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RT Ⅱ 中世纪时期

就像古代高卢分为三大地区一样，现代的偏狭，或者说不宽容，也有三大形成原因：懒惰、无知以及自私自利。

第六章 生活的纯洁

开篇第一句，请容我说一个与本书主旨有点关系的数学问题。拿一根绳子，如下图绕成一圈：

圆圈的每条直径都是相等的，即AB=CD=EF=GH，依此类推。但是，如果轻轻地拉动绳子两端，圆圈马上就变成了椭圆形，完美平衡不复存在，每条连线变得长短不一。AB和EF线大大缩短，而其他连线，尤其是CD线却大大延长了。现在，把上面的数学问题套用到历史上，为了阐述方便，我们不妨先假定：

图I表现的是完美的平衡，所有线段长短一致，就像政治、商业、艺术和军事得到了同等的关注。

在图II中，圆形已经发生了变化，商贸受到了特别的优待，却牺牲了政治和艺术，只剩下军事还有点见长。在图III中，GH所代表的军事成了最长的线段，其他方面都趋于消亡。

由此可见，上面几幅图所蕴含的核心，便是我们用来解答许多历史问题的万能钥匙。带着它，我们率先来到名为“希腊”的门前。

希腊在某段时间内确实达到了完美的平衡，但不久之后，愚蠢的政党之争一发不可收拾，加上长久内战，国家的精力很快便被消耗殆尽。士兵们不再保家卫国，反而因为敌方一点鸡毛蒜皮的恩惠，便被操纵着向自己的百姓倒戈相向。在那样的情形下，商贸作为圆圈中最重要线段，从最初的步履维艰演变成完全走投无路，到最后，只能奔向远方寻求更稳定的发展。商贸前脚才走，贫穷后脚便到，而贫穷的大军一进城门，马上就逼走了艺术和资金，使之或不再露面，或坐上最快的船只以最快的速度逃离。渐渐地，理智与学识变成昂贵的奢侈品，就连学校也难以维持了：优秀的教师们纷纷奔向罗马和亚历山大城，只留下那些个二等货色，靠着传统和常规过活。之所以会出现这种状况，是因为希腊境内“政治”的线段超出了比例，圆圈原本完美的平衡被打破，艺术、科学、哲学等全都化为乌有。

如果把同样的理论应用到罗马，你会发现，那条叫“政治权力”的特殊线段更是不断延长，延长，慢慢地把其他线段都挤掉，最后，成就共和国荣耀的圆圈消失了，只剩下一条细细的直线，丈量着从成功到失败的最短距离。

再举一例，若把这个数学问题套用到中世纪教会的发展研究上，你会发现以下情况。一开始基督教徒极力保持行为准则的完美，但由于他们对现实不感兴趣，也就难免会忽略了那条名叫“科学”的线段。世界在基督教徒们眼里不过是通过天堂的必经之路，他们只想为最后的审判做好准备，医药、天文或物理之类的应用科学对他们来说自然不具吸引力。当然，还有一部分虔诚的基督教徒希望能尽可能地体验生活，虽然过程不乏磕碰，但他们依然勤奋刻苦，宽仁忠直。当小群体慢慢壮大到有权力的组织，随之而来的国际性义务和责任就会无情地打破精神境界里的完美平衡。基督教的信仰建立在安贫乐道和无私奉献的基础上，对总是食不裹腹的木匠和采石工人而言，要遵守这样的信条并不难，可是罗马皇帝、罗马教皇以及欧洲大陆上最富有的财主却不愿意因此节衣缩食，寒碜得像某个波美拉尼亚或西班牙的助理执事。

上述情形，若用本章开篇提到的数学问题代入可知：代表“世俗虚荣”和“外交政策”的直径延长太过，而代表“谦恭有礼”“安贫乐道”和“无私奉献”等基督教徒基本美德的线段却短得只剩下一个点。

每每谈起中世纪人们的愚昧时，我们这一代人总是一副自视甚高的嘴脸。诚然，他们的生活一片黑暗，无论是在教堂做礼拜还是上床安歇，依靠的只有微弱的烛光。他们一生没能看上几本书，对许多道理都茫然不知，掌握到的知识连现在的小学生或精神病人都不如。不过，书本知识和头脑智力是两回事，这些平头百姓充分发挥自己的才干，创建了我们沿用至今的政治和社会结构。

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中世纪的人们无法理解当局对教会的非议，所以我们在评价类似事情时，还是留点情面吧，毕竟他们只是坚持自己的信念，甚至不惜为此放弃唾手可得的幸福，即使赌上性命也要与他们认为是错误的东西斗争到底。

我们对先人们的理解仅此而已。纵观史书，我们不难发现，在公元10世纪以前，很少人会因宗教信仰而死。不过这并不是因为教会在前期对待“异端邪说”更宽容，而是因为它有更重要的事情要处理，没有多余的精力“收拾”这些相对无害的持不同观点者。首先，在当时欧洲的大部分地区，至高神奥丁和其他异教神明仍掌握着最高的精神统治地位。其次，在那段时间里，发生了一件大事，几乎使整个欧洲陷入崩溃——那就是在西亚和北非的绝大部分地区，一位名叫穆罕默德的先知开始带领人们追随一个被尊称为“真主”的新神。

我们在孩提时代总会读到很多有关“异教狗”的蠢事和伊斯兰教徒们的暴行，这使我们不禁产生一个印象——耶稣和穆罕默德各自代表的宗教从来都势成水火。但事实上，耶稣和穆罕默德属于同一个民族，说着同一个语系里的同一种方言。他们都把亚伯拉罕奉为始祖，也都来自千年前波斯湾畔的同一片乡土。不难推测，这两位智者各自的追随者们也是近亲，却总看彼此不顺眼。于是，这两个群体之间的战争已经延续了近12个世纪，至今依然没有平息。

站在历史的这头，我们无法得知事情的起因，但确实有一回，罗马城的死对头麦加差点就接受了基督教信仰。阿拉伯人与所有的沙漠居民一样，需要花费大量的时间放牧，因此，他们有足够的时间能用于冥想。城里人喜欢终年周而复始的乡镇赶集，并从中找到乐趣，陶冶性情；牧民、渔夫和农民则偏爱独善其身，寻找比喧闹和刺激更实在的东西。阿拉伯人渴望被救赎，在尝试了好几种宗教信仰后，最终选定了犹太教，原因是阿拉伯半岛上居住的几乎都是犹太人。公元前10世纪，当时所罗门国王统治下的臣民因为受不了沉重的赋税和当局的横蛮，纷纷逃到阿拉伯半岛。而在500年后的公元前586年，当尼布甲尼撒二世征服了整个犹太王国后，犹太人又只好纷纷逃窜至南部沙漠。由于犹太人一直以来只追随唯一的真主“上帝”，这恰恰与阿拉伯部落的宗教理想不谋而合，犹太教因此传播了开来。

稍微读过穆罕默德著作的人都知道，他从《旧约》中借用了大量智慧之言。

以实玛利与他的母亲夏甲虽被合葬在犹太教的至圣所，但他的后裔也并不会因此而敌视拿撒勒的耶稣所宣扬的思想。他们十分愿意相信耶稣的教义，也愿意相信世上只有一个慈父般的上帝。他们对耶稣追随者喋喋不休的所谓奇迹半信半疑，对死后复活之事毫不关心，但他们愿意接受新信仰，也愿意为新神预留一席之地。然而，穆罕默德却因为某些基督徒的盲目狂热吃了不少苦头。这些基督徒自以为是，还没等穆罕默德开口，便斥责他是骗子，是伪先知。再加上当时有很多人认为基督教不过是偶像崇拜，基督徒信仰的上帝有三个而并非唯一，于是沙漠居民们渐渐对基督教嗤之以鼻，却越来越喜欢麦地那的赶驼人穆罕默德，因为在他的布道里，永远只有一个上帝。他从来不会迫于眼下的形势和主教的眼色，一会儿把上帝一分为三，一会儿又把上帝合三成一。

就这样，西方世界里出现了两派宗教，他们都坚持自己信奉的才是唯一的上帝，对方的则是无耻的骗子。可想而知，这些观点上的冲突极易引起战争。

公元632年，穆罕默德逝世。在不到20年的时间里，巴勒斯坦、叙利亚、波斯和埃及相继被征服，大马士革成为了阿拉伯帝国的首都。到了公元656年，几乎所有的北非沿海国家都将安拉真主奉为精神统治者。穆罕默德从麦加迁到麦地那还不到100年，地中海便成了穆斯林国的内海。亚欧的一切往来从此被切断。直到公元17世纪末，欧洲大陆还一直处于包围之中。在这种情况下，基督教会根本不可能把教义传往东方，只能最大限度地巩固已有的成果。于是，它决定把重心转向德国、巴尔干半岛、俄国、丹麦、瑞典、挪威、波希米亚和匈牙利，并在上述各地进行深入的精神传播。从结果而言，基督教此举大获成功。虽然也有像查理曼大帝那样手段严厉的基督徒，他对教会很是忠心，但表达的方式却不甚文明，他会使用暴力屠杀那些只愿守着旧神而不愿接受上帝的臣民。当然，大部分基督教传教士都是受欢迎的，因为他们的为人诚实正直，他们的布道简明易懂，给充斥着流血、斗殴和拦路抢劫的世界带来了秩序、整洁和仁慈。

基督教的对外传播捷报频传，教会内部却祸起萧墙。用本章开篇的数学概念来说，就是世俗的线段不断延长，使教会的精神教旨完全成为了政治和经济的附庸。尽管罗马的权力日益膨胀，对之后1200年的发展有着举足轻重的影响，但彼时帝国破败已初露端倪，连普通僧侣和寻常百姓也嗅出了异样。

按我们现代新教徒的理解，“教会”就是一个房子，它一周里有六天是空荡荡的，只有每个星期天才会有人去听布道，唱赞歌。有些教堂里有长驻的牧师，他们偶尔会来到我们居住的城里进行宣讲，提倡友爱，反对离婚。他们来去自然，完全不会对居民原先平静无忧的生活造成影响。尽管教会的存在让人无法忽视，却鲜有人把自己的生死及所有社会活动与教会联系在一起。它不像政府，只会在有需要时伸手向我们要钱。如果说政府是我们的主人，那教会就是我们可以信赖的好朋友，即使偶有争执，也不会影响彼此的关系。然而在中世纪，情况却迥然不同。那时的教会看得见摸得着，是一个非常活跃的组织。它活在百姓当中，用种种政府做梦都想不到的办法左右着人们的命运。

最初在放弃古老的安贫教旨，接受国王土地馈赠时，教皇可能没有想到这一决定会导致的后果。起初，大家都只当是虔诚的基督教徒本着好意，赠送些凡俗之物给教会，这无可非议。但仔细一想，从苏格兰最北端到特拉布宗，从迦太基到乌普萨拉，到处都有教会设置的复杂的监管制度，而体制里又有成千上万的秘书、牧师、抄写员以及各个部门数以百计的大小头目。他们的衣食住行都需要钱，更别提信使和外交使臣跨越西欧大陆拜访各国时产生的费用，以及给教皇信使准备体面衣着的花销。

回想一下教会本来的意义，再假设一下若它的权力继续膨胀可能会出现的情况，我们不得不说，教会发展成这样实在令人遗憾。随着罗马一跃成为超级帝国，单纯的宗教教义渐渐被稀释，教皇俨然成了世界的主宰，与之相比，古代皇帝的统治倒显得更宽厚仁慈。

教会的成功可谓所向披靡，但到了一定程度总会出现一些障碍，遏制它称霸世界的野心。就在它的统治刚刚成形之时，反对者和持异见者马上凭借着上帝真正的教义再一次在民众中掀起轩然大波。西方的基督教会对此恨得咬牙切齿，却无计可施，只能任由欧洲、非洲和西亚因此在数世纪内互怀敌意。当然，多纳徒派、撒伯里乌派、基督一性论派、摩尼教和聂斯托利派之间的腥风血雨本就不值一提，阿里乌斯的追随者和阿塔纳修的支持者别无二致，都是心胸狭隘的专横暴虐之人。况且，这些争执针对的都是神学中不起眼的残章断简，现在已经逐步被人遗忘。我无意再挑起这样的争端，也不想费心费时地多加注释。我写下这些文字，只为警醒子孙后代，眼下的知识和思想自由有赖于祖先们不惜赔上性命的不懈奋斗，因此，我们千万不可放任宗教的傲慢和独断，重蹈2000年前的深重灾难。

回到过去，事情到了13世纪，迎来了新的转机。异教徒再也不只是单纯的持异见者，或只为《启示录》中某些人名字句的误译而固执己见之人。他们继承了提比略皇帝当政时代拿撒勒木匠的遗志，成长为真正忠实虔诚的基督战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