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章 下士阿道夫和元首希特勒

1918年10月，在英军袭击科米讷[13]时，一名德国下士因受到芥子气的攻击而一度失明。当他躺在波美拉尼亚[14]医院病床上时，整个德国正被战败的阴影以及革命的呼声所席卷。

这位下士是奥地利海关一个低级税吏的儿子，年轻时他也曾梦想成为一名伟大的艺术家。然后，进入维也纳艺术学院深造的梦想破灭了，他在首都[15]过着贫苦的生活，之后又迁到了慕尼黑。他有时会做些油漆房屋的工作，更多的时候则是打打零工，过着穷困潦倒的生活。他的内心被极度的愤懑和怨恨所填满，他认为是世界让自己怀才不遇，无法有所成就。

苦难的经历，并没有让他走上共产主义的道路，而是走向了不同的方向，并将一种反常的种族忠诚观念和对德国及日耳曼民族狂热而不可思议的崇拜掺入其中。当战争爆发的时候，他立即怀着满腔热情去参军，并在西线的一个巴伐利亚团中服役了四年。

这就是阿道夫·希特勒的早年命运。

1918年的冬天，当双目失明的希特勒无助地躺在医院的病床上时，他觉得自己个人的失败，似乎同整个日耳曼民族的苦难连在了一起。战败带来的震惊，法律和秩序的瓦解，法国人的胜利，令这个伤势渐愈的传令兵陷入极度痛苦之中，身体衰弱、面容憔悴，但也从此催生出一种既能拯救也可以毁灭人类命运的无可估量的精神力量。

在他看来，德国的失败是无法按照常理理解的。这其中必然存在一个重大而恶毒的通敌阴谋。这个抑郁的小兵，只凭自己狭隘的个人经验苦苦推敲，想要找出灾祸背后的真正原因。在维也纳时，他曾和代表极端主义的德国国家人民党的一些小组厮混在一起，并从他们那里听到过一个种族——北欧日耳曼族的敌人和剥削者——犹太人所进行的种种罪恶和破坏活动。这种基于某种爱国主义而产生的愤怒以及对富人和上层人士的嫉妒，被融合在了一起，成为一种无法抑制的仇恨。

这位毫不起眼的病人终于出院了，仍然穿着自己的军服。对于军服，希特勒抱有小学生对军服般的自豪感。当他揭开纱布时，眼前是一副多么悲惨的景象！战败引起的骚乱实在太可怕了。在颓丧和暴虐的气氛中，红色革命的轮廓不断在他的身边闪过。慕尼黑的大街上，横冲直撞的装甲车向惊惶躲避的路人散发传单或射击子弹。还有些和他一样的军人，公然在制服上佩戴红色袖章，嘴里疯狂地喊着口号，反对地球上他所热爱的一切。

对于部下身上的煽动性革命情绪，希特勒所在团的军官们看了很是惊慌。而下士希特勒的归来让他们感到很高兴，无论如何，总算发现了一个对局势知根知底的人。希特勒志愿留在军中，并做起了“政治教官”或者说是特务的工作。他还以此为名收集了各种叛变和颠覆活动的情报。不久之后，他的上司，一位安保军官要他参加当地各政党的集会[16]。

1919年9月的一天晚上，这位下士在慕尼黑一家啤酒馆里参加了德国工人党的集会。希特勒第一次听到和他的理想如出一辙的言论，同样是反对犹太人，反对投机分子，反对令德国堕入深渊的“十一月罪犯”[17]。9月16日，他便加入了这个政党。不久之后，为方便在军队工作，希特勒负责起了该党的宣传工作。

1920年2月，德国工人党在慕尼黑举行第一次大会。希特勒操纵了那次大会，并为德国工人党的党纲草案规定了25个要点。此时的希特勒已是一名老练的政客，他的救国运动就此开始。

同年4月，希特勒从部队复员。自此，他的整个生命都投入到德国工人党的壮大之中。到第二年的年中，他已把德国工人党原来的领袖一个个地逐出了。希特勒以他的热情和天才，让那些着了迷的同伴接受自己的个人独裁，他已经成为了“领袖”。不仅如此，他还买下了一家经营不善的报纸——《人民观察家报》，以此作为该党的机关报。

很快，希特勒就被共产主义者注意到了，他们企图破坏希特勒的集会。于是在1921年年底时，希特勒第一次组织了他的冲锋队。在此之前，一切活动都是在巴伐利亚一带进行的，但因为德国人民战后的生活状况越来越糟糕，各地都有人开始聆听希特勒的新福音。

1923年，法国悍然出兵鲁尔，震惊了整个德国，后来被称为“国家社会主义党”的党员人数也因此大为激增。马克的崩溃摧毁了德国中产阶级的基础，他们中的许多人绝望之下成为这个新政党的党员。他们在国仇家恨和爱国热情的驱动下，为自己的不幸寻求安慰。

从一开始，希特勒就说得很明白，要夺取政治权力，首先得反抗和打击“魏玛共和”这一战败耻辱的象征。1923年11月，“领袖”的身边出现了一群坚定的信徒，其中最杰出的有戈林、赫斯、罗森堡和罗姆，他们认定夺取巴伐利亚政权的时机已经到来。

鲁登道夫将军以其在军中的威名，为这一次的冒险行动助长声势，而且他始终走在暴动行列的前面。人们在战前常说：“德国是不会有革命的，因为一切革命在德国都被严厉禁止。”慕尼黑有关当局在这次事变中践行了这句格言。警察开了枪，但是很仔细地避开了鲁登道夫。将军径直迈步前进，向警察的队伍走去，还受到警察的敬礼。示威者中大约有20个人被打死，希特勒扑倒在地上，和其他领导人一起逃出了肇事场所。1924年4月，希特勒被判处四年徒刑。

虽然国家的秩序得到了维持，德国的法院也对肇事者进行了惩办，但德国国内有不少人认为当局是在打击自己的骨肉同胞，以德国最忠实儿女的牺牲来为外国服务。于是，希特勒的徒刑最终由四年减为13个月。而他在兰茨贝格监狱的十几个月，使其能够完成《我的奋斗》一书的提纲——这本为死于暴动的人们所写的书，是他的政治哲学著作。

在希特勒夺取政权后，这本书是最值得协约国领导人仔细研究的。德国复兴的纲领、政党的宣传技术、同马克思主义作斗争的计划、国家社会主义的概念、德国理所当然地应享有世界最高地位——所有这些都在书中写得明明白白。这是信仰和战争的新可兰经：夸张、冗长、杂乱无章，却包含了这个党的使命。

不停战斗的希特勒，逐渐作为一个全国性人物而显露头角，这并没有引起各战胜国的注意，因为各国也正为自己的麻烦事和党派斗争所苦恼。国家社会主义党，即后来所谓的“纳粹党”，用相当长的时间牢牢控制了德国的民众、军队、国家机器以及那些企图摆脱共产主义威胁的工业家，最终成为令整个世界都不得不刮目相看的一股巨大力量。1924年年底，当希特勒从狱中获释时，他这么说道，重新组织运动恐怕得要五年的时间。

战后几年间，在共和政府和民主体制的背后，德国陆军参谋部掌握着真正的国家大权，总统和内阁的任免都受其操纵。一直以来，德国陆军参谋部都认定兴登堡元帅是其权力的象征和意志代理人。然而到了1930年，兴登堡已经83岁了，他的智能正逐渐衰退，越来越像是一个偏见、固执和独断的老人。

在战争中，兴登堡曾被奉为一个伟大的形象，而此时的德国爱国者却希望他能早日归天以表示对他的敬仰。这充分说明，兴登堡已经变成了一个“木头的泰坦神[18]”了。这么多年来，陆军参谋部的将军都已明白，是时候物色一个满意的领袖来继承这位年迈的元帅了。但其物色新人之举，受到了国家社会主义党的压制。

1923年慕尼黑暴动失败后，希特勒曾发表过一个严格合乎魏玛共和体制法律条文的纲领，但他同时鼓励并计划扩充纳粹党的军事和半军事组织冲锋队（或称“褐衫队”），以及一个人数极少却有严格纪律的核心组织党卫队。这些一开始很小的组织，逐渐发展为无论是人数还是活力都很惊人的大规模团体，令军方相当忌惮，大为惶恐不安。

那位军官出身的罗姆负责领导冲锋队。在斗争的几年中，他既是希特勒的同志，也是希特勒的亲信朋友。罗姆是一个极有能力和胆量的人，作为冲锋队的总参谋长，他有着强烈的个人野心……冲锋队吸收了原德国国家人民党的大多数组织，其中包括1920年在波罗的海地区和波兰同布尔什维克党人作战的自由同志会，以及钢盔团这个国家人民党退伍军人的组织。

对国内政治形势深入研究的结果，使德军将领不得不接受一个事实：与纳粹运动相对立的军官阶层已无法再统治德国了。两派都想把德国从地狱中拯救出来，报战败之仇。但德国陆军代表的是德皇所设立的帝国机构，保护的是德国社会中的封建领主、贵族、地主和其他富裕阶级。冲锋队则基本变为一个由冲动、愤懑的颠覆分子和绝望的破产者所鼓动起来的革命团体，与其所谴责的布尔什维克党人水火不容。

一方面，德国陆军认为和纳粹党斗争，等于把战败的德国推向深渊，撕成碎片。1931年和1932年，德军高级将领一致认为，德国陆军虽然严厉反对过纳粹党的内政主张，但为了自己和国家着想，必须同纳粹党联合起来。

另一方面，尽管希特勒做好了不惜一切代价夺取政权的准备，但他面对的却是那些曾经领导德国的领袖人物，而这些人曾是他年轻时敬仰和效忠的对象。所以，双方之所以能够达成协议，条件可以说是现成的，也是大势所趋。

德国陆军逐渐认识到纳粹党势力之大，已到了只有希特勒才能替代兴登堡成为德国元首的地步。而希特勒也明白，要想实现自己复兴德国的计划，必须借助陆军的中坚力量。

交易一经达成，陆军将领就开始劝请兴登堡对希特勒另眼相待，把他当作未来的德国总理来看。希特勒则答应限制冲锋队的活动，并使其接受陆军参谋部的制约，而且还保证在万不得已之时会予以取消。凭借这些交易条件，希特勒取得了德国军队势力的效忠，正式掌握了行政管辖权，并明确拥有了国家元首的继承权。这位下士，步步高升，已经升得很高了。

1933年1月30日，希特勒就任德国总理。不久之后，那些反对或可能反对“新秩序”的人，马上会尝到这位德国新主人的手段。

1933年2月2日，德国共产党被禁止一切集会和示威，德国各地开始搜查共产党的秘密武器。

2月27日晚，德国的紧张局势达到了高潮。国会大厦忽然失火，冲锋队、黑衫队，以及其他附属组织奉命出动。一夜之间，4000多人被捕入狱，其中就有德国共产党的中央委员。负责这些行动的就是新就任德国内政部长的戈林，目的是为下一次选举做准备，以确保挫败新政府最有力的对手——德国共产党。手段高超、热情奋发的戈培尔则受命负责组织选举。但在德国，仍有许多势力不愿接受或仍然反对希特勒。

选举的最终结果是：共产党获得81席，许多人在彷徨痛苦之中投了他们的票；社会党得118席；中央党得73席；在巴本和胡根堡领导下已与希特勒结盟的人民党获得52席；纳粹党获得1730万票、288席。

选举使希特勒和他的盟友人民党获得了国会的操纵权。就这样，希特勒用尽了种种阴谋诡计才从德国选民那里得到了这一多数选票。而按照文明国家的惯例，民主议会中占有众多席位的少数派仍会在国家政治生活中产生巨大的影响。但在新的纳粹德国，少数派马上就要领教到，他们根本没有什么权利可言。

3月21日，腓特烈大帝墓陵附近的波茨坦，希特勒在驻军教堂里召开了第三帝国的第一届国会。陆军代表、冲锋队和党卫队的高级军官一一就座于教堂中殿。陆军代表象征着德国武力的延续，而冲锋队和党卫队军官则是德国复兴的新人。

3月24日，国会以441票对94票压倒了一切反对派，以四年为期把全部紧急措施权力授予希特勒总理。议决案宣布时，希特勒朝着社会党的席次喊道：“我再也用不着你们了。”

这次选举的气氛异常热烈，欢欣鼓舞的民族社会主义党在柏林的大街上拉开队伍举行火炬游行。经过自己的领袖面前时，他们纷纷行异教徒式的敬礼。

经历了漫长的斗争后，这次选举终于成功了。对于外国人，尤其是那些从未品尝过战败痛苦滋味的人们来说，这是很难理解的。希特勒终于来到了，但他并不是一个人来的。日耳曼这个欧洲人数最多、最容易被操控、残酷和不幸的民族，它所有的一切隐蔽而狂暴的愤怒，将由希特勒从战败的深渊中重新唤醒。希特勒召唤出了一个能够吞噬万物的摩洛神像[19]，而他成了这个神的祭师和化身。

至于仇恨与暴政的机构是在何种难以置信的残暴和卑劣手段下完成，以及这些机构是如何一步步趋于完善，就不在我所要叙述的范围之内了。在这里，我有必要告诉读者的只是一个可怕事实：在这个依然懵懵懂懂的世界，希特勒已经掌握了德国，而德国正在武装起来。

与此同时，英国的麦克唐纳—鲍德温政府迫于财政危机的压力，决定对原本已经够少的军备加以更大的削减和限制。对欧洲出现的不祥预兆，他们始终置若罔闻。麦克唐纳和他的保守党及自由党的同僚热衷于对胜利者的裁军，使之缩减到与《凡尔赛和约》强加于战败国身上的裁军一致。他们不但在国际联盟，还通过一切途径提出各种建议。虽然法国政府一直处于毫无意义的更迭中，但法国始终坚持维持陆军的实力，并将其作为法国及其所有同盟国生活的中心和支柱。而这一态度，却在英国及美国受到了各种抨击。报纸和公众的舆论完全不顾事实，而且这股逆流还十分强大。

1932年5月，在下院各党对裁军大加赞赏时……我第一次正式提出战争临近的警告。

如果让德国的军事力量接近法国，我将深以为憾。有人认为这种接近不无道理，甚至认为这是对德国的公平待遇，他们都低估了欧洲局势的严重性。我要劝告那些希望看到德法军备相近的人：“难道你们想打仗吗？”就我个人来说，我衷心希望我这一辈子或者我的后代，一辈子也不会看到德法军备相近的情况。我这样说，一点也不代表我不尊重或不敬佩德国人民的伟大品质，但我可以肯定，这种“德国应取得与法国相等的军事地位”的议论，一旦见诸事实，就一定会把我们推进无法想象的灾难中去。

英国政府的愚蠢和法国政府的软弱确实少见，但也的确反映出两国议会在这一时期的态度。美国也逃脱不了历史的诘难：他们只顾自己国内的事务，埋头处理自由社会种种利益、活动和事变，对欧洲所发生的重大变化只是漠然置之，以为无关紧要。许多精明强干的美国官员对此有不同的见解，但对那种缺乏远见、漠视欧洲事态的外交政策却没有产生任何显著的影响。

如果美国动用了自己的影响，就能促使英法两国的政客们行动起来。国际联盟虽不断遭受挫折，但仍不失为一个公认的国际机构，我们本可以用国际法的制裁来应对希特勒的战争威胁。但即便置身这种紧张气氛中，美国人也只是耸了耸肩。而几年之后，他们为此付出的将是新大陆的大量鲜血和财富。

当欧洲的胜利者与战败者在战争实力对比上出现可怕转变之时，远东地区非侵略和爱好和平的国家之间，也变得不再协调起来，成了恶化的欧洲事态的摹本。而这一切，都是由于从前的协约国和未来的同盟国领袖们在思想上和行动上的麻木而造成的。

1929—1931年的经济风暴，对日本造成的影响不亚于世界其他地区。自1914年以来，日本人口由5000万增加到7000万，冶金工厂由50家增加到148家。然而，生活费用不断上涨。稻米的生产停滞不前，从国外进口的粮食又很昂贵。日本迫切需要更多的原料和更大的国外市场。

在严重的经济萧条期间，英国和其他40个国家都渐渐意识到不得不采取限制政策或关税政策，以抵制不同于英美标准劳动条件生产出来的日本货物。中国一向是日本棉织品和其他工业制品的主要输出市场，也几乎是日本取得煤和铁的唯一的来源。因此，重新确保对中国的控制就成为日本政策的重中之重。

1931年9月，日本借口一次地方性骚乱，出兵占领了沈阳和南满铁路沿线地区。1932年1月，日本要求中国解散一切反日团体。被中国政府拒绝后，日本于1月28日在上海公共租界以北登陆。中国进行了英勇的抵抗，虽然缺乏飞机、反坦克炮和其他现代化武器，仍然坚持抵抗达一个月以上。在遭到重大损失之后，中国军队不得不在2月底撤出吴淞口炮台，退至离海岸约12英里的新阵地。

1932年年初，日本成立了满洲傀儡国。一年后，日本又兼并了中国的热河省，日本军队还深入到中国其他不设防的区域，并直达长城。这些侵略行动和日本在远东势力的增长及其海军所取得的新地位是一致的。日本的对华暴行，从第一枪开始就引起了美国最强烈的反对。但美国奉行的孤立政策采取了一种骑墙的态度。如果美国是国际联盟的成员国，那它就一定会领导国际联盟对日本采取集体行动，而美国自己也会在集体行动中成为国际联盟的主要委托国[20]。

英国不愿单独同美国采取共同行动，也不希望在国际联盟宪章规定的义务之外卷入反日漩涡。英日同盟的终止，削弱了英国在远东的地位及其长久以来建立的权益，使一些英国人士感到不满。当时的英国政府正为了严重的财政危机和日渐紧迫的欧洲局势而大伤脑筋，既然不指望获得美国在欧洲方面相应的支持，没有在远东问题上站到美国一边，也就无可厚非了。

作为国际联盟的会员国，虽然中国没有付清应缴纳的款项，但它向国际联盟发出的呼吁，完全是正义的。1931年9月30日，国际联盟要求日军撤出满洲。12月，国际联盟委任李顿勋爵为主席，带领一个调查团赴当地调查。

李顿勋爵出身名门，曾任孟加拉省长和印度代理总督，在东方有过多年的经验。这个调查团一致通过了一份极有价值的调查报告，是研究中日冲突的基础。这份报告详细叙述了满洲事件的全部背景，得出了一个清楚的结论：满洲国是日本参谋部人为制造的产物，这个傀儡国家的成立并非基于人民的愿望。

在报告中，李顿勋爵及其同僚不仅分析了形势，还提出了解决争端的具体建议。这些建议包括：宣布满洲自治，但它仍是中国的一部分，受国际联盟的保护；中日两国订立一个全面的条约，规定两国在满洲的权益。国际联盟没有采纳这一建议，但这无损于李顿调查报告的价值。时任美国国务卿的史汀生就这一报告写道：“它是迄今为止报告所涉及问题的极为公正的权威。”

1933年2月，国际联盟宣布不承认满洲国。国际联盟没有对日本进行制裁，也没有采取任何其他行动，而日本则于1933年3月27日退出国际联盟。在上次大战中，德国和日本处在对立面，而现在则彼此情投意合了。正当世界局势急需国际联盟的力量时，国际联盟在道义上的权威却缺乏任何实质上的支持。

在这个性命攸关的时期，由保守党执政的英国政府，以及政府内外的工党或自由党人的行为，都应该受到历史的谴责。他们听惯了悦耳的陈词滥调，而不愿正视不愉快的事实；一味哗众取宠获得选票，而不顾国家的根本利益；天真而简单地看待和平，可悲地认为单凭真诚就能为和平奠定基础；反应迟钝，对欧洲的情况毫无所知，一提到欧洲问题就感到厌烦；工党为强烈的和平主义所支配，自由党热衷的又是些不切实际的想法；昔日的伟大领袖劳合-乔治未能继续为他的事业奋斗；政府的全部提案都以压倒性的票数获得两院的支持。所有的一切，勾勒出一幅昏聩愚昧、萎靡不振的景象……其中并不带有恶意或阴谋，但对世界局势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