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 行动计划

布鲁塞尔
1587年3月1日至22日

在致函腓力的同一天，博纳蒂诺·德·门多萨还给腓力派驻尼德兰的总督帕尔马公爵亚历山大·法尔内塞去信，向他通告了玛丽的死讯。正待在布鲁塞尔冬季营地的帕尔马其实对此事早有耳闻，此时的他已经在重新评估欧洲的局势了。外部形势也是荷兰反叛所引发的复杂军事难题的一部分，在这个难题所牵涉的诸多变量中，一个令人恼火的未知因素现在可以消除了。在玛丽穿越英格兰国境自投罗网的同一年，不满的尼德兰人也第一次高举义旗，矢志推翻西班牙国王的统治。从此以后，国王腓力为了逼迫反叛的臣民重拾顺从（自然也包括对罗马天主教廷的顺从），持续不断地耗尽了西班牙的金币和鲜血，腓力的诸多武将文臣为解主上之忧而远赴北疆，却声誉扫地，客死异乡。时不时地，这个难题还会因为玛丽·斯图亚特的存在而更趋复杂。腓力的指挥官们总要一心二用，时刻准备利用驻扎尼德兰的军队前去解救苏格兰女王，而英格兰对于西班牙可能干预本国朝政的恐惧，又令两国的关系不断恶化。

当亚历山大·法尔内塞于1577年12月前往尼德兰投奔至舅父奥地利的堂胡安麾下时，堂胡安这位热爱冒险的骑士正痴迷于美妙的设想之中。届时他将踏过狭窄的海峡，拯救苏格兰女王，他会奏凯伦敦，废黜伊丽莎白，在不列颠的土地上重建古老的天主教信仰。对于如此丰功伟绩，显然只有一种合适的报答，在达恩利和博斯维尔已成过去后，面对与勒班陀的英雄成婚的选择，玛丽·斯图亚特将没有理由踌躇不前。堂胡安被委派的工作是戡平尼德兰的叛乱，直到他生命的最后数月，这个目标似乎依然遥不可及。然而，尽管西班牙只控制了一些星散的城镇，尽管军饷遭到克扣的部队已处在崩溃边缘，将官们也相继殒命沙场，可是试图拉拢苏格兰、英格兰的天主教徒，联合教皇、吉斯家族以及西班牙国王，最终促成女王玛丽与国王胡安相携登临大宝的那场阴谋，却如同老朽的车轮，仍然在嘎吱作响中固执地行进。“每个人都相信，”甚至早在组建起自己的尼德兰政府之前，堂胡安便在给腓力的信中表示，“治愈尼德兰骚乱的唯一药方便是，英格兰应当交由忠于陛下之人来统治。倘若相反的情形继续下去，低地国家将会走向毁灭，这对于您的王权而言将是一大损失。”而这似乎也是他秉持至死的信念。

在1587年3月，这个主张其实比十年前更具有说服力。一方面，女王亲自供养的英格兰军队现在就驻扎在尼德兰，无论是在多数欧洲政治家看来，还是以起义者自己的惯常论调（虽然并不总是前后一致的）为据，英国的帮助都是荷兰独立的主要支柱。另一方面，在帕尔马公爵亚历山大的治理下，如今西班牙在尼德兰的事业至少已经开始转危为安，步入兴旺。

在政治和外交领域，帕尔马都证明了自己与最伟大的敌人奥兰治亲王棋逢对手。在战场上，他是所处时代毫无争议的第一名将。同时代人对帕尔马的军旅生涯大书特书，他的勇气和冲锋，他体格的强悍，他随时准备与部下一起同甘共苦、出生入死的决心，所有这些无不名闻遐迩。在记载中，出现频率仅次于上述内容的，还有他那令敌人丧胆的疾风迅雷般的作风、把握时机的良好直觉，以及在觉察出物有所值时咬定青山的耐心和韧性。尽管如此，对于帕尔马在理智分析和组织全局上的能力，记录者还是未能揭示全貌，正是因为这些才华，他才将战争艺术提升到了16世纪罕见的水准。帕尔马对军事地形有着举世无双的感知力，如果他的士兵们抱怨自己用铁锹干的活儿比用长枪还多，那是因为帕尔马知道，当湍流改道、堤坝决口，一条新掘的沟洫可能会比一场血战更能带来他想要的结果。帕尔马的脑海中有一幅尼德兰的战略地图，上面布满了所有水陆交通的精细网络。先前的指挥官们，甚至包括伟大的阿尔巴、沉默者威廉，都曾在低地国家的复杂地势中踉踉跄跄，像是好斗的男孩儿们在陌生的灌木丛中乱打一气，而帕尔马的行动却无不经过精妙计算，在切实可行、井然有序的计划操控下付诸实施。

与此同时，在帕尔马手上，这帮顶着西班牙军的虚名、七拼八凑起来的雇佣军，竟然迸发出前所未有的作战潜力和团结意识。先头部队和围攻部队变得态度严谨、训练有素，不再像是临时凑数的市民附属武装。彼此迥异各色各样的装备、组织、战术、语言、军事传统，以及西班牙人、意大利人、德意志人、瓦隆人被打造得浑然一体，近乎一台精密仪器。诚然，早在帕尔马出生前，甚至早在他的外祖父查理五世亲历战场之前，西班牙步兵的名声就已然四处显扬，令人胆裂了。不过，日后的西班牙军队之所以仍然锐不可当，乃是因其具备高度的专业水准，而他们赢得的传奇色彩与赫赫声名多半应当归功于帕尔马亲王。

凭借这支军队，帕尔马开始在南方系统地征服失地，希望得到一处合适的据点。在佛兰德和布拉班特，一个又一个主要城镇在他的施压下屈膝臣服，直至最后，他已经准备好将北欧的商业中心安特卫普这座大港紧紧攥在手心。在经过了一场以交战双方破釜沉舟的死战、英雄主义的坚守和无与伦比的工程技艺而名垂青史的围城战后，安特卫普终于在1585年8月出降。祸不单行，就在一年前的1584年7月，一次发生在德尔夫特的疯狂枪杀还导致奥兰治亲王在自家宅邸的楼梯上殒命，沉默者威廉的死对于荷兰的打击甚至比安特卫普的失守还要沉重。帕尔马已经蓄势待发，打算趁势彻底收复荷兰和泽兰。在西班牙国内，消息最灵通的一位大臣甚至向一位下属打下包票，扬言战事已进行到最后阶段，胜利收官指日可待。

不料，奥兰治亲王遇刺和安特卫普失陷最终驱使英格兰下定决心，加入到荷兰的战事中来。英格兰早就向荷兰提供了充足的财务援助和志愿武装，西班牙由此对英格兰产生的憎恨全然有理有据，但伊丽莎白的谋臣们并不满足，他们终于说服女王，使她相信，任由西班牙军队在荷兰大获全胜，将会为英格兰带来难以承受的风险，那时西班牙人大可以继续渡过北海，进犯英格兰本土。伊丽莎白随后与荷兰人签署了一份措辞模棱两可的协议，由此获准派遣英国卫戍部队入驻布瑞尔和弗拉辛二地，如果腓力想要将帕尔马的军队投放到英格兰，这两个港口将会是首选之地。赶在战争于1586年打响前，伊丽莎白又向尼德兰派去5000名步兵、1000名骑兵，统率他们的自然是女王宫中最负盛名的人选——莱斯特伯爵罗伯特·达德利。

关于这支英军（专指莱斯特征募来的部队，不包括约翰·诺里斯麾下那支久经战阵的雇佣军）的优劣，一直以来存在不同观点。部队士兵的本国同胞倾向于将其描述为卑鄙的流氓和浪子：未经训练、装备拙劣、衣不蔽体。（千真万确的是，他们中间的一支分遣队基本上只配有弓箭，另一支分遣队，据其队长记载，搜遍整个军营也找不出三件完好的衬衫。）荷兰人则对他们无出其右的盗窃和殴斗印象深刻。可是，在领教了这帮人的厉害后，帕尔马却再未小瞧过他们。在默兹河畔湿滑的泥泞中，这帮步兵中的排头兵在接近两个钟头的时间里浴血奋战，顶住了精选出阵的西班牙老兵的长枪，直至最后，退让的也并不是这些临时征募来的英国新兵。对于发生在沃恩斯菲尔德的那场激战，我们记住的是菲利普·西德尼的死，但尼德兰前线的士兵们则记住了英军的战斗场面，他们披坚执锐，跨乘重甲战马，手握支撑在胸甲上的骑士枪向敌军冲去，长驱直入，势如破竹，能够轻松横扫数倍于己方人数的敌方轻骑兵和火枪手。从那以后，帕尔马对英国重骑兵深感忌惮，对于重骑兵以外的其他英军兵种，他也同样不曾大意，这从他在估算敌方要塞的卫戍力量时总是专门标出驻防英军人数的习惯中可以看得出来。

由于英国的武力和财力增援，也由于英军入盟对于荷兰人士气的鼓舞，帕尔马在1586年的攻势没能换来所有人预想中的胜利。他成功保住了后方的供应线，紧扼祖芬城不放，但是仍然无力打破北方诸省的战事平衡。当冬季迫近，他已经是在靠着行军速度、作战勇气和绝对的智谋优势，才得以在足够强大的敌军面前维持主动，而后者若能得到合宜的指挥，本来早已能够将帕尔马围在布拉班特忍受饥饿。由于英国的干预，帕尔马对荷兰和泽兰二省中心据点的进攻计划已经远远落后于时间表，事已至此，他终于自然而然地回想起了堂胡安的判断——欲得尼德兰，先取英格兰。

如果说他对这个计划缺乏热情，那么部分原因是，对于征服英格兰，他并不如舅父那样满怀信心，还有部分原因则要归结为，他实则对于夺取尼德兰更感兴趣。亚历山大·法尔内塞的文件中留下了关于政治和军事形势的详尽分析，内容不仅涉及地理和经济、财政、后勤和补给、军队的规模、纪律和武器这些具体事实，甚至还旁涉心理因素，每一队乃至每一位士兵胸中的野心、嫉妒、恐惧、仇恨和忠诚，都在他的计算之中，不惟对自己麾下的士兵如此，对方阵营的军士也毫不例外。他唯一没有诉诸文字，甚至没有在写给母亲的信中流露分毫的，是自己的动机。不过，如果说他首先忠诚于尼德兰人，全体尼德兰人，这也并不令人惊讶。因为他的母亲，还有他那位杰出的外祖父，都曾统治过这片土地上的生民。而至今为止，他自己在尼德兰度过的岁月也已经超过了在其他任何国家生活的时间，差不多从十年前开始，这里的人民就已经让他倾注了全部的注意力。

他是比利时这个现代国家的缔造者（未来将会揭示这一点）。对17个省中南方10省的再征服，正是出自其双手和头脑的杰作。不过，这项工作在当时尚未完全大功告成。这里曾是欧洲的膏腴之地，她的人民现在却食不果腹。在饱经军旅蹂躏后，田地正被归还给野草和荆棘。诸多工业城镇萧条冷清、城池半空。在安特卫普交易所，高悬的铭文仍在自豪地标榜“为来自任何一片土地、操持任何一种语言的商贾服务”，曾几何时，这里一度汇聚了每一片土地、每一种语言的利益诉求，而现在，只剩下为数不多的票据交易人还在往来徘徊，打算掠去那些身着破衣烂衫的船长们最后的必需品。在这座通都大邑的港口中，最后一批霍尔克货船正在船坞中怠惰地腐烂。只要荷兰舰队仍然封锁着斯凯尔特河的入口，它们还将在那里继续腐烂下去。看起来，能否重新打通入海口，进而勘定荷兰叛乱，不仅关乎这些收复省份能否恢复旧日的财富和荣光，甚至决定了它们的生死。而这便是我们从帕尔马小心掩饰的语言幕布背后解读出的动机，也是帕尔马怀揣的伟大目标。

当腓力二世第一次与他商议有关英格兰的行动时，帕尔马告诫说，西班牙可能会为了一座空中楼阁付出惨重代价，并规劝腓力继续静待良机。一旦屯驻尼德兰的军队卷入英格兰事务，法国也许会对疏于防卫的南方诸省下手，正如他们此前曾多次尝试的那样。对于久经沙场的帕尔马而言，想到自己的后备军那时可能被尽数消灭，后方基地也被彻底铲除，而自己正身陷北海对岸的艰难战役之中分身乏术，真无异于一场梦魇。纵然他相信吉斯公爵和神圣同盟会掩护自己的侧翼和后方，以上的设想属于杞人忧天，也仍然有一个问题尚待解决，那就是如何与来自西班牙本土的舰队会合。

帕尔马曾一度思量过这样一条计策，他将完全依靠自己的部队发动一场跨海突袭，部队将在夜幕掩盖下乘驳船快速进发，在所有人发现他们已经驶离佛兰德之前登陆英格兰。但实施突袭的机会早已错过，现在双方战事已开，他的部队想要登陆英格兰，能够提供掩护的将不再是夜幕，而只能是本方舰队的正面炮火。可是在远海，或是在过于宽阔以致难以用链条封锁、用近岸炮火压制的内陆航道上，荷兰人才是主人。能够提供掩护的舰队只能远远来自西班牙。那么来到之后，这支舰队将往何处停泊？在夺取布瑞尔和弗拉辛之前，帕尔马手上没有任何一个深水港口可供海船安全停靠，他的护卫舰队在发起横渡前无处抛锚，倘若西班牙人进入海峡后遭遇风暴或者英国人的炮火，他们将无处躲避。因此，虽然有越来越多的人力劝腓力，若不拿下英格兰，他将永无可能平定荷兰人的反叛，帕尔马公爵却愈加坚信如下观点：成功入侵英格兰离不开一个重新统一的尼德兰。

英国未来的干涉是否会像在1586年一样给他增添麻烦？帕尔马对此并不确定。虽然在战场上表现平庸，但在议会的圆桌上，莱斯特伯爵却拥有极高的天分去制造分裂和敌对，去激怒友人。他认为自己的军衔远可以抵消其军事经验上的欠缺。约翰·诺里斯爵士是一名令人畏惧的英国老兵，曾在奥兰治的威廉麾下作战，功勋卓越，他本应成为莱斯特伯爵的左膀右臂，却被解除了指挥权。回到英国后，他咆哮着表示有生之年再也不愿为莱斯特效命。另一位为荷兰人打仗的能干的战地指挥官员霍亨洛伯爵，是一位蛮横、喜欢喝酒喧闹的雇佣兵，他在战场上的表现与酒后斗殴时一样令人生畏。莱斯特第一次来荷兰时，他是吵吵嚷嚷的拥护者。现在几个月过去了，霍亨洛的朋友们都在担心，假若他与莱斯特再度碰面，会不会引发一场流血冲突。霍亨洛眼下正忙于开除莱斯特的部下，驱逐后者的卫戍部队，逼迫所有莱斯特一方的成员——无论英国人、荷兰人——辞职，因为莱斯特伯爵已经回国。在海峡的另一侧，莱斯特伯爵遭遇的事情和在低地国家一样不易对付。如果说在与殿下的面见中，他不大可能挽救自己招致的艰难时运并让国家在海外重拾他一手毁掉的希望的话，他至少有办法安抚一下女王，让这位世上他唯一真正恐惧的人儿稍稍息怒。不过他刚一动身离开，荷兰联省议会便也遣使来到不列颠，指责莱斯特威逼荷兰市民以他的方式作战，却因此点燃了派系斗争，几乎导致当地爆发内战。

帕尔马对所有这些了如指掌。每一座荷兰城市、伦敦，甚至女王的宫廷全都布满了他的眼线。他的成功应部分归功于精确的情报，现在他有理由期待英国的干涉就此将会削弱。非但如此，他还有更加充分的理由看低英国人。就在11月份回到英国之前，莱斯特安排了他的两位将官来指挥荷兰防线的两处重要据点，一处是刚刚夺取不久的德文特城，另一处是祖芬城外的堡垒，用于观察和围困祖芬城内的西班牙卫戍部队，两人都是天主教徒。荷兰人曾为此激烈抗议。他们也许可以容忍罗马天主教徒举行自己的宗教活动，哪怕这种放纵冲击了伯爵在政治上奉行的清教主义，但绝对无法容忍将重要军事据点的独立指挥权交给天主教徒。对此莱斯特只是傲慢地答复道，他愿以自己的性命来为部下的忠诚担保。他很幸运，不必真的兑现诺言。1587年1月28日，威廉·斯坦利爵士向西班牙部队敞开了德文特的城门，并且率领麾下1200名剽野的爱尔兰步兵投入了西班牙的阵营。就在同一天，罗兰德·约克也将祖芬城外的堡垒拱手让给了西班牙人。

就我们对约克的了解来看，利益之于他，也许的确与宗教同等重要。但是威廉·斯坦利爵士却绝非可以收买之徒。他来自一个古老而显赫的家族，自从博斯沃思战役之前，这个家族的命运便与都铎连为一体。他曾为女王效命，期间尽职尽责。他深得莱斯特的信任和赏识，已经被告知，将会成为伯爵在尼德兰的继任者以及女王的爱尔兰副总督。西班牙一方给予的好处绝无可能抵消他因叛变蒙受的损失，何况帕尔马曾向腓力保证，他与斯坦利的商谈没有一个字涉及酬劳。斯坦利的所作所为全然出自良心的呼唤。在那个动乱不安的世纪，宗教的泾渭分明和势不两立突破了国境线，威廉·斯坦利爵士也像其他人一样，面临效忠国家抑或秉持信仰的两难抉择，在率领德文特倒戈很久以前，他就已经明白，自己必须做出选择，那时的他已然知晓了选择的结果。在德文特易手数个礼拜后，他又试图劝降另一位英国将领，许诺给予对方待遇优渥的西班牙军衔，当这位将领愤慨地回复称，自己宁愿做一个忠心的乞丐也不愿违背良心当一名富有的叛徒时，斯坦利对之报以赞许。“这些，”他回答说，“也正是我自己的辩词的主旨［他是说他的叛逃乃是出于不堪忍受的两难选择］。此前我为魔鬼服务；现在我为上帝效劳。”

来到低地国家避难的英国天主教徒常常向帕尔马保证，他们的国内同胞中，有许多人在信仰上持有与斯坦利一样的态度。帕尔马公爵清楚，这些人中有的视效忠西班牙如效忠上帝，有的会为了足够高的价钱乐于侍奉魔鬼，不管怎样，他对于下一年做成更好的买卖并不感到担心。“祖芬堡垒……和德文特，后者是上个夏天所有战役的真正鹄的，是通往格罗宁根及所有这些省份［北方内陆地区］的锁钥，”帕尔马在致腓力的信中写道，“这些进展只让殿下付出了一点微不足道的代价。而更妙的是，背叛产生的效应一定已然在英国人和尼德兰叛乱者之间播下了怀疑的种子，今后将没有人知道有谁值得信任。”

总的来说，这位欧洲无出其右的将军终于等来了前所未见的良机，有可能就此结束这项旷日持久的工作。在仅用了腓力在西班牙召集的一半人力、只花了帕尔马最初猜测的一半开销之后，公爵已有充足的自信抹去内陆的抵抗据点，切断沿海城镇的居民与内河之间的交通联系。一旦部署完成，如果届时叛乱者仍然无意悔改，针对荷兰、泽兰的毕其功于一役的时刻便将到来。未来将要啃下几块硬骨头，但这绝不会比当年的安特卫普更难对付。到时候，北海沿岸港口将落入他的手中，荷兰的海上力量将为其所用，如果西班牙国王仍旧渴望征服英格兰，天平将极大地向着帕尔马倾斜。对帕尔马而言，如此下注，要比立刻发动侵袭更加值得期待。

尽管如此，在得知苏格兰女王玛丽被处决的信息后，他还是立即致信腓力，好像这一次英格兰对于西班牙的尊严和天主教信仰的最新冒犯已经使得入侵成了不容回避的当务之急。也许帕尔马真的相信，腓力既然无力拯救玛丽，必将自感有义务为她复仇。也许他仅仅是猜到了，对于腓力而言，复仇远没有营救那么棘手。无论理由何在，在帕尔马的信函和行动中都表现出了这样的态度，即苏格兰女王之死为他的行动计划带来了决定性的变化。在拿下德文特后，他曾经寻求北进，想要沿东北方向清扫伊赛尔河流域和通往格罗宁根的道路，沿西北方向进抵乌得勒支，继而抵达阿姆斯特丹。但从3月初开始，他对地图的研判完全集中于斯凯尔特河口，他下达的前几道命令乃是向西南方向调拨部队，并将辎重转移至佛兰德。如果要与来自西班牙的舰队会合，在缺少弗拉辛这样的理想深水港的情况下，至少需要找到一个方便驳船集中的地点。那里应当连通大海，坐落在斯凯尔特河东岸。隐藏在毕芬兰背后的卑尔根奥松姆看起来不错，当然，更好的选择或许是奥斯滕德和斯勒伊斯这样的西佛兰德港口。

同时，他还将尝试与英国进行和平磋商，既然英格兰女王在会谈与开战之间倾向于前者，那么西班牙越是表现出渴望谈判的姿态，英国就越会在大战来临时措手不及。而大战必将来临，而且指日可待，自从听见玛丽的死讯，帕尔马已经对此确信无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