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桎梏的开端

人们常以基督教在西方世界的快速传播来证明其神圣性，对此我不予置评，不过早期基督教传教士的成功，与其说是因为他们的教义，还不如说是因为罗马人民正不满于当时生活的水深火热。

在这里，我先给各位读者勾勒出一个罗马生活的侧面：在士兵、政客、富商、科学家等幸运儿的世界里，他们居住在坎帕尼亚的层峦叠嶂中，落户在那不勒斯湾的温柔水畔，一边饱览着拉特兰山区的美景，一边享受着幸福文明的生活。

然而，这并不是罗马的全部。在城郊多如牛毛的贫民窟里，哪有一点能让诗人欢呼太平盛世，让演说家把屋大维比作主神朱庇特的繁荣景象？放眼过去，全是一排排凄凉惨淡的平房，那里面人头攒动，臭气熏天。贫苦大众的生活只剩下周而复始的饥饿、辛劳和痛苦。在这些百姓心里，只有一个朴实的木匠讲的故事是真实可信的。他住在大海彼岸的小村落里，用自己的双手谋生，热心关怀贫苦受辱之人，却因此被他嗜血成性，贪得无厌的敌人害死了。穷困的罗马人当然听过密特拉、伊希斯和阿斯塔蒂的大名，但这些神早在千百年前就已经远离人群，只偶尔出现在祖先留下的只言片语里。

可是拿撒勒的约书亚，基督，也就是希腊传教士口中的救世主不一样，他不久之前还活在人世，而且当时有不少人听说过他。在提比略皇帝当政时期去过叙利亚南部的人，兴许还听过他的演讲；角落面包店的老板和邻街的水果贩子会告诉你，就在亚壁古道旁阴暗的小花园里，他们曾跟一个叫彼得的人搭过话；来自迦百农小村庄的渔夫若曾在那个可怕下午行经各各他，更是有可能目睹了基督被罗马士兵钉死在十字架上的整个过程。

为了弄明白新信仰突然开始流行的原因，我们必须先谨记以上所说的事例。因为正是这种亲身接触，这些直接而亲密的私人感情，使基督教拥有远高于其他信仰的优越性。基督的一切言行无不是对世人的博爱，以及对各国深受压迫、丧失权利的人们的同情。他的话是否与后人所传颂的词汇一致倒是无关紧要，奴隶们听在耳里，自然心有灵犀。他们在基督对光辉未来所许下的诺言前兴奋不已，庆幸着自己有生以来第一次看到了希望的光芒。他们终于盼来了能使他们得到救赎的话。在强权面前，他们不再卑贱可耻；他们是受慈父宠爱的孩子，将来要把世界一切继承，包括那一直被深宅大院里的主子们独占的喜乐与欢欣。新信仰的力量由此产生。基督教是首个宣扬人人机会均等的宗教。

对现代人来说，基督教是一种生活和思考的方式，一种心灵上的体验；但对当时的人们而言，基督教的兴起则更是一则喜讯，一则会使人普天同庆，奔走相告，甚至重新燃起生活激情的好消息。史书中，除非是特殊事迹，否则很少会有普通人心路历程的记载，无论是自由人还是奴隶。只有当人们按民族、行会、教派、军队、兄弟会或同盟等形式联合起来，服从统一的调度，积累起足够的财富，或为征服其他国家发动战争时，才能赢得史学家们的注意和重视。正因如此，尽管我们对早期基督教会了如指掌，却对它真正创始人的事迹知之甚少——多可惜啊，明明基督教早期的发展在任何史书里都不失为最有趣的题材。

就这样，基督教在古老帝国的废墟上拔地而起。它的背后交织着两股对立的利益力量：一边是由耶稣亲自教导的对慈善与博爱的无限包容；一边是根深蒂固的狭隘地方主义。在后者的束缚下，耶稣的同乡从一开始便与世界其他地方的人貌合神离。这种地方主义结合了罗马人的高效和朱迪亚人的专横，是一种压抑思想的恐怖的统治手段——虽然行之有效，却于理难容。

为了理清这两股势力对基督教的影响，我们必须再一次回到圣保禄年代和耶稣遇难后的头50年，看看究竟发生了什么事。首先，我们得牢牢记住这样一个事实：基督教的兴起始于一场自犹太教内部发起的纯民族主义改革运动。而这场运动带来的威胁针对的不是别人，正是犹太人土地上的统治者。

当权的法利赛人非常清楚这一点。耶稣在世时，他们就十分害怕他的宣讲，认为那严重威胁到当时建立在武力压迫基础上的精神垄断。为了偷生，他们被迫在慌乱中抢占先机，在罗马当局还没来得及插手前，便把基督当作祭品送上了绞刑台。谁也不知道假如当时耶稣大难不死，会采取什么应对之计。罹难之时，他还没有能力把信徒组织成一个教派，也没有留下一字半句教导追随者应该以何为继。

值得玩味的是，这样半途而废的结局却成了后世的福音。不立文字使追随者们无需囿于教规条陈，反而能更自由地遵循基督的精神。试想要是教徒们不得不按照一本书上的规定去行事，那么他们势必会把所有的精力用在理论，甚至是一个句号一个分号的研究上。倘若事情真演变至此，那么除了少数学者外，平民大众将对新信仰不再感兴趣，而基督教也会重蹈其他宗教的覆辙，从煞费苦心的文字纲领为开始，以理论家的争吵不休和政府当局的赶尽杀绝而告终。

在2000年后的今天，我们不难发现基督教对罗马帝国的打击。我们只是很好奇，既然它对国家安全的威胁就像匈奴人或哥特人入侵一样，为什么罗马当局不采取实质性的行动来镇压呢？统治者们不可能不知道耶稣的言论在家奴间引起的骚动，也不可能没听见女人们喋喋不休地说什么天国之王即将重临大地，就连老人家们都在一本正经地预言世界将会在一团火球中毁灭。

说实话，凡夫俗子们为某个新兴宗教英雄欢喜若狂的情形，这不是第一起，当然也不可能是最后一例。因此，统治当局只会密切注视着它的发展动态，以确保它没有扰乱到帝国的安泰。况且，在监视的过程中，政府并没有找到能够诉诸武力的把柄。作为一个新的宗教行会，基督教不曾跟政府作对，也十分懂得进退。例如，起初有几个奴隶期望打着上帝慈爱和世间博爱的旗号推翻主仆间的旧式关系。闻此，圣保禄赶忙解释，所谓的天国是看不见摸不着的非现世，现世之人若想在天国获得好报，必须先心甘情愿地承受现世的一切苦难。同样，当为人妻者搬出基督的理论，高呼女性解放，男女平等，并以此与罗马法典里规定的婚姻束缚作抗争时，圣保禄也会跳出来，用一连串似是而非的道理恳求他亲爱的姐妹同侪们不要走向极端，以免保守的异教徒对教会心生疑惑。他说服她们莫要再对这种半奴隶状态满腹牢骚，毕竟自亚当和夏娃被逐出伊甸园时起，逆来顺受就是女人们该守的本分。基督教所做的一切无不体现出对法律和政府的毕恭毕敬，因而当权者也乐意让基督教传教士频繁地来往东西，反正他们的说教对统治有百利而无一害。

但是，一如历史中反复出现的情况那样，平头百姓的宽容精神总是逊色于他们的政府。他们贫困潦倒，却并非情操高尚，不愿为五斗米折腰。相反，他们几个世纪以来一直沉迷于恣意豪饮和打架滋事，毫无长进。在基督教传播初期，这些罗马市民只当是好玩，所以总是愿意聚集起来，全神贯注地倾听这群面容肃穆的男男女女所讲述的，关于耶稣基督像普通罪犯一样不光彩地死在十字架上的神奇故事，然后他们会像完成使命般，为投掷石块泥土的流氓高声祈祷。

但罗马的神职人员无法对这样的发展坐视不理。

当时政府有指定的国教，国教在每年特定的时节会安排隆重的祭典。为表支持，人们多少要捐些香油钱。而这些香油钱实际上是装进国教神职人员的腰包里的，因此，若人们不再信仰国教，反倒去支持一个默默无名的新兴行会，便等于是断了教士们的口粮，这当然会使他们恼羞成怒。于是，教士们开始谩骂那些不敬旧神的异教徒，指责他们数典忘祖，愚昧地错信外国救世主。与此同时，在罗马的城市里，有另外一群人也同样憎恨着基督教。他们披着神职人员或神明代理人的外衣，内里却是十足的骗子；他们年复一年地挥霍着从罗马中产阶级手上骗来的钱财，过着脑满肠肥的奢侈生活。倘若基督教跟他们一样，为自己提供的所谓“天启”定价收费，那他们也只会视之为竞争对手，不会有如此滔天的怒气——生意毕竟是生意，偶尔让别人分一杯羹也未尝不可。坏就坏在基督教竟敢无视行规，不但不要报酬，反而把自己的东西送给别人——给饥饿的人送吃的，把无家可归的人请到家里——还分文不取。太过分了。这基督教背后定是有什么黑色收入，否则他们不会这样做。

不得不提的是，这时的罗马已今非昔比。它成了来自帝国各地成千上万失去财产的农民的临时栖身之所。这些不被待见的蚁民只懂得顺波逐流，对与众不同的人十分反感，对只想过正派节制生活的人存有戒心。在他们看来，能时常坐在一起喝酒聊天，或者偶尔帮人付个酒钱的都是佳友善邻，而那些自命清高，不愿涉足斗兽场，看到战俘被拉到卡比托利欧山游街却不欢呼的，都是普通人的公敌。

公元64年，一场大火烧毁了罗马贫民的居住地。这导致了人们第一次开始对基督教徒发起有组织的攻击。起初有传闻说纵火的人是尼禄皇帝，是他在喝得醉醺醺时下令烧毁都城旁的贫民窟，以便按照他的想法重建城市。后来人群里传出了别的声音，说大火是犹太人和基督徒放的，因为他们总是说将有大火球从天而降把邪恶的世界烧为灰烬。这一说法很快引来附和。有老妇人说她曾经听过基督徒跟死人对话；又有人说基督徒专门拐骗小孩，然后把他们的喉咙割开，将他们的血涂抹在阴森古怪的祭坛上。这些卑鄙的勾当之所以一直没被发现，是因为基督徒很狡猾，早早地买通了负责执法的地方官。这次他们既被逮了个现形，便由不得他们再借故抵赖，必须使之为其罪恶行径接受惩罚。

我们无从得知有多少虔诚的教徒被私刑处死，也许受害者中还包括圣彼得和圣保禄，因为打那之后，便再也没有了他们的消息。这是一场席卷全城的怒气发泄，其结果却并未使民众满意。牺牲者面对死亡时无惧无畏的凛然是对新信仰最好的宣传，也是对死去的基督徒最庄严的致敬。一个基督徒倒下了，却有千千万万个新信仰的追随者站了起来。公元68年，尼禄皇帝自杀身亡。这是他在短暂而无用的一生里做的唯一一件体面的事。之后，基督徒马上重返故土，一切又依旧如初。

后来，罗马当局又有了新发现，他们开始怀疑，基督徒跟犹太人其实并不一样。也难怪他们后知后觉，若不是借助近百年来的研究，现在的我们也不知道，原来犹太人的会堂是一个情报中转站，通过它，新信仰才得以传遍天下。另外，耶稣本身是犹太人，他一丝不苟地履行着祖宗规矩，只对犹太听众进行宣讲。只有一次，他短暂地离开了故乡，但当时那个使他不得不暂别家园的使命却是与犹太同胞一起完成的，目的也只是为了犹太民族。普通罗马人根本无法从他的言行间分辨出基督徒与犹太人的区别。

由此可推断，耶稣想做的事情其实很简单。他清楚地看到了祖宗行会里的陋习与弊病，于是他大声疾呼，希望通过斗争实现有效的改革。但说到底他的改革只针对内部，他从来没有想过自己会成为一门新信仰的创始人。假如当时有人提议他借此机会创立新宗教，搞不好还会被他斥责荒唐可笑。不过，与其他时代的改革者相似，耶稣也很快陷入了不可调和的矛盾中。从这方面来说，他的英年早逝未必是一件坏事，起码他不会遭遇和马丁·路德等改革者一样的命运，经历跟他们一样茫然无助的心情——本只想着为“内部”办点好事，却突然发现自己成为了组织“外部”一个新团体的头领。

在耶稣逝世多年后，基督教（这个名字是很久之后才确立的）仅仅是众多犹太小教派之一，只在耶路撒冷、朱迪亚和加利利的村落有几个支持者，这个教派也从未踏出过叙利亚省的小圈子。

犹太血统的罗马公民盖乌斯·朱利叶斯·保禄首先发现了这个新宗教征服世界的可能。他饱受磨难的一生使我们意识到，当时的犹太基督教徒是如何激烈地反对把本宗教义推向世界的。他们只愿在本国享受统治地位，也只允许本族人加入。他们痛恨教徒如圣保禄之流——明明是犹太人，却想用教义拯救非犹太人的灵魂。保禄最后一次到耶路撒冷时，幸好有罗马公民身份的保护，否则那些义愤填膺的族人们肯定要他尝尝当年耶稣所受的痛苦。而罗马政府之所以要派出半个营的罗马士兵保护保禄，把他带到港口城市再陪他乘船回到罗马，无非是想押他接受莫须有的审判，然后好找个由头把他杀了。

他过世后没几年，他担忧了一辈子，也不断预言会发生的事情，终于还是发生了。耶路撒冷被罗马人摧毁了。耶和华神庙的旧址上建起了罗马主神朱庇特的新殿；耶路撒冷被更名为爱利亚·加比多连（Aelia Capitoline）；朱迪亚变成了罗马叙利亚-巴勒斯坦行省的一部分。当地居民或被杀或流放，反正在废墟方圆数英里，不允许犹太人居住。

这座圣城曾给犹太基督教徒带来过无数灾难，如今终于化为乌有。在这之后的若干个世纪内，时常有些自称为“穷士”的人出现在朱迪亚地区偏僻的殖民地里，他们以极大的耐心终日祷告，诚心地等待即将来临的世界末日。这些人便是耶路撒冷犹太基督教的余党。我们经常可以在公元5、6世纪的书中看到他们的影子。因为远离文明社会，他们发展出一套自成一派的怪诞教义，以仇恨圣保禄为最高宗旨。到了公元7世纪左右，这些所谓的拿撒勒派或伊便尼派便在伊斯兰教的赶尽杀绝下销声匿迹了。而就算他们能再苟延残喘几百年，也始终无法逃离被彻底铲除的悲剧。

罗马把东南西北集于一个大的政治联盟下，从而使世界统一宗教的诞生变成可能。基督教开宗明义、简单易懂，且反映了普罗大众的诉求，所以能在与犹太教、密特拉教等教派的角力中成为最后的赢家。但令人遗憾的是，这个新信仰没有摈弃自己身上一些明显与宗旨背道而驰的缺点。那叶扁舟曾载着圣保禄和巴拿巴从中东走到欧洲，给人们带来的仁慈与希望。可是另一个家伙也偷偷地溜了上船。它戴着神圣高洁的面纱，掩盖的却是残忍与仇恨的嘴脸。它的名字是：宗教的横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