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侠之大者，为国护盘。”

——股市流行语

 

从开年的第一天起，2015年就充满了悲欣交集的气质。在很多国人的记忆中，这是极端的一年。疯狂、任性、踩踏、过山车、隔空撕斗，这些词如雨点一样落在这个国家不同的时间与空间上。

1月1日凌晨，上海外滩发生重大恶性事件。刚刚封顶的“中国第一楼”——上海中心大厦举办首次跨年灯光秀，因人潮汹涌发生了悲惨的踩踏事件，死亡36人，最大的37岁，最小的12岁，都是大好的年纪。

2月18日晚，中央台的春节联欢晚会上演“全民抢红包”。腾讯送出5亿现金加30亿卡券，用户打开微信“摇一摇”即可参与互动，单个红包最大金额将高达4999元。晚会期间，微信“摇一摇”总次数72亿次，峰值8.1亿次每分钟，送出微信红包1.2亿个。

4月14日，一封辞职信突然走红网络。河南省实验中学的一位女教师想要辞职了，她已经在这家学校教了11年的书，突然对现在的生活失去兴趣，于是，她勇敢地递交了辞职信，一张白白的信纸上只有短短的两行字：

“世界那么大，我想去看看。”

女教师的任性，如一根绣花针刺中了无数不安于现状的人。

当然，最任性、最疯狂的还是股市。

进入2015年之后，深沪两市仍然像一头亢奋的疯牛，几乎每天都有百股，乃至千股涨停的奇观发生。5月22日，两市成交金额逼近2万亿元，在创出A股历史新高的同时，也刷新了全球股市“单日成交纪录”。创业板指数从1470点连续5个月飙涨，到6月5日创下了4037点的最高点，涨幅接近3倍。举国上下，几乎已经没有人安心地工作，就连家里的保姆，如果雇主不推荐一两只股票的话，都不愿意好好地去洗碗了。

一家经营基本陷入停滞的多伦股份，将企业名称改为极其古怪的“匹凸匹”，宣告“要做中国首家互联网金融上市公司”，股价居然连续两个涨停板。一家除了持续地开新闻发布会而几乎没有任何实际业绩的互联网视频公司，仅仅靠着“生态链”的概念，市值已经扶摇直上地超过了全球最大的房地产公司万科。至少有8家公司在宣布重组失败后，被市场认定“利空出尽”，而连续涨停。新浪证券报道了一则奇闻：一位入市仅一年的女股民，错把券商推荐的中文传媒听成了中文在线，用30多万元全仓买入5000股，短短两个月里居然赚进一倍利润。

被当作神话来传诵的，还有一家叫暴风影音的公司。3月24日，这家企业以“首家登陆中国资本市场的互联网平台”为号召，在创业板上市，迅速引发涨停狂飙。事实上，在中国的互联网企业梯队中，无论是业绩还是成长性，暴风科技大概都只能排在200名以外，它的主营业务“网络播音器”产业近乎萎缩，可是，这一切都不足以阻挡它一路高歌的节奏。在后来的两个月里，暴风影音连续涨停39次，创下A股历史上最长连续涨停记录，其市值超过了最大的视频网站优酷，中国股民对它的“热爱”，根本无法用理论或模型来解释。当它的涨停板记录达到20个的时候，仍然在媒体上听得到种种商榷和质疑的声音，可是当第30个涨停板出现之后，所有的人突然变得非常寂静了。这应该是集体心理的理性防线被击穿后，由极度亢奋而导致的窒息性思维停滞症状。

这是一个“每日天上撒钱，人人都是股神”的奇妙时刻，已经很少有人再关心财富的逻辑和经济的基本面。罗伯特·希勒在《金融与好的社会》一书中写道：“金融应该帮助我们减少生活的随机性，而不是添加随机性，为了使金融体系运转得更好，我们需要进一步发展其内在逻辑，以及金融在独立自由的人之间撮合交易的能力——这些交易能使大家生活得更好。”他的这段话在高昂的指数面前是如此的苍白。

理智——如果它还真的存在的话，已经在涨停板面前彻底晕厥倒地。这应该是近十年来最大的一次资本泡沫运动。某篇报道引用了一位资深基金经理的话，他宣布自己已放弃用大脑思考，“我决定向市场投降。在资本市场，钱是最聪明的，我们做的只是尊重市场，因此，就是‘无脑买入’，也要硬着头皮买进！对于所有的投资人来说，非理性地拥抱泡沫，也许真的是眼下最理性的经济行动”。

日后来看，这个股市的表现，不但与上市公司的基本面没有关系，甚至与中国宏观经济的基本面也没有关系。所谓的交易复苏，其实都来自政策松绑的效应，以及监管当局对“新庄家”们的刻意宽容，而不是结构优化的结果。它是一个被行政权力严重操控的资本市场，它的标配不是价值挖掘、技术创新、产业升级，而是“人民日报社论+壳资源+并购题材+国企利益”。那些连涨10个乃至20多个涨停板的公司无一不得益于“题材”。而历史的经验一再告诉我们，当“题材”如小飞侠般地降临股市之时，必是投机与泡沫并生的野蛮时刻。

4月14日，国家统计局公布了最新的经济数据，一季度GDP增速为7%，创下2009年二季度以来的新低，全国工业企业实现利润同比下降4.2%，利用外资同比下降33.5%。这一天，沪深两市有15只新股上市申购，两市成交再超万亿，超百股涨停。几乎没有人听到冰山即将崩塌的撕裂声。

 

梦魇时刻的到来，是在6月12日——很多股民在一生中会一直记得这个日子。上证指数抵达5178.19点，突然如一个脱水之人力竭倒地，股指掉头下坠，恐慌如瘟疫暴发，瞬间引发踩踏性事件。8月26日，股指跌到2850.71点，广大投资者短暂地享受了牛市带来的市值增长之后，还没来得及“落袋为安”，就被屡屡发生的千股跌停击倒在地，恍如黄粱一梦。

到年底，A股市值蒸发25万亿，按1亿股民计算，人均损失约25万元，这几乎已相当于一个中产阶层家庭的年收入了。

监管当局显然对突然发生的暴跌，毫无思想准备。在2015年，最引人关注的经济人物应该是跳水运动员出身的证监会主席肖钢，在上半年，他被看成是挣脱“通缩之绳”的救市主，6月之后，他收到了最多的“臭鸡蛋”。

在一开始，“阴谋论”甚嚣尘上，据说是美国的敌对势力、不良资本集团试图搞垮中国经济，因此先是入局抬高股价，然后又迅速撤资砸盘，相关消息言之凿凿，人证、物证俱在。于是，有了“为国护盘”的壮举。

刘益谦是上海滩上最著名的“大散户”，据说靠炒股和参与定增，攒下了20多亿元的资产。近年来，他沉迷于拍卖收集古玩，去年4月，他还花了2.81亿港元拍下一只明朝成化年间的斗彩鸡缸杯。7月2日，刘益谦突然在微信朋友圈里发出一文，宣称自己是中国资本市场发展壮大的既得利益者，“当这个市场可能发生系统风险，当中国梦可能受影响时，买入二级市场股票是我不二的选择”。他透露已经在过去的两天里，冲进去“差不多十个亿”，“明天还要继续”。他写道：“不在乎亏多少……结果不重要，等平稳了，我可以自豪地跟我孩子们说，老爸参与了维稳市场，当我老了，当我外孙长大了，我也自豪地说，人生精彩过。”

有意思的是，一直到本书出版的时候，美国敌对势力的名单还没有被挖出来。在群情恐惧之下，护盘是必需的行动，具有讽刺性的是，外敌未必有，内鬼却真的存在。

7月初，A股市场大跌效应传导至港股，恒生指数暴跌。随后，人民币汇率、大宗商品、中概股等几乎所有与中国相关的投资标的全面下跌，市场情绪几乎崩溃。中央最高层拍板，由金融监管部门牵头，公安部、网信办等强势部门参与，组成了一个多部委联合的救市机构。直接在一线协调救市行动的证监会主席助理张育军称，“这是一场金融保卫战”。

7月4日，也就是“刘氏护盘”的两天后，真正的护盘国家队敲锣打鼓地进场了。

上午，证监会召集中信证券等21家国内最重要的证券公司开会，宣布这些“国家队”以6月底净资产的15%出资，合计不低于1200亿元，用于投资蓝筹股ETF，并规定4500点之下，券商自营盘不得减持，此外，还要求上市券商大股东回购本公司股票。由于事先难以有针对性地做准备，各证券公司的董事长先在一张空白的《联合声明》上分别签字，然后补上声明内容。当日下午，基金业协会也召集25家公募基金开会，并达成一致，积极引导申购，新增基金积极建仓。也是在这一天，国务院会议决定暂停IPO发行。

7月9日，公安部副部长孟庆丰带队进驻证监会，会同排查恶意卖空股票与股指的线索。这是公安部门历史上第一次坐镇证监会，震慑意味明显。

在接下来令人窒息的一个多月里，股价偶有企稳，但是总的下跌趋势却难以遏制。一个最惊人的事实是，参与护盘的“国家队”中，居然出现乘乱牟利的利益集团，他们利用特殊的身份、内部政策消息和几乎无限额的资本，内外勾结，上下其手，在火中取栗。

最高层终于雷霆震怒。

8月至9月，“救市”的第一号主力军，也是中国最大的证券公司——中信证券被证监会立案调查，其总经理程博明、董事总经理徐刚等11位高管及中层，因涉嫌内幕交易、泄露内幕信息，被公安机关调查。

8月25日，证监会发行部三处处长刘书帆，证监会处罚委原主任欧阳健生，也因涉嫌内幕交易、伪造公文印章，被警方查处。

9月16日，此次救市战役的前线总指挥、证监会主席助理张育军涉嫌严重违纪，接受组织调查。11月13日，证监会副主席姚刚被隔离审查。

这意味着，监管当局主政此次救市的核心班子几乎全军覆没。

 

在抓捕内鬼集团的同时，资本市场上活跃了二十多年的民间炒家也遭到“猎杀”。

11月1日凌晨，一张照片不胫而走，传遍整个微信圈。一个白净微胖的30多岁男子戴着手铐，神情诡异地站立在沪杭甬高速公路的收费亭里，他穿着数万元一件的2015年春夏版阿玛尼西装，看上去却像一个沮丧的乡镇卫生所大夫。令人好奇的是：“他是谁？”“是谁拍下了这张照片，又是谁下令将它扩散发布？”

他叫徐翔，在公开媒体上几乎很难查到，不过在隐秘的股市江湖，却有一个足以吆神喝鬼的绰号——“敢死队总舵主”。出生于1976年的徐翔，被很多业内人视为“百年一出的奇才”，有人把他比作20世纪初华尔街最伟大的股市炒家威廉·江恩。1993年，高中还没有毕业，徐翔就带着父母给的几万元本钱杀入股票市场，很快展现出异于常人的敏锐力。90年代末期，他和几个以短线擅长的年轻人以银河证券宁波解放南路营业部为据点，在股市上短进短出，拉杀凶悍，被市场冠名“宁波涨停板敢死队”，凡是被他们看中的股票均大起大落，充满戏剧性。跟江恩一样，徐翔的核心小团队从来没有超过25个人。

2005年，29岁的徐翔从宁波转战上海，4年后成立泽熙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注册资本3000万元。在后来的10年里，徐翔以善于抄底著称，他参与过重庆啤酒、双汇发展和酒鬼酒的逆市抄底活动，很多突然连续涨停的股票都与泽熙有关。此外，他还参与恒星科技、康得新、莱宝高科等股票的定向增发，从中赚得盆满钵满。徐翔的才华被“有力人士”相中，泽熙先后发行多支基金，据称极盛时操盘资金规模达百亿之巨。

曾任徐翔助理的叶展这样描述徐翔的一天：每天一早，泽熙开始晨会，每位研究员汇报市场信息，开盘后进入交易室，交易时间绝不离开盘面，中午一般与卖方研究员共进午餐，下午继续交易，收盘后又是一到两场路演，晚上复盘和研究股票。“他每天研究股市超过12小时，几乎没有娱乐和其他爱好。”极端低调、超级勤勉，加上常常令人瞠目结舌的杀戮战绩，让徐翔戴上了“敢死队总舵主”的荆冠。

在此次股灾中，徐翔如外星人般的表现，引起了监管当局的注意。泽熙投资旗下的投资组合于5月准确逃顶，紧接着在6月5日反身杀入，在短短一个多月里，获得25.52%的高收益，其中，“华润信托-泽熙1号”浮盈44.39%。再接着，在7月中旬又从暴跌浪潮中，全身而退。8月中旬，大盘从4000点跌到2850点，泽熙投资居然空仓而待，毫发无损。

这一明显异于市场的耀眼成绩，先是被普遍怀疑是否涉及做空股指期货。8月底，泽熙投资发表声明，表示“从未开设过股指期货账号，亦未从事过股指期货交易”。

如果排除做空股指期货的嫌疑，那么，只剩下两种可能性了：其一，徐翔真是上帝派来的威廉·江恩再世；其二，泽熙系涉嫌内幕交易、操纵股票交易价格。

徐翔的被捕，以及那张戏剧化照片的曝光，终于遏阻了民间炒家们的气焰。

 

尽管使出了种种霹雳手段，但是，在之后几年里，人们一直在争议，到底谁才是此次股灾真正的罪魁祸首，压垮市场信心的到底是哪一根稻草？

一个最根本的原因，应该是基本面的不支持。

实体经济转型艰难，去年下半年以来的固定资产投资计划和降息降准，释放了巨额的流动性，这些资金要么还没有注入实体产业，要么就不敢进入，于是在资本市场上形成空转效应，钱动局成，泡沫越吹越大。与此同时，放松私募管制之后，私募基金管理规模迅速飙升到两三万亿，私募大多数以投资中小创股票为主，迅猛地堆起了成长股泡沫。于是，私募、券商和大小散户合力构成上涨的螺旋效应，失去理智的贪婪则充当了催化剂。

即便这样，大股灾也不至于惨烈到这样的境地。事后复盘，很多人把“技术性因素”归咎于场外配资的杠杆效应。这是混业金融改革和金融互联网化的一次“擦枪走火”。

恒生电子是一家注册于杭州的财务软件公司，控股股东是阿里巴巴，在此次股灾中，它的一款叫HOMS的资产管理软件充当了杠杆化的角色。在阿里的云平台上，只要发行一个伞形信托计划，HOMS可以很方便地分成若干个子账户，这些子账户的设立、交割和清算均为单独运行。伞形信托加上HOMS系统就相当于一个互联网的券商。

伞形信托和场外配资公司主要向股票市场客户进行配资。通常，信托从银行出来的优先级资金利息是6%～8%，场外配资公司再以12%～18%的利息分配给投资者操作。信托公司发行的伞形信托一般只有两到三倍左右的杠杆，最低认购需要100万元，场外配资公司再在信托计划下通过HOMS分拆成无数子单元，不设最低门槛限制，给散户去操作，可以放到5倍杠杆。

也就是说，一个股民若有100万元的本金，就可以通过HOMS系统，从场外配资公司那里获得500万元的资金。投入股市中，如果买中一个涨停板，一天就可浮盈50万元。在风险意识从来淡薄的散户市场，有多少人可以抵抗这样的诱惑？

风险就是在杠杆和贪婪的双重吸引下，可怕而迅猛地累积了起来。从后来的披露事实可知，监管当局对场外配资的规模始终缺乏准确的判断——这可能是本次股灾最致命的技术性错误，一直到今年的三四月间，肖钢仍认为这一部分的资金规模大概在4000亿到5000亿之间。

而实际的数据是，整个市场存在3万亿元的场外配资业务，加上券商融资融券3万亿元，以及上市公司大股东1万多亿元的股权质押，总的投机游资规模居然达到了7万亿元之巨。

从6月5日开始，监管当局着手清理场外配资。接入证券公司的恒生电子，以及从事同类业务的同花顺、铭创等具有分仓功能的软件、第三方配资公司都在清理之列，当日，创业板率先开始下跌。6月12日，证监会下文，禁止证券公司为场外配资提供交易接口。正是在这一天，上证指数在5178.19点上掉头下坠，噩梦如期降临。

场外配资和伞形信托止损点很高，很容易被击穿，一旦当市场上涨无法维持，高杠杆也成为压垮A股市场的最后一捆稻草，进而引发恐怖的连环抛售。

极速主义者在中国从来只有两种命运，要么天堂，要么地狱。在2015年的这场大股灾中，你可以读到人性的贪婪与恐惧，可以发现制度层和技术层的缺陷，可以探究金融创新的陷阱与克制。总而言之，它是多种因素叠加的产物，在某种意义上，带有深刻的不可避免性。

 

整个2015年，一直被笼罩在股市暴跌的阴影之下。但是，这并不意味着金融商业主义时代的夭折，相反，资本的力量在一次次的洗牌和重组过程中，竟变得越来越强悍和成熟。各种金融工具的渗透力和攻击力，将在不同的领域、以不同的方式让所有的人坐立不安。接下来将出场的人都非常的陌生。

那个一边写着微博，一边举着十亿元冲进股市的刘益谦，看上去很像一个“戆大”，或者是举着炸药包去炸碉堡的“烈士”。这当然是一个幼稚的错觉。在“为国护盘”的口号背后，其实是一出新的资本阻击战。后来的事实表明，刘益谦是国华人寿的实际控制人，与他一起往股市里冲锋的是一股新的、非常隐秘的资本力量。

在过去的几年里，随着管制的放松，保险是所有金融产业中发展最快的业务模块之一，保险行业总资产从2010年的5万亿元增加到2015年的12万亿元。很多炒股大鳄、权贵人士与地产大佬都纷纷拥有了一张保险牌照。他们推出的保险服务，大多是一款万能险，它更近似于理财产品。由于中国消费者保险意识的淡薄和畸形，万能险一度大行其道，几乎所有新成立的民营人寿保险公司的保费收入中，万能险占比高达七成乃至九成。

6月股灾中，凡是愿意冲入股市的“护盘者”都得到鼓励，手握巨额资金的保险公司无疑是最受欢迎的救驾力量之一。在它们看来，别人的恐惧正好为自己的贪婪挖出一个价值洼地。与大声叫嚷的刘益谦不同，在深圳，一个靠开菜场起家的潮汕人默不作声，却动用了比刘益谦多几十倍的资金。

此时的姚振华几乎不为圈外人所知晓。他毕业于华南理工大学工业管理工程专业，1996年，他与姚振坤、姚振邦等人办了一家新保康公司，在深圳建设净菜超级市场。靠着这个“菜篮子”工程，姚振华以协议价的方式，在寸土寸金的宝安区拿到了5块共计约14万平方米的土地，这成为姚振华进入地产行业的一块跳板，新保康蔬菜后来更名为宝能置业。

在地产大佬云集的深圳，宝能并不显山露水。但是，姚振华似乎是一个资本运作的高手，2006年，宝能以1.1亿元控制了深圳的国有企业深业物流集团，从而获得了其名下的土地和物业，完成了重要的原始积累。

2012年3月，姚振华杀入保险业，他发起组建前海人寿，以万能险为主业。在保险圈内人看来，前海人寿是个可怕的“逾矩者”。在入行的第一天，宝能就以“比同行收入高三倍”为诱饵，大肆地从其他保险公司中挖人，它的业务模式就是以高现金价值保险来揽资，获得最大的现金量似乎是这家企业唯一的存在理由。在近乎疯狂的促销招揽下，前海人寿在2013年就实现了143.1亿元的保费收入，在全国人身险公司中排名第13位，2014年的保费收入更冲到了347亿元。

万能险具有预期收益高、产品期限短、保障功能弱、资本占用大的特点，其资金成本普遍在6%～9%，保险公司为了覆盖万能险带来的高额成本，必须将这些资金配置到收益高、期限长的另类资产上。显然，前海人寿的扩张模式背离保险本意，而蕴含了巨大的兑付风险。

2014年5月，姚振华以48.3亿元摘得宝安中心区地块，刷新当时的深圳最高土地单价纪录，一举而为业界知。宝能宣称，“五年时间，投资1200亿元，开发建设40个创新型购物中心，全部统一自持经营”。几乎同时，姚振华构筑了一个极其复杂的母子公司结构，旗下上百家企业相互持股，隐现交织，开始在资本市场秘密布局。2014年，姚氏兄弟在A股市场上控股宝诚股份，并成为深振业的第二大股东，宝能系隐然成形。

6月股灾爆发，胆大心细的姚振华逆势入局，先后举牌合肥百货、明星电力、南宁百货和万科，前海人寿在公告里解释说，“应保监会要求，保险公司要维护资本市场稳定，买入蓝筹股”。

7月10日，万科公告，前海人寿买入5.53亿股万科A股，达到5%的举牌线。在哀鸿遍野的此时，姚振华被看成是一个勇敢的“白马骑士”，王石在自己的微信朋友圈中欣慰地写道，“深圳企业，彼此知根知底”。

然而，接下来的剧情则突然峰回路转。姚振华动用百亿级资金偏执性地不断增持万科股票，先后四次举牌，到12月7日，宝能持有的万科股份提升至20.08%，逼近第一大股东的地位。顿时，托底护盘成了恶意收购，“白马骑士”成了“门口的野蛮人”。

万科之所以成为被公开狙击的对象，是因为它实在是一个千里挑一的资本猎物。自创办三十余年来，万科的股权一直非常分散，1993年到1997年之间，最大股东持股比例始终没有超过9%，前10名股东持股比例总共为24%，是一个典型的大众持股公司。2000年，华润集团以15.08%的股权份额成为万科第一大股东。除了股权极其分散，另外一个让人见猎心喜的情况是，万科的股价也是十年不涨，价值长期被低估。在资本狙击者看来，万科就好像是一座堆满了金银财宝，却几乎没有防御能力的城堡。万科是中国的一家超级明星企业，可是买了它的股票的散户朋友们却是粒米无收。所以，宝能对万科股票的公开收购，受到了股民们的热烈欢呼。

这一态势生动地证明，即便是自诩治理结构最为先进的上市公司，仍然在资本设计上处在“上半场”的原始状态，无法适应金融商业主义时代的到来。王石对此的警惕性不足，7月13日，他在上海参加一个金融论坛，主题为转型和工匠精神，他说自己从来不担心公司股价，万科账上有500亿元现金，只要股价跌破13.7元，随时可以启动股票回购计划。他没有想到，真的会有人动用300亿到400亿资金来公开掳掠。而整个企业界，对宝能式的攻击也非常陌生，潘石屹在接受采访时表示自己很疑惑，“王石跟万科为什么发展到了今天这一步，我也很纳闷”。

面对宝能的持续增持，万科几乎没有任何的还手之力，中国股市没有类似“毒丸计划”这样的制度设计，王石和总裁郁亮无法像十年前曹国伟率领新浪抗击盛大恶意收购时那样的抵死防御。在这期间，刚刚发生宋林事件的华润也在大股东的角色扮演上表现得懦弱无力。

后来披露出来的事实表明，姚振华所动用的资金，除了前海人寿的保费，还得到了银行机构的暗中支持。据财新传媒的调查，浙商银行以“假股真债”的形式，向宝能旗下的钜盛华输送了200亿元的资金，平安银行、广发银行、民生银行、建设银行的资管部门也先后提供了145亿元的优先级资金。这意味着，增持万科的行动，几乎是金融资本集团对实体上市公司的一次路演式围猎。

7月末，就当宝能举牌拥有万科10%股份的时候，在冯仑的斡旋之下，王石与姚振华在北京见面，两人密谈四个小时。姚振华说自己是王石的“粉丝”，王石则明确表态，不欢迎宝能成为万科的大股东，“什么时候你的信用赶上万科了，什么时候我就欢迎你做大股东”，会面不欢而散。在后来的一些公开场合，王石屡次表示“宝能的信用值得怀疑”，“宝能不配成为万科大股东”。

但是，配与不配，归根到底还是资本说了算。在接下来的几个月里，宝能铁了心地持续增持万科股票。在这个过程中，安邦人寿和恒大地产又不甘寂寞地插上一脚，戏码越加越多，市场一次次为之哗然。12月17日，王石公开宣战，他发表内部讲话，宣布“不欢迎宝能系成为万科第一大股东，不会受到资本的胁迫，将为万科的信用和品牌而战”。第二天，宝能悍然第七次举牌，以占股24.29%赫然成为万科第一大股东，当日下午，万科宣布停牌，在此前的20个交易日内，万科股价累计涨幅68.6%。

在2015年，万科创下历史上最好的销售业绩，营业收入达到2614亿元，首次闯入世界500强——宝能集团未出现在前百大地产公司的名单上，但是，在资本市场上，它却成为“卖菜客”姚振华的篮中猎物。在大半年的时间里，经济界分成两大阵营，挺宝派与护万派互相叫骂。宝万事件到此才上演了一半，在接下来的两年里，仍将发生劲爆而出人意料的剧情。

 

在商业的意义上，一个充满幻觉的浮华时代，必须有三个前提，一是发现了一片亟待燃烧的大荒原，二是有烧不完的热钱，三是有燃不尽热情的年轻人。很显然，2015年的某些时刻，在一些充满了冒险气质的领域，同时出现了这三个特征，所不同的是，有人烧出了新天地，有人则即将与烈火同焚。

今年1月4日，李克强总理来到深圳前海微众银行，他在一台电脑前敲下回车键，卡车司机徐军就拿到了3.5万元贷款。这是微众银行作为国内首家开业的互联网民营银行完成的第一笔放贷业务。该银行既无营业网点，也无营业柜台，更无须财产担保，而是通过人脸识别技术和大数据信用评级发放贷款。

中国的网络贷款业务试水于2007年，首家P2P平台是拍拍贷，属于纯信息中介模式。2009年，红岭创投诞生，发明了本金先行垫付模式，当时全国的P2P公司不足10家。2011年，平安集团的陆金所上线。传统金融机构开始进入互联网金融领域。在后来的两年多里，美国的LendingClub模式被引入——这家企业于2014年12月在美国纽交所上市，市值高达85亿美元，迅速引爆了中国的P2P产业。在2012年，中国的互联网金融公司只有110家，2013年增加到627家，到今年上半年，猛然增加到了2600多家。

在这股席卷而至的互联网金融热浪中，有人寻求创新与突破，也有人试图火中取栗。

安徽蚌埠人丁宁出生于1982年，此时正值血气方刚之年。他在今年进入的领域正是P2P，一个看上去无比红火、刺激的新天地。

丁宁看上去是一个很有商业野心和发明天赋的年轻人。1999年，17岁的他还没有从安徽工贸职业学院毕业，就跑回蚌埠老家，在母亲创办的一家生产铁路铅封的小工厂当销售员，因为懂点网络营销，很快成了骨干，仅一年后，就当上了厂长。2001年，丁宁用赚到的100多万元投资了一条开罐器生产线，竟很快成为这个细分行当的全国老大。他与合肥工业大学合作，成立了“合工大金属表面处理研究中心”。在后来的几年里，这个中心连续取得6项国家发明专利和多项实用新型专利，“学术带头人”丁宁俨然成了年轻的技术发明专家，还被聘为学校的硕士研究生导师。

到2012年，丁宁尽管才满30岁，但已经是一个有13年创业经验的“老司机”了。他成立了一家融资租赁公司，开始涉足金融。在他看来，“民间资金流入实体工业生产中，这是大势所趋。而将实体经济和金融有效结合的最佳方式就是融资租赁”。2014年7月，借着P2P的热浪，e租宝平台上线，它在宣传资料中声称，“e租宝把融资租赁业务应收账款的收益权，通过平台转让给普通投资者，这种‘租赁资产证券化、债权转让与互联网金融’相结合的方式，让平台资金更加安全”。

后来被揭露出来的事实是，e租宝所提供的设备租赁“收益权”几乎都是虚构的，其业务模式是通过广告轰炸和人海战术，以年化14%为诱饵，进行大规模的民间吸储，就实质而言，是一个如假包换的庞氏骗局。

在2015年，以P2P为名义，类似e租宝这样的公司如野草疯长，其创业者大多有三个特点：一是以“80后”居多；二是绝大多数没有金融从业经验；三是以互联网金融为名，用卖保健品的方式实施毫无底线的地推战略。互联网的草根精神以及对金融业缺乏敬畏之心，使得这一批创业者从一开始就冲上不计后果的疯狂冒险之路。他们完全漠视金融风险，巧立各种标的名目，秘密自建资金池，当巨额现金被聚拢之后，他们又大肆挪用、挥霍。

e租宝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就在全国开出150多家分公司，雇员超过2万。它先后推出“e租年享”“e租月享”“e租乐盈”“e租乐享”“e租富盈”“e租富享”等多款产品，其目的就是吸储、吸储、吸储。2015年4月，丁宁在中央电视台投放广告，包下每天《新闻联播》前的黄金时间，继而登陆湖南卫视、浙江卫视、东方卫视、河北卫视、天津卫视、江苏卫视这六大知名卫视，仅在半年时间里就投放广告近2亿元。从5月18日到6月30日，e租宝发动了一个“拼搏40天，冲刺100亿”的活动，迅速跻身百亿级平台。

截至12月初，e租宝单日、7日、30日累计的成交额跃居全国网贷行业第一名，总成交量745.68亿元，投资人数90万人，它宣称自己已经是“全世界最大的融资租赁互联网金融平台”。

也许是迷信“大而不倒”，也许是认定“收割韭菜”的游戏可以一直循环玩下去，丁宁花钱的派头越来越大。他坐着私人飞机巡游各地，对手下的美女总裁们动辄千万、上亿地赠送礼物。e租宝宣布响应“一带一路”倡议，计划投资500亿元在缅甸佤邦地区建立东南亚自贸区，丁宁甚至谋划在中缅边境建立私人武装，包揽宝石开采生意。在很多时候，野心与金钱是危机的导火索。

P2P泡沫的破灭是从2015年9月开始的，云南的泛亚有色金属交易所成为第一个被踩中的大地雷。这家号称世界最大的稀有金属交易所，以“为国收储”为名，用各种手法变态吸金，最终资金链断裂，20多个省份的22万投资者受害，430亿元资金难以讨回，引发多次抗议游行事件。

12月底，丁宁被公安部门控制，e租宝的狂欢也结束了。在接下来的一年多时间里，P2P行业遭到全国性的大整顿。

如果说丁宁的疯狂很快就会写下结局，那么，另外一个冒险家的故事则要稍稍悠长一点，他更加复杂和雄心勃勃，是一个能够把自己“骗”进梦想里的狂人。

这个叫贾跃亭的人出生于1973年，老家在山西省临汾市襄汾县，父亲是当地一名中学教师，家境平常。1995年，从山西省财政税务专科学校毕业后，他到临近的运城市垣曲县地税局当了一名普通的网络技术管理员，月薪300元左右。比较特殊的是，他娶了当地一位副县长的女儿，因而可以捧着铁饭碗搞副业，局里领导也不好说什么。

从一开始，贾跃亭就表现出极广泛的经商热情。他做过印刷和钢材贸易，办过一家双语学校，开过砖厂，做过运输，经营过一家电脑培训机构，做了几个月种子生意，他甚至还开了一家快餐店，取名麦肯基。这似乎是一个不肯放过任何机会的、精力极其充沛的人，这样的性格特质，成就了他，也即将毁灭他。

1998年前后，贾跃亭在一个饭局上偶然接触到“通信业务”，意识到这是一个大机会，便跑到太原，成立了西贝尔通信科技有限公司。一位他早年的生意伙伴后来告诉媒体记者，当时贾全部身家大约30万元左右，为了得到一个项目，他曾蹲守在山西联通一位副总家门口整整一个晚上，而他们并不相识。靠着为联通的基站生产和安装避雷器，他赚到了自己的第一个两百万。

2003年，小镇青年贾跃亭来到了北京，他得人指点，进入到互联网视频领域，成立乐视网。《财经》杂志在一篇题为“乐视命运”的报道中描述他：“贾跃亭黑瘦，身形不高，见到生人略腼腆，走路速度很慢，酒量很小，并不善于交际，但是抓关键关系的能力极强。一位与贾跃亭相熟的商人称：‘他可以把10万元钱花出100万元的效果。’该人士举例说，对方夸奖你的豪车不错，普通商人会慷慨借给你开几天，而贾可能会选择当场把车送给你。”

这种善于抓住关键人物和极其慷慨的个性，在北京这样的官商舞台上很有市场。2005年前后，经人介绍，贾跃亭结识了网通天天在线的总裁王诚，他也是山西人，本名令完成，是时任中央高官令计划的胞弟。王诚入股乐视，正是在他的帮助下，乐视网从众多的视频网站中脱颖而出。

在中国，视频网站的创业要难于其他互联网领域，其存活需过三关：牌照关、行业资源关及资金关。而在同行眼中，乐视网一直都是“通关”高手。乐视网是第一批与新浪等少数几家民营企业拿到《信息网络传播视听节目许可证》的公司之一。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曾对视听内容按照手机、PC和电视终端分别核发许可证，乐视又成为民营视频企业中第一家也是唯一一家拿到手机终端内容运营牌照的公司。在与运营商的合作上，乐视网也比其他视频网站要深入。乐视网旗下的“乐视无限”为中国联通的手机流媒体业务品牌“视讯新干线”提供了超过70%的内容，与中国移动也签订了十多个基于PDA手机的流媒体项目。

于是，乐视网成为中国视频网站中的另类，就在其他网站还在为盈利苦苦挣扎的时候，它早早地实现了盈利。2010年8月，乐视网在深交所上市，彼时，它在国内网站的流量排名为168位，远远落后于优酷的第10位和土豆的第12位，甚至在视频网站中，也仅仅排名第17位。华兴资本CEO包凡很含蓄地评论说：“一个排名第17位的视频网站，却有业内第一的财务指标，变戏法啊。”

贾跃亭的“戏法”其实才刚刚开始。乐视网上市之时，市值只有7.3亿元，由于题材独特和业绩骄人，股价一路高歌，很快踏入百亿俱乐部。在这时期，财务出身的贾跃亭表现出了极强的财技，他频繁质押自己持有的乐视网股份，从公司上市到2014年年初的三年多里，他和胞妹贾跃芳累计质押股票13次，套得资金27.5亿元。他拿这些钱投资组建了十多家关联企业。然后，再以增发的方式，由上市公司收购其中的若干家。通过这种“自产自洽”的手段，不断套取资金、推高股价，而贾氏家族在上市公司中的股权比例却没有丝毫的损减。

贾跃亭喜欢“摊大饼”的个性，在这几年里丝毫未改。他先后投资电影、体育、农业、金融等领域，还收购了一家卖酒网站。乐视旗下的高级副总裁多达30余位。对于这种多元化的做法，他别开生面地提出了“生态化反”的新概念——“价值重构、共享和全球化，最终由此形成由垂直闭环的生态链和横向开放的生态圈组成的完整生态系统”。

2013年5月7日，贾跃亭的生态战略迈出了最让人惊艳的一步。乐视举办盛大的产品发布会，推出“全球首款4核1.7G、全球速度最快的超级电视”。这款电视与互联网相连，植入了乐视的全部影视内容，贾跃亭试图将硬件（电视）与软件（内容）打通，尝试一种CP2C（众筹营销）的全新商业模式。60寸大屏的超级电视售价为6999元，确乎是市场上同类产品中最低的，乐视几乎是卖一台亏一台，但是，贾跃亭希望通过点播收费和发展会员的方式，实现内容上的持续收入。

正当贾跃亭打算大干一场的时候，中国政坛的反腐浪潮袭来，王诚的胞兄陷入政治迷局。2014年6月，贾跃亭匆匆出走美国，引发市场无穷猜想。令人惊奇的是，8个月后，他安然无恙地回到了北京的办公室。就在此时，中国股市空前狂热，在最高峰的5月12日，乐视网市值一度摸高到1507亿元。

贾跃亭再度回到镁光灯下。他的戏剧型人格得到极大的释放，毫无疑问，他替代雷军成为本年度最耀眼的“发布会明星”。

2015年4月14日，乐视发布超级手机。贾跃亭像乔布斯一样，穿着黑色T恤和蓝色牛仔裤，一路小跑来到舞台中央，他宣布“乐视手机多维度超越苹果，创十大全球第一，是世界上第一部超过iPhone的智能手机”。在演讲的最后，他张开双臂，像一个迎风昂立的大神，身后的PPT上适时地出现十个大字——“让我们一起，为梦想窒息”。

10月27日，贾跃亭再投震撼弹，他发布乐视电视、手机新品，同时宣布即将生产乐视超级汽车，乐视成为中国乃至全球唯一一家涵盖三大智能硬件产品的“超级公司”。

此时的贾跃亭，显然已经是一个娴熟而自我陶醉的PPT大师，他激情而详尽地阐述了生态化反战略，宣布将“依托全新的互联网生态模式，打破边界、生态化反、蒙眼狂奔，创立互联网生态经济这一全新的经济形态”。在他的身后，每一幅精美的画面都充斥着让人热血沸腾的辞藻：“永远无知无畏，执着蒙眼狂奔”“对不起，那些年我们吹过的牛逼，正在一一实现”“世界往东，我们往西，颠覆者从来都是孤独的，你呢？”

有好事的人做了粗略的统计，在整个2015年，乐视先后开了150多场新闻发布会，也就是两天就有一场，这应该是企业史上的一个“吉尼斯纪录”。它一方面说明这家企业有数不清的新产品要迫不及待地告诉消费者，另一方面也呈现出“化学反应”的空前无序。

超级的贾跃亭，无疑给自己出了一道超级的大难题。

在全球范围内，迄今尚没有一家公司，能够在硬件的意义上实现生态化。其最大的困难是，没有一家硬件公司能够垄断技术的迭代，从而控制消费者的购买转移，而硬件互联的技术远未成熟。即便在不远的将来，万物互联成为事实，其中的公司生存及竞合模式，仍然是一个未知数。如果生态互联不能实现，那么，乐视所有的产业布局，从电视机、手机、汽车、金融到地产和智能家居，就是一个又一个的孤岛式战场。每个战场上的对手，无论在资本、技术、人才和品牌积累等方面，都大过年轻的乐视好多个级别。

古往今来，大小英雄，皆成于野心，败于野心。几乎所有的人都好奇地注视着在悬崖边“蒙眼狂奔”的贾跃亭。

 

在2015年，并不是所有的行业都在搏命狂奔，相反，一些在过去几年火爆热烈的领域，正在发生集体的“合并同类项”。正如英特尔传奇总裁安迪·格鲁夫所提示过的一个规律，当一个行业发生大规模并购的时候，便意味着“转折点”的到来。在今年，一度无比血腥的O2O领域终于迎来了战后重组时刻。

2月14日情人节，程维和吕传伟同时发布公开信，宣布滴滴与快的正式合并。“打则惊天动地，和则恩爱到底。”程维写道，“我们和快的走到了一起，还拉着腾讯和阿里走到一起，一定很多人惊呼，又相信爱情了。”他声称“这次合并创造了三个纪录，中国互联网历史上最大的并购案、最快创造了一家中国前十的互联网公司、整合了两家巨头的支持”。

其实，所谓的“爱情”应该是资本的爱情。倒是吕传伟在公开信中稍坦诚一点，他承认合并的主要原因还包括“恶性的大规模持续烧钱的竞争不可持续”、“合并后可以避免更大的时间成本和机会成本”。在新的公司架构中，程维和吕传伟出任联席CEO。不过事实上，“爱情”的蜜月期确实只有一个月，吕传伟在宣布合并后的30天里就出清了全部的股份，然后退出管理层。

4月17日，分类信息行业的一对欢喜冤家——58同城与赶集网宣布合并。在过去的几年里，双方在市场营销上互不相让，杀到刺刀见红，仅在2014年，两家的广告投放总和就超过15亿元。姚劲波一直谋求合并，而杨浩涌则百般不情愿。2014年7月，赶集网完成2亿美元的融资，杨浩涌收到姚劲波的一条祝贺短信：“浩涌，人生苦短，咱们聊聊？”在接下来的大半年里，平均一两个月，杨浩涌都会收到一条请求“聊聊”的短信，姚劲波还私下约谈了赶集的每一位投资人，“每人至少两次，每次至少两个小时”。

资本的耐心似乎也到了最后时刻，为了说服杨浩涌接受合并，赶集网的战略投资人老虎基金采取了最极端的做法——他们不顾与杨浩涌签过的排他性协议，直接把自己持有的赶集股份卖给了58同城，同时，他们开始说服其他投资人一起将股票出售给姚劲波。杨浩涌只好就范，在谈判的最后时刻，他提出多增加4亿美元，姚劲波回忆说，“我当时手上有一个酒杯，差点就扔出去了”。合并完成的6个月后，杨浩涌辞职，创办瓜子二手车网。

10月8日，美团与大众点评网正式宣布合并，新公司估值达150亿美元。这也是资本在背后撮合的结果，沈南鹏的红杉资本是这两家企业的A轮投资人。王兴承认：“我们和大众点评走在一起，红杉起到了关键的作用。”在一个月后，张涛就从管理一线撤出，一张令人嘘唏的照片流传在网络上，张涛抱着其他几位创始人哽声痛哭。合并之后的新美大，成为一家吃喝玩乐一站式服务平台，覆盖全国超过2800个市县区，拥有用户近6亿，日订单量突破1300万单，2015年总交易额超1700亿元。

10月25日，国内最大的旅游在线服务商携程与百度达成交易，以股票交换的方式成为去哪儿的最大股东。在过去的几年里，去哪儿在航线业务上给携程造成了巨大的挑战。今年5月，携程对去哪儿发出主动收购所有流通股的要约，去哪儿的创始人庄辰超以内部公开信的方式予以拒绝，并宣称，去哪儿才是最终的领导者。不过，仅仅几个月后，不堪巨额亏损的百度做出了放弃的选择。庄辰超很快辞职创业。

除了上述四起发生在O2O领域的重量级合并案，在2015年的互联网世界，还有另外几起独角兽级别的并购事件：1月4日，腾讯文学全资收购盛大文学；12月7日，在婚恋交友领域排名第一和第三的世纪佳缘与百合网合并；12月底，同处杭州一城的女性服装电商网站美丽说和蘑菇街合并。

2015年，可以被看成是中国互联网的“合并之年”，这意味着三个新特征的出现：其一，移动互联网的引爆性红利即将吃完，在经历了五年的高速扩容之后，今年中国市场的手机增长已陷入停滞，出货量竟比2013年还下降了10.5%，增量生意宣告结束；其二，互联网服务市场已经趋于饱和，廉价流量消失，线上新客户的获取越来越困难，合并是降低竞争成本的唯一出路；其三，这些并购案既是资本推动下的结果，也预示着在这一领域，大的投资机会的结束，焦急的资本在谋求退出并寻找下一个风口。新美大的王兴认为，互联网竞争的下半场开始了，“下半场是ARPU值（每用户平均价值）的体现，是大数据和人工智能的突破，行业竞争模式从外部竞争升级到打造企业核心竞争力”。

 

今年参加两会的民营企业家达到了创纪录的规模。根据计算，在胡润百富榜上的1271位富豪中，有203位是此次全国人大代表或政协委员，比例约为七分之一，在全部5200余位两会代表中，他们的比例则为4%。这些富豪的净资产合计达2.9万亿元，这个数字相当于1992年年底的中国广义货币总量，或当今奥地利的国内生产总值。

在两会期间，李克强总理在不同的场合下，两次被媒体问及：“为什么中国的消费者喜欢到日本去买马桶盖？”

近年来，中国出境游客大增，今年全年的出国旅行达1.2亿人次，比十年前增长了4倍，日本是排名第一的最受欢迎目的地。在旅行的同时，这些游客成了疯狂的“扫货团”，让人意外的是，他们购买的并非奢侈品，而是大量的日用商品，比如电饭煲、吹风机、陶瓷菜刀、保温杯、电动牙刷、眼药水，其中，最受欢迎的居然是马桶盖。日产马桶盖一点儿也不便宜，售价在2000元左右，它有抗菌、可冲洗和座圈瞬间加热等功能，免税店的日本营业员用难掩喜悦的神情和蹩脚的汉语说：“只要有中国游客团来，每天都会卖断货。”

“去日本买只马桶盖”——这一令人耳红面赤的新闻，在今年成为争议最为激烈的财经话题。在一开始，它被嘲笑为消费者的脑残行为，但是很快，人们把讨论聚焦在现象的核心上：为什么那么多人漂洋过海去买马桶盖？他们是谁？中国的马桶盖企业该怎么办？

人们发现，无论是马桶盖，还是电饭煲、吹风机或菜刀，中国都是全球最大制造国，俱被归属于“日薄西山”的传统产业。而那些赴日游客，无疑是中国当今的中产阶层，是理性消费的中坚，他们很难被忽悠，也不容易被广告打动，他们当然喜欢价廉物美的商品，不过他们同时更是“性能偏好者”，是一群愿意为新技术和新体验买单的人。

人们开始进而讨论，中国到底有多少中产阶层，社科院的数据是2.3亿人，据《经济学人》的计算，“20世纪90年代末之前，中国几乎没有中产阶层。2000年时，中国有500万户家庭的年收入在11500～43000美元；而今天这一数字达到了2.25亿户。到2020年，中国的中产阶层数量可能比欧洲还要多。”马云和他的阿里研究院则认为至少有3亿人。无论如何，亿级理性消费者的出现，让所有的人开始重新思考未来的中国商业逻辑。“马桶盖现象”及中产阶层的崛起，极大地刺激了中国的经济界。

在决策层和理论界看来，这意味着新的消费动能的产生，“供需错配”为制造业的迭代更新提供了巨大的升级空间。在3月的全国两会上，李克强提出“互联网+”，呼吁制造业直面挑战，加快与信息革命的对接。11月，在中央财经领导小组的会议上，习近平提出“在适度扩大总需求的同时，着力加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新改革目标。

至此，制造业的大洗牌进入决战时间。陷入困境的企业家们被告知，与其求助于外，到陌生的战场上乱碰运气，倒不如自求突破，在熟悉的本业里，咬碎牙根，力求技术上的锐度创新，由量的扩展到质的突围。

 

与中产阶层崛起相关联的另外一个现象是，出生于1990年之后的“90后”——他们被视为“天生的全球化一代”“互联网的原住民”，也是千万中产家庭的子女们，以非常突兀的方式冲进了人们的视野。

早在去年2月，万科集团邀请一位叫马佳佳的“90后”女生去讲课，她对台下的叔叔阿姨们说，“你们别再忙乎了，我们‘90后’压根不买房”。一言既出，弄得大家一愣一愣的。马佳佳是云南省高考语文状元，从中国传媒大学毕业的当天，她在学校附近开了一家创意情趣用品店，她一脸萌状地举着两只振动棒的照片，传遍了互联网。与那些苦大仇深的前辈创业者相比，马佳佳们的创业动机来自于“好玩”。

当然，爱玩的“90后”有时候也会把自己偶尔“玩坏”一次。

出生于1990年的余佳文在高二的时候就做了一个高中生交友网站，赚到人生的第一个一百万。2012年，他推出“超级课程表”，成为一个很火爆的校园蹭课和社交产品。他对手下跟他一样年轻的小伙伴们说：“我们都是野孩子，遇到问题解决不了就吵，吵不了就打，住院了我出钱。”去年11月，余佳文参加中央电视台的脱口秀节目《青年中国说》，说着说着把自己说兴奋了，当场夸下海口：“明年发一亿利润给员工开心一下。”今年8月，他再次出现在央视上，承认没有兑现“一亿分红”承诺，然后说，那就开一场“余佳文认怂会”吧。

其实，青春年代的每一次荒唐都是闪光的，它也许经不起推敲，却没有人有资格去嘲笑它。一直泡在产品里的马化腾对此的体会也许最深，他在今年的一次演讲中感慨地说：“创新永远属于年轻人。可能你什么错都没有，最后就是错在自己太老了。”

在今年，有人发明了“小鲜肉”一词，专门形容一批新冒出来的“90后”娱乐明星，这是一个很有歧义的网络名词，与年轻、欲望、男色消费有关。与他们有关的另外一个网络名词是“二次元”，即他们的造型及行为模式与动漫世界里的虚拟人物丝丝相扣。

他们是社交运动的产物。过往的明星制造路径，基本上延续了演艺产品—大众媒体关注—话题营销的三部曲，可是“90后”明星们则大大缩短了发酵的过程，他们首先是在社交媒体里实现精准粉丝的聚集，而其渠道则是贴吧、QQ群、微信朋友圈、微博名人排行榜等，在形成了相当的粉丝群体后，再反向引爆于大众媒体。

年初，百度公布了2014年度“品牌数字资产排行榜”，在“男星数字品牌资产”一项，根据数字内容量、关注度、参与度三大维度的综合评估，一位叫鹿晗的“小鲜肉”从数以千计的明星中跑了出来，名列第一。而此时，他在报纸、电视乃至新闻门户平台上几乎少有人知。

鹿晗出生于1990年，是一个土生土长的北京人，2010年赴韩国读大学，在马路上被SM公司的星探发现，从此步入娱乐界。2012年，鹿晗出道，担任偶像团体EXO乐队的主唱，在青少年社群迅速爆红。2014年，鹿晗与SM解约，归国发展。就是这位绝大多数“90后”以前的人都不太熟悉的少年，在去年8月19日发出一条新浪微博，单条评论数达1361万条，创下吉尼斯世界纪录。

从两年前的“小时代”，到此刻的“小鲜肉”崛起，商业文化的审美主导权发生转移，娱乐幼齿化、圈层消费、小众传播等新的特点开始呈现。很显然，一个属于中产阶层的、轻快明亮而不无平庸的“镀金时代”，已然在混乱中翩翩而至了。

“知道鹿晗的请举手。”

在中欧商学院的课堂上，教授问正在听课的50位企业家学员，他们的平均年纪在40岁左右，正是这个国家的财富拥有者。他们茫然地互相张望，没有一个人举起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