越过山丘，才发现无人等候

喋喋不休，再也唤不回温柔

——李宗盛，《山丘》

 

宋卫平身材魁梧，走在工地上远远望过去，的确很像一个包工头。他是读历史出身的，在党校教过书，1994年，借了15万元开始在杭州做房地产，公司叫绿城。1998年地产热之后，拜温州炒房团所赐，杭州是全国第一个房价上涨的城市，绿城的发展很快，几年时间里做到了杭州第一，继而是浙江第一。

宋卫平造房子，一是会做广告，二是死磕质量，在购房客那里的口碑特别好。他的部下最怕他验房，常常发生这样的事情：明天要交房了，宋卫平赶在前一天晚上来验收，左手一指，这棵树长得不好看，右脚踱一下地，这片地砖太滑了，统统要换掉。宋卫平的业余爱好是玩牌，从麻将、围棋到纸牌，据称围棋水平足以与专业选手对弈，有的时候招一个副总，先要打一圈牌，因为“牌品即人品”。

凡是善下围棋的人，都有很好的格局观，但是商业似乎比下棋要复杂，因为黑白棋子只有一种秉性，而商业是由不同类型的细节构成的。宋卫平很会造房子，然而不太懂拿地，更要命的是，他对会计报表没有太大的兴趣，绿城的财务杠杆一向用得很足，每次宏观调控，都弄得很狼狈，2004年、2008年和2011年的几次银根紧缩，都爆出资金即将断裂、被银行列入“黑名单”的传闻。宋卫平对宏观调控和地产政策很不以为然，曾公开直言批评，“以前的住建部非常的不靠谱，前住建部长下台应该放鞭炮”。

2013年新政府“去杠杆”，对房地产行业实行严厉的限购政策，地产界对未来局势有不同的判断，万科的郁亮认为进入了“白银时代”，而宋卫平则认定“现在是房地产最低谷的时候”。今年的5月，绿城再次喘不过气来，宋卫平试图通过降价来回笼资金，可是杭州市政府迅速出台了“限降令”。意兴阑珊之下，宋卫平决定把公司卖给孙宏斌的融创。

孙宏斌的故事在《激荡三十年》的2004年讲过，这是一个比宋卫平激进得多的“疯子”，在顺驰危机后，他东山再起，把融创打理得风生水起，2010年10月，融创在香港联交所上市。在拿地和财技运作上，没有打牌天赋的孙宏斌比宋卫平高出好几个段位，不过在造房子这件事情上，却很是佩服老宋。在喝了好几顿大酒之后，两人宣布“联姻”，融创中国以63亿港元价格收购宋卫平等人所持的绿城中国24.313%的股票，成为第一大股东。

在5月的发布会上，宋孙二人表现得如同连体兄弟，几乎把江湖豪言一次性都讲完了，孙宏斌说：“我们很像，都是性情中人，每次喝酒都喝多，都有理想主义情怀，为理想宁可头破血流；都有英雄浪漫主义，这种浪漫虽然代价大，但销魂蚀骨。”宋卫平讲得稍稍平和一些，他说：“天下本一家，有德者掌之。”

后来的事实是，天下是不是一家，未必在德，却一定在利，商业世界从来被马基雅维利主义者统治。在联姻达成的半年后，11月12日，宋卫平突然公开反悔，融创收购绿城案破局，而在此前的7月7日，融创已经支付了全部63亿港元的收购款项。

宋、孙风波，是2014年中国财经界最热闹的罗生门事件。在媒体地毯式的报道中，各方都找到了捍卫自己的理由。在宋卫平看来，是他看错了孙宏斌，在融创接手绿城的一段时间里，质量问题频频出现，一些地方的业主打出了“孙宏斌滚出绿城”“保卫宋卫平、保卫绿城”的口号。而在孙宏斌及其部下看来，这是无稽之谈，在过去的半年里，融创一直忙着消化绿城的库存，根本没来得及造房子。

在法律细节层面上，似乎是喝多了酒的江湖豪气“害”了孙宏斌，在融创收购绿城的协议书里，居然没有违约惩罚性条款！江湖义气与契约精神狭路相逢，前者开了一个恶作剧式的玩笑。

宋卫平抢回了绿城，却遭到背信弃义的指责，在接受《中国企业家》记者采访时，他最关心的问题之一是：“杭州的出租车司机是怎么看的？”

 

如果将绿城融创风波放到2014年的宏观环境下来看，我们似乎能够理解得更为透彻一些。

自从党的十八大之后，新一届领导人一直试图消化四万亿的货币超发后果，在银根上秉持从紧政策，基础建设投资大幅减少，两个流动性池子——楼市和股市交易低迷。在产业经济层面，实体企业的转型升级步履维艰，其难度远超想象，4月的宏观经济数据显示，固定资产投资和房地产投资增速分别降至17%和16%。在内需刺激乏力的情况下，外贸形势同时严峻，今年2月，出现了罕见的贸易逆差，东南沿海一带的中小民营企业屡传倒闭歇业消息。

上游的能源产业更是令人担忧。中国是世界第一钢铁生产大国，各类钢材的产量占据世界一半，但钢铁产能出现严重过剩，粗钢产量的产能过剩量超过2亿吨。2013年11月，河北省政府统一部署，在一天时间里就拆掉了相当于南非或者荷兰一年钢铁产量的钢厂。受中国因素的影响，3月10日，全球资源价格全线大跌，发往中国的基准铁矿石价格下跌了8.3%，至18个月最低位，创下有纪录以来第二大单日跌幅，铁矿石价格自去年年底以来已经下跌25%。

总体而言，转型艰难，活力不足，下行压力巨大，在很多观察家看来，中国经济已经处在“硬着陆”的危险边缘。

在这样的经济局势和政策背景下，每一个人都在做出自己的解读。宋卫平在5月的出售行为，既是被迫于企业资金的现实层面，似乎也更有对长期政策环境的判断。

然而，到第三季度，政策方向盘突然发生重大的转变。被刻意抑制了一年多的泡沫终于卷土重来。

9月30日，央行、银监会发布一则重大通知，提出对拥有1套住房并已结清相应购房贷款的家庭，可享受首套房贷款政策，有机会享受“首付三成、贷款利率七折”的优惠。同时，住建部、财政部又出台配套性新政，提高首套自住住房公积金贷款额度，并允许异地贷款、取消住房公积金个人住房贷款保险等收费项目。

这意味着新一轮的楼市松绑周期突然到来。

到12月底，除北上广深和三亚之外，全国所有城市都正式取消或变相放松了限购。在这期间，地方政府再次掀起卖地热浪，仅北上广深四个城市的土地出让金就逼近5000亿元，平均楼面单价比去年同期大涨53%，楼市交易迅速恢复，很多省会城市——包括宋卫平所在的杭州市，相继创下2009年以来的交易最高纪录。

在资本市场上，同样的宽松性政策也密集出台。

6月底，股市IPO重新开闸，7月7日，证监会发布修订后的《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除借壳上市和发行股份之外，上市公司的重大资产重组不再需要经过证监会的行政许可。这一政策直接打开了上市公司并购重组的大门，仅仅在此后的半年里，各家上市公司发布的股权并购事件就达1307起，即平均每两家公司就有1家涉足并购，几近疯狂。11月17日，上海证券交易所开通“沪港通”业务，第一次将中国资本市场和海外市场连接。

11月21日，出乎绝大多数观察家的预料，央行突然宣布自28个月以来的第一次降息，其中，贷款基准利率下调0.4个百分点，是自2008年以来最大的一次降幅。萎靡日久的资本市场狂飙陡起。

一个接一个的“利好”，如烟花照耀夜空，在政策松绑和流动性宽松的双重刺激下，股市呼啸飞天，11月28日，深沪两市居然放出7100亿元的交易天量，创造了全球股市的一个历史性纪录，中国股市的交易市值更是一举超过日本。12月5日，沪深两市的股票交易继续放大，突破一万亿元大关。

一个叫任泽平的宏观经济分析师似乎看见了“未来”，他在年底的分析报告中激情高呼：“如果总结即将过去一年的市场走势，就一个字：牛；两个字：任性；八个字：党给我智慧给我胆。”他把此次的股市行情定义为“国家牛市”。

到12月底，上证指数全年大涨52.87%，成为全球股市之“牛冠”。

如果说，楼市、股市是两把“冬天里的火”，那么，真正的“火山”则是基础设施投资的再度启动。到年底，国务院批复投资总额达1.56万亿元的机场、铁路和公路建设项目。全国有36个城市的轨道交通在建项目，共完成投资2857亿元，日均超过7.8亿元，比上一年大幅增长33%。

在上海自贸区效应的启发下，沿海各省纷纷申报自己的自贸区工程。福建向国务院上报3520个项目清单，涉及投资总额约7万亿元，其中，规划中的自贸区面积为上海自贸区的19倍。

林林总总的迹象表明，2014年的冬季是一个燥动不安的季节，年初所设定的“去杠杆、调结构”调控目标貌似已无人再提，一个新的“泡沫周期”正如期而至。与五年前大张旗鼓的“四万亿计划”相比，这一次的“泡沫制造计划”在舆论造势上非常之低调。

面对宏观经济局面的戏剧性波动，似乎可以得出两个这样的结论：第一，中国经济的基本面充满了弹性，它既没有某些人想象的那么糟，也没有另外一些人想象的那么好，它仍然在一个内生式的成长通道里徘徊运行；第二，产业结构调整的复杂性和艰巨性毕现无疑，现实以无比直接的方式告诉执政者和理论界，在转型任务艰巨的中国，货币的去杠杆化与产业的结构性调整，似乎是两个难以同时达成的目标，市场化力量的激发以及其对垄断体制的冲击仍需假以时日。

在很多人的记忆中，10月之前是一个2014年，之后则是另外一个2014年。而宋卫平的戏剧性反悔，正发生在这一政策的转轨时刻。

 

2014年5月，中央政府提出“新常态”，认为中国GDP增速从2012年起开始回落，是经济增长阶段的根本性转换，中国已经告别过去30多年平均10%左右的高速增长，因此，需要“改变一切向钱看的增长方式”，“从中国经济发展的阶段性特征出发，适应新常态，保持战略上的平常心态”。

关于新常态，一百个人恐怕有一百种角度的解读。

在愿景的意义上，它意味着最高层对下半场改革的战略性判断，即高速成长周期已经结束，中国经济必须在中速条件下，继续生产要素的优化和结构性调整。这一时间窗口的长短，取决于实体经济的转型速度、新技术变革的洗礼，以及城市化和人民币的红利空间。

在行政绩效层面上，它宣告了GDP主义的终结。2013年12月，中央组织部印发《关于改进地方党政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政绩考核工作的通知》，第一次明确提出“不能仅仅把地区生产总值及增长率作为考核评价政绩的主要指标，不能搞地区生产总值及增长率排名”。

此后，各地纷纷出台新政，福建省取消了34个县（市）的GDP考核，实行农业优先和生态保护优先的绩效考评方式，南京市全面取消街道GDP考核和4个主城区的招商引资任务考核。到今年年底，全国有超过1000个县市不再将GDP作为硬性考核指标，占全国县市总数的三分之一左右。

与此同时，各地政府开始加大环境保护的力度。

在过去的三十多年里，中国经济的发展在很大程度上是在漠视乃至牺牲环境的前提下完成的。曾担任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副主任的杨功焕认为，中国50%左右的地表水和地下水已经被污染。

杨功焕带领一支团队历时八年进行淮河流域癌症的研究，结论是，淮河流域严重的水污染，与这一地区居民消化道肿瘤（主要为肝癌、胃癌、食道癌）的严重高发，二者之间存在“时间和空间上的一致性”，且两者有“相关关系”。他绘制了一张淮河流域水质污染频度地图，其中，深红、浅红色的严重和次严重污染区覆盖河南、安徽、山东三省的40余个县。在淮河沿线，出现了一些触目惊心的“癌症村”。

即便在沿海发达地区，水污染仍然非常严重。在“鱼米之乡”的苏锡常和杭嘉湖平原，有些地方的地下水已经两百年不能饮用。据全国国土资源公报（2013）显示，全国4778个地下水水质监测点中，水质较差的占43.9%，水质极差的占15.7%。从今年开始，这些地域的政府按照企业的用工、产值、纳税及耗能值，列出了一份“负面名单”，以末位淘汰的方式，将那些高污染且效益低下的企业实行强制性的关闭和外迁。

今年4月17日，环保部、国土资源部共同发布了《全国土壤污染状况调查公报》，公报显示，中国耕地点位超标率为19.4%，即有五分之一的耕地——约3.5亿亩到3.9亿亩，遭到不同程度的污染。其中，重金属镉是土壤的首要污染物，人体长期食用含镉食物会引起慢性镉中毒病症，2013年5月，广州市的一次餐饮抽检显示，大米及米制品中的镉含量超标率高达44.4%，由此引发了一场“反镉米风波”。

另外一个污染重点是空气污染。越来越多的人开始讨论所居住城市的PM2.5——一种直径小于等于2.5微米的颗粒物，能负载大量有害物质穿过鼻腔，直接进入肺部，甚至渗进血液，是导致黑肺和灰霾天的主要凶手。

早在2008年，一些前来参加北京奥运会的欧美运动员戴着口罩上街，遭到了人们极大的嘲笑。可是到2011年，北京居民开始对日益恶化的雾霾天气越来越难以忍受，在社交媒体上，每天的“帝都PM2.5值”——它的发布者居然是美国驻华大使馆——成了最受关注的热门话题之一。但是，有关部门似乎还是三缄其口，《京华时报》登载过一则对北京市环保局副局长的采访，记者问：“为什么北京市政府不公布PM2.5指数？”副局长答：“通俗来讲，我打个比方，打扫庭院，大石头没搬完，就不要先急着打扫灰尘。”

2013年，我国中东部地区频繁陷入雾霾之中。尤其是12月的一场大雾霾，几乎使国土“沦陷”，雾霾波及25个省份、100多个大中型城市，全国平均雾霾天数达29.9天，创52年来之最，就连以蓝天白云、空气质量高而著称的“圣城”拉萨都出现了浮尘天气。

“抗霾治霾”终于成了一场全民战争。在今年的地方两会上，很多省市把治霾列为重点政绩工程之一，北京、河北、陕西首次把PM2.5治理写入了政府工作报告。国务院发布《大气污染防治行动计划》，明确要求：到2017年，北京市细颗粒物年均浓度控制在60微克/立方米。北京市长王安顺签下了责任状，“2017年实现不了空气治理就‘提头来见’”。

 

对于新常态，企业界——尤其是那些老资格的企业家的体会也许更为复杂和真切。今年5月，《中国企业家》杂志专门做了一期“1984 vs 2014：第一代大佬能否引领新时代？”的封面报道，记者在报道中设问：“他们的时代是否已经结束？”

回望三十年前的1984年，柳传志创办联想、张瑞敏创办海尔、王石创办万科、牟其中创办南德、南存辉创办正泰、潘宁创办科龙，他们的集体出现，如群星闪耀中国，堪称“企业元年”。三十年后的今天，他们中有的人已泯然众生，有的人深陷牢狱，另外一些则在困顿中坚守。商业世界里，人们更津津乐道的是那些年轻的后来者，甚至出生于1984年的马克·扎克伯格俨然已成为新的世界级偶像。

在今年，65岁的张瑞敏写了一篇《海尔是云》的短文：“三十年，既轻如尘芥弹指可挥去，三十年，又重如山丘难以割舍。其区别在于，你是生产产品的企业还是生产创客的平台。海尔选择的是，从一个封闭的科层制组织转型为一个开放的创业平台，从一个有围墙的花园变为万千物种自演进的生态系统。”

在1994年的时候，海尔创业十周年，意气风发的张瑞敏写过一篇《海尔是海》：“海尔应像海，唯有海能以博大的胸怀纳百川而不嫌其细流，容污浊且能净化为碧水……汇成碧波浩渺、万世不竭、无与伦比的壮观！”在中国企业史上，这是一篇经典范文。

有人对比前后两文，问张瑞敏：“海与云的区别在哪里？”

他答：“海有边界，但是云没有。”

此时张瑞敏的内心可谓百味杂陈。他用了三十年的时间把一家濒临破产的小冰箱厂壮大成了全球最大的白电企业，三年前还一举收购了日本三洋的冰箱业务。在相当长的时间里，海尔是排名第一的中国品牌，张瑞敏是全国知名度最高的企业家，也是在2014年，海尔的营业额超过了2000亿元。

可是，也是在2014年，受到互联网经济的冲击，海尔的家电业务陷入成长乏力的困局，产品利润“薄如刀片”，遍布全国的20万家海尔专卖店曾经是最锋利的营销利器，如今却可能成了“最沉重的负资产”。在这一年，拥有8万员工的海尔裁员1.6万人，并宣布将继续裁员1万人，引起极大的震动。

张瑞敏决定自我革命，他发明了一个新的成语——“自以为非”，即过往种种皆可断舍离，“没有成功的企业，只有时代的企业”。

海尔在管理层面的成就，在中国所有制造业企业里面是最高的。张瑞敏很有管理天赋，在他那间有二十多排书架的办公室里，排列着几乎所有他收罗得到的管理学书籍，很多人认为他到任何一家商学院里面当一个管理学教授，都是够格的。然而，在今年6月的一次演讲中，张瑞敏说，以往的很多经典管理理论也许都已“过时”，比如泰勒的科学管理理论、马克斯·韦伯的科层管理理论、法约尔的一般管理理论，事实上都已经被颠覆了。张瑞敏很感慨地说，在过去讲管理，大家讲的是定量，是边界，是线性管理，但是在今天，互联网的环境中，线性管理已经被非线性管理替代，自发秩序已经被扩展秩序替代，结构主义被解构主义替代，当组织的边界被模糊之后，原有的管理秩序就陷入了瓦解，但是关于失控和瓦解的管理学创新，在今天却是空白。

张瑞敏决定将海尔的整个管理体系推倒重来，他打破既有的科层管理制度，把偌大的海尔彻底扁平化，所有员工分为平台主、小微主和创客三种身份，划小管理单元，鼓励内部创业。未来的海尔将全部由数百家“小微公司”组成，集团公司变身为一家平台型组织，为海量的小微提供适合创业的资金、资源、机制、文化等各种支持。

从今年的6月到年底，张瑞敏一直在做一件同样的事情，他把集团内各业务条线和子公司的负责人叫到自己的办公室，一一谈话，先卸职，再任命，“给他们自由”。临离开前，张瑞敏会送他们一本美国创业家、奇点大学创始人彼得·戴曼迪斯的《创业无畏》。

这当然是一场惊世骇俗的组织革命。

敢于将一家全球最大的白电企业自我瓦解，从组织架构、产品结构乃至研发体系上进行彻底开放型、失控式革命的案例，在迄今的工业史上，还没有发生过，当然也没有人取得过成功。

有一次，张瑞敏去美国，碰到IBM的前传奇总裁郭士纳，他们都是20世纪40年代生人，相差7岁，在各自的国度里，均以善于管理创新而闻名，郭士纳的《谁说大象不能跳舞》在中国曾风靡一时。

听完张瑞敏的介绍后，郭士纳幽幽地说，你是我们这代人中最勇敢的一个。

在今年，张瑞敏说过的最多的一句话是：“我们已经大到在全世界找不到对标公司了。”这几乎是所有与他同时创业的一代人的共同感慨。

中国企业的崛起一直被看成是一次跟进战略的成功，在几乎每一家成功企业的身上都找得到国际同行的影子。然而三十多年后的今天，很多企业的规模和市场占有率都已位居世界第一——联想是全球最大的电脑制造商，华为是全球最大的电信设备商，万科是全球最大的房地产商，苏宁是全球最大的电器连锁零售企业，甚至很多当年被仰望的标杆公司都已凋零，如美国的摩托罗拉、欧洲的诺基亚，乃至日本的索尼、松下和三洋。这一景象如果被定义为“新常态”的话，便意味着中国公司必须具备领跑和自我突破的能力，这是一次极其光荣却也无比凶险的新长征。

一位访者曾记录了他与张瑞敏面谈的场景。他问：“你怎么看外界对你的改革的非议？”

张瑞敏的声调突然抬高了八度，坐在一米开外的来访者分明看到他眼眶陡然变红，他厉声说：“如果我还在乎外界怎么看我，这场改革还搞得下去吗？”

 

在国有企业领域，有两位职业经理人的遭遇引发了人们的议论和唏嘘。

邓亚萍离开了工作四年之久的即刻搜索。她是近二十年来最受欢迎的“国球”运动员，曾夺得过18个世界冠军，举国老小无不喜欢这个拼劲十足的“小老虎”。可是在今年，她却成了一个遭人嘲笑的、十分失败的“国有企业创业者”。

邓亚萍退役后，先是担任申奥大使，为北京申奥立下汗马功劳，然后以公派身份赴英国读书，拿下了剑桥大学经济学博士的学位。归国后，她进入人民日报社，担任副秘书长。2009年年底，谷歌退出中国市场，人民日报社瞧准这个千载难逢的时机，推出人民搜索（后更名为即刻搜索），由敢打硬仗的“小老虎”邓亚萍出任总经理。

在邓亚萍看来，她是在为国家干一件大事，即刻搜索的目标就是成为“国家搜索”，为国有企业在互联网市场上争得一席之地。她确实非常勤勉，拿出了当年在赛场上的那股拼劲，每天第一个上班，常常到深夜一两点钟才回家。她请来原谷歌中国研究院副院长出任首席科学家，麾下一度聚集了来自谷歌、微软和百度的各路人才。

国家确乎也给予了这位前世界冠军足够的弹药。除了上亿启动资金之外，有关部门下文要求将近200家地方重点新闻网站必须加入即刻搜索的链接。邓亚萍还申请到了200个北京户口的指标，“技术人员百分百解决。民营的互联网公司都没几个留京名额，百度一年也就四五十个”。

邓亚萍和她手下的员工们都无比真诚地相信“国家”的无所不能，很多人认为，“只要国家想做的事情，没有什么做不了，即刻搜索超过百度是迟早的事”。邓亚萍也对自己的工作信心满满，她曾对百度公开喊话说：“我们本身代表的是国家，最重要的不是赚钱，而是履行国家职责。你不用打败我们，你应该多帮助我们，多给我们出主意。”

可是，现实却比打一场乒乓球赛要复杂得多。在三年多的时间里，即刻搜索对百度几乎没有构成任何意义上的威胁，它的市场占有率从来没有到过1%，可以忽略不计。这家国有企业的失败再次证明，在互联网市场上，所谓的国家资源、国有资本以及政策倾斜都不足以成为核心的竞争能力。到2013年10月，即刻搜索与新华社的盘古搜索合并，600多名员工裁撤大半，邓亚萍黯然离场。媒体一度传言她烧掉了20亿元，这一数字显然被放大了，不过，骄傲的邓亚萍从未正面回应。

与名满天下的邓亚萍相比，华润的董事长宋林没有任何的知名度，可是他在今年的“落马”却在整个国有企业系统引起了更大的震荡。

华润在香港的总部大厦位于湾仔港湾道26号，是1983年建的双子式老建筑，在两楼之间的平台上，有一家太平洋咖啡店，很多人到华润办事，会顺手去那里买一杯咖啡。宋林见到他们，笑着说的第一句话是，“这是我的咖啡”。太平洋咖啡是华润收购的一个香港本土品牌，宋林说，亚洲人的口味偏甜，我们想调试出一些新的口感来。

宋林一直非常低调，很少在媒体上露面。每当有访客与宋林见面，他的秘书有时候会有意无意地告诉访客一些细节，以佐证他的老板的“厉害”，“宋先生当上华润集团总裁时才40岁，是国资委体系最年轻的副部级干部”。另外，“宋先生还是王石的老板”。

宋林出生于1963年，大学毕业后就以实习生的身份进入华润，可谓地道的“子弟兵”。他曾回忆说，“那时候，几个人挤在一间很小的集体宿舍里，是香港最穷的打工仔，不过心里还很骄傲，觉得我们是在资本主义世界里为国家办事”。在中国当代政经史上，华润是一家传奇性公司，它由周恩来创办于1938年，前身为中共在香港建立的地下交通站，据传创办经费为党费两根金条。在解放战争时期，华润是中共最重要的物资采购基地，它有自己的船队，在东北的大连与港岛之间建立了运输航线。朝鲜战争期间，它更是唯一的秘密通道，为国家采购了大量军需物资，号称“红色买手”。计划经济时期，华润一度承担中国几乎所有输港出口产品的总代理，成为当时国际贸易的核心窗口。

宋林进入华润的1985年，正值华润最艰难的转型时刻，随着对外开放战略的推行，越来越多的省份和部委到香港开设“窗口公司”，华润的垄断地位被迅速冰解。作为一家政策型的贸易企业，此前数十年虽然功勋显赫，但是承担的俱为国家任务，自身并没有多少实业积累——1983年之前，华润的注册资金只有500万港币，一旦丧失管道功能，其存在价值便立即遭遇危机。在这个意义上，青年宋林进入的是“另外一个华润”。在很多研究者看来，华润是所有华资企业中最早进行业务转型的，而且是转型最彻底的外贸公司。20世纪80年代末期，华润转向内地，以外资身份进行战略投资，涉及纺织、服装、水泥、压缩机、啤酒、食品、电力、酒店、地产等诸多行业，从而奠定了由贸易向实业转型的基石。而宋林等一大批年轻大学毕业生正是以“子弟兵”的身份参与了这一全过程。

华润是极少数不靠垄断存活的“中央企业”。与其他国资委下属的一些企业不同，华润并没有靠政策壁垒形成垄断经营的优势，相反，它所实施的很多并购行动，比如控股万科、收购三九以及进入水泥和地产领域等，基本都属完全市场竞争行为。经过多年开拓，华润形成七大战略业务单元、19家一级利润中心、2300多家实体企业，其中包括5家香港上市公司、6家内地上市公司，员工总数达40余万人。

再来看看宋林打理华润的业绩单。他于2004年出任总经理，其时华润的总资产为1012亿元、经营利润为45亿元，到10年后的2013年，这两个数据分别为11337亿元和563亿元，增长幅度均超过10倍。举目全球商业界，能够获得如此业绩者亦可谓彪悍，况且，宋林正当盛年，以50岁的年纪，管理万亿人民币资产和11家上市公司，在当今全球职业经理人中应该也排不出前10位。

宋林的社会身份很多重，他是“国有企业职业经理人”，他的职责是“国有资产保值增值”，而同时他又是一位中组部直管的“党管干部”，在行政上则享受副部级待遇。这都是一些具有鲜明中国特色的名词，“商人+党员+官员”的“三位一体”，让宋林的身份变得非常模糊，在转型尚未完成的中国，“三位一体”的身份让宋林有机会获得更多的资源和政策支持，但同时也令他陷入了另外的一些困境。

很多人认为，国企经营者的成功俱得益于政府庇护，“在所有的球员中，他的父亲是教练，他的哥哥是裁判”。近年来，随着国家资本集团的畸形壮大，民营企业家与国企经理人之间的隔阂越来越大，彼此互不服气。再比如，国有企业所实现的业务增长并不能得到社会的认可，很多人认为，国有企业的存在本身就是不必要的，国企获得的成功越大，对民营企业的压抑就越大。又比如，国企经理人的收入与他的商业成功几乎没有对价关系，宋林没有一分钱的股份，也不享受分红激励，更谈不上“金色降落伞”，甚至他的职务能否保住，都需要某些灰色的权贵保护——从宋林案披露的一些信息可见，他之堕落正与此有关。

自本轮改革开放以来，国企经营者作为一个极其特殊的商业精英群体，其命运跌宕的丰富性是颇值得深研的课题。在研究者的视野中，三十多年涌现出的一些旗帜性人物，其日后际遇非常的两极化。有些人先盛后衰，最后甚至身败名裂，如第一批放权让利试点企业首都钢铁的周冠五、红塔烟草的褚时健、三九医药的赵新先等，也有一些人商而优则仕，如东风汽车的陈清泰和苗圩、中海油的卫留成等，而能够在经理人岗位上维持企业可持续发展并善始善终者，确乎寥若晨星。

在这些年份里，不少国企经营者甚至对自身的职业价值产生了怀疑。一位央企领导人曾自嘲是“三无人士”—— 无存在感，无论企业管理得多优秀，都得不到民众和社会的认可与尊重；无兑现感，无论经营业绩有多出色，都与自己的收入不匹配，与同资本等级的民营企业家相比更是判若云泥；无安全感，任何人都可以“实名举报”，坐车、吃饭、旅行、收受礼物、与异性合影，凡此等等都可能被“一票击杀”。国企当家人的此种“三无情绪”非常普遍，且有弥漫之势。

宋林式悲剧以及“三无情绪”的产生，其背后凸显出来的，其实是中国经济改革一个迄今仍未破题的重大命题：如何看待以及实施国有经济改革？早在1978年年底召开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上，中央政府就意识到，“现在我国经济管理体制的一个严重缺点是权力过于集中，应该有领导地大胆下放，让地方和工农业企业在国家统一计划的指导下有更多的经营管理自主权”。1979年5月，国务院宣布，首都钢铁公司、天津自行车厂、上海柴油机厂等8家大型国企率先扩大企业自主权的试验，从此拉开了国企改革的序幕。然而，其后的改革实践并不顺利，甚至多次陷入歧路和陷阱，现今形成的国企格局仍然广为诟病。

在2013年年底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上，国企改革被列为核心目标之一，可是一些基本的改革理念及路径仍然是非常模糊。比如，国有经济存在的伦理性和必要性解释，国有资本的管理模式，国有资产的处置模式，国有企业的利润上缴模式，国有企业的监督管理模式，以及对国有企业经理人阶层的奖惩制度，等等，无一条有了明确的改革诠释和预期设计。

人之哀宋林、邓亚萍，其实是哀国企，哀一代为国服务的商业精英群体。制度的创新若无破局，宋、邓式人物势必将层出不穷。

 

我们再来看2014年的中国互联网世界，这里无疑仍然是经济疆域中最具活力的板块，不过一个幽灵已经降临，它的名字叫“寡头”。

今年，中国的两大电商公司相继上市。5月22日，京东登陆纳斯达克，发行价为每股19美元，首日市值286亿美元。9月19日，阿里巴巴在纽交所正式上市，发行价为每股68美元，首日市值2314亿美元。在今年《福布斯》公布的中国富豪榜上，前三名分别是马云（195亿美元）、李彦宏（147亿美元）和马化腾（144亿美元），去年的首富、商业地产商王健林降至第四名。如果对比2007年的这份榜单，你更会感叹世道的旋转，在彼时的前四名，分别为碧桂园的杨惠妍、世茂的许荣茂、复星的郭广昌和富力的张力，全数来自地产业。

11月19日，在浙江嘉兴的一座百年小镇——乌镇，举办了一场“世界互联网大会”。虽然名为“世界”，但并没有太多的国际互联网知名人物到来，它其实有另外一个含义，即中国将是世界互联网的一极，或者说，中国是一个“独立的互联网世界”。

在这次大会上，早年的梁山好汉式的草莽气质已经荡然无存，会议被完全地纳入政府部门的领导与规制之中，自BAT以下诸人，无论财富多寡，都以“被组织者”的身份与会，排位列坐，井井有条，在这个意义上，中国互联网的江湖时代渺然已远。蜂拥而来的媒体记者都成了“路边新闻爱好者”，报道的热点都放在谁与谁在哪个酒家吃饭，张朝阳穿了一件脱线的旧风衣，竟成了最为津津乐道的会场话题。

互联网领袖无疑成了当今显赫的人物之一，一言一行均足以耸动天下，他们中的一些人甚至成了成功学价值观的输出者。凯文·凯利的失控学说在互联网界被奉为“圣经”，不过现实的中国互联网早已成了寡头统治的世界，BAT的势力无人可以挑衅，其他诸君也以跻身寡头俱乐部为己任。在此次乌镇大会上，所有的话筒时间几乎都给了八九位明星级企业家，对失控的歌咏实际上成为控制者捍卫既得利益的武器。

无论是电子商务平台还是社交化网络平台，中国互联网目前的格局是楚河汉界，各自为战，一线寡头与垂直门类里的领先者选边结盟，互为倚重，其他的中小业者则分头投靠，避免成为危石之卵。乌镇大会被非常默契地开成了寡头们的联谊会，人们几乎听不到垄断格局撕裂或被冲击的声音。

艾瑞市场咨询在今年的4月公布了一组手机应用数据，无比真切地证实了“寡头”的势力。中国的智能手机正处在井喷期，每个季度的销售量为9000万台，是美国市场的三倍，在年轻的“80后”“90后”族群中，平均每人每天在手机上花去3个小时的时间。艾瑞统计了在过去20个月里，排名前20位手机App产品的使用时长、覆盖人数及覆盖人数月复合增长率。

覆盖人数最多的前五款产品：在2012年8月，分别是QQ、UC手机浏览器、微信、新浪微博和360手机卫士，而到今年的4月，前五位则更改为微信、QQ、支付宝、UC手机浏览器和淘宝。它们全部分属于腾讯和阿里巴巴两大阵营。

若放眼于前20位覆盖人数最多的产品，这个态势也很明显：20个月前的App产品分属于13家完全独立的公司，可谓春秋割据，天下纷乱，可是如今却只归属于“战国五雄”。其中，属于腾讯系的有7家，除京东商城和搜狗外均为“子弟兵”；属于阿里系的也有7家，其中排名第四的UC、第六的新浪微博和第八的优酷，均为其最近的一年里巨资并购所得。除了这两大集团之外，百度系有3家，360系有两家，苏宁靠收购PPTV抢得一席——2015年8月，阿里以283亿元战略投资苏宁，成为其第二大股东。

艾瑞的研究员还计算出一个特别有意味的数据：在所有手机用户的月使用时长中，腾讯产品的占比达到了28%，阿里产品为7.53%，百度产品为3.14%。BAT之和，逼近40%。这一数据尚不包括BAT所投资参股的公司，如京东、优酷、91公司等。大致通算一下，BAT所控制的公司“统治”了人们超过六成的手机时间。

也就是说，中国消费者每天打开手机，有超过一半的时间是在BAT帝国的疆域中“自由地浏览和消费”。

 

互联网重估了一切价值，同时，互联网的价值也正在被重估，它以无比的破坏力颠覆了既有的商业逻辑和秩序，同时它反噬自身，让颠覆在更深层的意义上自我实现。

在今年，互联网对服务产业的冲击进入到最后时刻，“百团大战”即将鸣金收兵，而另外一场更刺激的烧钱大战则在互联网打车行业开仗，经此一役，人们更清晰地看到了它的“天使与魔鬼”的两面性。

受优步模式的启发，中国的互联网打车起步于2012年的秋天。几乎就当程维在北京创办滴滴的同时，吕传伟在杭州创办了快的打车。有意思的是，这两家创业公司都与阿里巴巴有千丝万缕的关系。程维和他的投资人王刚，俱是阿里的前职员，而吕传伟的投资人李治国则更是阿里巴巴第46号员工。

2013年4月，快的打车获得阿里巴巴、经纬创投1000万美元A轮融资，快的与支付宝打通，成为全国唯一一家可以通过在线支付打车费用的打车App。因支付的便捷，快的明显超出所有竞争对手一个身位。

“我最好的盟友，是敌人的敌人。”30岁的程维深谙竞争的法则，他很快找到了前老板的“天敌”。

对于腾讯的马化腾来说，他正为一件事情焦虑不安。在2013年，中国移动支付市场进入爆发式增长，总体交易规模突破1.3万亿元，同比增长率高达800%，其中，支付宝占到了70%的份额，而腾讯的财付通仅占3.3%。与阿里争夺移动支付的入口，无疑是当下的第一号战略任务。

程维的出现，让他突然看到了一种可能性。互联网打车具备了移动化、环境通吃和高频的特征，是绑定用户支付习惯的最佳入口，正能满足互联网平台对地面流量的饥渴。

就在阿里入股快的的同一个月，腾讯火线注资滴滴1500万美元，9月，滴滴接入微信与手机QQ，也实现了移动支付。

进入2014年之后，腾讯在移动支付端的发力，进入疯狂状态。

1月初，滴滴再次得到腾讯领投的一亿美元投资。

炮弹充足的程维想出了一个补贴的点子：如果乘客和出租车司机使用滴滴打车，可以得到几元乃至十几元的补贴。这一想法，立即得到了马化腾的支持，双方约定，补贴成本由滴滴和微信共同承担。

在补贴政策推出的第一个星期里，滴滴居然发出了一亿多元的补贴，出行订单量暴涨50倍，原有的40台服务器根本撑不住了。程维连夜致电马化腾，腾讯调集一支精锐技术团队，一夜间准备了1000台服务器，并重写服务端架构，程序员连续加班工作七天七夜，“到最后，有的人隐形眼镜摘不下了，有的人直接昏迷倒地”。

不甘让滴滴一家独火的快的迅速跟进，一场刺刀见红的补贴大战一触即发。

程维日后回忆说，补贴让订单量激增，烧钱速度也越来越快，从早期一天几百万到几千万，再到3、4月高峰期时，一天能烧进去1个亿，“每天真是烧得胆战心惊。如果把一亿元现金堆在一个屋子里烧，恐怕也得烧一整天吧”。

快的为了应对战事，再次融资1.2亿美元。双方进入拉锯战，快的补贴10元，滴滴补11元；滴滴补贴11元，快的补12元。快的宣称其打车奖励金额永远会比同行高出一元钱。滴滴迅速做出反应，宣布每单补贴额随机，10元到20元不等。

这场白刃战般的补贴大战，一直从1月厮杀到5月，诱发了民众的莫名狂欢。到5月16日，在资本方的调停下，双方同时宣布补贴暂告一段落，硝烟散去，两家共计发出超过20亿多元的补贴，超过700万个出租车司机成了滴滴或快的用户，中国出租车行业的格局陡然变天。

停止补贴之后，程维又想出了一个发红包的新打法。

微信红包是今年春节期间，张小龙团队的一个新发明。在春节前后，微信支付策划出一个在微信里“发红包”的创意，从农历除夕到正月初八这9天时间，800多万中国人共领取了4000万个红包。微信红包成为一个极具中国创意的互联网产品。程维把这个创意直接嫁接到了滴滴中。除了乘客发红包分享到朋友圈之外，程维还请国内一线明星给用户发红包，利用明星效应推广产品。年底的圣诞节到了，滴滴通过电视台综艺节目发红包，江苏卫视新春晚会“摇一摇”给用户发红包，吸引1700万用户参与，共送出了3亿元红包。

经过一年的鏖战，滴滴、快的发放补贴、红包共计近40亿元。率先发动战事的滴滴打车成最大赢家，其用户数突破1亿，日最高订单量达521万。另外一个获益者是腾讯，它通过补贴极大地提高了自己在移动支付市场的份额，到2014年年底，腾讯在支付市场的占比已大幅逼近支付宝。

这场空前的补贴大战，在中国商业史上颇有教科书式的意味。

它表明互联网一旦实现了用户与服务的直接连接，则任何曾经被公认为是理所当然的中心和中介都将被无情地解构，这样的趋势是无法阻拦的，并不会因为所谓的主管部门、相关利益集团的抵制就真正能够回到从前。中国的出租车市场长期被地方政府和国营利益集团把持，成为效率低下、服务质量饱受批评的僵化领域，可是，在滴滴、快的等公司的攻击下，旧有格局以难以想象的速度被击溃重构。

然而，互联网公司在提高效率的同时，却绝不是一个只为了带来公平的“纯洁天使”，相反，它在把旧世界摧毁的同时，更渴求建立新的垄断秩序。

滴滴、快的不但重构了出租车行业，更是在两强相杀中，令其他的打车软件——包括初进中国市场的优步公司无地立足，接下来的事实是，这两家公司也在资本力量的推动下，完成了一体化。

2014年的12月，滴滴和快的分别完成7亿美元和6亿美元的融资，紧接着在第二年的2月14日宣布合并，新公司占有了全市场87%的份额，近乎垄断的地位。2016年，滴滴并购优步中国，进一步巩固寡头地位，其估值高达500亿美元。

很快，各个城市的市民都渐渐发现，在叫车变得方便的同时，乘坐成本却在悄无声息地上涨，而此时，你除了抱怨，已经别无选择。2017年年初，一篇《致滴滴，一个让我的出行变得不美好的互联网平台》刷爆微信朋友圈，京沪网友们在转发的同时纷纷现身说法，指出打车比过去更贵更难了。“三公里的路29.8元，也是醉了”“有一次从淞虹路打到中山公园95元，疯掉！”“往日起步价之内的路程，要加到36.5元才有人接单”……以“让出行变得更美好”为己任的共享经济平台，一朝独占了市场，往日的斩龙少年，就慢慢长出了龙鳞。

就如同革命常常会吞噬掉自己的孩子一样，互联网创新本身，充满了相生相克的悖论。无论如何，从来没有一种垄断是值得赞美的。

 

“中国快把整个非洲买下来了。”今年8月4日，法国《回声报》在一篇报道中这样惊呼，作为曾经的非洲最大殖民者，它的语调很有点嫉妒的意味。

在2013年，中非之间的贸易额达到了2000亿美元，是2000年贸易额的20倍，也是美国与非洲贸易额的两倍。中国向非洲市场提供了大量价廉物美的消费品，同时还积极参与许多大型基础设施项目的建设，比如埃塞俄比亚的水坝、苏丹和乍得的输油管项目、肯尼亚的港口，以及东非一条总额达40亿美元的铁路等，就连非洲联盟在亚的斯亚贝巴的新总部也是中国人建的。

在2014年，非洲成为全球第二大移动通信市场，仅次于亚太地区，在这里，最畅销的手机品牌是来自中国的传音（Tecno），它在非洲的出货量高达4500万台。尽管传音在母国市场毫无知名度，可是在非洲，特别是俗称“黑非洲”的撒哈拉沙漠以南地区，被认为是“中国最大的品牌”，“它价格非常便宜，能把每一位黑人朋友拍得十分清楚，而且声音特别响，来电时铃声大到恨不得让全世界听到——非洲人民热爱音乐”。

另外一个引起国际媒体广泛关注的，是中国企业在港口投资上的雄心。

彭博社发现，在新加坡、马来西亚、斯里兰卡、巴基斯坦、埃及、以色列、希腊、意大利、比利时、荷兰等地的港口背后均有中资企业的身影。以港口为主业的招商局已经在全球13个国家的港口进行了布局。中远集团在新加坡、比利时安特卫普、意大利那不勒斯、埃及塞德等国际重要港口都有参股投资，其持股比例在20%～50%之间。上港集团投资以色列海法新港的协议进入最后的确认阶段，这一港口将与一条跨越地中海和红海的高铁对接，从而绕过繁忙的苏伊士运河，成为中国至欧洲的重要贸易通道。

今年11月，又一条重磅新闻震动了全球政经界。中国政府提出“一带一路”的新国家倡议，发起建立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和设立400亿美元的丝路基金。

在新加坡学者、中国问题专家郑永年看来，“一带一路”将创新出一种新的经济全球化模式。中国在20世纪60年代，曾积极参与国际政治事务，毛泽东创造性地提出了“第三世界”和“输出革命”理论，进入20世纪80年代之后，邓小平执行韬光养晦策略，专心国内发展，而此次提出的“一带一路”倡议，是半个世纪之后，中国再一次积极出击，展开的一个以经济能力输出为主题的重大国际竞争战略。

这一倡议由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两大规划构成，将极大地重构中国与周边国家以及非洲、南美洲的经济互动关系，据估算，仅铁路建设金额就将达3000亿到5000亿元左右，由此所带动的亚太区域未来10年间的基础设施投资需求，将达8万亿美元。

“中国想要什么？”

《经济学人》杂志在今年下半年的一组系列封面报道中，提出了这样的问题。在它看来，“随着中国即将再次成为世界上最大的经济体，它寻求重新得到在过去千百年里所享有的尊重。但中国不知道该怎样获得这种尊重，或者说，它是否值得这样的尊重”。这是一篇心情复杂的长篇评述，作者从历史的视角论证了中国崛起的必然性和内在矛盾性。

在2014年，中国替代美国成为全球第一的石油进口国，取代印度成为最大的黄金消费国，同时，它还是铁矿石、煤炭、玉米、大豆、水稻和铜的最大进口国，中国的经济总量只有美国的一半，而人民币发行量已超过美元。所以，中国当然需要谋求能源战略的安全，需要输出除了价值观以外的所有一切，从商品、技术到货币泡沫。

在《经济学人》看来，“究其野心，中国并不热衷于争夺全球霸权。中国对亚洲以外政治的兴趣不大，除非是关系到它获得尽量多的原材料和市场”。作者引用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教授德布拉·普兰廷根的观点认为，“尽管中国的影响力越来越大，它的介入却不是霸权性的，而是交易性的”。

中国的这种对外拓展的态势，与美国所主导的亚太战略形成了对峙。

美国的全球战略从来都是围绕经济中心制定的，其核心利益是控制能源。在2012年，奥巴马政府提出“重返亚太”战略，试图以美国为主导者，形成一个横跨亚洲和美洲的“亚太自由贸易区”，其中，一个将中国排斥在外的TPP协定成为其战略重心。

TPP，原本是一个跨太平洋的多边自由贸易协定，最初于2005年由文莱、智利、新西兰和新加坡4个APEC（亚太经合组织）成员签署。2008年之后，美国、澳大利亚、秘鲁和越南等国先后加入，参与国家达到11个。2013年，美国多次督促日本加入。TPP谈判的达成，将对中国的外贸经济构成严重的挑战。

这是一个正在重新确认秩序的时代，毫无疑问，中国的崛起不再是一个理论上的概念，而是由廉价商品、高铁、港口、人民币和一个个工业园区构成。在今年，91岁高龄的基辛格出版了《世界秩序》一书，这被认为是他的“告别演讲”，这位老资格的政治家感慨说，有时候他也不太清楚“世界秩序”的真正内涵，也许，真正理想的世界秩序形成时，他已离开这个世界。

在论及亚洲时，基辛格用了一个意味深长的设问句：“通往亚洲秩序之路：对抗还是伙伴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