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功了，就是一道风景，失败了，就是美好回忆。这世界上总有一些人好像老在做着让人察觉不到的小事，还总是失败，还总是不放弃。

——电影《钢的琴》

 

18岁那年，两个同龄人不约而同地读到一本叫《硅谷之光》的小书，里面讲述一批在硅谷创业的年轻人，其中最出名的叫乔布斯，他打算反叛全世界。从此，这两个人被他的精神和风格，乃至穿着所迷惑。此后的三十年里，乔布斯像一个卡夫卡式的存在，他启迪了一代人，同时也禁锢了一代人。雷军和张小龙都出生于1969年，此时，他们分别就读于武汉大学和华中科技大学。

在很长的时间里，这两个人处在中国最好的程序员之列，甚至他们认为自己将一辈子都是程序员。1996年，雷军在北京创办了最早的BBS站点之一——西站，张小龙则在广州开发出令人惊艳的电子邮箱Foxmail。再后来，雷军加入金山软件，张小龙则在2005年被上市不久的马化腾收编。他们一度都被认为已经过气，可是，就在2011年，却因风云际会，这两个“乔布斯信徒”意外地匹马单骑，从边缘地带杀到了时代的中央。

2010年10月19日，一款基于手机通讯录的社交软件Kik登录苹果商店和安卓商店，它可在本地通讯录直接建立与联系人的连接，并实现免费短信聊天，因功能简捷而具有病毒传播性，在短短15日之内，吸引了100万的使用者。雷军是中国的第一个仿效者，他仅仅用了一个月的开发时间，在12月10日发布了第一款模仿Kik的产品——米聊。他派人去深圳的腾讯总部打探，看有没有人也在做类似的产品，传回的消息让他放心，“如果腾讯介入这个领域，那米聊成功的可能性就会被大大降低，介入得越早，我们成功的难度越大。据内部消息，腾讯给了我们3个月的时间”。

雷军没有发现偏居广州一隅的张小龙。在腾讯主管邮箱业务的他几乎同时盯上了Kik，他带着一支不到十人的小团队——其中两个是刚刚入职的大学毕业生，用60多天的时间完成了第一代研发。2011年1月21日产品推出，定名“微信”。

微信的开屏界面是张小龙亲自选定的，“我们的设计师给出了好几个方案，其中一个是月球表面图，有很浩瀚的宇宙感，我建议改成地球。上面是站一个人、两个人还是很多人，也讨论了一阵，最终决定，只站一个人”。

这就是后来每个人都很熟悉的微信开屏界面：一个孤独的身影站立在地平线上，面对蓝色星球，仿佛在期待来自宇宙同类的呼唤。

接下来的几个月里，背靠腾讯强大的社交资源，张小龙“猎杀”雷军。就如同所有美国互联网产品的中国化改造路径一样，脱胎于Kik的微信很快迭代进化，分别上线了图片分享、语音聊天、“摇一摇”、“漂流瓶”等功能，持续的迭代让人惊喜连连却也引来各方的争议。在某个版本上，张小龙让同事在启动页上加了一句话：“如果你说我是错的，你要证明你是对的。”到7月，微信推出“查看附近的人”，微信的日增用户数一跃而达到惊人的10万以上，用张小龙的话说，“这个功能彻底扭转了战局”。

微信的意外火爆，让陷入微博苦战的马化腾一下子得到解救。在过去的一年里，3Q大战让他心力交瘁，而新浪微博的狂飙崛起更是让他感觉到社交话语权旁落的致命危机。他在腾讯微博上投注了巨大的热情，腼腆的他甚至亲自出面拉人开博，可是经验又告诉他，能够战胜微博的一定不是另外一个微博。而此时，微信的出现，则让他瞭望到一个新战场，他称之为“腾讯登上移动互联网大船的第一张站台票”。到年底，微信的用户量突破6000万，马化腾对部属们说：“微博的战争结束了。”

 

张小龙的“匹马救主”，不但遏制了新浪微博，同时也终结了他的同龄人雷军的社交大梦。米聊的落败一度让雷军意兴阑珊，不过，很快他从互联网“降维”到实体产业。在他看来，乔布斯已经打开了“潘多拉的魔盒”，可是，在手机制造领域里，几乎没有人真正理解正在被乔布斯重新定义的未来。

从4月开始，雷军把全部精力转移到智能手机的研发上。他组建了一支200多人的团队，其中一半来自金山、微软、摩托罗拉和谷歌，他还四处游说，得到了4100万美元的融资。晨兴资本的刘芹回忆说：“有一次雷军跟我通了4个小时的电话，口干舌燥地告诉我，他的手机将复制乔布斯式的成功。”从一开始，雷军就试图用别人从来没有尝试过的方式推销他的手机，他在互联网上运营了一个叫MIUI的社群，聚集了数万名对智能硬件感兴趣的发烧友，他声称自己的手机将“为发烧而生”。他把手机的发布会选定在北京798艺术园区，场内有400个座位，其中200个留给了MIUI的发烧友。

8月16日，身穿黑色T恤和蓝色牛仔长裤的雷军出现在小米手机的发布会上，现场因为拥进过多的粉丝而拥挤不堪，甚至连凡客的陈年都因迟到而被堵在场外。第二天的媒体报道描述说：“雷军昨日的出场扮相，像极了乔布斯，而整个小米手机发布会现场也与每年苹果的产品发布会如出一辙。”雷军用长长的两个小时，向全国的媒体记者和他的发烧友们描绘了即将诞生的手机，“它是国内首款双核1.5G手机，全球主频最快智能手机”。他介绍说，苹果iPhone 4是单核1G的CPU，小米手机是双核1.5G的CPU，单是从这个指标方面，小米手机的运算速度是苹果iPhone 4的3倍。“我强烈推荐所有移动互联网的同行同时使用iPhone和Android。唯一遗憾是我的iPhone没电了，小米手机还有60%电量。”

雷军的演讲不断被掌声和笑声打断，他十分完美地扮演了乔布斯的“中国附体者”，后来因此被戏称为“雷布斯”。而小米手机则是对苹果手机的一次精神克隆，雷军把乔布斯的极简主义风格完全复制到自己的小米手机上，他甚至在演讲中宣称，“没有设计是最好的设计”。

整个小米发布会飘散着乔布斯和苹果的幽灵，最后，当价格公布的时候，雷军终于亮出了真正的“中国利斧”：1999元的定价，不到苹果iPhone 4的一半。“这是我们的割喉价。”雷军大声说。

雷军的此次发布会是中国制造史上的一个经典时刻，它堪比1984年的海尔张瑞敏砸冰箱。如果说，后者意味着标准化制造和质量意识的苏醒，那么，8月16日则是互联网精神对传统制造业的一次致命突袭，它以十分突兀和另类的方式完成了革命性的融合。

就在雷军发布小米手机的一周后，8月24日，乔布斯宣布不再担任苹果公司CEO。10月6日，56岁的乔布斯去世，他那道瘦弱的身影仍将笼罩未来十年的互联网世界。对他的追慕和仿效，至少在中国，才刚刚真正开始。

在后来的半年里，小米手机成为最畅销的手机产品，销量狂飙般地突破100万台，交易全部在网上完成，完全没有地面渠道的支持。这对于所有制造业者来说，几乎是一个不可能的奇迹。雷军提出“专注、极致、口碑、快”的经营七字诀，全面颠覆了制造业的自信和核心价值观。他还有一个“风口说”，在这个风云荡漾的大时代，你必须勇敢地拥抱趋势，“站在风口上，连猪都会飞起来”。

在刚刚过去的2010年，中国制造业产出占全球的比重达到19.8%，第一次超过美国的19.4%，把美国保持了一百多年的“制造第一大国”的头衔揽入自己怀中。可是，也几乎就在同时，它正面临“天崩地裂”式的危机。

所谓“天崩”，首先体现为外贸的萎缩。在过去的四年里，国际贸易增速连续以两位数的速度下滑，并且看不到回暖的迹象。其次则是制造环节的各项成本的抬升，无论是劳动力、土地还是原材料成本都水涨船高，如一根根绳索勒紧企业主的脖子，仅在珠三角地区，就起码有超过1000家台资鞋企要么缩产歇业，要么将工厂转移到东南亚。

所谓“地裂”，则是互联网力量所造成的渠道突变。随着电商的冲击，年轻的消费者越来越习惯在网上购物，经典意义上的、金字塔式的分销模式开始崩塌。几乎所有的过往成功者都突然发现，数以万计的专卖店或百货连锁柜台成了少人光临的“马奇诺防线”。

在2008年的8月，曾有一本名为《李宁：冠军的心》的企业传记正式出版，在封面上，前世界体操冠军李宁自信地露出笑容。自1990年创业以来，他用20年时间，让自己从最成功的体育明星转型为中国最大体育用品制造商的创建者，2008年的奥运会点火仪式更是让他的人气再度攀升。2009年，李宁公司实现净利润39.7亿元，同比上涨23.3%，它在中国市场的销售额超越阿迪达斯，仅次于耐克。李宁公司CEO张志勇宣布“中国市场的战争告一段落”，他买下了西班牙篮球队的队衣广告，并重金签下美国NBA巨星担当品牌代言人，开始谋划进军欧美市场。

然而，就在此之后，李宁的业绩突然发生断崖式的下跌，2010年的净利润暴跌至11.08亿，到今年，更跳水至3.86亿元，仅相当于两年前的十分之一，它的股价在短短五个月时间里被腰斩。

李宁的危机是结构式的，渠道能力的萎缩导致库存的激增。同时对新生代消费者而言，李宁的传奇属于父辈，与他们已经没有任何人格上的共鸣。张志勇试图再造品牌的内涵，他更改了主打广告词，从“一切皆有可能”改为“让改变发生”（Make the Change）。此外，张志勇还推出全新的运动品牌乐途（Lotto），后者烧掉了两个亿，却毫无起色。在一封内部邮件中，张志勇用一种畏惧的口吻告诉他的同事们：“我们现在是一架已经在航行中的飞机，我们并不能马上降落，因此我们需要在航行中修理，恐惧的产生是每一个人在这个环境中必然的反应。”

李宁在转型和品牌升级上所遭遇的尴尬，几乎是所有“中国制造”的一个缩影。在针对李宁产品的调查中发现，如果一双标价800元的耐克鞋和一双标价700元的李宁鞋同时摆在消费者面前，消费者会选择耐克；如果一双标价330元的李宁鞋和一双标价250元的安踏鞋摆在消费者面前，消费者却会选择安踏。

在运动服饰领域，李宁危情显然不是一个孤例，如果你在今年去福建晋江，会看到几乎类似的一幕。

晋江是一个常住人口只有190多万的县级市，但这里却是中国最大的运动休闲鞋和服装生产基地，仅陈埭镇一地就有3000多家企业，一度年产运动鞋5亿多双，占全国运动鞋产量的一半。经历二十多年的发展，晋江冒出近百个本土品牌，连锁规模超过3000家店的就有安踏、特步、361°、乔丹、匹克、鸿星尔克、德尔惠、康踏、贵人鸟、柒牌、利郎、金莱克等。

它们征战市场的招数被业内称为“晋江三板斧”：明星代言和广告轰炸、抢占四五线城镇、集体上市。晋江品牌几乎签遍了大陆和港台明星，业内惊呼“晋江人赚10元钱，敢拿出六七元钱来打广告”。2006年世界杯期间，中央电视台体育频道CCTV-5每4个广告中就有一个是晋江品牌，以致有人戏称CCTV-5为“晋江频道”。同时，晋江企业在上市融资方面非常激进，先后有近40家企业在内地A股及中国香港、新加坡等地上市，数量之多仅次于江苏省的江阴市。

2008年奥运会之后，运动服饰行业呈爆发式增长，特步、匹克和361°相继上市，六大国产品牌的店面数在2010年突破5000家，有的更多达8000家。以平均每个品牌开6000家店计算，相当于中国的每个县城有20多家运动品牌店，“它们占领了每一个十字路口”。

晋江企业更是大规模扩产，疯狂增加广告投放，在2011年，晋江的GDP首次突破千亿元大关，在国内县级市中首屈一指，然而与此同时，可怕的库存激增和利润萎缩的压力也同期而至。

当地行业协会的一份调查显示，内贸市场产能过剩，利润空间缩小，目前最好的企业利润能到5%，中等企业只有3%，匹克今年已关闭2000家低效门店，安踏也相继关闭200多家门店。另一边，外贸市场也受到欧美市场疲软冲击，“以前，一个货柜能赚5万元，现在只剩几千元利润。以前，同款式的鞋可以做20万双，现在也就两三千双，还要不同颜色的”。

如果说，2008年的飞跃危机尚存有相当的外部压迫因素的话，那么，发生在2011年的李宁及晋江困局则更多的具有内生特征，即建立在成本和规模两大优势基础上的“中国制造”，在抵达巅峰的时候，已遭遇转型的拐点。这将是一个相当长的下行滑坡，危机如雪球，将越滚越大，所有的制造业者都将被裹挟其间。在身不由己中，牺牲者层出不穷，而他们中的相当一部分是过往三十年的志得意满者。更可怕的是，这个滑坡的终点在哪里，没有人知道。

有人开始早早地预言，滑坡通往深渊。前年到访过中国的保罗·克鲁格曼在《纽约时报》撰文“Will China Break？”，中国要歇菜了吗？

克鲁格曼对日本经济泡沫、美国大萧条都深有研究，他的文章对比了中国眼下的形势与日本当年的泡沫经济，以及美国金融危机前一些地区出现的房地产泡沫情况。他得出的结论是：中国经济将失去其增长最重要的动力——贸易盈余。

在过去的很多年里，中国不停地出口，不停地制造，不停地投资（占GDP的近一半）。但是，这个战略已经难以为继。近年来，中国出口增速持续下降，如果考虑出口产品涨价因素，实际增速接近零。而在内需方面，中国的消费在GDP中的比例太低，约为35%，为美国的一半。更要命的是，中国的资金都投向了价格不停上涨的房地产。中国为刺激经济增长投入的四万亿元，经过各地方政府的放大后，投到房地产和基础设施建设中去，形成了难以偿还的债务。

根据上述的分析，克鲁格曼认为，美国的日子虽然也很难过，可是“中国要歇菜了”。他甚至预言，这是一个长期的衰退通道，危机将在六年后总爆发，中国将成为全球经济危机的下一个策源地。他悲观地写道：“有了欧洲债务危机，我们真的不必再有一个新的震中。”在国际经济界，与他持相同观点的不在少数。“末日博士”鲁比尼在今年夏天的一场演讲中预言，中国经济将在2013年硬着陆。而彭博社在一则分析报道中披露，已经有11个省级政府平台正在延期支付301亿元的利息，银监会开始着手研拟延期还贷细则，一旦细则出台，等于宣布继美债和欧债危机后，中国的债务危机正式爆发。

自1978年改革开放之后，几乎每隔一段时间，中国经济就被预言要崩盘，譬如在1989年、1998年、2001年和2008年，而此次的克鲁格曼警告是最新的一次。但是，后来的事实证明，这些预言家都低估了中国经济的耐受力和可以腾挪的空间。如果仅仅在存量的意义上，也许那些年份的中国都已经有一只脚滑到了深渊的边缘，不过，让人意外的是，总是有新的树枝突然出现。这些树枝在不同的时期有不同的名称，比如制度红利、人口红利、土地红利、国际化红利、货币泡沫或者消费升级。在2011年，那根最粗、最醒目的树枝，叫作互联网冲击波。

 

2011年，对于45岁的马云来说，可谓百味杂陈。他因为一起股权转移风波而成为被华尔街怀疑的人，与此同时，因淘宝规则的更改，他遭遇了一次尴尬的“十月围城”。

此时的阿里巴巴有两大事业板块：一是在香港上市的B2B业务，它是中国外贸经济的晴雨表；二是正处在爆发期的淘宝业务，它是国内消费产业的新电子商务平台。从去年起，马云开始筹划新的资本行动，他打算让香港的上市公司私有化——它的股价较最高点已经跌去五分之四，如同一块遭人抱怨的“鸡肋”，同时启动以淘宝业务为主体的新上市计划。在整盘谋划过程中，一件棘手的事情发生了：如何处置支付宝业务？

作为中国最早的第三方支付平台，支付宝在2003年上线，仅比淘宝上线迟了一年。不夸张地说，正是有了支付宝，阿里巴巴才闯出了一条与亿贝（eBay）完全不同的电商模式。经历近十年的发展，具有强大资金沉淀能力的支付宝成为阿里巴巴新的核心资产，截至2010年年底，支付宝拥有5.5亿名注册用户，成为全国最大的第三方支付工具。

与阿里巴巴的迅猛扩张相映成趣的是，它的第一大股东、持有39%股份的美国雅虎却陷入了难以逆转的困境，受到谷歌、脸书的夹击，这家曾经的明星公司颓势尽现，杨致远两度复出却始终无所建树。2010年2月，作为新闻门户网站，雅虎被脸书超越。到年底，有人粗略算了一下，雅虎的市值几乎相当于它在阿里巴巴所持有的股权价值。也就是说，如果剔除阿里巴巴股票，雅虎已经一文不值。马云决意在这样的时刻，把支付宝资产从阿里巴巴体系中剥离出来。

后来披露的事实表明，他的这一决心是一个蓄谋已久的行动。早在2009年7月召开的一次董事会上，阿里巴巴就讨论并确认了支付宝的70%股权已转入一家独立的马云私人公司，到2010年的8月，全部支付宝股份从阿里巴巴转出。

今年的5月12日，雅虎突然发表了一则声明称，“阿里巴巴集团将支付宝在线支付业务转移给其他公司，并未获得阿里巴巴集团董事会或股东的批准，甚至不知情”。这一消息顿时引发轩然大波。

阿里巴巴在第二天迅速做出解释，理由是：2010年6月，中国人民银行发布的《非金融机构支付服务管理办法》规定，支付业务许可证的申请人为“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依法设立的有限责任公司或股份有限公司，且为非金融机构法人”。所以，阿里巴巴的行动是迫不得已，马云曾向雅虎提交正式的股票回购提议，但最终遭到拒绝，双方矛盾因此公开化。

支付宝风波在美国和中国财经界都引起了很大的争议，在华尔街看来，马云的行为近乎“窃贼”，意味着雅虎至少有30亿到50亿美元的资产被“偷”走了，严重侵犯了股东的利益。在雅虎发表声明后，其股票大跌，并遭到小股东们的集体诉讼。

6月12日，著名财经人胡舒立发表评论《马云为什么错了》。在她看来，“马云在集团两大股东未同意的情况下，擅自将公司核心资产转入自己名下，且转让价格超低显失公允，严重违反了股东之间的契约，也违反了股东与管理层之间的契约。我们赞同多数人的看法，认为马云错了。错在违背了支撑市场经济的契约原则，其后果不可小视”。胡舒立还从中国企业的国际化形象角度，表达自己的担忧，她写道：“中国企业常有‘契约软肋’，由内部人控制的资产腾挪并不鲜见，而事情发生在国内外深受尊重、被视为中国企业家标杆人物的马云身上，发生在中国引以为豪的成功企业阿里巴巴，其‘负示范作用’就更为显著，可能直接影响海外投资者对中国公司的信任，形成大范围的‘支付宝折扣’。这也是许多往昔喜爱马云、寄望马云的识者备觉痛心疾首的原因。”

就在这篇文章发布的几个小时后，正在美国斡旋的马云与“胡大姐”进行了短信沟通，其间多次出现“晕倒”“呵呵”“唉！”等字眼，可见他内心的纠结和复杂。马云表达了两层主要的意见。其一，“我讨厌民族主义，更反对违背契约精神。对我们来说，企业受人尊重远比利益重要，因为我们企业的年轻人平均只有26岁。他们要走很远的路”。其二，“支付数据的安全是任何国家不会轻易放弃的，是安全问题而不是民族问题。我的开放主义并不亚于任何人，但我理解未来时代是数据的竞争。我们拥有了国家的经济数据。在美国，我们会碰上同样的问题”。

在马云看来，他有无法言表的难言之隐。其中涉及中美两国对契约的不同理解，以及支付数据的“国家安全”，而雅虎不可能不知道过去两年的运作，它之所以在此时发难，一方面是为了给美国资本市场一个交代，另一方面则是为了争取利益。后来的事态是朝着有利于马云的方向发展的。7月29日，阿里巴巴、雅虎和软银签订了支付宝股权转让的后续补偿协议，补偿的核心是，剥离后的支付宝公司承诺在未来上市时给予阿里巴巴集团一次性的现金回报，回报额将不低于20亿美元且不超过60亿美元。

 

如果说，支付宝风波让马云在国际资本市场饱受争议，那么，紧接着发生的“十月围城”事件则令他更加的被动，因为发难的是他国内的“衣食父母”。

10月10日，淘宝商城发布了《2012年度淘宝商城商家招商续签及规则调整公告》，核心内容是将技术服务年费从以往的6000元提高至3万元和6万元两个档次，涨幅为5倍到10倍。同时，商铺的违约保证金数额全线提高，由以往的1万元涨至5万元、10万元、15万元不等，最高涨幅高达150%。

这则公告发布后，立即就在拥有150万之众的淘宝卖家中点燃了冲天的愤怒。当天晚上，在YY的一个语音频道里，小卖家们开始聚集，人数从200多人迅猛增加，最多的时候居然拥进了7万多人。在过去的这些年里，卖家伴随淘宝成长，是中国乃至世界上第一批试水互联网贩售的买卖人。他们中绝大多数是二三十岁的年轻人，居住在三四线城镇，以微薄的资本和二十四小时的服务精神，做着几万或者几百万的生意，在百万计的人群中，真正赚到钱的应该不足三成。在YY频道里，不满、委屈和愤怒，像海啸一样被唤起，“大家的故事都差不多，说着说着有人对着麦克风就哭了，然后一直哭一直哭”。

有人提议“以暴易暴”，一个名为“反淘宝联盟”的民间组织自发成立。10月11日晚上，一些年销售过亿的大卖家商铺突然拥进了难以计数的“顾客”，他们拍下几乎每件货品，付款或选择“货到付款”，当商家们正疑惑要不要发货时，他们发现刚刚付款的“亲”已经在“申请退款”，一时间，淘宝网天下大乱。

激烈的抗议还发生在真实世界。数以百计的人赶到杭州的淘宝总部，高举标语，点燃蜡烛，漏夜静坐，并声称要组织抗议大游行。有17名淘宝维权人士甚至跑到香港中环广场搭设“灵堂”，抗议“淘宝马云奸商行为”。

“围城”事件前后持续了一个多月，最后在商务部的介入下，淘宝延后了新规执行时间，并将所有商家2012年的保证金减半，还称将投入18亿元扶植中小卖家。

2011年的夏秋时节，对于马云来说，一定是颇为煎熬的。他一手缔造的公司突然之间呈现出“帝国”的特征，一个对其他企业而言并不特殊的商业政策，对于阿里巴巴来说，却可能影响上百万人的生计，甚至动摇整个行业的稳定性。

发生在去年的3Q大战和今年的“十月围城”，让中国最大的两家互联网公司相继陷入始料未及的巨大旋涡之中，甚至让两位创始人发生了自我价值的认知怀疑。它们的呈现景象不同，但本质是一样的，即平台型企业在完成了对旧体系的革命性破坏之后，自身成了被革命的对象。互联网经济天然具有“环境通吃”的特点，平台主导，流量为王，强者恒强，利益通吃。平台自身、相关的资本合作方乃至所服务的用户，都对急速膨胀的规模和利益无法适应。

事后来看，无论多大的风波都无法阻止这家企业持续做强。就在“十月围城”的一个月后，第三届“双十一光棍节”如期举办，当日交易额53亿元，已是两年前的100倍。马云把淘宝商城正式更名为“天猫”，并提议把“网购狂欢节”改成“购物狂欢节”，一字之改，表达了电商对零售商业的全面攻击。在今年，中国网购市场交易规模达7735亿元，较上年增长67.8%，占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的比重达到4.3%，逼近美国的同比数据。

 

也是在2011年，互联网的第三个冲击波出现了。如果说2000年前后的新闻门户是第一次的话——它改变了中国人与信息的关系，那么，以阿里巴巴和京东为代表的电商是第二次——它改变了中国人与商品的关系。今年，互联网则开始改变消费者与服务的关系，它被称为O2O（online to offline），从线上到线下的融合。

在美国，以Groupon网站为代表的团购模式正广受追捧，在过去的两年里，它实现了惊人的发展，安德鲁·梅森拒绝了谷歌发出的60亿美元的要约收购，轰动整个投资界，《福布斯》杂志把它评为“历史上增长最快的公司”，《纽约时报》称它可能是史上最疯狂的互联网公司。梅森宣称要进军中国市场，雇用1000名以上的员工，并砸下10亿美元。受Groupon模式的刺激，王兴在去年的3月成立美团网，另外一个叫吴波的连续创业者在半个多月后成立拉手网。

吴波已经创办过5个公司，并全部成功出售，他有一种硅谷式的理念，即认为“互联网创业本来就是一场资本游戏。在它不是资本游戏的时候就需要你把它做成一个资本游戏”，当一个趋势或新模式出现的时候，就应该快速切入，并充分借助资本的力量把规模做大，然后待价而沽。这是一类前所未见的创业者，他们的出现迎合了资本市场的需求。进入2011年之后，中国的私募资本市场急速扩容。据清科研究中心的统计，在今年，中外创投机构于中国大陆市场共新募基金382支，为2010年的2.42倍，募集资本总量282.02亿美元，为2010年的2.53倍。在一年中，共发生1503起投资交易，所有的风险投资人都在寻找“疯狂的猎手”。

Groupon在北美的快速成功，俨然创造了一个巨大的“风口”，它的进入门槛很低，只要有三五个人、创办一个网站就可以开干。同时，市场容量则非常大，零售服务业涉及上千细分门类，总值超过5万亿元市场规模，并且一盘散沙，效率极低。于是，在风险投资人和创业者的双向推动下，团购领域被急速引爆。

吴波的拉手网在创办的第28天即获得了泰山资本1000万美元的风投资金，成为国内第一个成功融资的团购网站。半年之内，紧接着又完成两轮、共计1.6亿美元的融资，估值高达11亿美元，赫然已是一只“独角兽”。吴波曾回忆“如拍卖会般的融资盛况”——“最后挤进来的一家基金，通过我的私人关系打了招呼，这轮都没有新增董事席位”。在拉手网效应的刺激下，到2011年8月，中国居然出现了5000多家团购公司，引发了一场引人瞩目的“千团大战”。

团购模式看上去简洁轻快，但是随着加入者的激增，很快衍变成一个劳动力和资本的双密集型战场。一方面，团购公司需要在数以百计的城市里雇用员工，设立站点，完成网站与地面店家的合作契约，这是一个比拼体力和速度的过程，几乎所有号称全国性的团购企业都起码雇用2000名以上的地推人员。另一方面，为了拉拢店家参与和吸引消费者注册，团购公司必须进行大规模的补贴，它实际上演化为一场惨烈的烧钱大战。很快，团购便与“共享经济”无关，而成了如假包换的折扣游戏。

尽管如此，团购模式所可能带来的入口价值仍然让人垂涎三尺，除了数以千计的创业者之外，几乎所有的互联网平台公司全数卷入其中，腾讯与Groupon联手组建了高朋网，阿里巴巴领投、其余三家跟进，以5000万美元火线投资，新浪和京东都开通了自己的团购频道，起步稍迟的百度后来以1.6亿美元收购了糯米网。

从2011年到2012年，起码有上百亿的风险投资和数十万年轻人投入狂热的“千团大战”之中，他们中的绝大多数成了“炮灰”。吴波的拉手网在2011年10月底，就早早地向纳斯达克递交了IPO招股书，计划融资1亿美元，连股票交易代码“LASO”都想好了。然而，它的数据实在太难看了——仅上半年就净亏损3.9亿元，最终上市搁浅，吴波的资本游戏也随即破灭。到2012年的中期，99%的团购公司不复存在，这又是一场“一将功成万骨枯”的惨战。

不过，混乱是一切新秩序的前提。“先烈”们的行动还是具有非凡的意义，百亿风投资本和无数年轻人的热情，如一把突如其来的野火，烧掉了传统消费服务业与互联网之间的那道“篱笆墙”，数以百万计的火锅店、小杂货铺和电影院被赶到了网上。浓烟散尽之后，人们透过一地的美元和人民币纸灰，看到了一个被彻底激活的O2O市场。

 

“我们已在2011年2月22日停止所有百思买品牌零售店铺的经营，我们的客户服务热线将继续开放，为您解答问题及提供客服协助。”

2011年2月23日，在上海徐家汇的百思买店门口贴出了一则公告。这意味着百思买——这家全球最大的电器零售连锁巨头退出中国市场，它在这一天关闭了全部9家门店及上海零售总部。

在北美，百思买被称为极富创新精神的企业。它首创了“大型家电专业店+连锁经营”模式，即便在金融危机爆发的2009年，百思买也实现了逆市上扬，创下销售额450亿美元的新高。然而，就是在中国市场，互联网形成的冲击波，不但让本土百货零售公司晕头转向，同样让国际企业难以招架。它们发现，中国正在成为全球电子商务变革最为激进的国家，以往所有的经验都亟待重估。

在今年，除了百思买退出之外，其他四大国际零售企业也都相继更换了主帅。

3月，英国最大零售商乐购（TESCO）宣布调整中国区首席执行官；8月，法国最大零售公司家乐福的大中华区帅印易主；10月，德国最大零售商麦德龙任命新的中国区总裁兼首席运营官；同样也是在10月，全球最大零售公司、美国的沃尔玛集团宣布中国区总裁辞职。

即便是那些在过往的30年里取得巨大成功的国际品牌，也在新的竞争环境下表现得难以适应。家化产业的宝洁进入中国已经23年，它一度与可口可乐一起，被视为最成功的跨国消费品企业，宝洁营销模型和品牌理念是中国公司学习的教科书，它的中高管是人才市场上的紧俏品，一度被叫作“黄埔军校”。可是，在2011年，它同样发现自己染上了“不适症”。

进入中国的最初十多年，宝洁公司在护肤品、洗护产品、洗涤产品每个品类都高歌猛进，其洗护产品在华的综合市场占有率一度突破了50%，堪称惊人。可是随着本土品牌的崛起，宝洁的地位正遭遇挑战，欧睿咨询公布的相关数据显示：宝洁在华牙膏市场的占有率已被本土品牌超越，在洗涤产品系列中，广州立白和浙江纳爱斯两家本土公司的产品份额已达到27.6%，宝洁的市场份额则被挤压至7.6%。在洗发护肤领域，宝洁在中国只推出了6种新品，但在竞争激烈的市场上，平均每小时就有两种新品出现。

在很长时间里，宝洁一直抱持着高高在上的姿态，在它看来，中国的女性消费者理所当然都是纽约或巴黎潮流的尾随粉丝。作为宝洁全球销售量第二的核心区域市场，中国区竟然没有独立研发新产品的权限。

然而，随着自信的中产消费族群的出现，中国女性的本土意识开始觉醒，“汉方中国风”成为新的流行趋势，而宝洁在这一方面几乎毫无建树。《21世纪经济报道》在一篇综述中认为：“宝洁需要迅速直视的一个现实是，其面对的中国市场已经今非昔比。国内几家新兴品牌正从风格、品牌和价格等方面发起全面的攻击，这批护肤品品牌有别于过去国内大宝、小护士这样定位较低端的旧模式，而是选择与宝洁在同一等级上直接开展竞争。”

2011年，在利润下滑与原材料成本高企的双重夹击之下，宝洁被迫进行了多轮裁员。它的中国区总裁在下一年被迫辞职。宝洁CEO大卫·泰勒终于开始承认错误：“宝洁一直把中国当成一个发展中市场，而实际上中国已成为全世界消费者最挑剔的市场，宝洁公司对消费者需求转向较高端产品的转变毫无准备。”然而，颓势在后来的几年并未被遏制，直到2015年的11月，宝洁中国才在天猫国际开出它的首家海外旗舰店。

 

今年2月，铁道部部长刘志军落马。过去几年，中国的高速铁路工程得到迅猛发展，从而改变了东南沿海优先发展的局面，推动了整个中部地区的重新崛起。

在2004年，中国的铁路投资只有516亿元，2006年之后开始大规模启动高铁建设，铁路建设资金年年加码，其后三年的投资额都在2000亿元到3000亿元之间。2009年，随着“四万亿计划”的实施，铁路投资成为主力项目，一次性获得1.5万亿的投资额度，当年度的投资就翻番至6000多亿元，2010年更达7091亿元，成为“铁公基”——铁路、公路、城建基础设施——中的天字第一号工程。

由于缺乏核心技术能力，中国的高铁建设可谓一波三折。

2007年，在部分民间反日人士的抗议压力下，铁道部引入日本川崎重工的E2高速列车，成为“和谐号”动车组CRH2型。日本青年评论家加藤嘉一在一篇专栏中记录了一段有趣的经历：他登上列车，发现洗脸盆上贴着塑胶纸，纸上写着“水”和“洗手液”，他偷偷揭开，洗脸盆上原来的日文说明露了出来，加藤写道：“这让我感到十分亲切，洗脸盆毕竟是一个简单的部件，从这个细节可以猜测，这列火车的国产化率不会很高。”

加藤所描写的景象，仅仅两年后就再也找不到了。在高铁大建设中，铁道部对全球招标，日本、德国、法国和加拿大公司参与了激烈的竞争，媒体报道称，“为了取得更多的订单，日本人、法国人、德国人和加拿大人在夏天的北京互相批斗，把几十年来互相搜集的情报提供给了铁道部，价格越降越低”。2009年，铁道部招标购买时速350公里的高速列车，西门子报出的价格竟比三年前的250公里列车的价格还低，还承诺以8000万欧元的价格出售全车制造技术。2010年7月，铁道部下属的工厂推出了中国第三代动车组CRH380，被认为是“世界上最快的有轮子的火车”。与前两代相比，这一动车组的核心技术均由中国掌握专利权或自行研制。

除了列车技术，中国在路基建设上也颇有突破，北京到广州的高铁几乎建在一座从北到南的没有弯曲的大桥上，CRH列车可以用380公里的速度跑完全程而无须减速，石家庄和太原之间的客专更是用一个隧道穿过了整座太行山。相比之下，日本的“东海线”有许多转弯，列车必须减速才能通过，它的真实速度只有中国高铁的一半。

中国在高速铁路建设上的经验和技术能力，被视为一种国家能力，在后来的“一带一路”倡议中发挥了重大的作用，它成为中国向其他发展中国家输出的、最核心的经济能力之一。

到2011年，全国铁路营业里程达到9.1万公里，其中高铁营业里程达到8358公里，在建里程1.7万公里，无论是路网规模还是速度等级，中国高铁建设都跃居世界第一。在过去的这些年里，新项目几乎每个月都在上马，从京津、京沪、武广到郑西、沪杭、沪宁线。

自改革开放以来，东南沿海各省受特区及外向型经济的福泽，获得了倾斜式的优先发展，广袤的长江及黄河中游地区一直只承担劳动力和资源输出的任务，从而出现了“中部塌陷”的尴尬景象。开启于2006年、在2009年达到高潮的高铁大建设，彻底改变了物流、人流及企业投资的走向，进而重构了中国城市的格局，郑州、合肥、武汉、成都及重庆等城市因地处高铁大动脉的枢纽地位，而获得历史性的发展机遇。

在大建设中，负面效应也暴露无遗。首先是巨额债务的压力，到2009年年末，铁道部负债总额已达到1.3万亿元，每年仅还本付息就要支出733亿元，政企分开已成必行趋势。其次是部门腐败，铁路被认为是中国“政企不分症”最为严重的部门，也是垄断程度最高的领域之一，高铁涉及上万亿元投入，整体运营极不透明，预算超标是普遍现象却极少被追究。由于利益巨大，引来各路妖魔鬼怪的明争暗抢。在这一过程中，19岁就进入武汉铁路分局当养路工的铁道部部长刘志军既是铁路建设“大跃进”的功臣，同时也成为官商勾结的牺牲品。

陈桂林是东北一家大型国有企业铸造分厂的工人，40多岁那年，工厂难以为继，被“改革”了，他和同在厂里干活的妻子同时下岗。他会拉手风琴，便与几位同样下岗的老伙伴组建了一个草台班子，在人家出殡和商场搞促销时赚点辛苦钱。他有一个正在读小学、特别喜欢弹钢琴的女儿，因为买不起琴，他跟几位老伙计去偷琴，结果被抓进了派出所。他还用木板为女儿“画”了一架不能发出声音的“钢琴”。陈桂林的生活“一败涂地”。他的妻子离家出走，跟上了一个卖假药的老板。两人开始争夺女儿的抚养权。女儿倒也现实，提出谁能给她一架钢琴就跟谁。身无分文的陈桂林就回到破败不堪的废弃车间，跟几位老伙计一起——他们现在的“身份”是大嫂级歌手、小偷、黑社会团伙的小头目、打麻将还耍赖的赌徒、杀猪专业户、退休老工程师，硬生生地“铸造”出了一台钢琴。

今年7月，一部名字叫《钢的琴》的电影在国内院线放映，它被安排在“中国年度大片”《建党伟业》和“世界年度大片”《变形金刚3》之间上映，最终只获得641万元的可怜票房，像一个“聊胜于无”的插曲。

这个故事发生在1998年到2003年之间，当时，中央政府提出“三年搞活国有企业”，除了少数有资源垄断优势的大型企业之外，其余数以十万计的企业被“关停并转”，超过2000万的产业工人被要求下岗。当时还没有建立社会保障体系，实行的是工龄买断的办法。他们是这个世界上最好的产业工人，技能高超——否则不可能用手工的方式打造出一台钢铸的钢琴，忠于职守，男人个性豪爽，女人温润体贴，他们没有犯过任何错误，却要承担完全不可能承受的改革代价。

当《钢的琴》悄悄放映的时候，一切都过去了。一地衰败的铁西区过去了，国有企业改革的难关过去了，2000万下岗工人的人生也都过去了。只有很小很小的一点忧伤，留在这部叫作《钢的琴》的小成本电影里，它让那些企图在电影院里逃避现实的人，有了一次突然与当代中国直面相撞的机会。历史常常做选择性的记忆，因而它是不真实的，甚或如卡尔·波普尔所说的，是“没有意义的”。

这个时代若真有尊严，它从来在民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