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三

当我最初接到为本书作序的邀请时，还有些犹豫。但是毋庸置疑，《来自纳粹地狱的报告》一书绝对是一部诚实而重要的作品。它所讲述的故事虽然骇人听闻，却值一遍又一遍重提，直到这些故事的意义能够被我们这个时代认可。该书不是一本直接审视集中营意义的书，但对于作者来说却意义深远，至少可以视做一本医生角度写的书。虽然很多医生也写过类似的书，描述他们在集中营的经历，例如神经科医生维克多·E·弗兰克（Victor E. Frankl）曾描写过奥斯维辛的经历，但弗兰克从来没有帮助纳粹党卫军进行人体实验，也不像那些臭名昭著的医生一样助纣为虐。虽然他并没有帮助纳粹党卫军杀人，但是他本人也承受着与其他人一样的痛苦。谈起在集中营的经历，弗兰克引用了黑贝尔的一句话：“一定会有一些事情一步步地让你失去理智，除非你根本就没有理智可以失去。”尼斯利博士的一位同事就是这样渐渐失去了理智。本书讲述了这种理智的丧失，这不仅是书中最感人的，也是最令人欣慰的部分。无论过去还是现在，只要有足够的理由，人们就会失去理智。

弗兰克以及其他千千万万集中营的犯人们之所以没有失去理智，是因为他们从未接受命运的摆布，而是勇于抗争。第12批特遣队是由在毒气室处理死者的囚犯组成的特遣队，尼斯利博士无疑为这支特遣队提供了很多自由的空间。与其他特遣队不同的是，这个队伍中的囚犯们仍然怀有自由的信念，而这种信念一直支撑他们走到最后一天。因此，他们像人一样庄严地死去，而不是一具具行尸走肉。仅凭本书对这支特遣队的描写，就可以使其成为一部重要的文献资料，但特遣队员多舛的命运却引出了另一个尖锐的问题：为什么14批特遣队中仅有这一支勇敢抵抗？为什么其他特遣队都坚定地认为他们最终会走向死亡？为什么数百万囚犯也持有这种观点？这八百多人的故事是集中营里的一段传奇，同时也是一段重建人类信念的艰难历程。但是其实他们仅仅做了我们认为整个人类都应该做的事情：如果不能阻止死亡，那就利用死亡，在可能的情况下尽量削弱和抗击纳粹；他们甚至以一体之驱让集中营出点儿小问题，哪怕只是让集中营运转不顺畅而已。当然，他们所做的都在人性的范围之内。如果他们能做到，为什么其他人做不到呢？为什么他们宁愿放弃自己的生命，也不愿意与纳粹抗争一下？为什么他们宁愿亲近纳粹，也不愿意帮助他们的家人、朋友或者其他犯人呢？这些都是萦绕心头并让我终日困惑不解的问题。

这些问题的答案就在本书当中。这是令人难以置信却又真实的故事。我们都不愿承认这个故事实实在在地发生过，它已经打破了我们的价值观。如果可能的话，与其重提纳粹集中营这一话题，倒不如彻底地忘掉它，就当它从没有发生过一样。但这是不可能的，为了不受噩梦侵袭，我们唯一能做的就是不再回忆。

人类的整个历史进程充满了宗教或政治原因造成的迫害，西方国家也毫不例外。在过去的几个世纪里，大量人口遭到屠杀。“三十年战争”使日耳曼人口锐减，数百万的平民百姓死于非命。战争是可怕的，而人类之间惨无人道的暴行尤甚。虽然书中描述的集中营的故事与我们熟知的很多故事有类似之处，但这本书的重要意义却在于它的不同寻常与触目惊心。这本书基于一个全新的人性的角度，虽然我们都希望忘掉它，但是忘却可能会给我们带来更多危险。这也许听起来很奇怪，但是在人类的发展史上，我们已经能够接受德国人在集中营屠戮几百万生命这一血淋淋的事实。但这并不是集中营最独特之处，集中营的独特之处在于人与人之间的冷漠，即使放在几百年前，发生类似的事情后，人与人之间恐怕都不会这么冷漠。我们需要从中汲取什么教训呢？那就是这种绝无仅有的、令人恐惧的自我灭亡，他们就像旅鼠一样聚集在一起，沿着一条路线坚定地前行，绝不停止，一直奔到大海，纷纷跳下海去，直到整个旅鼠队伍全部灭亡。这一事实令人难以置信，但是我们却必须铭记。

足以令人称奇的是，一个奥地利人让我们理解了这一现象，而另一个奥地利人则让我们更加迫切地理解这一观念。希特勒用毒气杀死数以百万计的囚犯，在他制造这一惨绝人寰的屠戮之前的几年里，同是德国人的弗洛伊德坚持认为，人终其一生都在与死亡做着长期的斗争，他称之为“死亡本能”。他同时指出我们必须小心翼翼地徘徊在一条边界线上，一旦跨越这条边界线，那么我们就会自取灭亡。20世纪的到来打破了这个曾经阻止人类社会因过度膨胀而自取灭亡的森严壁垒。家庭、社会、国家、宗教等问题的出现使人类发现了自身的弱点，以往那些约束或阻止我们毁灭自我的力量一步步被削弱。尼采曾经认为西方人需要对所有的价值观念进行重新判断和评估，但是他的这种想法就算是在现代也很难实现（虽然希特勒也如其他人一样对尼采误解得一塌糊涂，但这并不妨碍希特勒成为尼采的忠实拥趸）。控制死亡本能的旧有说法已经不再让人留恋，新的更高的道德标准将取而代之，但是还没有蔚然成风。就像一个人需要更换老旧的身体组织，而新的结构尚未形成一样，在这种新旧社会更迭的时代，恰恰没有什么东西可以约束人类自我毁灭的倾向。在这种时代，唯有个人内心的忍耐方能控制死亡本能，阻止人们像旅鼠般毁灭自我，希特勒的时代正是这样一个时代。

让人丧失对死亡本能的控制有多种形式，集中营所采取的形式就是让这些囚犯“习以为常”地自己走进毒气室。那些对囚犯们实施死刑的人，其实也是囚犯中的一分子。如果无事可做，他们就和其他囚犯一样被执行死刑。因此可以说，他们亲手为自己打开了通向地狱之门。

还有一些人与这些戕害同胞的人们不同，他们没有成为纳粹党卫军的帮凶。那些亲身经历了大屠杀的人们都有这样一个疑问，人们怎么能在终日目睹焚尸炉的熊熊火光、嗅着尸体的焦味之后，还能无视毒气室的存在？他们又是怎样为了保全自己的性命而宁愿对集中营中发生的一切屠戮视而不见？例如，奥尔加·伦吉尔（Olga Lengyel）在其作品《五个烟囱：奥斯维辛的故事》（Five Chimneys: A History of Auschwitz）中描写过这样的内容：虽然主人公和她的狱友们就被关在离焚尸炉和毒气室几百米远的地方，他们目睹了那里发生的一切，但在几个月之后，大部分囚犯都拒绝承认他们的所见所闻，好像什么都没发生过一样。德国的平民也不承认曾经存在毒气室。不过看似相同的否定却有不同的意义。平民百姓如果承认事实或者提出异议，就会遭受死亡的厄运，而奥斯维辛的囚犯则注定面临死亡。如若他们反抗，不仅他们自己可能逃脱，还可能挽救其他人的生命。当伦吉尔和她的狱友们被送到毒气室的时候，只有她成功逃脱了，其他人甚至试都没有试一下。更有甚者，在伦吉尔第一次试图逃脱的时候，向狱卒报告了伦吉尔的潜逃行为，导致她第一次逃脱失败。伦吉尔想不出任何合理的解释，唯有认为他们对冒险行为缺乏勇气，却对逃脱者充满嫉妒。我宁愿相信，多数囚犯只是放弃了求生的渴望，一味地纵容死亡的洪流将自己淹没。结果，这些囚犯就更加认同绞杀他们的纳粹党卫军，而不认可他们的狱友。而其中一些狱友则竭力将性命掌握在自己手中，计划逃离死亡的厄运。

但这已经是放弃生还希望的最后一步了，在这一步，根据更为科学的术语所称的惯性原则或强迫重复原则，人们已经不再对死亡本能进行反抗。因为第一步早在他们进入集中营之前就发生了。正是惯性使数百万的犹太人进入纳粹党卫军为他们建造的犹太人区，也正是惯性使成千上万的犹太人在接到限制令后足不出户，静候刽子手的到来。有些人并没有一味地屈从于限制令，而恰恰在限制令大行其道的时候吹响了抵抗的号角。就算他们不久前还没有这么做，但很快他们就加入了反抗运动，并伪造了自己的身份，所以他们中的大部分人都死里逃生，活了下来。在非犹太人中惯性原则就不是这么回事了，虽然死亡并非迫在眉睫，但他们却时刻都能感受到那种莫名的压抑。在当时的情况下，为了求生，他们孤注一掷，举手投降并且竭力掩盖盖世太保犯下的罪行。虽然生存的希望极其渺茫，但至少还存在一点希望。而这点仅存的希望却导致了不同的结果。对于日耳曼人来说，这是可行的；但对于犹太人和集中营中的囚犯们来说，则是自欺欺人。集中营的囚犯绝大部分都是犹太人。当囚犯们开始协助纳粹分子不断屠杀自己同胞的时候，惯性原则已经远远不能解读这一现象。这时候，日益强烈的死亡本能已经和惯性原则交织在一起。

伦吉尔曾在《五个烟囱》中提起过的门格勒博士，也就是本书的主人公之一。他就是典型的具有“习以为常”态度的人，正是这种态度才让纳粹党卫军和囚犯们在任何情况下仍然保持内心的平衡。伦吉尔举了这样一个例子：门格勒博士在一位母亲的分娩过程中实施了正确的医疗预防措施，他严格遵守了无菌操作原理，小心翼翼地剪掉婴儿的脐带。但是仅仅半个小时之后，他却亲手把这位母亲和初生的婴儿送进了焚尸炉。

正因为抱着同样的“习以为常”态度，尼斯利博士在集中营中担任医生，帮助纳粹党卫军；也正是因为这种态度，很多居住在犹太区的犹太人不仅为纳粹党卫军工作，而且还帮助他们把狱友们送进毒气室。如果不是这种“习以为常”的态度，那也是类似的惯性原则推迟了波兰犹太区起义的爆发。这场起义本来可以挽救上万人的性命，但是这种反抗来得太晚了，以至于仅存的人力和物力太过微弱，不足以抵抗。

所有的一切都会成为历史，然而，这种“习以为常”的态度无论如何不应被忘却，它隐藏在我们极力想要忘记的两件事情背后：一件是在20世纪，像我们一样的普通人曾经把数百万人送进了毒气室；另一件是数百万像我们一样的普通人在走向死亡的时候毫无反抗。在布痕瓦尔德，我询问了成百上千的德国籍犹太人，他们在1938年的秋天被押送到布痕瓦尔德。当我问他们为何遭受歧视和侮辱却不选择离开德国时，他们回答说：“我们怎么能离开？如果离开就意味着离开我们的家园，离开我们苦心经营的生活。”他们心里想的全部都是自己的财产，所以他们根本不想离开。他们并非利用自己的财产，而是完全被财产控制了。实际上，歧视犹太人的法律意在驱使他们净身出户，离开德国。长期以来，纳粹党的意图就是驱逐所谓的“不受欢迎的少数人”离开德国，比如犹太人。只有当这种驱逐政策不能奏效的时候，纳粹党才制定灭绝政策，其背后的逻辑是纳粹的种族主义。但是人们不禁要问，犹太人（以及后来其他种族）向纳粹的灭绝暴行屈服，是不是因为他们不知道，如果不反抗，他们将遭到什么样的侮辱。犹太人越是不反抗，他们受到的迫害越严重。犹太人好像默认并接受了这种前所未有的歧视和迫害，不再反抗，这种懦弱的表现使纳粹党卫军一开始就认为他们甚至会软弱到自己走进毒气室。而绝大部分在波兰的犹太人就是因为拒绝“习以为常”而在“二战”中活了下来。当德国人扫荡的时候，他们扔弃了所有的家当，逃亡到苏联；虽然他们中的绝大部分人对苏维埃政府心存疑虑，虽然他们担心可能会被当做二等公民对待，但他们至少可以被当做人来看待并活下来。那些没有逃亡，留下来的人们只能一步步走向毁灭与死亡。所以，从深层次的原因看来，这种“习以为常”的态度导致了一切结果。诚然，自杀行为也有着另一层意义，那就是人被逼到绝路的时候，一旦跨过那个临界点，他们就会主动选择死亡，但正是惯性产生的量变导致了最终的质变。

也许畅销全球的《安妮日记》会让我们认同这种“习以为常”的行为，而没有注意到它加速了我们的毁灭。人性的复杂使我们很难作出简单的判断，安妮·弗兰克（Anne Frank）的细腻动人足以唤起我们对她的同情与怜悯。但我认为，她的故事受到全世界的赞誉，应当建立在两点基础之上：一是我们不希望忘掉毒气室所发生的一切，二是我们不应当崇拜这种对大屠杀“习以为常”的态度。在安妮小心翼翼地为秘密躲藏做准备的时候，千千万万的荷兰人与欧洲其他地方的犹太人努力为自己的自由而斗争！主动地战斗要比被动地躲避好得多。其他没有办法参与起义的人，只能默默地转入地下，而不仅仅是被动地躲避纳粹党卫军的追杀。虽然没有任何斗争的准备，但如果有一天他们被抓住，他们也会与纳粹党卫军最后一搏。可怜的安妮像很多人一样，仅仅希望回到正常的生活，我们不能因此而责备他们。但她的一生与那些奋起反抗的人相较而言，要黯淡许多，简直可以称得上毫无意义。安妮本可以像其他在荷兰的犹太人一样，直面恶劣的环境，奋起反抗并活下来。安妮本可以像其他在波兰的犹太小孩一样，有很大的生还希望，但有一个前提，就是需要背井离乡，去荷兰或者其他地方，远离父母，成为别人家的孩子，在陌生的城市生活。

其实大家都知道，拖家带口躲藏起来的危险最大，最容易被纳粹党卫军搜到。弗兰克一家经常与一些荷兰的非犹太人家庭来往，如果他们分散藏匿于不同的家庭当中，那么被搜到的概率就会小得多，但是他们没有这么做，他们仍然尽可能地像平时那样，以他们习惯的方式聚居在一起，只是躲在墙壁的隔间里而已。其他任何一种逃亡方式都不仅仅意味着骨肉分离，更意味着承认人与人相互残杀的事实。最重要的是，“习以为常”的态度并不是绝对的好或者绝对的坏，但在某些情况下，与其他态度相比，它却最有可能导致毁灭性的后果。毫无疑问，要是条件允许，弗兰克一家多么希望能有把枪，这样在纳粹党卫军搜捕他们的时候，他们就可以射杀一二来保护自己。党卫军就那么多人，要是每次党卫军搜捕的时候都因为犹太人的反抗而损失一两个人的话，那么极权国家的发展就会明显受阻。在这种情况下，虽然弗兰克一家的命运不会有明显的变化（因为他们总归是要死的，除了安妮的父亲，这个人很难面对全家人被杀害而自己苟活的事实），但他们可以让自己的死变得有价值，而不只是默默地走向死亡。

我们有理由相信，作者把最想表达的东西放在了《安妮日记》的最后，通过安妮在别人面前陈述她的信仰娓娓道来。毒气室是不是真的存在，这样的事情以后会不会再发生，这些都不重要。假设所有人都活得好好的，假设所有人都可以与最爱的家人们亲密无间地生活在一起，那么我们可以忽略奥斯维辛发生的一切。但是安妮·弗兰克走了，因为她的父母不愿让自己相信在奥斯维辛发生的事情，获得好评的《安妮日记》也含蓄地告诉我们奥斯维辛是个不存在的地方。如果真的是这样，那么那些死去的人们又是怎么回事？！

我曾见过很多幸存者，他们当中既有生活在德国的，也有生活在其他被占领区的，既有犹太人，也有反纳粹的非犹太人，他们坚信，当社会动荡、暴君当政的时候，人们都不会“习以为常”地生活。人们会彻底重新看待一切事物，所作所为、信仰、政见等等会被重新评价，简而言之，人们必须基于现实站在一个新的立场上，而且必须是坚定的立场，不能为个人的利益而改变立场。

举一个例子，在今天，如果非洲的黑人就维护种族隔离政策的警察随便用枪的事件进行游行，那么，他们的游行总会为他们的平等与自由争取一些机会，就算数以千计的黑人被枪杀，就算数以万计的黑人被关进集中营，但这种反抗迟早会产生作用。那些在欧洲的犹太人本可以像黑人一样，在他们还自由的时候就以游行来对抗纳粹，而不是一步步地走向灭亡。但他们坐以待毙，最后居然自己走进了毒气室，就是这种消极不抵抗的行为把自己送上了必死的道路。纳粹党卫军的敲门声敲响了犹太人的丧钟，我多希望他们能够有把枪，哪怕在自己被杀害前也能回击一下，杀掉一两个纳粹的刽子手，这也是摧毁德意志帝国这条革命道路上所要迈出的第一步。

我也曾读到过一些其他人写的关于集中营的回忆录，但无论是作者还是主人公，都未曾成为纳粹的走卒，在我的印象中，在那么多集中营囚犯中，尼斯利博士是唯一一个自愿帮助纳粹来求生的人。他在作出这个决定之后，在经历了那么多事情之后，有时候也不得不靠欺骗自己才能活下来，所以，这本书真正重要的地方就是它可以使读者理解在当时这种情况下，尼斯利博士所做的妥协和自我保护。在极端高压统治下的奥斯维辛，除了死亡本能之外，仍有一些为了生存的自我保护。当然，首先你得知道自己都经历了什么，为何会这样。只有对这些有了足够的了解，人们才会明白饮鸩止渴的道理，才会有更深层的认识，意识到这种表面上的自我保护实际上就是自我毁灭。

有一个极端的例子可以说明这个问题，那些自愿在毒气室协助纳粹罪行的囚犯都天真地以为这样就可以自保，但所有人最终都被杀害了。比起那些早些死去的囚犯们，助纣为虐者的确可以短暂地延续他们的生命，可终究难逃一死，而且多出来的这段时间也是生不如死。尼斯利博士是如何欺骗自己的？显而易见。比如他一边做着残忍的犯罪行为，一边不断强调自己是个医生。他在作品中提到了人种学、生物制剂以及后来被证明是谎言的“第三帝国最具资质的医学研究中心”——生物和人种研究所。但医生的身份根本不能掩盖他作为纳粹同谋犯的身份，他与其他囚犯一样，被迫成了纳粹的帮凶，甚至犯下一些比纳粹还严重的罪行。那他到底做了什么？又是如何活下来的呢？他所做的事只是出于对自己专业的自豪，而根本没考虑出于何种目的。这种对专业技能的自豪感一遍又一遍地贯穿了他的故事和其他囚犯的痛苦。这里需要强调的是，尼斯利博士、门格勒博士以及其他许多著名的医生都借口医学研究开展了人体实验，他们都曾在希特勒统治之前接受过良好的医学教育。这种所谓的对医学知识与专业技能的自豪才是最危险的，因为他们已经蔑视了道德，蔑视了人性。虽然集中营、焚尸炉已经不复存在，虽然数百万人死于种族灭绝的事已经成为历史，但现代社会的这种崇尚技术为导向的特点却一直伴随着我们。奥斯维辛已经成为历史，但我们并不能就此放松警惕，因为这种态度就好像糖衣炮弹一样，包裹在其中的是漠视生命的种种罪行。

我强烈建议大家仔细阅读一下描述新的特遣队员如何执行第一次任务这部分内容。他们的第一次任务就是把刚刚被杀掉的前任特遣队员的尸体扔到焚尸炉中。我也强烈建议大家思考一个问题，为何在目睹了第12批特遣队的暴动之后，第13批特遣队却没有任何反抗的迹象，没有任何作为，反而默默地走向死亡。

就是这场小小的暴动，造成70个纳粹党卫军的死亡，其中包括1名军官和17名士兵，也取得了一座焚尸炉被彻底摧毁、其他焚尸炉被严重毁坏的成果。当然，所付出的代价也是惨痛的，853名特遣队员无一生还。这足以证明一件事情，那就是特遣队员的身份使囚犯们有机会瓦解纳粹的统治，即使按照牺牲十个特遣队员就能干掉一个党卫军的比率计算，暴动也比坐以待毙划算得多。仅仅一支特遣队的暴动就给敌人带来如此重创，那么如果所有的特遣队都暴动起来，结果将如何呢？这支特遣队取得的成功为囚犯们做了示范，虽然他们最终没能活下来，但却杀死了那么多党卫军，而且摧毁了关押自己的营房。可为什么数以百万计的囚犯看到暴动的成功范例就在眼前，却仍然选择默默走向自我灭亡，这是所有集中营研究者心头挥之不去的疑问。

或许通过比较两位在集中营幸存下来的医生的记录，可以得到我们想要的答案。弗兰克医生被关押期间，一直不断地思索他作为集中营囚犯的经历，并寻找到他存在的意义以及人生的意义。而其他像尼斯利博士一样的幸存者仅仅在乎能否苟活，甚至不惜为此帮助纳粹党卫军做极端恐怖的人体实验。他们虽然活着，却由于双手沾满了鲜血，经历了最可怕的一段时间，最终一事无成，人生毫无意义可言。他们终日惴惴不安，噩梦缠身，受到良心的谴责，人虽活，心已死。

整本书应证了一个古老的警句：那些为了身体苟活而不择手段的人，终究难逃一死；而那些为了生的希望而冒险奋力一搏的人，才真正有机会生存下来，并且永远活在我们心中。

布鲁诺·贝特尔海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