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西法模仿时代的对外关系问题（一）
——俄国侵占伊犁与新疆改设行省
李鸿章等模仿西法的时代，正是世界帝国主义积极发展的时代。（李鸿章于一八六五年开始模仿西法，至一八七〇年任直隶总督，这五六年间是世界政治史上最可注意的时期。美国的南北战争于一八六六年告终，联邦政府的权力渐趋巩固集中；德意志与意大利的统一事业皆于一八六六年至一八七〇年间完成；法兰西于一八七〇年普法战争后成立第三共和，政制确定，内乱归于静止，作成向外发展的基础；日本于一八六八年改元明治，迁都江户[即今之东京]，德川幕府归政，藩制废除，开明治维新之基，采定开国进取的方针。）帝国主义的精神是积极侵略的，进取的；李鸿章等模仿西法的精神，不外“缮防固边”四字，是消极防御的，保守的。前章所述曾国藩答西太后的话：“兵是必要练的，那怕一百年不开仗，也须练兵防备。兵虽练得好，却断不可先开衅；讲和也要认真，练兵也要认真，二者不可偏废。”意思就是“能战而后能守，能守而后能和”。李鸿章一生治兵与对外的政策，也就是以这几句话为根本方针，一面模仿西法，一面务求避去对外的战争。依正当的道理说起来，不轻于对外开仗，未见得不是很对的；日本在明治初年，也是采不轻于对外开衅的方针。不过，中国的不轻于对外开仗，根本的精神上是保守的，而西法的模仿又仅得其皮毛，未能从政治的根本上有所刷新；那种保守的精神，实际上已有颓废衰败的倾向。一般多数的士大夫阶级，精神本已倾于腐化，知识又极固陋，但是那种虚骄之气却又高得不可当；一方面鄙夷西法，一方面凡遇对外问题发生，总是主张开战。清廷把这种虚骄之气，看作可靠的所谓“士气”，所谓“公论”。于是李鸿章等几个比较明白的人，一方面对外要应付侵略的帝国主义者，一方面对内要应付这种士气与公论，时常陷于极困难的苦境。结果，在此时期内，帝国主义者向中国的侵掠政策，无处不成功；中国“缮防固边”的政策，无处不失败。综计此时期中，中国对外最重要的问题有三方面：一、西北方面对俄；二、极南方面对法；三、东面及东北方面对日。这三方面的问题，只有西北一方面失败尚属有限，余则失败不堪言状。本节先就西北方面的问题略述其大概，其余于后二节分别述之。
一、俄国侵占伊犁的由来 在太平天国将要颠覆时，陕西、甘肃两省的回民，受了太平军及捻军的影响，发生叛乱，经年未能平定。回教徒中有一个阿浑妥明，一称妥得燐，由陕甘出关，潜至乌鲁木齐谋起事；恰好该处有一个参将索焕章，早已蓄谋作乱，妥明乃与索氏结托，把该处的提督杀了，据有乌鲁木齐，在不久的时间，便把天山北路的各要城都占领了。天山南路回教徒的别派，也闻风而起，攻陷各要城。一八六六年（同治五年）正月，伊犁大城失守；二月，塔尔巴哈台亦失守，妥明自称清真王。当妥明横行天山北路时，浩罕的阿古柏乘机率兵侵入天山南路的喀什噶尔，夺取南路各要城，自称帕夏；到一八六九——一八七〇年间，又进入北路，攻破妥明之军，扩其势力于乌鲁木齐以西。此时，左宗棠方在征剿陕甘的回乱，清政府没有余力顾及关外。英国则暗中援助阿古柏，俄国则不愿阿古柏的势力扩大。当妥明的势力延至伊犁时，俄国已派兵分途进入伊犁境界，据守要隘；及阿古柏势力北进时，俄遂以维持边境安宁为名，于一八七一年（同治十年）公然占领伊犁，降服回目，并想进兵乌鲁木齐，幸被汉民所起的义勇军徐学功所挫，乃不复进。俄政府于是年七月令驻北京俄公使，将占领伊犁事通告清廷；清廷叩其理由，俄使答以为维持边境安宁之必要，并无并吞土地的意思，俟中国政府威令能再行于伊犁，边境可保安宁时，当即退还。俄政府此时，以为中国的威令断无有再行于伊犁的可能，故如此说。清廷此时无可如何，也只好搁置。
二、左宗棠平定新疆 一八七三年，陕甘回匪肃清。清廷便决计派兵出关收复新疆，初令左宗棠将军事、饷事、统筹全局的详细办法奏闻。左氏雄心勃勃，便把收复新疆的出兵计划及所需军饷若干一一具奏；一八七五年（光绪元年），左氏受命为钦差大臣督办新疆军务。此时廷臣多以需用军费过大，成功又未必可靠，想把天山南路的八城放弃不要了，驻北京的英国公使也替阿古柏游说；左宗棠力持不可，上奏说：“……臣年六十有五，岂思立功边域觊望恩施。顾事有万不容已者，乾隆中，准部既克，即平回部，于各城分设军府，然后九边靖谧者百数十年。今虽时异世殊，不必尽遵旧制；而伊犁为俄人所据，喀什噶尔各城为安集延（即指阿古柏）所据，事平后应如何布置，尚费绸缪；若此时即置之不问，似后患环生，不免有日蹙百里之患。……”清廷壮其言，遂命相机进行。左氏分路进兵，于一八七六年（光绪二年）收复天山北路；次年春，收复吐鲁番。吐鲁番为天山南路的门户，阿古柏恐惧，驻北京英公使又为阿古柏游说于清廷，劝清廷封阿古柏为王，立为被保护国。左氏反对，奏称：“安集延非无立足之所，何待英人别为立国；即欲别为立国，则割英境与之，或即割印度与之可也，何乃索我腴地以市恩？”又谓：“英人阴图为印度增一屏障，公然强我，回疆撤一屏障，此何可许？我愈示弱，彼愈逞强，势将伊于胡底？臣奉职边方，惟有勉效驽钝，不顾目前成败利钝图之。现在南路之师，拟于八月中旬、九月初旬分起进发，前闻英人遣使安集延，臣已驰告刘锦棠、张曜（左之部下两大将）善为接待，如论回事，则以奉命讨侵占疆土之贼，以复我旧土，他非所知；如欲议论别事，请向肃州大营（时左氏自驻肃州）。彼如来营，臣自有以折之。”阿古柏知事不可为，服毒死；是年冬，南路八城以次克复；除伊犁尚为俄人所踞外，新疆全定。
当南路八城将近克复时，清廷令左氏统筹全局，直抒所见，左氏复奏的语中有云：“重新疆者所以保蒙古，保蒙古者所以卫京师。……俄人拓地日广，由西而东万余里，与我北境相连，仅中段有蒙部为之遮阂，不可不预为绸缪。今北路只伊犁未收……俄人方争土耳其，与英相持；我收复旧疆，兵以义动；设有意外，争辩在我，仗义执言，决无屈挠。窃以为地不可弃，兵不可停……至省费节劳，为新疆划久安长治之策，纾朝廷西顾之忧，则设行省。改郡县，其事有不容已者。……”于是收回伊犁与新疆改设行省，便成为对西北的两大问题。
三、收回伊犁的经过 俄人占领伊犁时，以清廷威力能再行于西北即当交还为言；现在新疆既定，清廷向俄人要求交还，又值俄土战争，俄人不便说不交还；但答以须保证国境将来之安宁，并赔偿俄国代守伊犁之军政费。清廷乃于一八七八年（光绪四年）派侍郎崇厚为全权大臣赴俄京交涉。崇厚在圣彼得堡交涉许久不得要领，到次年始与俄政府定约十八条，规定中国于偿还俄国占领伊犁军费五百万卢布外，割伊犁南部特克斯河流域广大肥沃之疆土与俄国。崇厚受委时，仅以偿费及保证国境安宁两条件（即俄方原来要求之条件）为限；割让疆土，实属越权行为。条件传达北京，朝野上下皆大愤激，西太后也异常愤怒，不肯承认。崇厚又不待朝命，径自回国；回国后，立即下狱，议罪至斩监候；俄政府见清廷此种行动，认为侮辱俄国，也表示愤怒；国交便有破裂之势。俄国一面增兵伊犁，一面派海军舰队游弋中国海面示威；中国的士大夫阶级，议论激昂，大都主张向俄国开战；张之洞（时为翰林院侍读学士）便可说是主战派的代表，他的奏语中有一段说：“……我之御俄，本有可胜之理，即或疆场之役，利钝无常，臣料俄人虽战不能越嘉峪关，虽胜不能破宁古塔，终不至制动全局；旷日持久，顿兵乏食，其势自穷，何畏之有。然则及今一战，乃中国强弱之基，尤人才消长之会；此时猛将谋臣，足可一战；若再越数年，左宗棠虽在而已衰，李鸿章未衰而将老，精锐尽澌，欲战不能……他日斗之于户庭，悔何及乎。……”这种主战的妙论真是幼稚得可笑。清廷为这种书生的空论所激动，一面命左宗棠布置战备，左氏即于一八八〇年（光绪六年）五月由肃州进至哈密；一面命李鸿章整备天津及附近各处海防，聘德人汉纳根筑旅顺黄金山炮台。一八八〇年的春夏间，中俄的战争几有不可免之势。李鸿章心中不愿意有战事，但慑于所谓公论，并且整理战备也是他所认为必要的，故也积极地准备。此时惟驻英中国公使曾纪泽，不主张开战。英人戈登因与李鸿章的旧关系，被招至中国，初与李鸿章会晤于天津，劝李氏勿轻于主战。旋至北京，力言中国战守准备不具，若开战，俄军必由黑龙江南下，震动北京。戈登的临别赠言中，至谓“中国有不能战而好为主战之议者，皆当斩首”，并且说中国一日以北京为建都之地，即一日不可与外国开战，因北京离海太近，中国无防御海疆之具，外兵容易侵入的原故。清廷在是年春间，已命曾纪泽由英赴俄，要求废弃崇厚所订之草约；曾氏在俄京费尽无穷口舌，于一八八一年与俄政府改订新约，将偿费一项由五百万卢布增至九百万卢布，割让于俄之土地仅限于霍尔果斯河以西的一小部分，又与俄人以通商上的各种权利；俄人则将伊犁交还。特克斯河流域广大的疆土算是救住了，收回伊犁的问题算是解决了。
四、新疆改设行省 此问题自左宗棠建议后，清廷也颇注意，但因事体重大，颇多怀疑；左氏力持设省之议。在南北路平定后、伊犁收回前，左氏便积极布置。他的大方针为“先实后名”四字，就是先把可以施行郡县制的实在，办理有条绪，再以郡县制之名行之。新疆的地方，原来就是汉代的西域。自汉代纳入中国的势力范围以来，历朝都是用一种羁縻政策应付之，所谓“因俗施治”，未能与内地“一道同风”。清代对于该地的统治机关有将军，有都统，有参赞大臣，有办事大臣，有协办大臣，有领队大臣；职分互相等夷，复杂而无系统，彼此不相上下。就大体上说，都是统兵的军官，并且多出自宫廷禁卫的武员；对于民治吏事，一切不懂。除了括取粮饷，用军队抑制变乱外，他们也没有要理民事的思想观念；朝廷也没有要开化边地的意思，一切皆放任，听其自然，民族又极复杂。所以最易发生变乱，一有变乱，便蔓延不易收拾。左宗棠采定“先实后名”的方针，于南北两路平定后，积极地进行民事：一、凿井开渠；二、广兴屯垦；三、清丈地亩；四、厘正赋税；五、铸造钱币；六、兴办蚕桑事业；七、分设义塾。第七项的关系异常重大，左氏的奏语说：
……新疆戡定已久（指清代初年之戡定），而汉回彼此扞格不入，官民隔阂，政令难施。一切条款，均藉回目宣传，壅蔽特甚。将欲化彼殊俗，同我华风，非分置义塾，令回童读书识字，通晓语言不可。臣与南北两路在事诸臣筹商，饬各局营，多设义塾，并刊发《千字文》、《三字经》、《百家姓》、四字韵语及杂字各本以训蒙童，续发《孝经》、《小学》，课之诵读，兼印楷书仿本，令其摹写。诸本读毕，再颁六经，俾与讲求经义。叠据防营局员禀，兴建义塾已卅七处；入学回童聪颖者，多甫一年，而所颁各本已读毕矣；其父兄竞以子弟读书为荣，群相矜宠，并请增建学舍，颁发《诗经》、《论》、《孟》，资其讲习。……并称蒙童试诵告示，皆能上口。……盖读书既能识字，而由音声以通语言，自易为功也。张曜因出《圣谕十六条附律易解》一书，中刊汉文，旁注回字，刊发缠民（即缠回），见者宝贵。……
这是左氏的教育同化政策。这种政策，若能继续地努力扩充，影响当然是很大的（可惜后来统治新疆的人不大注意于此）。左氏举办前列各种事业，无非想把新疆弄到和内地各省一样；换言之，就是要立定改设行省的基础。至于制度建置的方面，左氏的原意，想在天山北路的乌鲁木齐设一个总督，在南路的阿克苏设一个巡抚，管治各道的府厅州县。及伊犁争议问题发生，中俄战争将启时，清廷要左氏回北京备顾问，关外经营的事业，乃交与左之部属刘锦棠；刘氏仍能萧规曹随。伊犁收回后，再经一二年，改建行省的基础略具。到一八八四年（光绪十年）冬，清廷便行添设“甘肃新疆巡抚”，以乌鲁木齐为省治（即迪化府），裁撤乌鲁木齐都统等缺，任刘锦棠为巡抚，是为新疆施行与内地同等统治之始。为什么称为“甘肃新疆巡抚”呢？这又是刘锦棠变更的小心计划。刘氏曾经奏称：“初议将新疆另为一省，臣颇不谓然。新疆与甘肃，形同唇齿，若划为两省，以二十余州县，孤悬绝域，势难自存，拟仿江苏建置大略，添设甘肃巡抚一员（原来甘肃无巡抚，由陕甘总督直接统治之），以乌鲁木齐为省治，改名迪化。”清廷也恐怕新疆还难自立为一省，因采刘氏的建议，暂设“甘肃新疆巡抚”，把行省建置的各种事宜责成刘氏办理，从一八八四年至一八八五年（光绪十年至十一年九月），府县建置的规模大定，新疆成为中国一行省的基础完全成立；几千年来视同藩服的羁縻地，现在纳诸与内地同等的位置了。这件事情，算是此时期中政治上一件成功的事。对伊犁的外交问题，虽有损失，也还损失得有限；新疆至今能够保持，不为安南、朝鲜之续，未尝不是因为在此时期中作成了一个比较安固的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