分空洞。他一直努力培养的对苏联体制的忠诚，正流失殆尽。

然后，命令又来了，让他的部队做好对付德军进攻的准备。苏丹再一次看到了这个政权的残暴和不通人性。苏联军官强迫古拉格劳改营来的囚犯毫无防护地干活，在德军的炮火下挖掘反坦克壕沟。一个年老囚犯，也是一个鞑靼人，在休息时跟苏丹闲谈起来。一脸憔悴身材羸弱的他告诉苏丹，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他参加过的每次战斗，他又是如何被德国人俘虏的。在德国集中营里的生活比在沙皇军队里还要好，囚犯们甚至帮着德国人打俄国人。苏丹静静地听着，然后继续干活。军官们最后把士兵派往前线不同的位置。苏丹察觉到少数民族都被派去毫无生还希望的位置，但他还是一步一顿地走向自己的战位。

苏丹和另一位少数族裔士兵窝在同一个散兵坑里，后者负责机枪射击。苏丹是名义上的领导——他是一名共青团员。但他根本不知道该如何指挥机枪来阻挡坦克的前进，也看不到在瞬息万变的前线不惜一切代价保住这块阵地的意义。苏丹放下了他的望远镜，仔细倾听着。他听到枪声越来越近，但看不到有任何人在活动。

突然，一队德国人从草丛的一侧冲了过来。机枪手转了半圈，但就在同时，另一队德国人从相反方向奔突而出。年轻的苏联人大惊失色；如果他们对其中一队德国人开火，另一队就会立刻把他们干掉。一次英雄式的牺牲：苏丹的长官正希望他的士兵这样做。而他只有一刹那来选择自己的命运。

“别，别开火，”当德国士兵就地扑倒瞄准时，他们的队长喊道，“不要开枪。投降！”苏丹犹豫了。在他脑海里闪过古拉格集中营的苦役和家人从家里被赶出来的景象；这根本不是他的战争。他举起了双手，机枪手也是。他们成了俘虏。

“毙了他们，”几个德国人叫喊着。这常常发生；东部战线是残酷的，双方都无视规范战争的国际协议。

当士兵们争论不休时，一位军官走了过来，苏丹感到有一丝机会。他能讲一点德语，读高中时学的，他决心试一试。

“先生，您是个受过教育的人，”苏丹对着军官说，“您学的是什么专业？”

一个苏联士兵能讲德语，这让他有些吃惊，军官笑了笑，答道：“法律。”

“法官应该心怀怜悯，”苏丹说，“别杀我们。”

军官笑了起来。他穿的是纳粹制服，但他是老派的普鲁士军人。这些人是他的俘虏，也是他的责任。责无旁贷，他要送他们到后方接受处置。

 

苏丹的投降是红军轰然崩塌的一小部分。已经有惊人的三百万苏联军队投降了德军。斯大林的恐怖统治使得士气低落，苏联士兵成批投降。许多人都认为纳粹再坏也不会比俄国共产党更糟。尤其是苏联的少数族裔，对俄罗斯的事根本就毫无热情。对他们来说，苏联不过是旧俄罗斯帝国的一个更为残暴的翻版。18世纪和19世纪，俄罗斯向南部和东部扩张。当沙皇在1917年被废黜时，该国人口中几乎有一半不是俄罗斯人。

苏联从沙皇那里继承了两大片俄罗斯人占少数的地区：中亚和高加索地区。前者包括今天的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土库曼斯坦和乌兹别克斯坦。在当时，这整一片地区叫做土耳其斯坦（Turkestan），是穆斯林的地盘，居民说的都是突厥语系的各种方言。它涵盖游牧民族地域，也包括了撒马尔罕和塔什干等大城市。远离任何争斗，这个地区对纳粹而言也鲜有吸引力。

高加索地区则更接近纳粹的利益。这里是纳粹传说中占据重要位置的高加索人的神秘古国，无边山脉，深不可测，奇闻异事，口耳相传。大洪水后，据说诺亚就在这里登陆。希腊人把它视为支撑世界的一极，高山托举着天空，划定了文明的边界。用地理术语来讲，高加索山脉是欧洲和中东之间传统上的分界线。

这也是莫斯科从未征服的地区。该地区人口成分复杂。南高加索地区就有三个区分明确的部分：信仰基督教的格鲁吉亚和亚美尼亚，以及信仰伊斯兰教的阿塞拜疆。北部就完全不同了。主要是穆斯林占多数，还有许多星罗棋布、人数虽少但彪悍独立的族裔，如达吉斯坦人、卡尔梅克人、车臣人和奥塞梯人。

纳粹的用意其实很简单。阿塞拜疆的巴库市，车臣的格罗兹尼市，当时都是石油生产中心。德国已经制订计划接管油田并以此来推进帝国的发展。但不同于苏联的其他地区，德国人并不准备在高加索地区推行殖民。这就让德国人扮演了解放者的角色，许多当地人也是这样来欢迎他们的。即使人们对纳粹的意图有所怀疑，却仍然很高兴看到有人能来为他们抵抗压迫者。

从这种地区性的反应中可以看出苏维埃系统的脆弱——这在几十年后苏联解体时变得更为明显。1990年代初期，这些以穆斯林人口为主的地区将分裂成十几个国家。战争期间，类似的分裂发生在那些忠于自己的故土和宗教而不是苏联帝国的个人身上。成千上万的人就像苏丹一样：他们是鞑靼人、车臣人、格鲁吉亚人、哈萨克人、乌兹别克人。他们中的大多数是穆斯林，许多人想要对抗苏联。

在日后，他们将在慕尼黑聚集，这群心怀仇恨的反共之士将对西方证明自己的价值。战时他们由纳粹组织训练，战后，他们将最终被再次发现，并在反对共产主义的斗争中，充任弹药。这些伊斯兰激进分子也有他们自己的想法：那些已经在德国立足的教友同道可以作为进入西方的滩头阵地。但在此时此刻，他们只是一群男人——确切地说不过是群孩子，既不成熟，也缺乏训练。苏丹被送往一所专门接收受过教育的苏联俘虏的战俘营。德国人慢慢意识到，他们手里握有一种有力的武器。

 

1941年10月，一位名叫维利·卡优姆的乌兹别克人到访了德国东普鲁士省的一个穆斯林战俘营。那里的情况糟透了，伤寒十分猖獗，大多数囚犯快要死了；所有人都极度饥饿。成千上万的同志被纳粹清算队枪毙，男人们都惊恐不已。一个年轻的乌兹别克士兵甚至这么想：“还要熬多久才能死呢？”

卡优姆是和一位德国将军一起来的，他用乌兹别克语承诺会改善条件，这让俘虏们吃惊不小。卡优姆随后对他们发表了讲话。

“我是乌兹别克人。我是维利·卡优姆可汗。我出生在塔什干，1922年来到德国，当时苏联政府希望有人来帮助控制土耳其斯坦，就派人到德国来学习。我决定留在德国，我们成立了一个政治组织，要把土耳其斯坦从俄罗斯人手里解放出来。你们很快就会从我这里听到一些好消息。”

卡优姆信守了他的诺言。在两个星期内，营地的条件有了显著的改善。食物突然大为丰富，还有了医疗。稍后德国人把受过教育的囚犯送往柏林南边的一个军营。在那里，他们学会了使用德国武器，包括拆卸清洗步枪、机枪和迫击炮。更重要的是，像卡优姆一样的外来移民对他们进行政治训练，包括上历史课——这是许多年轻的苏联人不了解的话题。他们了解到自己的故土有这么源远流长、令人骄傲的历史，一旦从苏联的统治下解放出来，就能再次复兴。

1941年11月，这些受训者与另外一千两百名留在战俘营的苏联穆斯林团聚了。欢庆之余，夹杂着些许恐惧：他们开始意识到自己受训是要来对付苏联的。虽然他们都讨厌苏联，但这种大方向上的戏剧性变化仍然给他们带来了极度的不安：他们现在必须为他们以前的敌人，为德国人干活，成为莫斯科的叛徒，并从此踏上不归路。

另一个和囚犯们谈话的也是乌兹别克人，叫贝米哲·海伊特，是一位教师。他也是被德国人俘虏的，他将成为这些人的主管，充任与德军在柏林和东普鲁士最高指挥部之间的直接联络员。士兵们，他说，应该认识到他们自己是解放军。

“你们是东方军团的基础，”海伊特这样说，“总有一天，当东方国家重获自由时，你们将是故国的脊梁。”

人们的担心烟消云散，一片喜庆。过了一个月，德国人给这些士兵发放了德国军队（国防军）的制服。除了没有肩章，他们的制服与标准的完全相同。另外，这些人还得到一个比军衔更为有力的东西：一个臂章，上面绣着撒马尔罕著名的夏依辛达清真寺的轮廓和一条短语，Biz Alla Billen——“主与我们同在”。

卡优姆和国防军的情报机关（Abwehr）联手制订了一个鲜为人知的乙虎行动计划（Operation Tiger B），而培训工作只是其中的一部分。虽然纳粹种族理论的信徒把每个“亚洲人”或“斯拉夫人”都视为劣等种族，但许多德国人都急于从囚犯中发掘盟友。德国军队里已经组建了哥萨克部队，那可是狠如虎狼、对苏联人毫不手软的骑兵部队。乙虎行动是整个实验的一部分。

1942年初，这些士兵被派往斯大林格勒西部前线。他们表现得很出色，跟随在德国坦克后投入战斗，以钳形运动俘虏了成百上千的苏联军队。乙虎行动被认为是成功的，以穆斯林为主来组织部队的想法得以推广。

虽然也有其他苏联少数族裔在为德国人战斗，但穆斯林有些特别：他们与苏联的关系似乎特别游移不定。当第一批穆斯林俘虏逐步到来时，德国人对他们进行了调查。许多人从不说自己是哈萨克人、达吉斯坦人，或是其他少数族裔的成员，更不用谈是苏联人了。相反，他们只是说，“我是穆斯林”。这引起了德国人特别的兴趣；这些人是为了一个与共产主义截然不同的宗教在战斗。

两位土耳其将军提出了设立穆斯林部队的想法。虽然土耳其在战争中是中立国，将军们还是去了柏林向德国的高级军事领导人游说，希望优待突厥族裔的士兵。国防军迅速地将乙虎行动扩大成建制部队，即第450步兵团。它几乎全部是由突厥族裔的士兵和军官组成。另外三个团也很快组建了起来。

这些都不是主力部队。他们的士气波动很大；最初士气较高，但当德国人被迫从穆斯林人口占多数的地区撤出时，士气就跌落。部队装备也不足。一支九万人的部队仅有四千多挺机枪，三千门榴弹炮和三百门火炮；没有坦克和自行火炮。主要任务就是打击游击队和保护补给线。

但他们数量庞大。到1942年底，大约有十五万突厥人、高加索人和哥萨克人在战斗。整个战争过程中，大约有一百万不同信仰不同种族的苏维埃公民为德国人在战斗，大部分处于非军事岗位。对于穆斯林参与其中的人数，最多估计为二十五万，主要是在军事岗位。

对穆斯林另眼相看是从一开始就明确的。1942年3月，国防军发布命令，允许苏联的少数民族加入警察和反游击行动的武装部队。这些部队明确不得上前线服役或拥有重型武器。唯一的例外是“突厥人”，他们获得了足够的信任，与苏军作战。

希特勒本人也支持这些政策。他似乎对穆斯林怀有不一样的感觉，也许是因为这位奥地利出生的独裁者在奥匈帝国时期就曾与穆斯林打过交道，或者是因为土耳其曾经是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轴心国的一方，他本人也曾为此战斗过。还有一个事实是，穆斯林占据的地区都不是德国人想要殖民的地方。不管怎样，希特勒明确赞同要利用穆斯林。

“我认为这些穆罕默德们是可靠的。其他人我认为是不可靠的，”1942年，希特勒在军事总部的一次谈话中这样说道。他警告军事领导人在占领区人民中建立军队时必须要谨慎从事，但允许有例外：“如果真的建立了纯穆罕默德的军事部队，我看不出有任何的风险。”

很快，党卫军也来要非德裔的部队。当第450团和其他单位在1943年统编成一个师时，党卫军接管了该部队，改称东突厥旅。这支部队在乌克兰、希腊、意大利，打击当地的游击队。不过它也参与镇压了1944年的华沙起义，并因此声名狼藉。

当苏丹从前线被送到战俘营后不久，柏林派来了一个调查小组。领队是海因茨·翁格劳贝，一个热爱鞑靼语和鞑靼文化的德国律师。虽然翁格劳贝被征召入伍，但他的长官们承认，他的知识可以用于更有价值的地方。他被指派到一个新成立的部门，“东部占领区事务部”，即东占部（Ostministerium），并被任命为鞑靼联络办公室的负责人。

苏丹立刻给翁格劳贝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这是一位年轻人，甚至还不到二十岁，能讲德语，憎恨苏联。他可以成为一位好盟友。翁格劳贝让苏丹出列交谈了几句。他问的都是些常见问题：他如何学会了德语，他对俄罗斯人怎么看。苏丹决定秀一秀他的德语，讲了一点家族史。

“我学德语是因为家里在德国有一房远亲。”

“有意思，”翁格劳贝说。

苏丹察觉到了德国人的淡漠，不过他步步进逼。

“我母亲的一个远房亲戚娶了一个德国女人，她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是名护士，是她照顾了我的亲戚。他们相爱并结了婚。”

“有意思。”

“那位德国护士有个不常见的名字。”

“什么名字？”翁格劳贝说着，竖起了耳朵。

“冯门德。”

这是翁格劳贝上司的名字。现在，指定给苏丹的职位要比穆斯林连队里那种低级职位好一些。他很快就会搭上去柏林的火车。目的地是东占部，要见的人就是格哈德·冯门德：纳粹德国利用穆斯林的总设计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