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 囚禁

在有关古代世界的一切行将消逝之际，一位杰出的人物在历史舞台上粉墨登场。虽然他的英年早逝令人遗憾，但他的一生无愧于“圣徒”的称号。他就是生于公元331年，君士坦丁大帝的侄子尤利安皇帝。公元337年，著名的君士坦丁大帝驾崩，他的三个儿子立马像饿狼般扑到皇权的争夺上。为了不让别人有机可乘，他们下令杀死了住在首都及周边的皇亲，尤利安的父亲也未能幸免于难。可怜他早年才丧母，现在又丧父，六岁便成了无依无靠的孤儿。幸好，他还有一个异母兄长分担他的痛苦，虽然兄长体弱多病，但好歹两个小孩从小一起生活一起学习。他们的老师是待人和睦友善，为人却庸庸碌碌的优西比乌斯主教，他们接受的教育大多是信仰基督的好处。后来，他们长大了，为免树大招风，大家决定把他们送到更远一点的小亚细亚村庄去。在那里，生活虽然索然无趣，但在与当地朴实的卡帕多西亚人接触的过程中，尤利安学习到更多的知识，知道了更多有关祖先信仰的天神的故事。孩子们在村庄里根本不可能掌管什么要职，所以当尤利安说想专心做学问时，皇帝没问什么就同意了。

他首先来到了尼科米底亚，世界上少数几个还在继续教授古希腊哲学的地方之一。渐渐地，他的脑袋里装满了文学和科学的奥秘，没有地方能够容纳他从优西比乌斯主教那儿学到的东西了。接着，他获准到了雅典，在苏格拉底、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呆过的圣地继续进修。然而此时他的异母兄长却突然被暗杀了，原因是君士坦丁大帝唯一还在世的儿子君士坦提乌斯二世“突然”意识到，尤利安这个少年哲学家和他的兄长，是他仅存的两位男性皇亲。尤利安的兄长死后，皇帝亲切地邀请尤利安回宫，还把自己的妹妹海伦娜许配给他，然后把他丢到高卢的前线上，让他带兵抵御蛮族的入侵。事实证明，尤利安从希腊老师身上学到了比动嘴皮子更实用的知识。公元357年，尤利安在斯特拉斯堡击退了一直蹂躏着法国的阿勒曼尼人，接着巧用计谋，把从默兹河到莱茵河的大片领土划入自己的势力范围。战后，尤利安住进巴黎，把喜爱的作家的书收集起来塞满自己的私人图书馆。尽管他平时不苟言笑，这次也不禁喜形于色。

胜利的消息很快传到了首都，皇帝却没有因此而感到欢欣鼓舞；相反，他们制定了周密的计划，意图铲除这个皇位的竞争对手——谁叫他这样出风头？！

这时，尤利安在军中的崇高威望成了他的救命稻草。士兵们一听说皇帝表面上客气地宣尤利安总司令回城，实际是想置他于死地时马上义愤填膺。他们果断地闯入尤利安的宫殿，拥立他为王，并宣称要是尤利安不“就范”，他们就先下手为强杀死他。

尤利安不笨，他当然明白士兵们的意思，于是借势欣然称帝。

利用罗马一直保存良好的道路条件，尤利安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抢先把部队从法国中部开到博斯普鲁斯海峡边。当他准备攻进首都时，消息传来——他的堂兄君士坦提乌斯二世归天了。

就这样，基督教眼中的异教徒又一次统治了整个西方世界。

说来也奇怪，尤利安明明如此睿智，却也相信过去消失的东西能借助某种力量重现于世。为了回到伯里克利时代，重建雅典卫城的废墟；为了复苏雅典当年的风气，让人们住进荒芜的学园，让教授穿上过时的长袍，让彼此用5世纪前就消失的语言交流。这怎么可能？然而这正是尤利安力图达到的目的。在他执政的短短两年里，尤利安致力于重新建立希腊时期的古老科学，却被他的臣民嗤之以鼻；他想重新唤起人们研究世界的热情，目不识丁的僧人却说所有值得了解的东西都已被概括在基督教的圣书里，无意义的学习和调查只会导致信任缺失，罪孽徒增；他想重新塑造人们对生活的向往，人们却只关心那些奇怪的鬼神辛秘。就算是比尤利安皇帝意志坚定的统治者，也难免会因四面楚歌而被逼入绝境。有一段时间，他甚至乞求祖先显灵，赐予他指引。安提俄克的基督暴徒把石子和泥土丢向他，愚蠢的僧侣企图激怒他，好把自己变成宗教逼迫的受害者，然而，皇帝却迟迟不肯下狠手，只一再告诫手下的官员：“不要造成任何牺牲。”

公元363年，一支慈悲的波斯之箭结束了这场奇怪的拉扯。对于古代历史上最后也是最伟大的异教徒统治者来说，这未必不是最好的结局。如果他活得再长久一些，如果他对宗教的宽容继续遭遇基督徒的挑战，如果他内心对愚蠢之人的厌恶不断累加，那他也许终将变成当时最专制蛮横之人。因为重伤躺在病床上的他如今只会觉得庆幸，在自己的统治下，没有一个人因为与他意见相左而被处死。可惜，他的基督臣民们却以永恒的仇视报答他的仁慈。他们大肆散播谣言，说皇帝是被麾下一名基督徒军团的士兵杀死的；接着又以精心炮制的赞词歌颂凶手；最后甚至骄傲地谈起尤利安在临终前是怎样承认了自己的失败，又是怎么拜服在基督的权力之下。为了诽谤这位一生勤俭克行，全心全意为臣民谋取幸福的正人君子，基督教徒们可谓挖空了心思，几乎把能想到的贬义词用了个干净。

尤利安皇帝才入土为安，基督教的主教们便迫不及待地自封为帝国名副其实的统治者，开始扫荡欧洲、亚洲和非洲的各个角落，摧毁一切反对势力。瓦伦提尼安和瓦伦斯两兄弟在执政的公元364年至378年间通过了一项法令，规定禁止任何罗马人为旧神进行牲畜祭祀。这无异于是断了异教祭司的生计，逼他们不得不另谋出路。其实这样的禁令也还算是轻的，狄奥多西一世颁布的法律不但要求所有臣民接受基督教的教义，还把基督教的形式限制在天主教普世宗教上。他们把自己标榜为天主教的庇护者，帮助大主教们垄断人民的精神世界。

根据法律，所有坚持“错误观点”的人，所有坚持“异端邪说”的人，所有还继续信仰“可耻的异教教义”之人，都会被扣上不遵守规定的罪名，或被流放或被处以极刑。从那以后，旧世界越来越快地走向最终的灭亡。在意大利、高卢、西班牙和英格兰，异教徒的寺院不是被工匠们拆成石块，用来建造新的桥梁、街巷、城墙和水道，就是被基督徒们占领并重建成聚集的会场。从共和国建立时便陆续矗立在寺院里的成千上万座金银神像，或被没收或被偷盗，少量残存的也惨遭破坏，不复当年光鲜。600多年来，亚历山大城的塞拉皮雍神庙深受希腊人、罗马人和埃及人崇拜，如今却被夷为平地。虽然自亚历山大大帝时代起就闻名于世的大学仍留在故地，也继续为来自地中海各个角落的学生教授和讲解古代哲学思想，但基督教徒始终不肯放弃对它的攻击。亚历山大城的主教虽没有下令关闭学园，却允许教区里僧侣们随意行事。他们闯入教室，以私刑处死了最后一位柏拉图学派的老师希帕提娅，将她大卸八块，还嬉笑着让流浪狗抢食她的尸体。

罗马的情形更糟。基督僧侣们关闭了朱庇特神庙，把古罗马信仰的经典《西拉比预言书》（Sibylline books）付之一炬，使整个首都变成一片废墟。在高卢，当权的图尔市的主教宣布罗马旧神是基督教义中魔鬼的前身，所以旧神的宫殿必须全数消失。至于一些边远的乡下，有时村民们会奋起保护祖先及自己世代敬畏的天神，但这很快便会引来军队的镇压，他们用战斧和绞架替教会平息“撒旦的叛乱”。对希腊的破坏倒是比别的地方来得更缓慢些，但也始终熬不过公元394年。当时，无间断地延续了1170年的奥林匹克运动会被视作对基督教的不敬而被禁止。整个希腊核心精神的体现尚且如此，就更别提其他活动和仪式了。接着，希腊的哲学家们被驱逐出境。查士丁尼皇帝一声令下，不但关闭了雅典学院，没收了学院的财政，还把学院最后七位教授驱逐出境，使之不得不逃往波斯。幸好波斯国王库思老一世友好地接待了他们，让他们过上了世外桃源式的晚年生活，闲暇之余还可以玩一玩新颖神奇的印度游戏——国际象棋。

到了公元5世纪前期，克里索斯托主教毫不夸张地宣称，古代作者和古代哲学家所写的书已全部被销毁，一本不剩。而西塞罗、苏格拉底、维吉尔、荷马以及被无数虔诚基督徒恨之入骨的数学家、天文学家的著作也只能相继被束之高阁，要再过六百年才有机会重见光明。在那之前，人们只能任由神学家的摆布，战战兢兢地对待文学艺术。

这样一边倒可不是好现象。基督教虽然战胜了异教徒，却没能摆脱困境。想要制服一心想力保祖宗旧神的高卢和卢西塔尼亚百姓还是容易的，毕竟律法都是站在基督徒这一边。麻烦的是，亚历山大城的两大主教——阿里乌斯和死对头阿塔纳修就上帝基督的真实身份意见不一。于是，东哥特人、阿勒曼人和朗戈巴第人因为各有偏帮而争得面红耳赤；朗戈巴第人和法兰克人在“基督与上帝是否身份一致，或只是背景相似”的问题上，吵得不可开交；汪达尔人和撒克逊人为了证明涅斯托耳口中的“圣母玛利亚”是“基督的母亲”还是“上帝的母亲”而剑拔弩张；勃艮第人和弗里斯兰人对“耶稣是否拥有半人半神二重性”一事各执己见，几乎撕破了脸。这些四肢发达头脑简单的野蛮人虽然曲解了基督教义，却依然是教会最坚定的朋友和支持者，所以不能依一般戒律将他们革出教会，也不能用地狱之火加以恫吓，只能本着仁爱和献身精神，把他们引回正道，教他们明确教旨，真正地认识到什么是对，什么是错。

后来，人们对信仰有了更高的要求，希望所有的一切都有一个统一的说法，于是便促成了著名的普教会议，也称大公会议。该会议自公元4世纪中叶起不定时召开，旨在决定哪些教义对，哪些教义错；哪些是金石名言，哪些是异端邪说。

公元325年，第一届大公会议于尼西亚一个离特洛伊不远的小镇上召开。第二次的会议时间是56年后，地点改成了君士坦丁堡。公元431年，第三次会议在以弗所举行。随后，会议的地点连续几年定在卡尔西顿，又有两年定在君士坦丁堡，接着又回到尼西亚，最后一次则是公元869年，在君士坦丁堡。

公元869年后，会议改为在罗马或任何一个教皇指定的欧洲城市举行。而从公元4世纪起，人们便有了这样的共识：罗马皇帝虽有权决定会议召开之地，但首先，他必须高度重视权倾天下的罗马教皇所给出的建议；其次，他需要为忠诚的主教承担所有的出行费用。我们无法得知是谁主持了第一次尼西亚会议，但之后的会议却都是由教皇主持的，而且，会议上的决定若未得教皇或教皇代表的允许，就不具备效力。

有关君士坦丁堡的一切暂且说到这里，让我们把目光转向更为熟悉的西欧地区。

人们在“应该宽容还是应该专制”的问题上一直争论不休，他们有人把宽容奉为人类的最高美德，也有人视之为道德观念衰弱的表现。我并不想从理论角度谈论这个问题，但却不得不承认，这些出于教会支持者之口的争论，日后竟成为了残酷镇压异教徒的依据。他们声称，教会就是一个组织，跟村庄、部落和城堡等有着一样的本质，得有一名总司令，一套所有成员都必须遵守的、明确的规定和细则。宣誓效忠教会的人就等于宣誓尊敬总司令并服从规定。如有违者，必自食其果，或受惩罚或被革除。

乍一听，这很合理。像现在，如果某个牧师突然不再信仰浸信会了，他可以改而信仰卫理公会；或者有一天，因为某个原因，他也不再信仰卫理公会了，他还可以改信一神教、天主教、犹太教、甚至印度教或土耳其伊斯兰教。世界那么大，选择那么多，除了家人没有谁能阻止他探索的步伐——尤其在这样一个轮船、火车和无限商机遍布的时代。然而公元5世纪的世界却没有那么简单，罗马教皇的势力和影响无处不在。异教徒为躲避迫害可以远走波斯或印度，但旅途跋山涉水，九死一生，遥远的距离往往意味着下半生与妻女天各一方，永不相见。说到这里，人们不禁会问，既然当时的人觉得自己对基督的理解是正确的，而且说服教会稍微修改一下教义也不过是时间问题，为什么他们还会愿意放弃信仰自由的权利呢？

这正问出了事情的关键所在。

早期的基督徒，不管虔诚与否，都认为思想的价值是相对的，不存在绝对的唯一。若博学的神学家们企图说明无法解释的事情，并把上帝的存在归纳成一道公式，那就跟数学家们在未知数x的绝对值问题上争执不休，结果把对方送上绞架一样荒唐可笑。

令人遗憾的是，在当时，自以为是和独断专行竟成了世界的主流，虽然有人愿意冒着生命危险，以“我们无从得知孰是孰非”为原因倡议宽容精神，但他们也只敢把警告字斟句酌地藏在拉丁文里，就连最聪明的读者，也不一定能明白其中深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