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新室政治（上）

新室政治，可分数端：一曰均贫富，二曰兴教化，三曰改官制，四曰修庶政，五曰兴学术。凡莽之所怀抱者，多未能行，或行之而无其效，虽滋纷扰，究未足以召大乱，其召乱者，皆其均贫富之政，欲求利民，而转以害之之故也。今略述其事如下。

汉世儒家，所最痛心疾首者，为地权之不均。董仲舒首建限民名田之策；哀帝时，师丹辅政，定其法，而未能行；此为渐进之策。参看第十五章第三节。其急进之策，则收土田为国有而均分之，所谓井田之制也。新莽行急进之策。始建国元年（9年），诏曰“予前在大麓，始令天下公田口井，遭反虏逆贼且止”，则刘崇、翟义叛前，已行之矣。去刚卯刀钱诏曰：“予前在大麓，至于摄假。”师古曰：大麓者，谓为大司马、宰衡时，妄引舜纳于大麓烈风雷雨不迷也。是年，乃更名天下田曰王田，奴婢曰私属，皆不得卖买。其男口不盈八，而田过一井者，分余田予九族、邻里、乡党。《王莽传》文。《食货志》同，无邻里二字。故无田今当受田者如制度。敢有非井田圣制，无法惑众者，投诸四裔，以御魑魅。《王莽传》文。《食货志》云：“犯令法至死。”然下文亦云“非井田、挟五铢钱者为惑众，投诸四裔，以御魑魅”。《食货志》云：制度不定，吏缘为奸，天下謷謷，陷刑者众。后三岁，始建国四年（12年）。莽知民愁，下诏：“诸食王田及私属，皆得卖买，勿拘以法。”据《王莽传》，事由区博之谏，博言：“井田虽圣王法，其废久矣。周道既衰而民不从。秦知顺民之心，可以获大利也，故灭庐井而置阡陌，遂王诸夏。迄今海内未厌其敝。今欲违民心，追复千载绝迹，虽尧、舜复起，而无百年之渐，弗能行也。”井田之制，必非如莽之政所能复，博之言，固非无见也。《王莽传》又载地皇二年（21年）公孙禄之对，谓“明法男张邯、地理侯孙阳造井田，使民弃土业”，盖井田之行，此二人实主其事也。《王莽传》：地皇三年（22年），廉丹已死，王匡等战数不利，莽知天下溃畔，事穷计迫，乃议遣风俗大夫司国宪等分行天下。除井田、奴婢、山泽、六筦之禁，一似井田之法仍存者，盖始建国四年（12年）之诏，特谓违法者暂勿问，而其法初未除。故其诏云：“诸名食王田者，皆得卖之，勿拘以法，犯私卖买庶人者，且一切勿治”也。

始建国二年（10年），始设六筦之制。《食货志》云：莽性躁扰，不能无为，每有所兴造，必欲依古得经文。国师公刘歆言：“周有泉府之官，收不雠与欲得，即《易》所谓理财正辞，禁民为非者也。”莽乃下诏曰：“夫《周礼》有赊贷，而《乐语》有五均，邓展曰：《乐语》, 《乐元语》，河间献王所传，道五均事。臣瓒曰：其文云：天子取诸侯之土，以立五均，则市无二贾，四民常均，强者不得困弱，富者不得要贫，则公家有余，恩及小民矣。案此亦轻重之说。传记皆有斡焉。今开赊贷，张五均，设诸斡者，所以齐众庶，抑并兼也。”遂于长安及五都立五均官，更名长安东、西市令及洛阳、邯郸、临菑、宛、成都市长皆为五均司市师。今本作“司市称师”。称字涉下文而衍。东市称京，西市称畿，洛阳称中。余四都各用东、西、南、北为称。皆置交易丞五人，钱府丞一人。工商能采金、银、铜、连、锡，登龟，取贝者，皆自占司市、钱府，顺时气而取之。又以《周官》税民，凡田不耕为不殖，出三夫之税；城郭中宅不树蓺者为不毛，出三夫之布；民浮游无事，出夫布一匹。其不能出布者，冗作县官衣食之。诸取众物、鸟兽、鱼龟、百虫于山林、水泽及畜牧者，嫔妇桑蚕、织纴、纺绩、补缝，工匠、医、巫、卜、祝及它方技、商贩、贾人，坐肆列里区谒舍，皆各自占所为于其在所之县官。除其本，计其利，十一分之，而以其一为贡。敢不自占，占不以实者，尽没入所采取，而作县官一岁。诸司市常以四时中月，实定所掌，为物上中下之贾，各自用为其市平，毋拘它所。众民卖买五谷、布帛、丝绵之物，周于民用而不雠者，均官有以考检厥实，用其本贾取之，毋令折钱。万物卬贵过平一钱，则以平贾卖与民，其贾氐贱减平者，听民自相与市，以防贵庾者。民欲祭祀、丧纪而无用者，钱府以所入工商之贡但赊之。祭祀毋过旬日，丧纪毋过三月。民或乏绝，欲贷以治产业者，均受之，除其费，计所得受息，毋过岁什一。《王莽传》曰：收息百，月三。如淳曰：出百钱与民，月收其息三钱也。羲和鲁匡言名山大泽、盐、铁、布帛、五均、赊贷，斡在县官，唯酒酤独未筦。请法古，令官作酒。羲和置命士，督五均、六斡。郡有数人，皆用富贾。洛阳薛子仲、张长叔，临菑姓伟等，乘传求利，交错天下。因与郡县通奸，多张空簿。府臧不实，百姓俞病。莽知民苦之，复下诏曰：“夫盐，食肴之将；酒，百药之长，嘉会之好；铁，田农之本；名山大泽，饶衍之臧；五均赊贷，百姓所取平，以给澹；铁布铜冶，通行有无，备民用也。此六者，非编户齐民所能家作，必卬于市。虽贵数倍，不得不买。豪民富贾，即要贫弱。先圣知其然也，故斡之。”每一斡为设科条防禁，犯者罪至死。据《王莽传》，事在天凤四年（17年）。奸吏猾民并侵，众庶各不安生。案据莽诏，则所谓六筦者，盐一，酒二，铁三，名山大泽四，五均赊贷五，铁布铜冶六。而《汉书》诸文，或以五均与六筦并言，或以山泽与六筦对举，一似其在六筦之外者，则古人辞不审谛也。此举将大业归诸官营；税无税者以贷乏绝；有用之物，保其不折本，以护农、工、商；亦保其不卬于平贾，以卫适市者；可谓体大思精，然其不能行，则亦无待再计也。《王莽传》：地皇二年（21年），公孙禄言鲁匡设六筦以穷工商，莽怒，然颇采其言，左迁匡为五原卒正。六筦非匡所独造，莽厌众意而出之。三年（22年），又下书曰：“唯民困乏，虽溥开诸仓，以振赡之，犹恐未足。其且开天下山泽之防。诸能采取山泽之物而顺月令者，其恣听之，勿令出税，至地皇三十年如故”云。

莽所行最不可解者，为其钱币之制。居摄二年，五月，以周钱有子母相权，更造大钱，径寸二分，重十二铢，文曰大钱五十。又造契刀、错刀。契刀，其环如大钱，身形如刀，长二寸，文曰契刀五百。错刀，以黄金错，其文曰一刀直五千。与五铢凡四品并行。莽即真，以为书刘字有金刀，乃罢错刀、契刀及五铢钱。《食货志》。《王莽传》，事在始建国元年（9年）。并罢刚卯，莫以为佩。更作小钱，径六分，重一铢，文曰小钱直一。与前大钱五十者为二品并行。欲防民盗铸，乃禁不得挟铜炭。百姓便安汉五铢钱，以莽钱大小两行，难知；又数变改不信；皆私以五铢钱市买。讹言大钱当废，莫肯挟。莽患之。复下书：诛挟五铢钱。言大钱当罢者，比非井田制，投四裔。于是农商失业，食货俱废。民人至涕泣于市道。及坐卖买田宅、奴婢、铸钱，自诸侯卿大夫至于庶民，抵罪者不可胜数。又遣谏大夫五十人分铸钱于郡国。二年（10年），以钱币讫不行，复下书曰：“民以食为命，以货为资，是以八政以食为首；宝货皆重，则小用不给，皆轻，则僦载烦费，轻重大小，各有差品，则用便而民乐。”于是造宝货五品。《王莽传》。小钱，径六分，重一铢，文曰小钱直一。次七分，三铢，曰幺钱一十。次八分，五铢，曰幼钱二十。次九分，七铢，曰中钱三十。次一寸，九铢，曰壮钱四十。因前大钱五十，是为钱货六品，直各如其文。黄金重一斤，直钱万。朱提银重八两为一流，直一千五百八十；师古曰：朱提，县名，属犍为。案在今四川宜宾县西南。它银一流，值千；是为银货二品。元龟歫冉长尺二寸，值二千一百六十，为大贝十朋。公龟九寸，值五百，为壮贝十朋。侯龟七寸以上，值三百，为幺贝十朋。子龟五寸以上，值百，为小贝十朋。是为龟宝四品。大贝四寸八分以上，二枚为一朋，值二百一十六。壮贝三寸六分以上，二枚为一朋，值五十。幺贝二寸四分以上，二枚为一朋，值三十。小贝寸二分以上，二枚为一朋，值十。不盈寸二分，漏度，不得为朋，率枚直钱三。是为贝货五品。大布、次布、弟布、壮布、中布、差布、厚布、幼布、幺布、小布。小布长寸五分，重十五铢，文曰小布一百。自小布以上，各相长一分，相重一铢，文各为其布名，值各加一百。上至大布，长二寸四分，重一两，而值千钱矣。是为布货十品。凡宝货，五物，六名，二十八品。铸作钱布，皆用铜，殽以连锡。文质周郭，放汉五铢钱云。百姓愤乱，其货不行。乃但行小钱直一，与大钱五十，二品并行。龟、贝、布属且寝。《食货志》。盗铸钱者不可禁，乃重其法，一家铸钱，五家坐之，没入为奴婢。吏民出入，持布钱以副符传，不持者，厨传勿舍，关津苛留；公卿皆持以入宫殿门；欲以重而行之。五年（13年），以犯挟铜炭者多，除其法。地皇元年（20年），罢大小钱。更行货布，长二寸五分广一寸，值货钱二十五。货钱径一寸，重五铢，枚值一。两品并行。敢盗铸钱及偏行布货，伍人知不发举，皆没入为官奴婢。其男子槛车，儿女子步，以铁锁琅当其颈，传诣钟官，以十万数。到者易其夫妇。愁苦死者什六七。案民之不能无通工易事久矣。公产之制既替，通工易事，久藉贸易以行，未有他法以代之，贸易势不能废，不则率天下而路也。不特此也，贸易既兴，生之为之者，皆非欲食之用之，而欲持以与人为易，故农工实惟商之马首是瞻。商业败坏，农工亦无所适从矣。交易之行，必资钱币。莽之币制，盖无一不与生计学理相背者，安得不商业紊而农工随之邪？《汉书》所谓食货俱废。致祸速亡，莫甚于此矣。

莽于用财，亦有制度。平帝元始三年（1年），奏车服制度，吏民养生、送终、嫁娶、奴婢、田宅、器械之品。本纪天凤三年（16年），下吏禄制度。又令用上计时通计天下。即有灾害，以什率多少而损其禄。大官膳羞亦然。案生之者众，必兼食之者寡；为之者疾，必兼用之者舒，言之而后其义始备。否则食用无论如何充余，必仍见为不足。以必有好奢之人，恣意妄行，而众人慕效之也。所谓足不足，本难以物言，而多由于欲。纵欲相逐，生之者虽众，为之者虽疾，亦安能及之？且侈靡之物，苟不许食，不许用，自亦无生之为之者矣。但务生之为之之多，不言食之用之之节，一若生之为之果多，虽无节而不害者，此资本主义之流失，非生计学之真实义也，不逮古说多矣。莽所定制，卓然犹有古义，惜未必能行耳。

生计与教化，为汉儒所欲改革之两大端。已见第五章第一节。所谓教化者，非曰谆谆命之，亦非曰立一法而强之使行，必先改其所处之境。此在古代，义本明白，西汉论者，亦仍如此，读《先秦史》第十五章第四节，及本编第六章各节，亦可见之矣。然自宣帝已后，渐有离生活而言教化，以沽名誉者，黄霸等实开其端，第五章第十二节，亦已略及之。王莽亦坐此弊。平帝元始三年（3年），莽奏立学官，郡国曰学，县、道、邑、侯国曰校，校、学置经师一人。乡曰庠，聚曰序，序、庠置《孝经》师一人。四年（4年），奏立明堂、辟壅。参看第十九章第一节。遣太仆王恽等八人置副假节，分行天下，览观风俗。莽又奏为市无二贾，官无狱讼，邑无盗贼，野无饥民，道不拾遗，男女异路之制。犯者象刑。地皇元年（20年），以唐尊为太傅。尊曰：“国虚民贫，咎在奢泰。”乃身短衣小袖，乘牧马柴车，藉槁瓦器，又以历遗公卿。出见男女不异路者，尊自下车，以象刑赭幡污染其衣。莽闻而说之。下诏申敕公卿，思与厥齐。封尊为平化侯。皆黄霸之故智也。民本不知矫诬也，或虽欲矫诬而犹有所不敢也，启之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