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商人的自由时代

汉帝国初建之时，满目疮痍，国力极度羸弱，开国皇帝刘邦要出巡，居然配不齐六匹毛色一样的骏马，一些列卿大夫和诸侯，穷窘得只好以牛车代步。

国贫民穷之际，如何对待创造财富的商人就成了关键。汉初的几位皇帝，从高祖、惠帝到文帝、景帝，对商人采取了看上去很矛盾的政策。

在法律上，汉律基本沿袭了秦律，对商人继续实施蔑视和压抑的原则。天下底定后，亭长出身的刘邦对商人非常反感，在他看来，这个世界上最讨厌的人有两种，一是有文化的人（儒生），一是有钱的人（商人）。他学习秦始皇的办法，把10多万户六国贵族后裔及富豪之家统统迁徙到关中，放到自己的鼻子底下加以监管。他还颁布诏书，严令商贾不能穿丝绸的衣服，不得乘坐华丽的马车，还专门抬高针对他们的租税，以表示对他们的困辱。到了他的儿子惠帝执政时，态度稍稍宽松，不过还是在税赋上采取了歧视的政策，一般人交税一份，商人和奴婢则要交两份。

另外，汉初的几个皇帝还彻底关闭了商人从政的路径，甚至连他们的子孙也受到限制，所谓“禁锢不得为吏”。汉文帝规定，有三种人不能当官，分别是商贾（贾人）、入赘的女婿（赘婿）和犯过贪污之罪的官吏，理由是“贵廉洁，贱贪污”。其后的汉景帝在诏书中专门强调“有市籍不得宦”。《史记·平准书》还记载，从惠帝开始就规定，“市井之子孙亦不得仕宦为吏”。在分配田地的时候，有“市籍”的贾人也不能获得土地，如果被发现违规，马上就贬为奴婢。

为了缓解财政上的困局，汉初朝廷曾经实行过“纳粟拜爵”的制度，平民只要缴纳一定数量的粮食就可以获得爵位，甚至还有“入羊为郎”的记录，就是有人牵着羊群换来一顶“郎官”官帽。可夸张的是，就是在推出这一“卖官”制度的时候，朝廷竟也规定，最有可能出钱的商人不在此列。安作璋在《学史集》中便考据说：“汉朝任用官吏是把商人排斥在外的，即使是以富訾选官，也不包括商人在内。”

 

就在对商人实施了如此蔑视和侮辱性的政策的同时，让人惊奇的是，在实际的微观经济层面，工商业却得到了极大的解放。

司马迁在《史记·货殖列传》中有一段很重要的记录：“汉兴，海内为一，开关梁，弛山泽之禁，是以富商大贾周流天下，交易之物莫不通，得其所欲。”也就是说，政府改变了自商鞅以来的全面管制政策。“开关梁”——开放关津，“弛山泽之禁”——放松对山林矿藏资源的专营，这是两大非常重要的政策变动，前者减少了地区之间的物流成本，终汉一代，从此没有再设关征税，统一市场的优势得以展现，后者则把利益最大的资源性产业向民间开放，这两大政策的推出，直接导致物流交易的活跃和工商业的繁荣。

在放松工商的同时，朝廷对农业则采取了“轻徭薄赋”“与民休息”的政策。文帝前后两次“除田租税之半”，租率最终减为三十税一，一度甚至还全免田租，长达12年之久，这是中国历史上仅有的一次。同时，对周边敌对国家也不轻易出兵，尽量“委曲求全”，通过和亲维持和平，以免耗损国力。

这样的宽松政策——可以说是“休养生息”，也可以说是“放任自流”——实行了70年，主要是在文帝和景帝时期，史称“文景之治”。《史记·平准书》说，汉兴70年间，民间和国库都非常肥腴，国家储备的钱财以亿计，用以串钱的绳子都朽掉了，中央粮仓里的粮食多得更是陈谷叠陈谷，“至腐败不可食”，这当然是前所未见的盛世了。

与此同时，商人阶层也崛起为一个强大的势力。李剑农在《先秦两汉经济史稿》中认定，“汉初实为中国商人第一次获得自由发展之安定时期也”。从各种史料见，当时大商人主要集中在四个产业之中，分别是盐铁业、流通业、种植/养殖业和金融业。

盐铁的利益之大，早在管仲时期就已经显现，现在将之开放给民间，当然催生巨富。司马迁在《货殖列传》中列举了西汉初期的21位富豪——他称之为“贤人所以富者”，其中，单独列出、比较详细地记载其事迹的有8位，前4个竟都是冶铁业者。

第一位是四川地区的卓氏。他原本是赵国人，世代靠冶铁致富，秦灭赵国后，卓氏一族被洗劫一空，只剩下夫妻两人，推着一辆小板车流放他乡。同行的流放俘虏中，稍微有点积蓄的都争着贿赂押解的官兵，希望能安排到距离赵国稍近的葭萌关一带（今四川广元县），只有卓氏说：“此地狭小贫瘠，我听说汶山（即岷山）之下，土地肥沃，地里长满芋类，一辈子不至于挨饿。那里的人们喜欢到集市上做事，喜欢做买卖。”于是要求迁得远一些。押解的官兵就把他们安排到了临邛（今四川邛崃），卓氏到了那里后，就着当地的铁矿资源大搞冶炼铸造，运筹经营，把产品销往滇、蜀各地，不久就富甲天下，家里的奴仆多达千人。他们大起田池，射猎为乐，享乐可比王君。

排在第二位的富豪叫程郑，竟也是在临邛致富的。他是从山东流迁过去的俘虏，与卓氏一样从事冶铸，销售到西南的夷族地区，富裕程度可与卓氏一拼。

第三个冶铁富豪是孔氏。他是魏国大梁人，秦灭魏后，把孔氏流迁到南阳，他就在这里冶铁铸造，修建池塘堤堰。致富之后，孔氏还投身长途贩卖业，带着成队车马，往来于各诸侯国之间，各国由于他的商业活动而受益，人们称呼他为“游闲公子”。他花钱如流水，赚的却比花掉的要多得多，家里累积的钱财达数千金。南阳一带的生意人都以效仿他的雍容大方为时尚。

第四个富豪是鲁国的曹邴氏，他以炼铁起家，“富至巨万”。跟出手阔绰的孔氏不同，鲁国人生来就节俭吝啬，曹邴氏定有家规，“俯有拾，仰有取”，他还从事高利贷，足迹行遍各地。鲁国一带的人受其影响，大都抛弃学术而追逐财利。

除了上述四位钢铁富豪之外，排在第五位的就是齐国的大盐商刀闲。齐国是东方的商业大国，以沸煮海盐闻名天下，刀闲的致富策略是敢于雇用最多的劳力。一向富足的齐人对奴隶非常轻贱，认为这些人刁悍狡猾，而刀闲则大量地收留他们，让他们去打鱼晒盐，然后带着这些人四处贩卖食盐等货物，结交各地的官吏，终于累积起数千万的财富。那些跟着刀闲的流民也都富裕了起来，因此当地流传民谚曰“宁爵毋刀”，意思是“难道非要去做官吗？还不如去给刀闲当豪奴”。另据史料记载，除了刀闲，当时还有两个有名的大盐商，一个是山东的东郭咸阳，以海盐为业，另一个是山西的罗氏，从事的是池盐业（“擅盐井之利”）。

盐铁之外，第二大致富产业是流通业。

中国地域广大，各地特产繁多，流通之利不可小视。司马迁记载，当时的大运输商拥有上百乘马车，上千辆牛车，有的还有大型船舶，“船长千丈，车百乘，牛车千辆”。其中最出名的是洛阳的师史。他家共计有上百辆运输车辆，在各郡国周游经商，足迹无所不至。洛阳地处齐、楚、秦、赵几个国家的中间地带，四通八达，商风盛行，师史积累的财富达七千万之多。

第三大致富产业是种植/养殖业，司马迁列举了两个商人，分别是任氏和桥姚。

任氏的祖先曾做过看管粮仓的小官，秦朝败亡时，各路豪杰争着抢夺府库里的金玉，而任氏则独独挖窖储藏粮食。后来，楚汉两军对峙，老百姓无法耕种田地，米价涨到每石一万钱，于是，豪杰们抢去的金玉都归到任氏手上，他因此暴富。任氏致富后，并没有奢侈享受，他仍然从事农业和畜养业，还立下家规，“不是自家种的养的东西，不穿不吃；公事没有做完，不得饮酒吃肉”。因此，任氏富足了几代，被邻里视为表率，连皇帝也对他颇为器重。

桥姚则是在边陲地区致富的商人，他养马千匹，牛两千头，羊上万只，家中粮食以万钟计算。其发迹故事与向范蠡求教的猗顿有点类似。

第四大致富产业是铸钱业。

汉初允许民间铸钱，不过铸钱需有铜矿资源，所以，非王侯官家背景不可得。当时最大的两个铸钱商，一是吴王刘濞，他是刘邦的侄子，被封于现今的江苏、浙江一带，此地有丰富的铜山，可以开采铸钱。另外一个是叫邓通的“黄头郎”。

邓通出身平民家庭，少年时被征召入宫，在未央宫里当一个划游船的“黄头郎”。据传，有一次汉文帝做梦，梦见自己怎么努力也登不上天，正着急之际，来了一个貌若美玉的黄发少年，助他一臂之力，顺利地登上了天。第二日，文帝游船，陡见头缠黄巾的邓通，便认定他是自己的“登天贵人”，从此百般宠幸，官至上大夫。汉初诸帝都有同性恋的癖好，所以又有记载邓通与文帝有“断袖之交”。某次，一位善于看相的术士说邓通“当贫饿死”，文帝不以为然，说“我就能让邓通富贵，怎么可能贫穷呢”，于是，把蜀郡的严道铜山（今四川省荥经县宝子山）赐给他，准许其自行铸钱。邓通铸钱很注重质量，其钱币光泽亮、分量足、厚薄匀、质地纯，深得民众喜爱。当时，吴王钱以发行量大占优势，邓通钱则以质地优良取胜，两币流通全国，有“吴币、邓钱布天下”之谓，邓通因此成为当时最著名的官商巨富，日后，“邓通钱”甚至成了货币的代名词。

除了上述四大产业中的超级富商之外，司马迁还十分简略地——仅以十来个字——列举了当时另外一些有名的商人，从记录中可以看到他们所从事的产业。比如，秦杨，以从事粮食生产而成为一州首富；田叔，靠掘墓的勾当也成了富豪，在今天大抵算是文物贩卖业；桓发，从事的是“博戏”，就是今天的博彩业；雍乐，靠走街串巷的零售成了富足之家；雍伯，贩卖的是女人用的胭脂水粉，在今天就是化妆品业；张氏，靠卖“水浆”成了千万级的富豪，在今天就是饮料业；郅氏，生产和贩卖的是“洒削”，抢剪子和磨刀，类似今天的小五金；浊式，买卖的是猪羊杂碎制品，因此致富，这是今天的肉类食品业；张里，从事的是医治马匹的生意，类似今天的兽医业。

这些人致富的秘诀是什么呢？司马迁一言以蔽之曰，“此皆诚壹之所致”。就是专心一事，专业经营所带来的。这是商业成功的不朽之理。

细想司马迁的这份“西汉富豪榜”，是很可以再三玩味的。他所记录的当时的富豪不过区区21人，以当时信息传播的落后，能够进入宫廷史家耳中的名字，必已是天下闻名之人。

从这20多位富豪所从事的产业可以得出两个结论：其一，在有汉一代，能源业、流通业和金融业就已成最具赢利性的重要产业，这一特征迄今未改；其二，在商人阶层已经出现专业化经营的萌芽，“富豪榜”中有不少人从事的是薄利多销的手工制造业。譬如贩卖胭脂水粉、贩售“水浆”以及抢剪子和磨刀等，如果没有相当的规模化生产以及广泛的销售能力，是不可能积累巨额财富的。然而，雍伯、郅氏等人竟能够因此成为一代富豪，并被写进《货殖列传》，这自然是十分让人好奇的。由于史料的缺乏，我们已经无法确切地知道这些人的产业究竟做到了多大，以及如何做到那么大的，这些都已经成了无法解开的历史之谜。

 

司马迁在记录这些富商故事的同时，也在字里行间表述了自己对财富和商业规律的理解，这可以被看成是汉初思想界的某种共识：

“富者，人之情性，所不学而俱欲者也。”——逐利求富是人之常情，社会上各种人物都是围绕物质利益而奔波忙碌。司马迁承认人们追求财富的正当性。

“富好行其德者也。”——一个人富足了，便喜欢行善事、留好名，这与后世流行的“为富不仁”观念有很大的出入。

“凡编户之民，富相什则卑下之，伯则畏惮之，千则役，万则仆，物之理也。”——贫穷的人对比自己有钱的他人一定要有所敬畏，更甚而乐于成为他们的属下。

“是以无财作力，少有斗智，既饶争时，此其大经也。”——如果一文不名，就要靠体力劳动来养活自己，有一点积累之后，就要动用脑筋，把握商机，靠智力致富，这是追求利益的根本方法。

“贪贾三之，廉贾五之……佗杂业不中什二，则非吾财也。”——为眼前的利益而奔波的商人可获得百分之三十的利润，不贪图小利且有长远眼光的商人可以得到五成利益。在一个行业中，如果不能得到两成的利益，便称不上是有才华的人。

除了上述的财富观之外，司马迁还对商业经营的规律提出了较系统的看法，将他的三段论述连缀起来，可以读出很多普世的理念。

首先，他把天下的财富分成三大类——本富、末富和奸富。其中，本富就是靠农耕致富，末富就是以工商致富，奸富就是通过不正当的手段致富，它们有上、中、下之分，所谓“本富为上，末富次之，奸富最下”。

其次，他又说，“用贫求富，农不如工，工不如商，刺绢文不如移市门”。也就是说，一个人想要由贫入富，从事农业不如去从事制造业，而从事制造业又不如去从事流通业，刺绣织绢所获得报酬不如在市场上贩卖绢布所得到的多。这表明在汉初，流通业的利润大于制造业，而制造业又高于农业。这恐怕也是古往今来共同的财富累积法则。

最后，司马迁又试图回答一个问题：一个人或一个家庭要持续地保有财富，那又应该怎么办呢？他的答案是——“去就与时俯仰，获其赢利，以末汇财，用本守之。”翻译过来就是：请到商海中去尽情扑腾，贱买贵卖，大把赚钱，然后回头去买房子和田地，用房子和田地把赚来的钱牢牢守住。

司马迁的这些带有递进性的论述，非常朴素而且富有辩证法的气质，即便在后农耕时代的今天，仍然很难以“落后”来概言之。

他意识到了工商产业的高盈利特征，同时也发现其中的不确定性。他对土地价值的“终极认同”，表明在很早的时候，中国人已经将土地视为一种“类货币”，李剑农在《先秦两汉经济史稿》中说，“司马迁之观念如是，秦汉间大多数人士之观念亦如是，甚至于由秦汉以至于今日，中国大多数人之理念，尚未能大异于是也。因此一切士农工商的活动，最后以取得大量土地而成富为目的”。当然，进入明清之后，中国的工商业者仍然将产业资本偏执地投注于土地，还有另外的、制度上的原因，这将是我们在本书持续研讨的课题。

 

所有的危机都是在繁荣的土壤上萌芽起来的。

对一个“家天下”的帝国而言，民众富足及国库充裕，是一件值得庆幸之事，但同时却也可能是另外一些危机的导火线。就在“文景之治”期间，各种新的矛盾已然呈现。

首先是中央集权出现旁落的迹象。刘邦兴汉之后，实行的是分封制，众多同姓和功臣裂地建国。当放任自流的经济政策推出之后，地方诸侯利用各自的资源优势，迅速形成了强大的势力。其中烈焰最盛者就是吴王刘濞，他不但拥有庞大的铸钱产业，而且吴地靠近东海，既有丰富的铁矿，也是海盐的盛产地，盐、钱、铁三业，让刘濞富甲宇内，他结交各国，逐渐成为一股足以与中央分庭抗礼的地方权贵力量。

除了诸侯兴起之外，商人势力也越来越大。铸铁、煮盐需要大量的人力，动辄千人以上，且聚居于偏远的深山之中或滨海之地，这是一股很难控制的民间力量。铁可以铸成兵器，盐可以获得暴利，人可以转为兵士，另外，从事流通业的富豪有众多的车辆，它们也可以被迅速地改装成战车，因此“豪强大家”就出现了。《史记·平准书》中甚至有富商大贾横行天下、各地诸侯“低首仰给”的记载。鉴于此景，司马迁给这些商人起了一个称号——“素封”，他写道：“当今那些没有官爵和封邑之地的人，却可以在享乐上与权贵相同，这就是素封。”注3

注3：《史记·平准书》：“富商大贾或财役贫，转毂百数，废居居邑，封君皆低首仰给。”《史记·货殖列传》：“今有无秩禄之奉，爵邑之入，而乐与之比者，命曰‘素封’”。

更可怕的是，权贵与商人似乎正在结成交易同盟，并极大地败坏吏治。《史记·货殖列传》中的刀闲、南阳孔氏等人都“连车骑，交守相”，与地方诸侯互动频繁。汉朝虽然有禁止官吏经商的法令，可是执行得并不严厉，因此在众多的史书中都有官员与商人勾结、牟取利益的记载。

就这样，地方诸侯与商贾豪强傍比而起，让长安城里的最高统治者不寒而栗。在皇权体制下，中央集权与地方分权从来是一对很难均衡的矛盾，甚至可以说是非此即彼，不可调和。当中央把权力集于一身的时候，政权可保稳定，但是就会造成地方创新的不足，财富阶层受到国有资本集团的重大压迫，整个社会处在低效率运行的状态之中。而当权力从中央下放到地方的时候，就会出现截然不同的景象，地方力量和财富阶层将变得十分活跃，经济可获得大发展，然而，中央的政治权威及财政收入会被大大削弱，离心离德和“以邻为壑”的诸侯经济将大行其道，此外还将出现严重的贫富分化。因此，如何均衡集权与放权，做出适当的制度安排，成了统治中国的首要课题，历代政权往往踯躅于此，兴盛或衰落也由此而生。此景，两千年以降未曾稍改。

文景时期，有两位雄辩的政论家先后对当时的“分权过度”提出了担忧和对策，他们是贾谊和晁错。

贾谊（公元前200—前168年）是汉初第一个提出重新回归中央集权模式和重农政策的人。他才华横溢，文笔华丽，议论深远，所写的《过秦论》和《治安策》脍炙人口，在当时就被视为思想重镇，《汉书》作者刘歆评价说，“在汉之儒，唯贾生而已”。针对中央集权旁落的景象，贾谊在《治安策》中给出了“众建诸侯而少其力”的方针，也就是“分而治之”，在原有的诸侯王的封地上分封更多的诸侯，从而分散削弱他们的力量。对于商人经济力量的膨胀，他也提出了自己的担忧，他写道：当今皇帝穿的衣服不过是普通的黑色丝织品，而富民的墙上竟挂上了文绣；皇后装饰衣领的东西，富人的婢妾们却用来缝鞋边。商人富民这样穷极奢侈，后果是严重的：100人做衣服还不够他们一人穿，想全国人不受寒挨冻，怎么可能呢？一人耕田，十人聚食，想全国人不挨饥受饿，是不可能的，饥寒迫使老百姓痛苦不堪，想使他们不造反是办不到的……这些富人大商习俗奢侈，太不尊重国家制度，太冒犯皇帝的尊严，但献计的人还说“毋为”，不要改革，这真是可以长叹息的事。

那么，如果把地方的政治和经济力量都打压下去之后，国家将如何治理呢？贾谊的对策是，在政治上，实施儒家所倡导的“仁义之道”。他在著名的《过秦论》中评论说，秦始皇“身死人手，为天下笑者，何也？仁义不施而攻守之势异也”。

在经济上，则是重新回到“重农”的道路上去。贾谊在《论积贮疏》中写道：“农业兴旺，才是治理天下的正道。粮食多了，有什么做不成的？只要让老百姓全都去务农，都以此为本，天下人各食其力，那些从事商业的人都转而去种地，家畜多而粮食足。这样是可以富安天下的，可惜皇帝还犹豫着不肯实施，多可惜。”

贾谊33岁时就去世了，与他同龄的晁错（公元前200—前154年）继续倡导这一路线。

与书生论政的贾谊不同，晁错深得景帝信任，被任命为御史大夫（副丞相），位列三公，对政策影响重大。他对当时商人崛起的现象提出了更猛烈的抨击，说：“现在法律上虽然轻贱商人，可是他们其实已经富贵起来了，口头上尊崇农业，其实农民已经变得贫贱……商人们因为富厚，就结交王侯，势力比官府还要大，靠着利益的关系权倾一时。”

对于地方诸侯的坐大，晁错比贾谊更为激进，直接提出了“削藩”的主张，即取消王侯封建。公元前155年（景帝二年），晁错上呈《削藩策》，主张对犯罪有过错的诸侯王，削去他们的支郡，只保留一个郡的封地，其余郡县都收归朝廷直辖，其论述矛头首先指向势力最大的吴王刘濞。景帝采纳晁错的献策，先后削夺赵王的常山郡、胶西王的六个县、楚王的东海郡和薛郡、吴王的豫章郡和会稽郡。

第二年正月，吴王会同胶西王、赵王、楚王等七王打出“诛晁错，清君侧”的旗号，群起叛乱。景帝为了平息众怒，被迫腰斩晁错于西安东市。可是，吴王等人不善罢甘休，继续挺兵，终成“七国之乱”。

在名将窦婴和周亚夫的指挥下，朝廷镇压叛乱，前后只用了三个月的时间。在这一过程中，又戏剧性地发生了一个与商人有关的插曲。

朝廷的军队出征之时，居住在长安城中的一些“列侯封君”，为了表明自己忠于中央政权，也纷纷请求带领亲兵随军出征。可是，他们的领地多数都在关东，而长安却在关中（函谷关以西）地区，一时难以置备齐足够的车马、武器乃至盔甲等军用物资，急需筹措金钱去购买，为此，他们只好向长安城中的高利贷商人——时称“子钱家”——借贷。不想，那些人都推说自己手中没有现钱。因为当时七王气焰方张，战局如何发展，一时尚难判断。只有一位叫无盐氏的商人拿出千金贷给那些“列侯封君”，年利息高达十倍。不料仗只打了三个月就结束了，无盐氏因此获利最大，成为关中巨富。

无盐氏发战争财的故事十分传奇，在世界商业史上，可以与19世纪欧洲的罗斯柴尔德家族相参照，后者在1815年的滑铁卢战役中，因准确预测了拿破仑的失败而获得大利。从无盐氏的故事中，也呈现出当时真实的政商情景。其一，商人的财势已经超过很多权贵，成为一股可以与政府博弈的社会力量；其二，众多长安高利贷者在国家危难之际不肯出贷，无疑让治国者感到商人阶层的不忠和威胁，连司马迁也指责他们“不佐国家之急”。

 

“七国之乱”平定的13年后，公元前141年，汉景帝驾崩，16岁的刘彻（公元前156—前87年）登基，是为汉武帝。他当政54年，一改前朝的休养生息政策，文治武功，把帝国拉回到高度中央集权的轨道之上，汉朝成为当时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

武帝登基之后，血气方刚，在内政和外交上均采取了极其强硬的政策。

对内，他采纳了贾谊曾经提出的主张，颁布《推恩令》，强行要求诸侯分封诸子为侯，使其封地不得不自我缩减，同时，朝廷向各地委派主管行政和监察工作的刺史，由此空前加强了中央集权。在思想上，他接受大儒董仲舒的建议，提出“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让儒学成为唯一的正统思想，延续了700年的百花齐放景象到此戛然而止。

中央集权必“统一”国民思想，不过手段各有巧妙，史学家顾颉刚曾比较秦始皇与汉武帝的不同办法：“秦始皇的统一思想是不要人民读书，他的手段是刑罚的制裁；汉武帝的统一思想是要人民只读一种书，他的手段是利禄的引诱。结果，秦始皇失败了，汉武帝成功了。”

对外，武帝则攻伐四野。他不再采取与匈奴的和亲政策，派卫青和霍去病与之常年作战，夺回河套和河西走廊地区，大大扩张了西域版图。在东北方，他派兵灭卫氏朝鲜（今朝鲜北部），置乐浪等四郡；在南方，则使夜郎、南越政权归附汉朝，在西南先后设立了七个郡。汉帝国版图至此基本成形。在大动兵戈的同时，他还大规模地兴修水利和修筑道路。

就这样，在20余年的时间里，汉武帝“外事四夷，内兴功利，役费并兴”，硬是把文景两帝留下来的充沛国库消耗一空，史载“兵连而不解，天下共其劳”，“费以亿计，县官大空”。

公元前121年，也就是武帝登基的第20年，卫青、霍去病带兵深入大漠，大败匈奴主力，取得对匈战争的最大胜利，浑邪王率四万之众归附大汉，举国上下为之大振。不过从经济的角度来说，中央财政却出现了“用度不足”的危急情况。针对这一状况，为了补充中央收入，汉武帝开始推出一系列强硬的国营化经济政策，而具体操盘执行的，是一个叫桑弘羊（公元前152—前80年）的商人之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