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时代从不辜负人，它只是磨炼我们，磨炼每一个试图改变自己命运的平凡人。

——本书作者

 

到今年年底，孙中伦将完成硕士学业，他出生于1994年，在剑桥大学的人类社会学系就读。在过去的几年里，每当暑假期间，孙中伦就会回国参与不同的社会实践。他在北京的单向街书店当过店员，去甘肃定西做过支教老师，在成都漆器厂当过学徒工。2015年的时候，他孤身南下东莞，在一家电子厂当了两个月的打工仔。

在这个国家最简陋的教室及那些被机器轰鸣声淹没的车间里，孙中伦遇到了他的同龄人和一个陌生的当代中国。“那里有打铁声，塑胶味，一群忙碌无言的人和一堆日夜不休的机器。”孙中伦说，“我真无能为力，为他们做不了什么，我就是想把他们的故事记录下来。”

距离他打工的工厂300米远，是亚洲最大的观澜湖高尔夫球场，那里出没着这个时代的成功者，当然也包括他们那如南国阳光般明亮的子女。根据中欧商学院的一份调查报告，一半左右的企业家二代表示对继承他们父辈的产业兴趣不大。孙中伦的家乡在江苏江阴，那里是改革开放以来最早富裕起来的乡镇，与他的祖父年纪相近的吴仁宝是第一代著名农民企业家，他领导的华西村一度号称“天下第一村”。如今，吴仁宝已经去世，由他的三个儿子领导的华西村集团正面临严峻的转型压力。

四十年来，一切已经出现的、正在发生的，都无可厚非。每一个人的生活都如同一粒被糖衣包裹着的巧克力，它也许是甜腻的，也许是苦涩的，但是，其内心却是一致的焦虑。

焦虑也许正是这个时代唯一的特征。

在这轮经济变革开始的1978年，全体国民并不知道未来之路通往何处，他们所能够告诉自己的是，必须从贫瘠中逃离出来，无论用怎样的手段，在金钱的意义上改变自己的命运。那是一个混乱而野蛮的年代，一切秩序都被破坏，一切坚硬的都烟消云散。

到2008年的时候，广袤疆域中的每一寸土地都被翻耕，每一堵围墙都被冲击和推倒，每一个城镇、街道和家庭都面目全非，经济的高速成长以及奥运会的盛大举办，给全民留下了一段激荡的岁月记忆。

再过了十年，当中国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当孙中伦们也成熟起来的时候，新的国民命题开始出现了。人们发现，旧有的机遇、经验和能力消失了，贫富悬殊、阶层固化替代物质发展成为新的挑战，甚至连互联网也形成了让人畏惧的垄断性力量。

从1978年的徘徊苦闷，到2008年的激越亢奋，再到此时此刻的群体焦虑，四十年的中国以空前的破坏性创造，向世界证明了自己的勇气和格局。同时，也让这个国家在巨大的不确定性中，迈向更辽阔的未来。

对抗焦虑的最好手段，也许仍然是不甘现状和剑及履及的进步。

美国心理学家罗洛·梅（Rollo May）发现，20世纪中期，美国中产阶层中弥漫着焦虑的情绪。在《焦虑的意义》一书中，他挑战了“精神健康就是没有焦虑”的流行观念，相反，“适度的焦虑与人的活力以及创造性成就，存在密切的内在关系”。许多时候，解药与毒药并行交织，而减缓焦虑的手段之一，便是从事疯狂的活动，“对工作的大力强调，已经成为缓和焦虑的一种心灵功能”。

在这个意义上，当今中国既有自身成长的转型特征，同时，它也越来越融入全球现代化的普世性进程。从年广久、吴仁宝，到张瑞敏、柳传志，再到马云、马化腾，以及正在剑桥深造的孙中伦们，中国在不同的时代给出不同的机遇和使命，让一代代人用自己的方式承担和解答。

 

中国现代化的动力源到底是什么，这一直是容易引发争论的、让人无不焦虑的话题。

早在1948年，青年费正清在《美国与中国》一书中，用“冲击—反应”模式解释中国的现代化之旅。在他看来，“西方是中国近代转型的推动者，是西方规定了中国近代史的全部主题”。面对这一冲击，中国做出的回应是在逐渐引进引起“永久性变化”的要素的同时，背弃传统的“周期性变化”模式，走上现代化道路。

到了半个多世纪之后，当费正清编完厚厚十五卷《剑桥中国史》之后，他却部分地修正了自己的观点。在《中国新史》中他承认，中国的现代化尽管受到西方的影响，但是，主要仍是基于中国自身的内在生命和动力。不过，直到去世，费正清仍然没有解释清楚，中国变革的内在动力与西方制度创新之间的互融与冲突关系。

就如同在文化思想界发生的情景一样，关于本轮经济改革的制度对标体以及它的动力源，从改革的第一天起就出现了分歧，一度竟表现得十分激烈。直到进入第四十个年头的今天，这一悬疑的课题变得越来越重要和迷人。

罗纳德·科斯在《变革中国》一书中，曾用“人类行为的意外后果”来形容中国的本轮经济变革运动，“引领中国走向现代市场经济的一系列事件并非有目的的人为计划，其结果完全出人意料”。当他在2008年写下这段文字时，也许已经预见到接下来的十年，中国改革的独特性仍将让人在好奇中忐忑不安。

从四十年的历史来俯瞰，科斯的判断也许只对了一半。

在中国，经济改革的成功并非国家治理的唯一目标，它从来被置于稳固执政地位和维护国家安全的两大前提之下，因此，有着高于经济发展的“人为计划性”和别于他国的中国特色。对这一现状的漠视，造成了很多中外学院派学者的长期误判。

2015年9月，曾因出版《历史的终结与最后的人》而名声大噪的弗朗西斯·福山，出版了他的新书《政治秩序与政治衰败》。他修正了十多年前的“历史终结论”，提出一个国家的成功发展离不开三块基石：国家能力、法治与民主责任制。在他看来，中国与美国分别处于这一政治秩序的两端：中国拥有强大的政府，能够有效快速地落实各种民生政策，但它需要在法治和民主上继续努力；而美国虽有法治和民主，但由于制衡体系过于庞杂繁复，“制衡效率太高”，导致联邦政府的施政能力低下。

福山的现实主义修正，对解读中国改革提供了新的视角。

在一开始，看到中国的城乡变化，很多经济学家都吓出了一身冷汗，现象的复杂性难以用既有的理论予以解释，因为它们暗示着诸多“意外”的协调一致。最后，人们终于克服了这个问题，办法是回到人的欲望本身。

透过本部企业史所描述的无数细节，我们可以发现，在缺乏长期性顶层设计的前提下，中国经济变革的动力来自四个方面。

制度创新——四十年来，恢复及确立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角色与作用，一直是中国治理者在持续探索的方向，其间的稚嫩、反复及彷徨，构成了改革的所有戏剧性。与其他市场经济国家不同的是，中国政府始终没有放弃国有资本集团在国民经济中的控制力，这也成为制度创新的最大不确定因素。

容忍非均衡——中国改革的非均衡特征和“灰度治理”，是打破计划经济体制的独特秘诀。它包括“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东南沿海优先发展、给予外资集团的超国民待遇，甚至还有对环境破坏的长期容忍、对农民工群体的利益剥夺，以及民营企业家对现行法律的突破。

规模效应——庞大的人口规模为中国的创业者提供了巨大的成长红利，这使得每一个产业的进入者都有机会以粗放的方式完成自己的原始积累，然后在此基础上，建立核心竞争力。“巨国效应”及规模可能形成的势能，无论是产能、消费力，还是资本能力，往往会以出其不意的方式创造出新的可能性和模式突变。

技术破壁——相对于制度创新的反复性，技术的不可逆性打破了既得利益集团的准入性壁垒，从而重构产业范式，并倒逼体制内改革。这一特征在改革的前三十年并不突出，然而，随着互联网的崛起，很多产业的原有基础设施遭到毁灭性破坏，带来了竞争格局的焕然一新。在可以预见的未来，技术的破壁能力将在更多的领域中持续发酵。

中国的整体国家能力的形成，带有鲜明的集权体制特征和代价性，同时也呈现出基层组织创新和人民创造历史的热情。从费正清到罗纳德·科斯，以及所有现世的中外学者，都试图破解“中国之谜”，这个任务仍有巨大的解释空间。

 

在2018年的某个时刻，从柳传志和马化腾的办公室往下眺望，你可以清晰地看见他们的来路去途。

联想控股大厦位于北京中关村。26岁那年，柳传志从珠海白藤农场被抽调入京，进入中科院计算机研究所当一名助理研究员。14年后的1984年，他在中科院的一个门卫室创办联想公司，从此展开了一段别样的人生。十多年前，中科院把计算所的土地拿出来，交给柳传志开发，今天的联想控股大厦正是盖在这块地上。站在幕墙大玻璃前，年过七旬的柳传志会饶有兴趣地指给访客看，这排红砖老楼是中科院的宿舍区，那边绕一个弯，就是当年创业的门卫室。

腾讯大厦位于深圳华侨城，从马化腾的办公室望下去，便是被一片绿意环绕的深圳大学。1990年，长相清秀的小马哥在这所学校的计算机系就读，他平日不善社交，没有加入任何社团组织，却是计算机房里的病毒高手。如今，他从那里的一位青葱懵懂的学生，成长为互联网界最有权势的人之一。

就如同这两个场景所隐喻的那样，在过去的很多年里，每一个中国人都在自己的生命道路上，彻底地刷新着全部的记忆。但是同时，他们的人生轨迹并非不可捉摸，甚至在某些细节上，隐含着时代变革的延续性和命运的神秘感。

未来从来不会自动地发生，它诞生在一片被击碎的旧世界的废墟上。这个地球上，总会莫名其妙地冒出一群偏执狂，他们破坏旧秩序，创造新物种，然后自己又在历史中变得不合时宜。

你很难说，2018年的中国属于哪一代人。

在今年，698万名出生于1995年的大学毕业生将进入各自的职场，而2000年出生的人则将参加全国高考。作为顶级轿车品牌的奥迪车，全年销量中的54%为“80后”。在去年年底的电商年货节上，“80后”“90后”成为线上囤年货的主力军，其消费金额占比接近八成。而全国的每一栋百货大楼，每一个服装、饮料、文化品牌，如果与这些年轻人无关，则几乎意味着死亡。根据麦肯锡的财富报告，中国千万富翁的平均年龄为39岁，比美国至少年轻15岁，在这个全球最大的奢侈品市场上，约有45%的购买者年龄在35岁以下。

也是在今年，从万科董事长位置上退休的王石，仍频繁地参与种种公益和商务活动，他每天在一张蹦床上健身一个小时，并决意在三年后70周岁的时候，再次攀登珠峰。今年的1月14日，是褚时健的90岁生日，他在云南龙陵县和陇川县征得36000亩山林地，开始营建多品种水果基地，到秋天，第一批挂果的甜橙和水蜜桃就将可以采摘。

“这是现代中国的第一代人，他们被允许对其未来做出真正的选择。”《时代》周刊曾用这样的口吻描述当代中国人，换而言之，这也应该是四十年改革的最大成就。这个时代从不辜负人，它只是磨炼我们，磨炼每一个试图改变自己命运的平凡人。

 

在2017年中国企业500强排行榜上，排名前五的分别是国家电网、中石化、中石油、中国工商银行和中国建筑。这是一个以营业收入为指标的榜单，排名前三十的企业中，来自民营资本集团的只有华为控股和饱受争议的安邦保险。从这个角度来看，可以清晰地看到数十年来，国有企业的强势和控制力并未削弱。

如果换一个角度，从市值来比较的话，你会看见另外一个真相。

在2007年，全球市值最高的十大公司分别是：埃克森美孚、通用电气、微软、中国工商银行、花旗集团、AT&T、荷兰皇家壳牌、美国银行、中石油和中国移动。

而十年后的2017年，榜单赫然已面目全非，十家公司分别是：苹果、谷歌母公司、微软、脸书、亚马逊、伯克希尔-哈撒韦、腾讯、美国强生、埃克森美孚和阿里巴巴。

在全球商业界，七位爱穿牛仔裤的高科技企业家取代了传统的能源大亨和银行家，而在中国，两位姓马的互联网人取代了三个“国家队”队员。你终于发现，世界真的变了，中国也真的变了。

在十年前，如果讲国民经济的基础设施，它们是电力、银行、能源、通信运营商等，基本完全被国有资本集团控制。可是在2018年，你必须要提及社交平台、电子商务平台、移动支付平台、新物流平台及新媒体平台，而它们的控制人几乎全数为民营资本集团。

在决定未来十年的新兴高科技产业中，人工智能、生物基因、新材料、新能源等领域，民营企业的领跑现象似乎也难以更改。

这种因技术破壁而带来的资本竞合格局，不得不让人开始重新思考国有资本在国民经济中的角色、功能及存在方式。而这个课题，其实正是1978年改革开放的启兆点。

由此，你惊奇地发现，貌似毫无路线预设的中国改革，实则一直有一条强大的市场化内在逻辑。如同大江之浩荡东流，其间曲折百回，冲决无碍，惊涛与礁石搏斗，旧水与新流争势，时而江平潮阔，时而床高岸低，但是，趋势之顽强，目的之确然，却非任何人可以抵挡。

同时，你也必须看到，中国改革及企业成长的复杂性，一点也不会因为趋势的存在而稍有减缓。

数十年前，中国改革的“假想敌”是僵化的计划经济体系，大破必能带来大立。对既有秩序的破坏本身具有天然的道德性，甚至“时间就是金钱”，“所有的改革都是从违法开始的”。然而，时至今日，“假想敌”变得越来越模糊，全民共识近乎瓦解，破坏的成本越来越高、代价越来越大，甚而改革成了一个需要被重新界定的名词。

数十年前，市场开放、产业创新可以采用“进口替代”和跟进战略，我们以“市场换技术”“以时间换空间”，通过成本和规模优势实现弯道超越。然而，时至今日，越来越多的中国公司成为全球同行业中的规模冠军，它们的前面不再有领跑者，创新的叵测与压力成为新的挑战。

数十年前，全世界都乐于看到中国的崛起。在世界银行的名单上，它是一个亟待被援助的落后国家；在欧美企业家的认知中，它是一个商品倾销和技术输出的二线伙伴；甚至在某些意识形态者眼中，它是下一场“颜色革命”的发生地。然而，时至今日，中国成为最大的外汇储备国和第二大对外投资国，至少有127个国家视中国为最大的贸易伙伴，甚至连《时代》杂志都献媚似的以“中国赢了”为封面报道的标题。与此同时，中国资本的购买能力引起了西方国家的警惕，并予以政策性的遏制，而中国的制度特征也时时引发意味深长的猜想。

于是，当改革进入下半场之后，中国的自我认知亟待刷新，世界与中国的互相了解和彼此心态，也面临新的调整。这不是一个会轻易达成的过程。英国历史学家尼尔·弗格森在《巨人》一书中，如此评论美国：“我认为世界需要一个富有成效的自由帝国，而美国就是这个工作的最佳候选人。美国完全有理由扮演自由帝国的角色。”而当中国在经济的意义上崛起为一个足以与美国抗衡的“帝国”的时候，所有的历史学家都还没有找到适当的评价用词。

“中国是一只沉睡中的东方雄狮，最好它永远不要醒来。”两百多年前，拿破仑曾用小心翼翼的口吻如此说道。今天，当这只东方雄狮真的苏醒过来的时候，它的每一次啸叫和迈出的每一个步伐，都让全世界屏气注目，各自揣度。

 

1978年，万物开泰；

2008年，三十而立；

2018年，四十不惑。

此时此刻，中国以新兴大国的姿态站立在历史的临界线上。回望来途，自可以在百感交集中对酒当歌，慨当以慷。瞭望未来，洪波涌动，日月之行，若出其中。

回望整整一百年的中国现代化，你会发现这是一个十分漫长而曲折的历程。1918年1月，《新青年》实行改版，改为白话文，使用新式标点，由此掀起了白话文运动的热潮。在这一年的杂志上，可以读到陈独秀、胡适、鲁迅等人的名字，这些风华正茂的年轻人以激扬的文字指点江山。正是在他们的呐喊下，1919年爆发五四运动。可是，在而后的岁月中，中国往何处去，“娜拉为什么要出走”，什么是中国式的现代化道路，却一直没有达成共识，那些《新青年》上的年轻人分道扬镳，有些成为彼此终生的敌人。

从1918年到2018年，我们的国家就是一艘驶往未来的大船，途经无数险滩、渡口，很难有人可以自始至终随行到终点。每一代人离去之时，均心怀不甘和不舍，而下一代人则感念前辈却又注定反叛，总是试图以自己的方式掌控和改造行程。

一百年后的今天，《新青年》上激辩过的议题，有些已成历史公案，有些仍然鲜活地存在着。一个最大的进步是，当年的救亡焦虑不再困扰当代人，而大国的和平崛起则成为新的主题。在今天，所有的人，都在预测国家的未来。

有一些事情的发生是大概率事件。

经济学家林毅夫认为，“按照市场汇率计算，中国的经济规模最慢到2025年会超过美国。若是按照购买力平价计算，2025年中国经济的规模可能是美国的1.5倍或者是更高”。尽管他是经济学家中最乐观的一位，不过在未来的十到十二年内，中国在经济规模上超过美国，恐怕是一个共识。

到2030年前后，中国的城市化将进入尾声，届时有9.4亿人口居住在城市里，由此将可能出现6～10个3000万人口级的巨型城市群。在那一年，中国的老龄化人口将超过30%。而步入中老年的“60后”“70后”一代将成为全球规模最大的高净值群体，养老产业替代房地产成为第一大消费产业。

也是在未来的这十来年里，“第四次浪潮”所形成的科技进步将颠覆既有的产业秩序，甚至挑战人类的伦理。随着奇点时刻的临近，机器人智力逼近人脑；生物革命将可能让人类寿命达到100岁；中心化的互联网消失，万物联网时代到来；新能源革命，将宣告石油时代的正式终结。没有人知道，今天出现在全球市值前十大名单上的公司，在十年后还会幸存几家。

在科技进步的意义上，“四十不惑”的中国，正处在大变革的前夜。而技术的非线性突变又会对中国社会造成哪些制度性的破壁，更是让人难以预测。

有人叹息青春散场，历史已经结束，也有人吟唱“世界如此之新，一切尚未命名”。

对于这一段未尚结束的当代史，必须摆脱历史宿命论，承认历史发展的戏剧性和人的主动性。我们更应该相信科学史家伯纳德·科恩的看法是对的，他说：“对那些与事先设计的模式不相吻合的事实，要予以特殊的注意。”创造意味着背叛和分离，也就是说，新的发生总是伴随着不适感和不确定的可能性。

从今年起，袁隆平决定启动“中华拓荒人计划”，开发一亿亩荒滩，实现多养活一亿人的目标。

袁隆平出生于1930年，1949年在重庆北碚夏坝的相辉学院农学系读书，其间迎来了新中国的诞生。1953年，他被分配到偏远落后的湘西雪峰山麓安江农校教书，7年后，他在农校试验田中意外发现一株特殊性状的水稻，暗中尝试水稻杂交试验。

1966年，36岁的袁隆平发表第一篇学术论文，随即，“文化大革命”爆发，试验数度中止，他遭批斗、被迫写检讨。1978年，他出席首届全国科学大会并获奖，袁氏杂交水稻在全国大面积普及试种。1999年，“超级杂交水稻”创下亩产1137.5公斤的世界高产纪录，推广面积达到3000万亩。二十余年间，因他的努力，中国粮食增收3000亿公斤，袁隆平被称为“杂交水稻之父”。

2000年，隆平高科在深交所上市，在农业上市公司中长期排名前三，作为第五大股东的袁隆平成为“亿万富翁”。

2012年，82岁的袁隆平，来到山东东营的一块盐碱地，历时五年，经过1162次试验，成功筛选出优质耐盐碱生稻，他决心在余生改造亿亩千年荒滩。

在袁隆平身上，一切价值都还原为时间，而时间演绎出种种的苦难、不堪与执着，然后与一个动荡而宏大的时代“杂交”为传奇。

只要时间还在行走，它就未尝完成，从袁隆平到每一个中国人，就可以学习和尝试更多的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