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生总有起落，精神终可传承。”

——褚橙广告词

 

34岁的丁志健是北京一家出版公司的编辑部主任，北大研究生毕业后留京，然后结婚、购房、买车，每一天的生活都看上去忙碌而舒适，俨然已是这座拥有1900万人口的大都市中的一个中产人士。2012年7月21日清晨，他出门去谈业务。妻子提醒他，昨天气象局发了预报，今天有大到暴雨，雨量可能达40到80毫米。

下午，果然有暴雨，可是雨量居然是215毫米，创下1951年以来的最高纪录。倾盆大雨之下，北京彻底沦陷，城区至少63处路段严重积水，交通大面积瘫痪。丁志健驾着黑色现代途胜SUV，在东二环广渠门桥西侧约300米的铁路桥下陷入大水之中，因车门无法打开，在束手无策的消防队员、大哭赶至的妻子和十多位围观市民的目睹下，窒息而死。这一天，全北京死亡79人。

和平年代，泱泱首都，一场大雨居然造成数十人溺亡，新闻震惊世界。排水专家告诉记者，北京的排水系统在全国各大城市中已属先进，但与东京、巴黎、纽约等国际大都市相比，其实远不在一个层次上，“建筑交通发展很快，但是地下落后得很远”。

“下水道是一座城市的良心。”整个7月，全国媒体都一再地引用雨果的这句名言。一场暴雨洗刷出了两个残酷的事实——鲜亮的城市建设也许仅仅是表面的繁荣，而每一个中产阶层人士的生命居然是那么脆弱。

就在丁志健溺亡的两个月后，在距离广渠门不到4公里的地方，一根地下桩在雷鸣般的掌声中被响亮地打下。北京市宣布将建造一座528米高的摩天大楼，总投资240亿元，项目将创造8项世界之最和15项国内纪录。建成之后，这座定名为“中国尊”的建筑物将成为新的北京第一高度。

很显然，与复杂而隐蔽的排水系统相比，摩天大楼更容易令人兴奋。就在2012年，中国的各个城市正在展开一场以摩天大楼为主题的竞赛。此时，全国最高楼是建成于2008年的上海环球金融中心，楼高492米，几乎所有的新大楼都以它为赶超目标。上海宣布将建造632米的上海中心，深圳的平安中心则很“巧妙”地把高度设定在646米，武汉绿地中心的高度原定为606米，在得知上海和深圳的消息后，随即宣布将“拔高”到666米。

就在各个城市吵得不可开交的时候，11月，一则来自湖南长沙的新闻，让大家都不好意思再开口，它宣布将兴建“天空城市”，高度为838米，一举超过828米的世界第一高楼迪拜塔。

有媒体计算了一下，未来十年内，中国将建设1300座摩天大楼，已经投入的在建资金为5100亿元，即将投入的约1.1万亿元，占商品房投资的23%，约为铁路投资的2.7倍。到2018年前后，若那些宣布的项目全数落成，排名全球前十的摩天大楼中，有九座属于中国。

如果城市下水道与摩天大楼构成一对隐喻，那么，它体现了中国经济的极致两面性。在悲观论者看来，中国的迅猛发展只是一个空洞的泡沫，无论多么的炫目或膨胀，都无法掩盖内在的空虚，甚至其成长模式本身就是一个悖论。在乐观论者看来，成长从来是脆弱的，而且有必须支付的代价，外延与内在的不匹配正为制度创新提供可能性。

关于中国问题的此类争论，三十多年来，似乎从来没有停歇过，只是在今年，它呈现出了一些与以往不同的主题和特质。

2012年4月，中共中央宣布对政治局委员、重庆市委书记薄熙来立案调查，一场历时五年的“唱红打黑”政治闹剧结束。

11月，中共第十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召开，全会选举习近平为党的总书记。在新的政治时代到来的时候，中国的经济局面也展开了新的一幕。

路透社在2012年11月的一篇总结性报道中，罗列了关于“胡温十年”的成绩单：“中国GDP平均每年都保持近两位数的增长，总额翻了近四番，相继超越德国、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2011年中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额跃居世界第二位，连续三年成为世界最大出口国和第二大进口国。在改革开放的短短三十多年时间里，中国已经成为全球第一大外汇储备国，十年间增长超过10倍。中国由一个原先接受援助与贷款的国家，开始变为向外输出贷款和援助的国家。”

同时，它也指出了困扰中国经济局势的种种难题：“‘国进民退’的模式让本应最具活力的民营中小型企业融资困难，沉重的税务压力让它们在严峻的经济形势下更难生存，资本纷纷外逃，弊端凸显。经济产业结构畸形，不得不进行调整，但要实现产业优化升级困难重重，前途未卜。中国的经济结构过分依赖出口，作为拉动经济发展的三驾马车中的一支重要力量——消费，还未起到真正拉动内需的作用。地方政府追求巨额投资而大规模举债，危机四伏。城市化进程快速推进，但土地利用效率低下、建设规划混乱、环境恶化等一系列问题也接踵而至。”

也是从今年开始，《经济学人》杂志做了一个不动声色的改版，它把关于中国的专题报道从“亚洲”板块中剥离出来，做成一个独立的门类，在该刊历史上，只有“美国”享受这一待遇。主编解释说，“自从1942年对美国进行这样的详细报道之后，这还是我们第一次为一个国家开设类似栏目。主要原因是中国已经成为一个超级经济大国”。

的确，此时的中国，你已经很难用“发展中国家”这样的视角来描述和观察。

在经济体形上，它已经十分庞大和健壮，在成长模式上，它陷入苦恼的制度瓶颈和路径依赖，“下水道”式的结构性难题层出不穷。一些原本支持经济增长的基本性要素，如劳动力和土地成本优势、环境可持续的代价、“中国制造”的国际空间等，都开始次第消失。某些重大指标出现峰值，一些战略级能力发生不可逆的改变，而人们对某些事物的价值判断也出现了变化。

种种迹象表明，改革开放的上半场结束了——尽管经济学界要到两年后才意识到这一点。

 

在今年，一个叫卡森·布洛克的美国人，突然成了资本圈的“隐形明星”，几乎所有人都没有见过他，可是都能够感受到他带来的阵阵寒意。

如果说英国人胡润在中国的赚钱故事属于20世纪90年代的话，那么，卡森·布洛克的故事则更加新鲜和刺激。据《华尔街日报》报道，布洛克从12岁起就梦想着到中国淘金，于是在2005年，28岁的他来到上海，做了一年律师，还与人合伙开办了一家自助储存库公司，其间也帮一些对冲基金和他的父亲做调研，他甚至还写过一本《傻瓜也能在中国赚钱》的书。可是，在五年时间里，他并没有如愿以偿地成为那个“傻瓜”，相反，他几乎赔光了所有的钱。然而，也是在这五年里，学法律出身的他，发现了一个秘密。

2010年，布洛克成立浑水公司（Muddy Waters），它的主页上没有披露任何注册和联系信息，只有一段颇有禅意的简介：“中国成语有云，浑水摸鱼，它也可以解读为——不透明亦可产生赚钱的机会。”《经济学人》杂志形容他：“布洛克并不是那种耀眼到可以做财长的角色，也不像华尔街拥有数十亿资产的基金经理，看上去并不出众的布洛克，却深谙中国市场之道。”

浑水是一家专门针对在海外上市的中国企业的做空机构，布洛克发现的秘密是，“在美国和中国，有不少人勾结起来合伙将一些空壳上市公司带到美国”。所谓的做空机构，就是先借股票卖掉，然后宣布一些利空消息，等股价大跌之后买回来还掉。跟股票市场的其他卖空者一样，浑水公司通过调查报告引起投资者对一家公司生存发展能力的怀疑与不信任，致使该公司的投资量减少、股价下跌，然后浑水公司便从中获利。

浑水的第一个狙击对象是东方纸业。布洛克通过电话沟通及客户官网披露的经营信息，逐一核对各个客户对东方纸业的实际采购量，最终判断出东方纸业虚增收入。虚增的方法其实很简单，即拟定假合同和开假发票，这也是国内上市公司造假的通用方法。布洛克派出的调查员发现工厂破烂不堪，机器设备是20世纪90年代的旧设备，办公环境潮湿，不符合造纸厂的生产条件，而工厂的库存基本是一堆废纸。布洛克在报告中惊呼：“如果这堆废纸值490万美元，那这个世界绝对比我想象的要富裕得多得多。”

浑水的报告导致东方纸业股价大跌，浑水也因此一战成名。

布洛克的调查手法并没有出奇之处。据他自述，这家公司只有他一个全职员工，其余都是临时聘用的合约调查员。浑水所依据的资料全数来自公开资料以及实地调研，令人叹息的是，几乎所有被调查的中概股公司的遮羞布都是用纸糊的，稍稍一扯，立刻脱落。在调查多元环球水务时，浑水去会计师事务所查阅了原版的审计报告，证实上市公司篡改了数据，把收入至少夸大了100倍。然后，调查员根据多元环球水务公布的经销商名单，一一打电话，结果发现所谓的80多个经销商的电话基本打不通，能打通的公司，也从未听说过多元环球水务。浑水的狙击，最终导致这家公司黯然退市。布洛克式的狙击再次证明，中国的商业世界是一个多么不认真的世界——哪怕作假也缺少技术含量。

浑水的一次又一次得手，让中概股在北美资本市场基本上失去了信用。东方纸业事件后，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开始调查反向收购和IPO类中国企业的会计审计等问题，一度颇受追捧的中概股从而陷入长期的集体低迷。

在这一年7月，布洛克再发神威，此次的对象是赫赫有名的新东方。

7月11日，新东方宣布简化北京新东方的股权结构，清理了其他10位股东的股份，通过无对价协议将北京新东方100%的股权转移到俞敏洪控制的实体下。6天后，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对新东方发出调查函，调查事项为其可变利益实体（VIE）的股权变更，当日股价暴跌34.32%。

又过了一天，浑水发布一份近百页的报告，强烈建议投资者卖出新东方股票。它所质疑的内容包括：新东方将特许加盟学校算作自办的学校，报告了不实的学校数目和总收入；指控新东方的财务报表没有准确反映北京海淀学校缴纳的企业所得税；指控新东方不适当地将不同利益实体及其子公司的财务数据并入公司的报表等。在卡森·布洛克看来，新东方是一个造假者，他在接受采访时暗示，新东方存在的缺陷无法改正：“斑马无法改变自己身上的条纹，也许私募投资者认为他们可以做到，但我不这么认为。”在浑水报告的刺激下，新东方股价当日再跌35.02%，连续两日跌幅累计57.32%，市值缩水14亿美元。

浑水报告发布的时候，俞敏洪正坐在开往西藏的列车上，火车途经沱沱河时，他还在新浪微博上发了一张抢拍的照片。他是一个拥有863万粉丝的网红人物，被很多年轻学生视为“励志大哥”，暴跌的股价把他一下子摔进沱沱河的激流旋涡之中。“我听到这个消息的第一时间，就想买进公司股票，可是公司法律顾问劝阻了我，说现在买会引起怀疑，在法律上有风险。”俞敏洪后来回忆说，在熬了四天后，他实在忍不住了，“除非美国有明确的法律证明我不能买，否则我一定要买”。7月20日，新东方宣布，董事会将在公开市场购买新东方总计5000万美元的美国存托股票，并保证6个月内不会卖出。

与此同时，新东方接受了美国证交会长达两个半月的“彻底体检”。调查员近十次飞到北京，将新东方历年来涉及股权的几千份合同全部翻译成英文；拆走了高管的电脑硬盘，将其中文件全部拷出来；邮箱里的电子邮件也全部打印出来，哪怕是已删除的邮件，也要用特殊的手段恢复。调查人员还细读了俞敏洪个人邮箱里的三万多封邮件，他跟美方人士开玩笑：“我女朋友的信你们可不能乱看。”为应付此次调查，新东方投入的资金高达数百万美元，创下了一个纪录。

后来的事实证明，新东方是少数没有被浑水击倒的中国公司之一，然而，事件前后的火药味，显示出美国投资人对中概股的极端不信任。俞敏洪对记者抱怨说：“因为美国市场对中国公司形成了一种不信任的情绪，所以浑水弄哪家公司，哪家公司股票就会跌，它就能赚钱。”2012年是2008年以来中国企业赴美IPO数量最少的一年，有长达8个月的时间里，没有一家公司获准上市。在严厉的审查和浑水式的做空下，因财务造假而被停牌和退市的中概股达60家之多，依然挂牌的80多家中概股股价在过去一年中蒸发了一半的市值。

 

在已经到来的2012年，无论是外贸还是内贸，都让人忧心忡忡。

启动于三年前的那场“四万亿计划”，在随后的几年里形成了炙热的投资热浪，但是因为内需消费，无论从品类还是商业模式创新上，始终没有寻找到突破口，到今年已如强弩之末，甚至挥发出若干负面效应，增长再次停滞。

如果在今年，你沿着海岸线驾车从南到北，一行数千里，经过的每一个产业园、开发区、码头或工地，都可以看到冷清不振的场景和忐忑不安的人们。在媒体上，越来越多的人开始讨论转型升级，可如何转、怎么升，却是让人莫衷一是，有些企业主更是叹息“不转型是等死，转型是找死”。

服装产业的扩张后遗症正在爆发中。在今年，六大运动品牌共关店近5000家，其中，匹克和李宁创造了关店最多的尴尬纪录：前者的网点净减少1323家，相当于平均每天关3家，后者净减少1821家，相当于平均每天关5家。公开数据显示，仅上半年，全国42家上市服装企业存货总量就高达483亿元。

今年的春、秋两季广交会都出现了订单大幅下滑的景象。其中，在11月的第112届秋季广交会上，境外采购商人数同比减少10.2%，出口成交额同比下降9.3%，都创下历史纪录。更让人担忧的是，在所有的外商订单中，中短期订单的比例占八成以上，这充分表明国际市场的需求和信心不足。而广交会的日趋清淡仅仅是一个开始，在未来的五年里，成交额将继续同比下滑。

相比于消费品市场，能源和重工业领域的景象更为萧条。随着基础设施投资的相继完成，钢铁、煤炭出现严重的产能过剩，其痛苦时期将长达五年之久。局面的反复跌宕，体现在一些具体的企业人物身上，又是那么的步步惊心。

在胡润公布的2011年富豪榜上，一个陌生的名字——梁稳根出人意料地出现在榜单的第一名，他是三一重工董事长，来自长沙，个人资产达到700亿元。

这是一位出生于1956年的草根创业者，早年贩酒、做玻璃纤维，到1986年，凑了6万元创办了一家焊接材料厂。20世纪90年代中期，中国进入城市化建设周期，梁稳根开始生产混凝土拖泵，他从北京自动化研究所挖来液压技术的专家，着力于核心技术的突破。1995年前后，在混凝土输送泵行业，国外产品占据了中国市场95%以上的份额，在三一重工等中国企业的努力下，以不到10年的时间，完成逆袭。2002年9月，在香港国际金融大楼施工现场，三一混凝土泵将混凝土送上了406米高的施工面，把世界纪录提高了将近100米。2003年9月，在三峡三期工程中，三一的三级配混凝土输送泵试打成功，填补了国内外工程机械领域的又一项空白。

不夸张地说，正是因为中国城市化建设的空前容量，为与此相关的很多中国企业创造了成长和超越国际同行的世纪性机遇，每一项百亿工程、每一栋摩天大楼，都意味着新的制造和技术突破的可能性。三一重工创造了诸多的纪录，包括中国第一台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37米泵车、全球臂架最长的86米泵车、亚洲第一台千吨级全路面起重机、全球重量最大的3600吨级履带起重机等，梁稳根被称为“世界泵王”。

在2009年的“四万亿计划”中，三一重工成了最大的受益者之一。很多年后，三一的干部回忆当时的景象都还用“震惊”两字来形容，“当年，一台泵车还在生产线上，客户就已在外面焦急等待，并且主动要求不需要调试，有问题自己承担，只求尽快交货。有一次，当产品出厂后，一位客户拿了块砖头立马冲过去，照着窗户，‘哐’的一声把玻璃砸碎，然后宣布这台出厂价高达百万元的‘有质量问题’的搅拌车是自己的，谁也别想抢，谁也没法抢”。

在随后的两年里，三一的各项业绩指标连续同步增长超过70%，营业收入突破800亿元，股价连创新高，一度达到1370亿元，梁稳根因此以超级黑马的姿态，登顶中国富豪榜。在刚刚过去的2011年，梁稳根无疑是最引人注目的企业家，他还宣布将投资86亿元建设北京总部。

可是就在2012年，随着基建投资的降温，工程机械行业陡然进入“最为困难的一年”。三一重工在今年上半年的营业利润下滑18.6%，负债水平更是急剧增长，其流动负债合计达到307亿元，种种关于资金链断裂的消息令人揪心。中国工程机械工业协会数据显示，在2012年，国内13家主要企业利润下滑34%。

从日后来看，这仅仅是产业拐点出现的时刻，在今后的几年里，工程机械行业一直挣扎在停滞的低谷。到2016年中期，三一重工的员工由鼎盛时的6万多，裁到不足3万，营业收入只有五年前的五分之一左右。梁稳根后来对记者说：“调了五年，调得很深，国内市场调低了75%，真的没有想到。”

与昙花一现的“景气首富”梁稳根相比，另外一位首富级人物则更为悲惨，他在2012年直接陷入了破产的困局。

9月底，在无锡至上海的高铁上，49岁的施正荣接到了《中国企业家》记者的电话。在连珠炮般的提问之后，他沉默了很久，然后幽幽地说：“在现在这段时间，你要我说什么？我自己也不知道明天在哪里。”

施正荣一度被看成是海归科学家创业的标本。2000年，他背着一个双肩包从澳大利亚来到家乡江苏扬中附近的无锡市，包里只有一台笔记本电脑和几页商业计划书。仅仅六年后，他就以32亿美元的个人资产成为新晋的“中国首富”，又过了六年，神话回到起点。

在个人秉性上，施正荣是一位科学家，他师从“太阳能之父”马丁·格林教授，留学期间就握有十多项太阳能发明专利，他归国创办尚德电力，正赶上中国大力发展光伏产业。《中国企业家》杂志曾以《首富，政府造》为题，分析了“尚德模式”的崛起秘密，即一个开明的政府与一位具有商业精神的科技人才携起手来，对后者注入各种资源，包括政策、资本、技术、市场等，在企业发展起来后，政府“功成身退”。无疑，这是苏南模式的进化版本。

施正荣在无锡创业，从第一天起就得到了政府的全力支持。无锡市政府出资650万美元作为启动资本，同时在土地和税收政策上予以全面倾斜，市政府甚至派出刚刚退休的经贸委主任担任尚德的首任董事长，为施正荣协调各种公共关系。而在企业走上正轨、即将赴美上市前夕，政府又“适时”地令国有股退出，并安排董事长退位。在本部企业史上，澳大利亚籍的施正荣是罕见的、在股权改制上吃到了全部红利且并没有遭到任何质疑的民营创业家。

在中央及地方政府的政策刺激下，中国的光伏产业经历了长达十年的大跃进，全国有600多个城市把光伏作为战略性新兴产业，多晶硅炉像大炼钢铁一样遍地开花，仅浙江省就有光伏企业205家，它们大多得到了中央政府的产业补贴和地方财政的扶持。曾有媒体感慨：“过去十年来，如果有一个行业笼罩的光环能与互联网相媲美，一定是光伏；如果有一个行业的造富能力能与互联网相媲美，一定是光伏；如果有一个行业吸引资本的能力能与互联网相媲美，一定是光伏；而如果有一个产业激发地方政府的追逐热情超过房地产，一定还是光伏。”

除了无锡尚德，隔壁的江西省则如法炮制地支持了一家叫赛维的民营企业，其创办人彭小峰的名字，曾在2008年与施正荣一起出现在胡润富豪榜的前十位名单上。到2010年前后，中国光伏产业从无到有，产能占到全球一半以上，全球前十大光伏组件生产商中，中国包揽了前五名。

尚德式的成功，被认为是“地方政府公司主义”的胜利，它体现了中国式产业发展的独特性。在无锡，施正荣成了城市的名片，他的巨幅照片被树立在高速公路入口处，所有进入这个城市的来客第一眼望见的便是他的标准式微笑。市政府甚至还为他塑了一座宽3米、高2米的巨幅半身人像。一位地方官员分析，对无锡来说，尚德产值的政治意义远大于经济意义。“你要是比其他工业，无锡在全国不一定是数一数二的，而若比光伏，尚德世界第一。这大大满足了无锡市政府的虚荣心。”

在产业膨胀和“首富”的光环之下，科学家施正荣也成了时髦的企业家，原本内向讷言的他学会了滔滔不绝地“布道”，还能够在几千人的论坛上，有板有眼地独唱一段锡剧。他曾经花20万美元包一架公务机去参加达沃斯论坛，同美国副总统戈尔共进午餐，与英国查尔斯王子谈合作，他还给自己买了近十辆豪车，见不同人时会开不同的车。2005年年底，尚德上市当天，施正荣对友人说：“从此以后，我再也不会去挣一分钱，我就花钱。”

然而可怕的是，中国的光伏产业是一座建造在沙滩上的漂亮城堡，它90%的原料依靠进口，而90%的产品则全数出口，最重要的原材料多晶硅，也基本上掌握在国外厂商手中，价格最高时甚至达到每千克400美元以上，占整个光伏产业链利润的70%。2011年，受欧洲债务危机影响，美国和欧洲开始对中国光伏产业开展反倾销、反补贴的“双反调查”，直接导致全行业的大雪崩。

在经营行为中，施正荣似乎比“单纯而无私”的无锡市政府要精明得多。他在尚德体系之外，组建了亚洲硅业和三家都以荣德命名的公司，它们都独立于上市公司之外，是施正荣的私人家族企业，其业务是向无锡尚德提供硅料和组件，因此形成了利益关联链条。三家荣德系公司在两年时间里，获得了近25亿元的业务收入，亚洲硅业则在2010年与无锡尚德签署了总额15亿美元、为期七年的长期供货合同，更夸张的是，这些家族企业还同时得到了尚德的20亿元担保资金。

2011年，尚德净亏损10亿美元，到第二年的二季度，情况继续恶化，电池工厂停产，公司大规模裁员，其总欠债额高达20多亿美元，纽交所的股价从最高的98美元跌到1美元。美国投资者对施正荣提起集体诉讼，指控他借亚洲硅业掏空上市公司，并挪用公司16.8亿美元为自己的个人公司提供无息贷款。

在最危难的时刻，施正荣拒绝拿出个人资产拯救尚德，他的“科学家理性”似乎战胜了企业家伦理与血性。

树在高速公路入口处的施正荣巨幅宣传照，是在2012年8月被悄悄撤下来的，在这个月，他辞任尚德CEO。12月，董事会宣布罢免他的董事长职务，施正荣发声明认为此举“违规”。又过了三个月，尚德被当地法院宣布破产重整，无锡的地方国企——国联集团成为政府指定的“接盘侠”。在后来的几年里，施正荣的名字在无锡成了一个尴尬的禁忌。

 

“涨潮的时候赶海，你很难得到大海的馈赠；退潮的时候，哪怕在海滩信步，也能捡到美丽的贝壳。商机也是这个理。”信奉这个“商理”的人叫张志熔，在2010年的《福布斯》内地富豪榜上，排名第十。

张志熔是最近几年最激进的“造船大王”，他的熔盛重工在短短六年时间里迅速成长为中国第一大民营船企。张志熔的发迹与施正荣颇有相似的地方，即得到了地方政府的大力扶持。2004年，他与江苏如皋市政府签订合作协议，准备建一个年产350万载重吨的造船厂，当时中国最大船企中船集团的产能也不过357万吨。

到2009年年底，随着“四万亿计划”的推出和银行大规模放闸，重资产、高产值的造船产业被赫然列入“十大振兴产业”之一，受到地方政府和金融机构的强烈青睐，上千亿资本疯狂涌入，中国的造船热浪平地卷起。工信部的数据显示，在整个2010年，全国造船完工量6560万载重吨，同比增长54.6%，新承接船舶订单量7523万载重吨，是去年同期新接订单量的2.9倍。正是在这一年，全国造船完工量、新承接船舶订单量、手持船舶订单量三大指标均超越韩国，成为世界造船第一大国。

在这股造船运动中，沿海的江苏、上海、浙江、山东、广东等省展开了一场大竞赛，其中，江苏省遥遥领先。2010年，全国造船完工量超过百万载重吨的11家企业中，江苏省占9家，新承接船舶订单量占世界份额高达21.6%。

而在江苏省，如皋的张志熔又是最凶猛和高调的一位。熔盛重工在2009年的最后两个月一举拿下12艘船舶订单，在2010年更是接获46艘船舶订单，实现销售收入126亿元，净利润17.19亿元。11月，熔盛重工成功在香港挂牌上市，募集资金140亿港元，是当年香港市场非金融企业中的“募资王”。据媒体报道，“在熔盛鼎盛的2010年，下班高峰时，在江苏如皋长青沙岛中央的疏港公路上，数不清的助动车和摩托车会汇成一条钢铁洪流”。

然而，日后查阅当年的报道，可以清晰地看到，即便在最狂热的时候，局内人士都对这一景象忧心忡忡。2011年1月，《第一财经日报》发文《中国造船业全球成第一，五省市争霸》，在弹冠相庆超越韩国的同时，几乎所有的专家都表示担忧：“总体来说，未来的国际国内环境都比较艰难。”“影响造船业未来的因素，首先要看需求是否跟得上。目前外部环境、宏观环境存在不确定性，未来可能会需求不足，产能过剩显现，竞争残酷化，进而价格降低，打击行业整体利润。”

可是，这样的声音被夹杂在欢呼声中，似乎不被看成是警告。在张志熔们看来，“现在先狠赚一笔，将来船市不好的时候，再转做钢结构或其他业务”。而在国企看来，它们更有不怕死的理由，一位中船集团的高管对记者说：“产能过剩是将来的事，至少目前订单多得都接不完，当然要加大造船力度。即使将来有了风险，央企也不会受到太大影响。”

谁也没有料到，局势的反转会来得那么猛烈。

2012年2月，有“温州船王”之称的陈通突然失去联系。去年8月，他的东方造船集团刚刚在伦敦证交所AIM市场挂牌交易，可是仅仅几个月后，就被曝出11亿元的巨额负债无法偿还。

陈通跑路是造船业危机的第一张多米诺骨牌：3月，江苏南通启东的惠港造船公司宣布破产；5月，浙江台州规模最大的出口船舶企业金港船业向法院申请破产；6月，大连东方精工船舶配套有限公司宣告破产，厂房彻底停工。中国船舶工业行业协会的数据显示，在2012年到2013年，全国3400家造船企业全数陷入资金链绷紧、订单量锐减和交船难的困境，倒闭歇业企业超过2000家，成为制造产业的重灾区。在2012年年底的国务院会议上，造船业从“十大振兴产业”名单中滑出，被明确定义为“过剩产能”。

即便在这样的时刻，张志熔看上去仍然“大而不倒”。从2010年到2012年的三年间，熔盛重工的手持订单稳居全国第一，一直到2015年，熔盛的秘密才被财新记者揭露出来。

事实上，没有一位超人可以抵抗潮涨潮落的规律。张志熔的财技来自两个方面。一是融资能力和政商关系，在金融机构的支持下，熔盛重工的银行贷款水涨船高，到2011年已达254.3亿元，实际上是一个被银行硬撑起来的稻草巨人。同时，熔盛每年从如皋市取得巨额退税和补贴，在2010年到2012年的三年中，金额共计33.8亿元，超过其利润总额。

二是“自己给自己下订单”。财新记者的调查显示，一位叫关雄的掮客在香港成立了12家单船公司，专门向熔盛重工下订单，“这些订单实际上是张志熔通过个人渠道将钱转给关雄的香港公司，然后关雄的香港公司再到熔盛重工下单造船。接单后，只有一部分船会继续造完，并由关雄的公司出租赚取租金或干脆转让”。在熔盛重工的历史订单中，与关雄有关的有30艘船之多。

 

从“世界泵王”“光伏之王”到“造船大王”，他们的旋起旋落在世界工业史上都堪称经典，并似乎不可复制。

在一个由强势政府主导的市场经济环境中，资源的配置模式十分极致，它既足以在最短的时间内聚合能量，拉动经济的复苏，对任何一个产业造成战略性的调整，同时，也因“看得见的手”的干预，无法避免资源错配和浪费的后果。如斯蒂格利茨所揭示的，“势不可当的政府活动之后，便是反方向的剧烈变动”。

如果我们把2008年年底到2012年视为一个经济周期的话，可以看到四个重要的新特征。

其一，中央政府对产业经济的主导能力非常强悍，而其政策的传导性则更会层层加码。无论是机械装备、光伏还是造船业，在四年时间里的规模扩容均非顶层设计时所预想，而出现了倍级的扩容效应。它非常容易形成GDP意义上的大胜利，然后又会在下一轮周期调整中发生严重的失控。

其二，中国政府始终没有摆脱对投资的路径依赖。相比于内需消费的唤醒，以大规模货币投放为基础的基础设施投资，无疑是一剂立见成效的猛药，但是，它所造成的后遗症则不可避免。在这一过程中，国有资本控制的银行系统扮演了“白马骑士”和后果承担者的双重角色，金融系统和地方债务平台的高风险，成为长期存在的隐形危机。

其三，随着人口红利的消失和城市化运动进入中期，外延式发展的边界渐渐出现，陡然增加的制造能力很容易在周期波动中出现战略性过剩，终而造成企业的危机和社会资源的巨大消耗，以效率提升和技术创新为主题的转型升级已经势在必行。

其四，作为全球第一的人口大国和制造大国，中国产业经济的波动直接影响国际能源的价格和产业格局重构，甚至足以影响一些能源输出国的政局稳定。摩根大通的研究显示，当中国的增长率下降1个百分点，新兴市场就会相应下降0.7个百分点。“中国效应”的传导性变得越来越强，也越来越可怕，它成了全球经济复苏的中枢地区，也是最不确定的因素之一。

这些新特征的出现，意味着中国经济进入了新的发展阶段，它既不是一个经典意义上的市场经济国家，也不再是一个经典意义上的发展中国家，它需要被重新审视和定义。

 

7月17日，阿迪达斯的中国公司发布了两条看上去让人有点疑惑的消息：

其一，它宣称在过去的一年里，在中国新开了1175家分店，目前拥有6700个销售点，是全球增长最快的区域市场；其二，它宣布将关闭位于苏州工业区的唯一一家自有工厂，把生产线迁移到东南亚的缅甸。

这两个貌似冲突的消息背后，体现出了2012年中国产业经济的一个新的基本特点：在消费能力不断抬升的同时，制造业的成本优势即将消失殆尽。所有的全球化企业都开始小心翼翼地重估中国市场的价值。

作为劳动密集型产业的标杆，服装鞋革业是中国改革开放之后，第一批被引入的全球化产能，它们天然具有“漂移”的属性。阿迪达斯的生产基地最早设立在欧洲，随后转战至相比生产成本较低的日本，接着是韩国和中国台湾，然后又是中国大陆，数十年间，经历了候鸟一样的迁徙路径。就在今年的早些时候，英国媒体爆料称，阿迪达斯提供给伦敦奥运会的特许商品均出产于柬埔寨服装厂。在那里，工人月平均工资为130美元（约合人民币828元），而在阿迪的苏州工厂，其对外招工的人均月工资不低于3000元。

阿迪达斯的撤厂，被认为是一个“迟早要做的决定”。早在三年前，阿迪“永远的竞争对手”耐克就做出了一模一样的决定。2009年3月，耐克关闭了公司位于中国的唯一一家鞋类生产工厂——太仓工厂，遣散中国员工1400人，当时由于补偿方案未能与工人达成一致，还引发了大规模的工人罢工。自金融危机爆发后，耐克明显加速调整全球生产布局：2001年时，中国生产了其40%的鞋，在各国中排名第一，而越南只占到13%的份额；到了2005年，中国的份额降至36%，越南升到26%；到了2010年，越南超过了中国，占37%，中国退居第二，占34%。

全球运动鞋品牌商的迁移行动，在后来的几年里将引发连锁效应。阿迪达斯在中国有300家代工厂，涉及员工总数超过30万人，随着品牌自营厂的迁徙，很多代工厂受到产品工艺流程完整性的影响，就必须跟着一起转战东南亚。

一位台商在接受《南方周末》记者采访时，算了一笔账：“我们1990年从台湾将工厂全部迁移到广东，当时珠三角的工人月薪只需200元左右，而如今涨了10多倍，尤其是金融危机后，用工成本上升更加迅猛。目前的工厂工人月薪大约是500美元，而印尼的大约300美元，越南的是250美元左右，差距由前几年的50美元扩大到200美元以上。如果耐克的采购商能用10美元买一双鞋子，绝不会掏11美元来购买，因此工厂流失了一些低价订单。”

这位台商所描述的景象显然并不仅仅出现在鞋革业。日本贸易振兴机构（JETRO）统计显示，2012年，广东深圳工厂员工的人工费（包括社会保障费等）为每人6563美元，比2008年增长了70%。富士康董事长，也是大陆最重要的台商郭台铭在一次论坛上抱怨说：“中国的年青一代不愿意在工厂里工作，他们希望从事服务业、互联网行业或者其他一些更轻松的工作。”

对于富士康，大陆的政府和舆论界充满了矛盾的心态，一方面，“十三跳”事件让人们看到了这家巨型工厂的原始血腥，它以效率和效益的名义把中国劳动力的红利吃到了人伦的边缘。另一方面，它不但提供了数百万的就业机会，更是正在下滑中的外贸经济的支柱。从2009年开始，中国对外贸易的前20强企业中，便有8家与富士康体系有直接关系，其业务额占到了全国进出口总额的4.1%。“富士康不能走”，几乎成了一个不得不接受的事实。

在过去的几年里，郭台铭一直在重构富士康的产业布局，深圳园区将打造专注于科技研发和电子商务的“五中心一基地”，长三角地区形成了精密连接器、无线通信组件、液晶显示器、网通设备机构件、半导体设备和软件技术开发等产业链及供应链聚合体系，环渤海地区以无线通信、消费电子、云运算、纳米科技等为骨干产业。智能手机、平板电脑、汽车零部件、精密磨具等业务则转移至了中西部地区。

在这一布局之下，富士康于2003年投资山西太原，2009年建厂重庆和成都，2010年进入河南郑州，2012年签约贵州贵阳。郭台铭还宣布将在未来的10年内，用100万台机器人替代生产线上50%的劳动工序。

 

与制造业所发生的种种危情相比，中国的互联网经济仍以轻快的步伐在前行，内需消费和文化产业则正在发生新的变化，而所有的创新，都建立在移动互联网的井喷风口上。在2012年，全球智能手机出货量达7.17亿部，比去年增长45%，中国的出货量达1.82亿部，居全球之首。一个更值得关注的数据是，三四线市镇的手机销售第一次超过了一二线城市。

3月29日凌晨4点，马化腾在腾讯微博发了一个六字帖：“终于，突破一亿！”此时，距离微信上线仅433天，在互联网史上，微信是迄今为止增速最快的在线通信工具。QQ同时在线用户数突破1亿，用了将近十年，脸书用了六年半，推特用了整整四年。4月19日，微信推出“朋友圈”，它意味着这款通信工具向社交平台的平滑性升级，由此，一个建立于手机上的熟人社交圈正式出现。

8月23日，微信公众号平台上线，这是张小龙团队的一个“发明”，它兼具媒体和电商的双重属性，从而革命性地改变了中国互联网以及媒体产业的既有生态。

在公众号诞生之前，博客及微博已经对中国的舆论传播业态构成了巨大的冲击，民众掌握了舆论的发布权和选择权，金字塔式的精英传播模式遭到颠覆。然而，尽管如此，由于博客和微博的草根及碎片化的特征，主流舆论的势力其实并没有被彻底瓦解。公众号推出后，拥有持续创作能力的精英写作者敏锐地发现，这一模式更适合沉浸式创作，而其传播的路径由熟人朋友圈发动，且在通信和社交环境中实现，因此，具有更为强大和有效的舆论效率，同时，经由订阅而产生的粉丝（订户）有更强的忠诚度并易于管理互动。

很快，越来越多的写作者开通了自己的公众号，它们被称为“自媒体”，这是一个由中国人独立创造出来的新概念。传统媒体的传播壁垒被击穿，以专业能力为基础的人格体能量开始爆发。在后来的几年里，报纸、杂志等媒体出现雪崩式的倒塌——中国传媒业的式微速度远远大于所有欧美国家，一个全新的舆论生态在微信平台上赫然出现。

罗振宇自称“罗胖”，原本是中央电视台《对话》节目的制片人，他同时也是策划专家，3Q大战后曾被马化腾请去给全体高管培训“舆论管理”。他在公众号平台出现不久就开通了“罗辑思维”，每天讲述60秒的音频“死磕”用户，他的订户在一年后超过了100万。后来几年里，他成了自媒体和知识付费的风向标。

对于企业而言，公众号也开拓出一片陌生而新颖的商业天地，商家以最低的成本和最快的速度发布资讯，获得了精准的用户，无论是服务互动还是商品贩售，都具有了新的可能性。由于公众号内植于社交环境，导流和呈现的成本大大低于传统意义上的App，因而产生了对后者的替代效应，几乎每一家中国公司都必须认真思考一个问题：“我与微信有什么关系？”

在2012年，微信的迭代和扩张几乎吸引了所有人的目光，不过也有其他一些创业者的表现值得记录。小米手机在今年实现了126亿元的销售额，雷军在制造业中造成的恐怖效应正在急速地发酵。王兴的美团和张涛的大众点评从“千团大战”中浴血杀出，逐渐形成对峙之势。

今年夏天，两个出生于1983年的人做出了一生中最重要的产品。

张一鸣是一位连续创业者，他在8月推出了一款基于数据挖掘的新闻推荐引擎产品——今日头条。这位从来没有新闻从业经验的理工男，决定用算法替代编辑，把用户喜欢的资讯“喂送”到他们的嘴前。今日头条的口号是，“你关心的，才是头条”。他拒绝设立总编辑的岗位，立志要当一个“新闻的搬运工”。在当时，新浪、腾讯和网易的手机新闻客户端已经铺天盖地，谁也没有料到，小个子的张一鸣有可能杀出一条血路。

9月9日，前阿里巴巴员工程维推出滴滴打车App。他花了8万元开发出的这款产品，非常的粗糙，当日，全北京的189家出租车公司中，只有16个司机使用了这个毫不起眼的小软件。在程维的记忆中，这一年北京的冬天非常寒冷，他和三个小伙伴在北京西客站的出租车停靠点推销，“那个地方是个过道，很强的过堂风，司机停留时间又很短”，他们硬是让1万个司机装上了滴滴App。11月3日，北京城下了第一场大雪，很多人上班打不到车，就开始尝试打车软件，这一天，滴滴打车首次单日订单超过1000个。

在今年，保时捷在中国卖出了33590辆跑车，雅诗兰黛的销售额增长了30%，巴宝莉在北京开出了面积达1200平方米的亚洲最大旗舰店。据彭博社的报道，中国消费者的花费占到该集团销售额的40%。

根据贝恩咨询的数据，2012年，中国首次超越美国，成为全球最大的奢侈品消费国，中国内地、香港和澳门的消费者占全球奢侈品销售份额的四分之一，而美国消费者仅占五分之一。在1995 年，中国消费者仅占全球奢侈品市场份额的1%，而美国消费者占27%。2010年《胡润百富》报告称，中国富豪的平均年龄比西方富豪小15岁，“跑车买家的平均年龄是30出头，豪华轿车买家的平均年龄大约是40岁”。根据胡润的计算，上海有14万家庭的资产达到了1000万元，不过七成是因为炒股和不动产的增值，这座城市里大约有250位富豪的个人财富在20亿元左右。

10月，山东作家莫言击败日本作家村上春树，获得了今年的诺贝尔文学奖，他以农村题材为主的小说其实在“80后”主流读者那里几乎没有市场。年轻的人们更喜欢轻快而浅薄的八卦娱乐，由浙江卫视制作、开播于7月的《中国好声音》一炮走红，成为继2004年《超级女声》之后的另外一个现象级综艺节目，它的节目原型来自荷兰，甚至连评委所坐的四把转动椅子都是从荷兰原版空运引进的。

随着网络文化的繁荣，一些新的流行词开始出现。其中之一是“丝”，它最早出现在百度贴吧，继而风行于微博和微信。在经典的汉字语境里，丝指的是生殖器附近的耻毛，可是在互联网词汇里，它成为社会底层族群的自称，而且，无论男女，皆为丝。这一部分人群面大量广，对现状不满，更是互联网上最乐于及敢于表达的人群——在中国互联网界，“得丝者得天下”一度被认定为铁律。

在这一流行词的背后，潜伏着一个事实，即互联网的红利爆发，在相当长的时间里是去权威化和去精英化的过程。草根阶层的崛起，就本质而言，是对既有秩序——从产业秩序、财富秩序，乃至知识和语言秩序的全面否定和颠覆，它既有进步的意义，也明显带有败坏的迹象。对这一丝化潮流的再否定，是2016年之后的事情。

中国电影的票房在今年首次突破100亿，这必须归功于一部屌丝电影《泰囧》，它取得了12.67亿元的空前票房。电影讲述三个年轻人在泰国旅行时的种种搞笑遭遇，人们在影院里笑得眼角流泪而忘却了世间的所有烦恼。其实，在今年真正应该被记忆的是冯小刚拍摄的《1942》，它取材自刘震云写于1992年的一部调查体小说，记录了1942年河南因旱灾、蝗灾粮食颗粒无收，3000万民众离乡背井去陕西逃荒的真实历史。冯小刚从20年前发愿把它拍成电影：“这篇小说在我的心里开始发酵，逢人便说，念念不忘。”在经历了剧组的三聚三散后，影片终于在今年成片播出，结果亏损5000万元，导致华谊兄弟公司的股价暴跌。

10月国庆期间，中央电视台记者扛着摄像机到街头随机采访路人，问的是同一个问题：“你幸福吗？”一位行色匆匆的中年人茫然地对着镜头说：“我姓曾。”

 

到2012年，改革的上半场即将落幕了。斗转星移之间，一切都变得越来越陌生。那些在历史舞台上曾经叱咤一时、留下过身影的人们，也相继步入了生命中最后的时光。

出生于1928年的吴仁宝住进了医院；出生于1939年的李经纬在广州的医院已经被“双规”了整整10年；出生于1934年的步鑫生被查出罹患绝症，他打算回到24年未曾回去的伤心之地——老家海盐县；出生于1939年的马胜利关掉了自己的包子铺，杜门谢客。

在这些人中，年纪最大的是出生于1928年的褚时健，他正在远离尘嚣的云南哀牢山上种橙子。

已经很少有人记得褚时健了。这位当年的“中国烟王”，于1996年因贪获罪入狱。其间，他的妻子、妻妹、妻弟、外甥均被收审，女儿在狱中自杀身亡，儿子远避国外，名副其实的“妻离子散，家破人亡”。褚案在当年经济界引起了极大的同情浪潮，在1998年年初的北京两会上，十多位人大代表与政协委员联名为褚时健“喊冤”，呼吁“枪下留人”。1999年1月，褚时健“因为有坦白立功表现”被判处无期徒刑，两年后，以身体有病的理由获准保外就医。

出狱后的褚时健与妻子在哀牢山上承包了2400亩荒凉山地，种植甜橙。

此后十余年间，偏远寂寥的哀牢山突然成为很多民营企业家的奔赴之地，有的独自前往，有的结群拜访。对褚时健的同情和致意，超出了对其案情的法律意义上的辩护，而实质是一个财富阶层对自我境况的某种投影式认知。德国哲学家雅斯贝尔斯曾提出“极限情境”的概念，在这一情境中，通常遮蔽我们的“存在”的云翳消散了，我们蓦然直面生命的基本命题，尤其是死亡。雅斯贝尔斯描述了人们面对这一情境时的焦虑和罪恶感，与此同时，也让人们以自由而果敢的态度直面这一切，开始思考真正的命运主题。

褚时健与老妻两人独上哀牢山，并没有想过橙子的商业模式，他对所受遭遇毫无反抗和辩驳，亦不打算与过往的生活有任何的交集。自上山那日起，他的生命已与哀牢山上的枯木同朽，其行为本身是一种典型的自我放逐。也正因此，在公共同情与刻意沉默之间，无形中营造出了一个巨大的悲剧性效果。

在某种意义上，褚时健在哀牢山上“圈地自困”，带有极浓烈的意象特征，宛如一代在扭曲的市场环境中挣扎成长的企业家们的“极限情境”。面对这一场景，他们会不由自主地唤起同理心，构成集体心理的强烈回应，人人心中都好像有一座云缠雾绕的“哀牢山”。

2003年，刚刚登完云南哈巴雪山的王石顺道去看望褚时健，在哀牢山的一个小山坳里，他看见70多岁的老人蹲在路边与一个铺设水管的工人讨价还价，工人开价80元，老人还价60元。

站在一块荒地前，王石指着一尺多高的果苗问褚时健：“什么时候能挂上果？”褚答：“五六年后吧。”王石在自己的书中写道：“他那时已经快75岁了。你想象一下，一个年近75岁的老人，戴一个大墨镜，穿着破圆领衫，兴致勃勃地跟我谈论橙子挂果是什么情景。虽然他境况不佳，但他作为企业家的胸怀呼之欲出。我当时就想，如果我遇到他那样的挫折、到了他那个年纪，我会想什么？我知道，我一定不会像他那样勇敢。”

到2008年，褚时健的橙子结果了，他起名叫“云冠”，但当地人却顺口地管它们叫“褚橙”。到2012年，褚橙的产量达到1万吨，销售突然成了一个新的难题。

10月，一家叫“本来生活”的农产品电商网站突然找到了褚时健，希望包销20吨褚橙在北京卖一卖。褚时健是一个从不上网的老人，但他下意识地觉得可以试试。

2012年11月5日，褚橙上线，五分钟内售出800箱，把本来生活网的服务器弄宕机了。三天内，20吨售罄，网站紧急订货，10天内卖掉了200吨。褚橙很快成为所有橙子品类中的“互联网爆品”，没有人会料到，移动互联网时代的人格化品牌，会由一位“囚困”于哀牢山的85岁老人来引爆。

“人生总有起落，精神终可传承。”这是网站的几个年轻人为褚橙想出来的广告词，几个简单的汉字里浸透了这个时代的所有曲折与顽强。

在危机四伏的2012年，八旬老人褚时健以互联网的方式重新创业，无疑在年末让人们心生敬意和勇气。本部中国企业史，从本质上而言，就是一部关于人的精神史，每一个产业的颠覆及重构背后，都起伏着无数个体生命的悲欣交集，时间之针会在终止之前一直前行，它裹挟一切，向不确定性宣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