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自纳粹地狱的报告:奥斯维辛犹太医生纪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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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5 一场解剖测试

门格勒博士对行使其职责不知疲倦。他每天要在实验室工作很长时间,然后匆匆赶到卸货站台,在那里,每天会运来四五车被放逐的匈牙利人,这就会让他忙活半天。

这些新到的囚犯们排成五列纵队,在党卫军警卫的押送下,不断向前行进。我看到其中一队走到营地,然后排队站好。虽然我所在的位置离那个营地还有点儿远,我的视线也被铁丝网阻隔,但我仍能看出这一队人应该是从大城市来的:他们的衣着非常考究,很多人都穿着新的府绸雨衣,他们携带的行李箱是用豪华的皮革制作的。无论他们生活在哪座城市,他们都应该成功地为自己创造了舒适的生活方式,尊贵而有教养。但恰恰因为这样,他们才付出昂贵代价,那就是进到了集中营。

即使门格勒博士身兼数职,他仍然给我留出了专门的时间。几名囚犯组成的运输小队推着一辆手推车,停到解剖室的门前,卸下了两具尸体。他们胸口的字母Z和S表示他们将被解剖,那是用一种特殊的粉笔做的记号,代指“解剖”(Zur Seltion)。12营区的看守安排了一个机灵的囚犯协助我,我们一起把其中一具尸体放在解剖台上。我注意到尸体的脖子上有一条黑色的痕迹。他是被勒死的,可能是自杀,也可能被处绞刑。

我又快速地看了一眼第二具尸体,那是由于电击而引起的死亡,大体上是根据浅表皮肤灼伤以及它们周围泛出的淡黄红色作出的判断。我怀疑他自己撞上了高压电线,或者被别人推了上去,这两种情况在集中营里很常见。

其实无论是自杀还是被别人干掉,手续都是一样的。晚上点名的时候,死者的名字会从名册中删去,他们的尸体会被装上“柩车”送往营地的太平间。在那里,每隔四十到五十天,会有另一辆卡车来把所有尸体运走,然后送去火葬。

门格勒博士派人送来的这两具尸体是我的第一份实验品。在尸体送来的前一天,他还告诫我要仔细工作,做出成绩,所以我将尽我最大的努力执行他的命令。

一辆汽车停在营地前,从营地里传出了“立正”的命令声,门格勒博士和两名高级党卫军军官到了。他们认真听取了营地看守和医生的报告,然后直接奔着解剖室而去,身后跟着两名营地里的囚犯医生。他们在解剖室里转了一圈,好像这里就是某个重要的医学中心的病理学教室,手边是一个特别有趣的案例。

我突然意识到,我现在就在参加一场测试,在我面前的就是评审委员会,非常重要却又极其危险的评审委员会。我也注意到,我的囚犯医生同事们在默默地祝我好运。

在场没有一个人知道,我曾在博罗斯洛法医研究所(Boroslo Institute of Forensic Medicine)学习了三年,并在斯特拉斯曼教授的指导下研究自杀的每一种可能方式。我突然意识到,作为囚犯医生A8450,我可能会比米克洛斯·尼斯利博士更容易让人记住。

我开始解剖。我的步骤是先打开颅骨,然后打开胸腔,最后是腹腔。我把所有的器官都取了出来,然后逐一记下任何异常之处,同时迅速、准确地回答他们对我提出的大量问题。从他们的脸上可以看出,他们的好奇心得到了极大的满足;从他们频频地点头和赞许的眼光推测,我已经通过了测试。在完成对第二具尸体的解剖之后,门格勒博士命令我准备一下尸检报告,明天会有人过来取走报告。在党卫军军官与门格勒博士离开之后,我与我的囚友交谈了一会儿。

第二天,三具尸体被运到解剖室。同样的剧情再一次上演,但这次的氛围就不那么紧张了,因为他们已经看过我的操作,对我有一定的了解。那些到场的人表现出极大的兴趣,提了一些刁钻和挑衅的问题,在某些具体问题上,我们的讨论甚至是一种愉快的互动。

党卫军医生离开之后,好几个法国和希腊的医生给我打电话,希望我能够指导他们腰椎穿刺技术。他们也问我是否可以让他们在我的实验尸体上进行实体操作,我很乐意地应承下来。我为我的发现激动起来,即使是在狱中,他们仍然对自己的专业投入极大的热情,他们在尝试了六七次之后,终于穿刺成功,离去后,带着兴奋完成了当天的其他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