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庸师承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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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8章 金庸与大仲马(2)

在《韦小宝这小家伙》文中,金庸说:“传统的中国人不太重视原则,而十分重视情义。……不能对不起别人,尤其不能对不起朋友。……义气是至高无上的道德要求。”韦小宝最大优点,就是讲义气。康熙命他监斩茅十八,他却想尽办法帮茅十八脱身而走;康熙要炸死聚会于韦小宝府上以陈近南为首的“反贼”们,为了营救师友,韦小宝几乎赌上除了性命之外的一切;投桃报李,在韦小宝的逃亡路上,赵良栋、王进宝等清兵将领,也尽力助他脱逃。

大仲马笔下,路易十四命达达尼昂捉拿阿托斯,达达尼昂欣然领命,却是怕国王另派他人,他自己是要帮老朋友脱逃的;阿拉密斯试图以路易十四的孪生弟弟(后来的“铁面人”)取代国王,目的全在夺权,不像陈近南牵涉到“反清”这样的“民族大义”,那可是绝对的“反贼”了,领命抓捕的达达尼昂为了营救阿拉密斯和波尔多斯,所付出的努力,一点都不少于韦小宝为陈近南等人所做的。达达尼昂这种作风,真的很“中国”,就像《隋唐演义》说的:“人生只有朋友,没有君臣父子的尊严。”(第二十二回)金庸小说的老读者许倬云先生也说:“(中国)民间文化强调个人与个人之间的‘义气’,义气的位阶高于君臣与夫妇诸伦。”

达达尼昂与韦小宝有很多相似,也有更多不一样的地方。金庸塑造韦小宝这一人物形象,部分灵感可能源于大仲马的达达尼昂,更多灵感不是来自书本,而源于生活,金庸说:“我一定是将观察到、体验到的许许多多的人的性格,融在韦小宝身上了。”(金庸《韦小宝这小家伙》)

金庸又说:“韦小宝的身上有许多中国人普遍的优点和缺点。”(金庸《韦小宝这小家伙》)韦小宝的形象,属于中国,属于金庸自己。

三 茅十八与三个火枪手

《三个火枪手》与《鹿鼎记》,写的都是“外省少年闯京城”的故事。达达尼昂骑着一匹驽马,一人独行。韦小宝却是由江湖豪杰茅十八携领着,到了京城。

茅十八越狱是为了践约,“半年之前,这场架便约好了。在牢里牵记着这场约会,非来不可”,这场架也终于打起来了,刚打了一会儿,有一队清兵不作美,前来擒拿江洋大盗茅十八:

那军官喝道:“你们两个若不是和茅十八一伙,快快离开这是非之地,别惹事上身。”

……

那军官道:“茅十八,你越狱杀人,那是扬州地方官的事,本来用不着我们理会。不过听说你在妓院里大叫大嚷,说道天地会作乱造反的叛贼都是英雄好汉,这话可是有的?”(《鹿鼎记》第二回)

不料先前正与茅十八相打的吴大鹏、王潭,正是天地会的会众。茅十八对清兵军官说:“你们这里一共十三人,老子以一敌十三,明知打不过,也得打一打。”吴大鹏便笑着插口道:“茅兄怎的如此见外?咱们是以三敌十三,一个打四个,未必便输。”

《三个火枪手》中,达达尼昂接连得罪了阿托斯、阿拉密斯、波尔多斯三人,于是相约决斗,刚打起来,就有红衣主教黎塞留的卫士们前来制止,且要抓捕三个火枪手:

“他们五个人,”阿托斯说道,“咱们只有三个,还是打不赢。这回非战死在这里不可啦……”……这片刻工夫已经足够达达尼昂拿定主意了,这可是决定一生命运的事件,是要在国王和红衣主教之间作出抉择……转过身对阿托斯和他的两个朋友说道:“先生们,你们如果不介意,我来补充一下你们的话:你们说你们只有三个人,可是我觉得咱们一共有四个人。”……“您走开,年轻人。”(红衣主教的卫士)朱萨克大概从达达尼昂的动作和表情猜到了他的意图,所以这样叫道,“您可以离开,我们允许您离开。逃命吧,赶快!”达达尼昂一动不动。(《三个火枪手》第五章)

《鹿鼎记》与《三个火枪手》这两个情节,都是发生在小说刚开始。

达达尼昂那时已在巴黎城了。茅十八却正由此事激发了怒气,一意要与“满洲第一勇士”鳌拜比武,带上“小白龙”韦小宝,直奔帝京。

四 金庸学习大仲马,“活用历史故事”

大仲马的《三剑客》,教会了金庸怎样“活用历史故事”,金庸这里说的,其实不止《三剑客》,至少还应包括《二十年后》与《布拉热洛纳子爵》这两部《三剑客》的续集,就是“《三个火枪手》三部曲”了。

1955年的金庸,第一次写起长篇小说,就开始像大仲马那样“活用历史故事”了。首先选中的,是与他家乡密切相关的、乾隆皇帝出身海宁陈家的历史传说。

2000年,金庸到岳麓书院演讲,答读者问时说道:“到底乾隆皇帝是不是海宁人家的子孙……这件事情是历史上的疑案,到现在都不可以肯定的,民间有很多传说,到现在还是有的。各位如果到海宁去看潮的话,陈家的房子现在还在那里。当然陈家洛这个人是我虚构的。”(朱汉民《智者的声音——在岳麓书院听演讲》)

如何处理史实与虚构的关系?金庸认为:“我就利用这个传说,也不讲它真,也不讲它假。写小说对历史可以虚构,但是对真实的历史不可改变。乾隆是不是汉人,历史上有争执,所以关于他的身世可以虚构,但如果说乾隆把清朝推翻,变成一个汉人的朝代,这是不可以的。因为历史上没有这个事情。”(此为综合两份记录稿,详见下文。)

这种写法,在金庸说来,于“洋”有据:“外国人写历史小说也是这个原则。就像英国的乔治一世上断头台,有些小说就写他临上断头台,很多人去救他,最后救不出,被刽子手杀死了。如果写把这个人救了出来,是不可以的,因为违背历史,但是怎么去救是可以虚构的。”(朱汉民《智者的声音——在岳麓书院听演讲》)

金庸在岳麓书院的演讲与答问,流传着两份记录稿。一份见于网上,一份就是湖南大学出版社所出的这本《智者的声音——在岳麓书院听演讲》(下文简称《智者的声音》)。出于不同的记录者,文字也不尽一致。《智者的声音》所录,较为完整(乔治一世上断头台这一段,就不见于网上那份记录稿),也有不少错误。

英王乔治一世,中风而死,与断头台无缘。历史上死于断头台的英国国王只有查理一世。说是乔治一世,可能是当时金庸记错了或口误,也可能是记录者听错了(金庸的国语,说得很差劲)或笔误。后者更有可能,因为此书还有其他错误,例如把金庸口中的《明报》写成了《民报》。金庸总不至于把“我毕生的事业和荣誉,是我对社会,对朋友,对同事的责任”的《明报》名字也记错说错的。

《智者的声音》中那上断头台的乔治一世其实是查理一世,金庸说的这本外国人写的历史小说其实就是大仲马的《二十年后》。

《二十年后》中的查理一世,是一个很正面、高贵的人物。达达尼昂与三个火枪手,有好几次,眼看就要救出他了,一举改写英国历史乃至世界历史,可惜每次都功亏一篑,查理一世仍是上了断头台。四个法国火枪手,黯然返国。

从大仲马那里,金庸学习着处理史实与虚构的关系,最突出一点,就是怎样处理虚构的小说主人公与真实的当世帝王的关系。

金庸小说中,陈家洛是乾隆皇帝的亲弟弟,差点弄死乾隆,也差点被乾隆弄死;萧峰是辽道宗耶律洪基的结义兄弟,放过耶律洪基,救过耶律洪基,最后可以杀死耶律洪基而终于又放过了耶律洪基;郭靖与拖雷结义为兄弟,拖雷虽没做过大汗,却是成吉思汗之子,忽必烈汗之父。

蒙古大汗蒙哥,死于杨过石下;没有袁承志,崇祯皇帝不必等到在煤山上吊,早就被诚王篡弑了;没有萧峰,辽道宗耶律洪基也早被楚王篡弑;没有郭靖,铁木真早就让王罕和札木合给灭了,做不成“成吉思汗”;康熙皇帝更是命大,要不是韦小宝一直战斗在他身边,都死了好几回了。

金国开国皇帝完颜阿骨打,视萧峰为天神,“阿骨打见他空手撕烂虎身,如撕熟鸡,这等手劲实是见所未见,闻所未闻,呆呆的瞧着他一双手,看了半晌,伸出手掌去轻轻抚摸他手腕手臂,满脸敬仰之色”(《天龙八部》第二十六回)。二人虽未结拜为兄弟,阿骨打仍以“哥哥”称呼萧峰。

小明王韩林儿、明太祖朱元璋,干脆就是张无忌的属下。《倚天屠龙记》中记得清楚:“后来朱元璋、徐达、邓愈、汤和等行军打仗,果然恪遵张无忌的令旨,不敢杀戮无辜,终于民心归顺,得成一代大业。”

袁承志差点做了崇祯皇帝的女婿,郭靖差点做了成吉思汗的女婿,萧峰差点做了大理国段王爷的女婿,虚竹确乎做了西夏国驸马,韦小宝做了顺治帝的女婿,张无忌做了元朝汝阳王的女婿。

“达达尼昂三部曲”第一部《三个火枪手》,写到了一个国王,路易十三;第二部《二十年后》写到两位,法王路易十四与英王查理一世;第三部《布拉热洛纳子爵》写到两个半国王,英王查理二世与法王路易十四,还有路易十四的孪生弟弟菲利普——险些篡位成功,自己做了路易十四,算半个国王。

《布拉热洛纳子爵》中,还有一位西班牙国王,没有正式出场,但小说中多次谈到阿拉密斯对这位国王的巨大影响力。叛乱失败后,波尔多斯战死,阿拉密斯流亡西班牙,最后作为西班牙国王的特使,风风光光,重回法兰西,与差点被他推翻的路易十四亲切会晤,相谈甚欢。

达达尼昂与三个火枪手的能量的增大,其实就是大仲马的牛皮越吹越大。《三个火枪手》中,四人也不过帮王后遮瞒私情,没让路易十四把绿帽子公开戴在头上。《二十年后》中,四人营救查理一世,还差一点成功了。《布拉热洛纳子爵》中,查理二世复辟,全仗达达尼昂与阿托斯这两位火枪手相助;菲利普王子几乎取路易十四而代之,则仰仗阿拉密斯与波尔多斯这两位火枪手的大力协助。

在财政大臣富凯的别业的床上,半梦半醒之间,路易十四微觉床在下沉,沉入地下,遭阿拉密斯与波尔多斯挟持,通过一条地道,给送进了巴士底狱。期间,波尔多斯对路易十四的态度很不友好。

《书剑恩仇录》中,乾隆皇帝躺在名妓玉如意床上,正自绮思绵绵,“帐子揭开,伸进一个头来,烛光下只见那人满脸麻皮,圆睁怪眼……已把一柄明晃晃的匕首指在他喉边”(《书剑恩仇录》第十回),通过一条地道,乾隆皇帝被送到六和塔上。

大仲马利用了在法国流传已久的“铁面人”的历史传说,写出《布拉热洛纳子爵》;金庸利用在家乡海宁流传最盛的乾隆出身海宁陈家的历史传说,写出《书剑恩仇录》。

法国国王与中国皇帝,都与一条地道结缘,都遭绑架。乾隆这么倒霉,或许要拜大仲马之所赐。当然,《水浒传》中的宋徽宗,也与“地道”大大有缘,“只见道君皇帝,引着一个小黄门,扮作白衣秀士,从地道中径到李师师家后门来”,或许对《书剑恩仇录》中的乾隆皇帝,也有所启发。

阿拉密斯是财政大臣富凯的谋主,但富凯于此事实不知情,得阿拉密斯告知后,富凯决意要救出国王,阿拉密斯念及以往恩义,竟丝毫不加阻止,路易十四这才惊魂未定地坐回王座。

1977年的影片《铁面人》,比大仲马更多走一步,干脆让菲利普真的取代了路易十四。这样处理史实与虚构的关系,也没问题,并没有逾越界限。

《铁面人》是路易十四与菲利普两个人共用一个身份(法国国王),《书剑恩仇录》则是弘历一人拥有满汉两种身份。《铁面人》可以让菲利普取代路易十四,不过是孪生兄弟二人角色互换罢了。《书剑恩仇录》却不可以让弘历真的由满转汉,皇帝虽没换人,却牵涉整个国家改旗易帜的问题。这样写,偏离真实历史太远,不可以的。

五 《三个火枪手》与《射雕》,又见“丐帮”

我像多数读者一样,多数读者像池田大作一样,认为“在大仲马的作品系列中,《基度山恩仇记》应是写得最好的”。金庸的见解,与众不同,反觉得“最好的恐怕是《三个火枪手》”,认为“《三个火枪手》的文学价值高得多”(金庸、池田大作《探求一个灿烂的世纪》)。

“射雕三部曲”最末一部中,杨不悔女士提出了著名的“糖人儿定律”:“从此再也找不到那样的糖人儿了……殷六叔是我第一个喜欢的糖人儿,我再也不喜欢第二个了。”(《倚天屠龙记》第二十五回)2007年,金庸又对记者说起:“从小我认为上海的冰激凌最好的……其实意大利的雪糕是最好的,我觉得不好吃……因为你小时候吃过了,你觉得好吃。”

依据这“糖人儿定律”,我很怀疑金庸之所以更喜《三个火枪手》,是因为他十二三岁时最早读到的大仲马小说,即是此书与此书的两部续集,就是“达达尼昂三部曲”。

我一直觉得《射雕英雄传》比《倚天屠龙记》写得好,好太多,后来才知许多朋友更喜《倚天》,很觉意外。拙见虽并不因此而改变,多少也有些疑惑了:是否因为我十几岁时读到的第一本金庸小说是《射雕》,便对此书格外钟情与长情?

《射雕英雄传》中的“丐帮”,其主要来源,当然是平江不肖生的《江湖奇侠传》,金庸约十岁时就读到此书(详见本书《金庸与〈江湖奇侠传〉〈近代侠义英雄传〉》一文)。实则,在金庸十二三岁时读到的大仲马小说中,也有类似“丐帮”的组织:“那班花子是很有机关的,他们结成一党叫作无钱党……乞来的钱都要捐一份归公党里。有个党魁算是他们的首领,凡是党里的花子,都要听这一个人调度。”(《续侠隐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