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八章 乱世思弘羊

盛唐的中断是一个“突然事件”，好比通宵达旦的狂欢盛筵猛然间被一场粗暴的狂风席卷，从此，狼藉遍地，美景不再。公元755年，牙人出身、镇守北方的安禄山和史思明在毫无预兆的情况下发动叛乱，史称“安史之乱”。

从制度的层面来分析，此乱的发生正是中央集权旁落的结果。从贞观到开元的100多年间，天下长治久安，治国者变得异常自信，竟忘了地方割据的隐患。唐太宗时，虽然充分下放财权和兵权，但他用边将有“三不原则”，即“不久任、不遥领、不兼统”。唐玄宗即位之后，十余年不换将官，而且各路节度使尽用胡人，他最宠信的安禄山兼统三道节度使，拥有天下三分之一的兵权，致使其胸怀异志。更可怕的是，节度使除了领兵之外，还兼理民政与财政，俨然一方独立的诸侯。从经济上看，100多年以来人口增长迅猛，土地兼并景象重现，中央政权的轻赋简政造就民间繁荣，却也暴露出大一统体制的另一面隐患——因管制乏力而导致“干弱枝强”。这一景象竟又是“文景之治”晚期的翻版，然而，会写《霓裳羽衣曲》的唐玄宗不是铁血强悍的汉武帝。

“安史之乱”历时8年，最终被平叛，这场战乱给北方中国带来了毁灭性的灾难。所有的繁华均如梦如幻如泡沫，怎么经得起兵戈的蛮横侵扰，在汹汹铁蹄之下，“数百里州县，皆为废墟”，“数年间，天下户口什亡八九”。据《唐会要》记载，战乱初起之时，全国在籍人口有900多万户，仅仅5年后就只剩下190多万户，所谓“生灵涂炭”，从这对数字中就可以得出。

叛乱被平息后，雍容堂皇的盛唐精气已被消耗殆尽。司马光在《资治通鉴》中描述当时的景象是：地方割据势力陡然坐大，中央财政收入锐减，边境之外的少数民族频频挑起战端，朝廷无力支付军备消耗，只好把压力都留给地方，一切都变得捉襟见肘。对于大一统的帝国来说，再没有比这更糟糕的情况了。

 

正是在这样的时候，桑弘羊的“幽灵”再度出现，中唐之后，各项专营政策重新一一出台。

“安史之乱”时期，朝廷急着用钱，第一个想出来的办法就是向富商征敛。肃宗登基后，即派人到财富聚集的江淮、蜀汉地区向富商大族按资产征税，“十分收二”，也就是20%的税率，称为“率贷”。各道节度使、观察使也多向商人征税以充军用，或在交通要道及交易之处计钱收税。从此“商旅无利，多失业矣”，盛唐以来“天下关隘无一征税”“行千里不持尺兵”的景象不复出现。

除了这种极端做法之外，恢复国有专营政策是另一个便捷的方式。战乱期间，颜真卿据守河北抗击叛军，军费困竭，为了筹措军饷，他在河北首创了榷盐法，对食盐实行“官收官卖”。公元758年（唐肃宗乾元元年），朝廷重新设立了盐铁铸钱使这一职务，对全国盐业进行专营管制——“尽榷天下盐”，出任此职的第五琦仿行颜真卿的办法，在产盐区设置盐院，规定民间的产盐户（“亭户”）所产食盐一律卖予盐院，否则以盗卖罪论。

第五琦的专卖政策与汉武帝时期的办法基本相同，此举是自公元583年（隋文帝开皇三年）以来，在170多年之后，再一次实行食盐专营。其令一出，盐价顿时上涨10倍，由原来的每斗10钱上涨到每斗110钱，盐价腾涨又造成粮食价格上扬，民间出现饿死景象。然而，以此为代价，政府收入大幅上涨，专卖仅一年，朝廷就增加了40万贯（一贯为1000钱）的收入。

第五琦之后，刘晏（公元716—780年）主管全国财政，他是唐代最著名的理财大师。

刘晏自幼聪慧，其“神童”之名被写进了《三字经》。八岁那年，唐玄宗封禅泰山，刘晏献《颂》，因文辞婉丽而被皇帝授予“太子正字”的官职，算是全唐最年轻的官员。《三字经》中就咏道：“唐刘晏，方七岁。举神童，作正字。彼虽幼，身已仕。尔幼学，勉而致。有为者，亦若是。”

刘晏从青年时就开始当官，从县令逐级升迁，在“安史之乱”爆发后的第二年（公元756年）被任命为度支郎中，即户部主管财政收支的副长官。到叛乱平息的公元763年，他取得刚刚登基的唐代宗的信任，升任吏部尚书、同中书门下平章事——相当于副宰相，同时兼领人事和财政事务，成为帝国最重要的行政首长之一。他前后主管天下财政长达20多年，是有唐一代任职时间最长的财政长官。

在财经思想上，刘晏并无特别的创见，基本上是“桑弘羊再世”。在当时的知识精英阶层，桑氏之名已然败坏，然而就如同桑弘羊力排众议地褒扬商鞅一样，刘晏亦视桑弘羊为楷模，在一份致前辈长官的信中，他表示要“像贾谊那样为复兴汉室而努力，学习桑弘羊的功利之术，竭尽全力，以报答前辈的知遇”。与桑弘羊相比，刘晏身处于皇室权威急速下坠之际，所面对的局势当然更为凶险，为了重现中央集权，他的手段更加巧妙。

第五琦的盐政类似于战时政策，过于霸道，其弊有二：一是政府完全控制了定价权，市场弹性丧失，导致盐价暴涨；二是官府卖盐，多设机构，开支浩大。刘晏主政后，对其进行了部分修正。首先，他把统购统销政策改为“民产——官收——商销”，这个办法大大减少了盐政机构庞大的人员和行政成本。其次，他在全国13个重要产盐区设立巡院，一方面打击私盐，另一方面则保护获得政策牌照的盐商的利益。再次，他制定了“常平盐”制度，以保证非产盐地区的盐价供应，防止投机商人囤盐牟利。

若比较刘晏的盐法与之前众人——从桑弘羊到第五琦——的不同可以发现，他的“民产——官收——商销”是一个效率更高、更注重利益分配的官商合营模式。这些措施果然立竿见影，食盐专卖收入逐年增加，10多年增长了15倍，以至于占到了全国财政收入的一半。这也是财政史上，盐税占国库收入最大比例的时期之一。

除了官营盐业，刘晏还对全国的重要商品产销进行管制，把桑弘羊的平准、均输制度重新搬了出来。他在各地建立常平仓，相当于仓储和物流中心，设置了知院官，随时了解各种商品价格的动向，然后“贱增贵卖”，以获其利。《旧唐书·刘晏传》记载说：“他全面掌握了商品的供销动向，政府获得了重大的利益，而市场波动则得到了平抑，这是真正高明的治理之术。”中唐在“安史之乱”以后，没有陷入更大的乱境，与刘晏以果断的专营政策迅速改观了中央财政的状况有很大关系，因此，史家授予了一个桑弘羊式的评价：“敛不及民而用度足。”

史家历来对于那些主张工商管制的历史人物，都一般性地认为他们是重农抑商论者，譬如宋代大学问家欧阳修在《新唐书·刘晏传》中就说刘晏“排商贾”。其实，这是极大的误读，之所以管制工商，是因为桑弘羊、刘晏等人比谁都明白工商对国家税收的重要性。

刘晏为政十分勤勉，大小政务无论轻重，都能在一日之内就做出决断。他上朝时骑在马上，心里还在筹算账目，退朝后在官署批阅文卷，常常是秉烛达旦。在他的精心打理下，代宗执政将近20年，经济元气日渐复苏。

公元779年，代宗驾崩，37岁的长子李适即位，是为德宗。此时，中央财政已摆脱了窘迫的困境，按《新唐书·食货志》的计算，与“安史之乱”时相比，国库收入起码增长了15倍，治国者再燃削藩的雄心。李适是一个跟太祖父李世民经历很类似的少年英雄，20岁时就被父皇任命为天下兵马元帅，在前线与安史叛军决一死战。平叛之后，李适因功拜为尚书令，和名将郭子仪、李光弼等八人一起被赐铁券、图像被画在凌烟阁上。他登基之后，决意学习汉武帝，彻底切掉藩镇割据这颗大毒瘤。

然而，李适最终没有学成汉武帝。在财政上，他犯下的最大错误，就是在即位的第二年，听信谗言，居然处死了自己的“财神爷”刘晏。史载，刘晏死时家徒四壁，只有两车书籍和几斗米麦，天下为之喊冤。

刘晏被处死之后，专营政策并未更弦，不过由于后继者再无他的智慧和勤勉，便大大走样。

任何政权，当它以国有专营为经济政策之主轨后，一定会产生如同毒瘾一般的依赖性，其管制之升级往往是加速度的，甚至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汉武帝时期如此，中唐之后的景象如此，后世历代，概莫能外。当政府从专营事业中尝到甜头以后，为了增加收入，就日渐变本加厉，欲罢不能。

在刘晏去世的两年之后，公元782年（唐德宗建中三年），朝廷宣布对酿酒业进行专营，下令天下酿酒产业均归官办，委派各州县官员综合管制，所有私酿者一律抓捕治罪。其后，冶铁、茶叶等产业也相继被收归国营。同时，针对走私者制定了极其严酷的惩罚政策，民间盗卖食盐二石，就要被处死。注5

注5：《旧唐书·食货志》：“天下悉令官酿，斛收直三千。米虽贱，不得减二千。委州县综领。薄私酿，罪有差。”

公元783年4月，朝廷又宣布征收两个新的税种，分别是“间架税”和“除陌钱”。

所谓“间架税”，实际上就是房产税，规定每栋房屋以两根横梁的宽度为“一间”，上等房屋每年每间征税两千钱，中等一千钱，下等五百钱；税务官员拿着纸笔算盘挨家挨户实地勘算；若有瞒报者，每隐瞒一间杖打六十，罚五十贯。而“除陌钱”则相当于交易税，无论公私馈赠还是各种商业收入，每贯征税五十钱，相当于百分之五的税率；若是以物易物，亦当折合时价按照相同税率征收；隐瞒100钱的，杖打六十、罚钱两千。

为了足额征收，朝廷还出台了举报有奖的政策，凡举报“间架税”的，赏钱五十贯，举报“除陌钱”的，赏钱十贯。这一制度无疑是从汉武帝那个臭名昭著的“算缗令”和“告缗令”脱胎而来的，推行之后，民间怨声载道。就在新税种推出的半年后，公元783年10月，长安城里的部分士兵以“反对间架、除陌”为口号，发动哗变。

即便这样，德宗还是觉得武装削藩的钱不够用。有人就建议，应该向京城的富商们“借钱”，每户只能留下一万贯，其余全部“借”给政府，如此，只要搞掂十几二十个富商，国库就满了。还有人计算了一下，如果要对各路不听话的节度使同时动兵，每个月的开支约100万贯，如果有500万贯，可以支撑数月，大抵就够了。

于是，德宗下令在长安城内清查所有富商的财产，若有不从者以刑法伺候。长安令薛苹带着全副武装的军士，开着兵车，在各大坊市之中搜索，民众不堪忍受他的鞭笞，有当场上吊自杀的，整个都城乱成一团，好像被盗贼洗劫过了一样。这样搜刮一遍下来，得到了70万贯，德宗觉得不够，然后又专门对长安城里的钱庄进行了新一轮的清查，办法当然还是“拷索之”，结果，又拿到了140万贯，这才“鸣金收兵”。两次大行动共得210万贯，中唐期间每年最多铸钱32.7万贯，也就是说这两次“合法抢劫”一下子就搜走了六七年的货币发行量之和。

这个一心要学汉武帝的唐德宗，学到了后者的铁腕强悍，却没有学到他的技巧智慧。他杀了“桑弘羊再世”的刘晏，导致在财政政策上强硬过度而缺乏灵活性，在军事上，他也没有找到自己的霍去病和卫青。

公元781年，就在处死刘晏的第二年，壮年气盛的德宗亲自在长安设宴犒劳征讨的兵马，打响了武力削藩的战役。各地节度使联合犯上对抗朝廷，中央军屡战不胜，甚至在两年后被攻破长安。德宗被迫出走，还下《罪己诏》，声明“朕实不君”，赦免了那些叛乱的藩镇，承诺今后“一切待之如初”。又历数年，叛乱的藩镇才分崩瓦解，叛乱平息。此后，灰心丧气的德宗再不敢轻言削藩，地方割据之势，此后再无改观。

 

中唐之后的100多年，与盛唐宛成对比，民间活力日渐丧失，国民经济再次陷入衰退循环之中。其情其景，几乎是历代末世所共见。试以两个政策为证。

一曰“和籴”。和籴的意思是指官府出资向百姓公平购买粮食，唐代建国之后，就推行这一政策。中唐以后，和籴往往通过各府县按散户配人的方法强制进行，不仅没有公正的价格，而且在购买时多以“杂色匹缎”充数，使民户又受到一层剥削。《新唐书·食货志》就明白记录说，宪宗即位之后，每当丰收之年，政府强买民米，比赋税还要严酷，“号为和籴，其实害民”。

一曰“白望”。长安城的东、西两市中，有一个特别的区域称为“宫市”，是专门向皇宫供应商品的地方。皇宫里的太监到这里购买商品，会有一些人充当“白望”，站在集市上左右张望，看到中意的商品，便以很低的价格收购之，有的时候，甚至“白取其物，不还其价”。《资治通鉴》中记录说，每当太监们出动，很多商贾都会“撤业闭门”。白居易在名诗《卖炭翁》中便生动地描述了一位卖炭老翁在“宫市”上被欺负的景象——“翩翩两骑来是谁？黄衣使者白衫儿。手把文书口称敕，回车叱牛牵向北。一车炭，千余斤，宫使驱将惜不得。半匹红绡一丈绫，系向牛头充炭直。”

除了“和籴”“白望”，国有专营制度的流弊更是毕现无遗。在最重要的支柱性产业——盐业上，政府对民间的盘剥暴露得尤为显著。自德宗之后，有政府靠山的大盐商控制了食盐的产销，盐价年年上涨，官民矛盾空前突出，民间出现了武装贩盐的盐枭集团。

公元821年（唐穆宗长庆元年），当时国内最著名的文学大家、后世被列为“唐宋八大家”之首的韩愈专门上呈《论变盐法事宜状》，对食盐专营提出了异议。他详尽地比较了官卖与私卖的差异：

 

其一，私人卖盐，灵活多变，官府卖盐，受制度约束，死板呆滞。

其二，偏远地区，百姓稀少，官府卖盐得不偿失，不愿前去。一旦前去，难免让地方上干这干那，事虽不大，骚扰不小。这些弊病都是私卖时没有的。

其三，官营盐业，行政管理成本越来越高，盐税还没有征收到手，花费已是不少了。而且，事情一涉及官吏与百姓打交道，就必然有敲诈勒索的事发生。

其四，在食盐运输的过程中，往往会发生强行摊派的事情，老百姓不堪其烦，宁可去赚私家的五文钱，也不愿意赚官家的十文钱。

 

最后，韩愈对盐业专营给出的结论是两句话：“不惟大失人心，兼亦惊动远近。”

韩愈在当时文名之高，无出其右，不过在官职上却不过是个国子监祭酒、兵部侍郎，也就是副部级官员，其上疏终于没有能够改变既定的政策。

 

任何专营制度一旦执行时间持久，必然会出现寻租阶层和特权化，官商勾结形成权贵经济，势在难免。史书所载的晚唐富商，多与官家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而政府最终之所得，必不如权贵商贾之所得。

生活在这一时期的大诗人白居易有一首非常著名的长诗《盐商妇》，描述的就是当时的情形：“每年盐利入官时，少入官家多入私，官家利薄私家厚，盐铁尚书远不知。”由此句可知，即便以支撑中央财政半壁江山的盐税而言，也是私家得大，官家得小，而从盐政制度的安排来看，这一“私家”显然非普通之人。进而在分析其原因时，白居易把矛头直指桑弘羊，认定这样的人物不但汉代有，当今也有：“好衣美食有来处，亦须惭愧桑弘羊。桑弘羊，死已久，不独汉时今亦有。”

晚唐的官商一体已到了纲常败坏的地步，《册府元龟·将帅部·贪黩》记载，当时有个叫李泳的长安商人发财之后贿赂中央，竟然当上河阳节度使，成了一方诸侯，“贿赂交通，遂至方镇”。《太平广记·郭使君》也记载，一个目不识丁的富豪靠行贿当上了横州刺史。

其次，由于藩镇割据这一顽痼在中唐之后从未彻底解决，中央的集权能力日渐薄弱。据《新唐书·地理志》资料统计，中晚唐时期全国共分15道，计316州，唐皇室能够实际控制的只有1/6左右。在这样的情形之下，中央与地方在专营利益上的争夺愈演愈烈，其中以矿业表现得最为突出。

刘晏治国时，把主要的精力放在盐业的专营上，矿业管理并没有得到同步加强，地方节度使、都团练使乘机抢占矿业之利的情况愈演愈烈，即便聪慧如刘晏也一筹莫展。志大才疏的德宗即位之后，宣布中央政府对全国的铜铁矿产资源拥有唯一的所有权，禁止地方政府插手染指。此令与他的武装削藩行动几乎同时推出，当即遭到各路节度使的抵制，始终无法落实，其拉锯长达半个世纪之久。

到了50多年后的公元836年（文宗开成元年），朝廷终于做出让步，宣布停止对各地矿业的统管，允许地方政府委派官员自主经营，不过必须向中央上缴一定的矿业之利。然而，地方上拿到合法的经营权后，再也不理睬朝廷，以致中央财政每年从矿利所得的收入非常可怜，竟还抵不上一个县的茶税。

又过了10多年，到了宣宗时期，不甘利益旁落的朝廷又下诏书，重新规定由盐铁使统管各地矿业经营，可是由于中央权威已然弱势，这道命令很快就不了了之。

当种种财税政策无法执行之后，中央财政就变成了“讨饭财政”，最后沦落到要靠地方诸侯的贿赂才能维持的地步，出现了所谓的“羡余制度”。

“羡余”的意思是“地方政府收支相抵后的财政剩余”，其实就是在正常财政上缴之外，节度使们对皇帝的特别进贡。《新唐书·食货志》记载，各路节度使，或新列税捐，或截取户部钱财，把所得的1/5或3/10进献给皇帝个人，其美名曰“羡余”，其实就是公开的行贿。宋代学者欧阳修对此评论说：“连天子都要干受贿的事情，那么，老百姓就更加的不堪了。”

 

相对于国营资本和官僚资本的强势霸道，民间资本的流动也出现了日渐恶化的趋势。刘玉峰在《唐代工商业形态论稿》中具体陈述了中唐之后民间工商资本的五条出路：

奢侈消费——挥霍于衣食住行等日常生活，许多富商大贾衣必文采，食必梁肉，奢靡无度，表现出穷奢极侈的突出特点。晚唐时期，许多商人“恣其乘骑，雕鞍银镫，装饰焕烂，从以童骑，聘以康庄”。

交通权贵——以钱铺路，钻营为官。许多富商巨贾“高赀比封君，奇货通幸卿”，积极谋取政治利益。元稹在长诗《估客乐》中描述富商大贾们竭力经营官场：“经游天下遍，却到长安城。城中东西市，闻客次第迎。迎客兼说客，多财为势倾。客心本明黠，闻语心已惊。先问十常侍，次求百公卿。侯家与主第，点缀无不精。归来始安乐，富与王者勍。”到唐末懿宗时，用钱买官已是司空见惯。

购买土地——与汉代相似，靠工商致富的唐代富商大贾将大量资金用于购买土地，进行土地积聚，仍走着“以末汇财，用本守之”的传统路子。代宗年间，大臣李翱在一道策问中说，在30年里，天下田亩被豪商兼并了三分之一。到懿宗朝，已是“富者有连阡之田，贫者无立锥之地”。土地兼并愈演愈烈，使得社会财富的分配极端不平衡。

放高利贷——有唐一代，从唐太宗搞“公廨钱”之后，政府参与高利贷活动，私营高利贷也一直十分猖獗，富商大贾与贵族官僚纷纷以此谋求暴利，并自玄宗朝趋于剧烈。武宗在一则赦诏中指出：“如闻朝列衣冠，或代承华胄，或在清途，私置质库楼店，与人争利。”懿宗在即位赦文中也指出：“京城内富饶之徒，不守公法，厚利放债，损陷饥贫。”

囤积钱币——“安史之乱”后，富人的财富安全感越来越差，于是将大量钱币财富贮藏起来，造成社会货币流通的严重不足，朝廷多次下达“禁蓄钱令”，却成效不大。德宗时的陆贽就算过一笔账：过去一匹绢，可以换铜钱3200文，而现在一匹只能换1600文，绢贬值了一倍，这不是因为税赋增加了，而是因为铜钱被囤积了起来，这种“钱重物轻”的现象，妨碍了商品经济的顺利发展。

由刘玉峰列出的上述5条出路可见，工商业利润基本上没有向产业资本转化，不存在积累放大的社会机制，而是进入了消费市场、土地和高利贷领域，其后果当然是负面的。所以，到了中唐之后，经济治理就重现了两个周期性的大毛病：第一是土地的需求非常之大，土地兼并不可遏制，成为贫富差距拉大的“变压器”。第二是中央财政对资源管制的依赖度越来越高，终而造成对民间资本的压抑和剥夺，经济活跃度渐趋衰竭。两者相加，如果再遇上饥荒洪涝，就会引发财政总破产前提下的社会大动荡。

这几乎是中央集权制度在经济上的总反应。

 

随着国民经济的萎缩和衰败，此时的唐帝国已摇摇欲坠，中央权柄被宦官把持，地方藩镇气焰嚣张，民间经济则因管制政策的严酷而奄奄一息。

一斗盐终于逼反了天下人。

公元873年，关东大旱，千里焦裂，河南、河北先后爆发大规模的农民暴动，其领头者，正是贩卖私盐出身的“非法商人”王仙芝和黄巢。黄巢屡败官军，一度攻下长安，建立大齐政权。“王黄之乱”历时9年，中原狼藉一片，虽然终被镇压，却也消耗掉了唐朝的最后一点精气。唐末诗人韦庄曾创作长诗《秦妇吟》，其中描述长安的景象是：

“长安寂寂今何有，废市荒街麦苗秀……含元殿上狐兔行，花萼楼前荆棘满。昔时繁盛皆埋没，举目凄凉无故物。内库烧为锦绣灰，天街踏尽公卿骨。”

恍惚之间，万千繁华又成一帘残梦。

公元907年，曾经在黄巢部队中当过大将、后投降朝廷的朱温成了帝国的终结者，他篡唐自立，改国号为梁。不久，天下分裂，在其后的短短53年中，先后出现了5个次第更迭的王朝以及10个地方割据政权，后世统称之为“五代十国”。到960年，后周将领赵匡胤在陈桥驿发动兵变，建国号为宋，定都汴京（今河南开封），天下再度统一。

企业史人物 | 妇人经商 |

2010年10月，在胡润发布的“全球百富榜”上，中国女富豪的上榜人数之多为全球之冠，在20位拥有10亿美元、白手起家的女富豪中，有11位来自中国。

如果将这一景象置于中国企业史中来参照观察的话，那当然是前所未见的。在过往的上下两千年间，到处是面孔模糊的商人，而若以性别来论，女性则更寥若晨星。

在史书记载中，最早、最出名的女商人是四川地区一个名字叫清的寡妇。司马迁在《史记·货殖列传》中，以寥寥76个字记录了她的事迹。寡妇清的家族从事的是“丹穴”业，也就是采炼丹砂，因掌握了独特的开采和冶炼技术，所以传及数代而不坠。寡妇清不但操持家业，还组织了私人武装以保卫家财。她生活的年代是战国末期到秦统一天下之际，正是天下鼎沸的乱世，而且秦朝崇尚国有化，对豪族大家动辄抄家灭族，可是却对寡妇清网开一面，秦始皇封她为“贞妇”，还专门修筑了一个“女怀清台”加以表彰。对此，后世史家猜测的理由是，秦始皇为自己修建陵墓，“以水银为百川江河大海，机相灌输，上具天文，下具地理”，当时所用的水银主要是用丹砂提炼出来的，因此，垄断了丹砂矿源以及掌握了独门技术的寡妇清便成了不可或缺的人才。

寡妇清到底是哪里人，一直颇有争议。司马迁笼统地说是巴人，晋人常琚在《华阳国志·巴志》中说她是巴郡枳县（今四川涪陵）人，《长寿县志》则认定她是长寿人。后世还有人推断她应该是重庆酉阳人，因为涪陵、长寿等地从来不藏丹矿，而酉阳县地是丹矿蕴藏带，早在商代就有采炼丹砂的文字记载。

女性经商最活跃的时期是在唐代，这不足为奇，因为连第一个女皇帝（武则天）也是在那时出现的。在当时第二大商业城市洛阳最出名的女商人叫高五娘，她也是一个寡妇，从事的竟也是冶炼业（黄白），据说她的容貌非常漂亮（“美于色”），先是嫁给了一个姓高的商人，后来再嫁给“李仙人”。因为钱赚得实在太多了，还被人告发惹上了官司——“后卖银居多，为坊司所告”。

在长江流域，最出名的女商人叫俞大娘，她生活在中唐的大历贞元年间（公元766—805年），从事的是造船业。唐朝有很多造船基地，主要集中在长江中下游和东南沿海一带，如宣（今安徽宣城）、润苏常（今江苏镇江、苏州和常州）、湖杭越（今浙江湖州、杭州和绍兴），以及南方的福州、泉州和广州。当时所造大船最多能载八九千石，所谓“水不载万”，然而俞大娘造出来的航船却可达万石，是体积最大的。据说船上可以种花果蔬菜，驾驶船只的工人就有数百人之多，船员的生死嫁娶都可在船上进行。它航行在江西和淮南之间，每来往一次，就能获得巨利，这种船直接以“俞大娘”来命名。

除了从事大规模制造业和航运业的高五娘和俞大娘，史书中还出现过不少女商人的身影。据《太平广记》等书的记载，她们所从事的商业买卖，大多与人们的日常生活消费品紧密相关，有以卖菜为生的“卖菜家妪”，“鬻蔬以给朝夕”，也有卖花、卖化妆品（“胡粉”）和经营餐饮业的。《唐代墓志汇编》中还提及一位杨氏是种植业的高手，“经营财产，会陶公之法，固得水旱无惧，吉凶有资”。

女子经商之风自汉唐之后一直缕缕不绝，据《中国经济史》作者侯家驹的考据，“在北宋，妇女还从事茶肆、食店、药铺之经营，并作小贩、卖卦及牙人”。但是到了12世纪的南宋时，风气终于大变。当时出现了一股礼教运动，对女性的约束大大增加，那句著名的“饿死事小，失节事大”，就是由儒学大师程伊川说出来的，从此，女性被关在宅门之内，再也无法在商场上有所作为。

宋元之后的明清两朝，像寡妇清、高五娘和俞大娘这样的女中豪杰已成绝响。不过到了19世纪初的清朝后期，在南方却冒出来一个郑一嫂，她从事的是十分凶险的海盗业——在西方企业史上，海盗从来被看成是一群最原始的、具有契约精神的企业家。

郑一嫂原名石香姑，她皮肤黝黑但天生丽质，少女时是海船上的妓女，后来嫁给了中国南部沿海著名的海盗郑一。郑一在广东沿海一带组成了一个海盗联盟——红旗帮。郑一嫂协助丈夫打理帮务，据说她曾习武，而且足智多谋，是海盗中少有的文武双全人才。

后来，郑一在一次海上抢掠活动中遇台风沉船溺死，他的义子张保仔接掌红旗帮。此人时年21岁，比郑一嫂小11岁，他们二人名为契妈契仔，实为同榻夫妻。用当世的眼光看，这应该算是一桩“姐弟恋”。

红旗帮是继明末清初的郑成功集团之后又一个著名的海盗集团。全盛时期，帮下分黑、白、黄、蓝、青五旗，拥有大船800多艘、小舟1000多只，盗众一度多达10万之众，据英国学者康士坦的《海盗史》记载，其规模在当时世界上堪称第一，竟大过著名的北欧海盗。以如此众多的船只和人数来看，红旗帮显然不仅仅是一群单靠抢劫为生的乌合之众，而更像是一方政经一体的自治力量，张保仔和郑一嫂的“帅营”设于大屿山，西营盘在太平山下，东营盘位于铜锣湾，成了香港地区的实际控制者。红旗帮专劫官船及洋船，曾劫掠英国东印度公司商船，捉船主为人质，“得赎金万元及鸦片烟土和火药各两箱”。对于当地的民间船只，红旗帮则收取保护费，名目为“号税”“港规”“洋税”，“凡商船出洋者勒税番银四百元，回船倍之，乃免劫”。张郑二人“治军甚严”，制定的纪律包括“违令者斩、敢于专权者斩、私藏战利品者斩、临阵退缩者割耳示众、强奸女票（女人质）者斩”。由于条文清晰，数万海盗过的是有规有矩的非法生涯，红旗帮俨然是一家管理有序的海盗集团。

郑一嫂与张保仔的势力实在太大，引来朝廷的多次围剿。1808年，清军以8万两白银为代价，邀集英国及葡萄牙海军对红旗帮发动总攻击，张保仔被迫接受“招安”，官至从二品千总，任澎湖副将，郑一嫂授诰命夫人，至是，粤东一带海盗活动平息。1822年，张死于任上，终年36；郑一嫂则定居澳门，开设赌场，得享天年，如果从渊源上来看的话，她还是澳门赌博产业的开山鼻祖。

从有关资料看，郑一嫂活着的时候就已经是一位全球知名的人物了。1836年，一位西方学者写作《全球海盗史》，其中专门有一节记述郑一嫂的事迹，作者还配了一张图，图中的郑一嫂，着衣裙外罩盔甲，戴形如选美冠军加冕桂冠的头盔，右手持弯刀、左手执匕首，右手作势砍向被她迫退的官兵，图像不三不四，根本没有中国女性容貌和体态的痕迹，衣着更不伦不类。

郑一嫂一生积财无数，却没有传承的记录，因此，迄今在粤海一带的民间仍然传说着很多有关张保仔与郑一嫂的宝藏故事。传说香港有五个张保仔藏宝洞，分别位于长洲、南丫岛、赤州、交椅州和香港岛，其中以长洲西南面的张保仔洞最有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