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6章 金庸与莎士比亚

一 乾隆饿了

金庸认为：“莎士比亚剧作的故事情节全部取材于别人，但这丝毫没有妨碍他的伟大。他的伟大是在于作品内容的深刻和人性刻画的生动。”

以谈莎剧为由来为金庸小说辩护，不是金庸的本意。这篇《谈〈驯悍记〉》发表于1954年7月29日，署名可能是“林欢”，更可能是“姚馥兰”，但绝不是“金庸”，其时世间尚无“金庸”这号人物。半年之后，1955年2月8日，金庸第一部长篇小说《书剑恩仇录》，才开始在《新晚报》连载。

从《书剑恩仇录》起步，金庸的十五部小说中，“取材于别人”的情节，不是一般的多。这里的“别人”，不仅包括前辈武侠小说名家，也包括中外古今的小说家与戏剧家们。但金庸小说的成就并不因此而降低，其成就在于化用各家而独成一体，亦在于“人性刻画的生动”。

《驯悍记》有一情节：彼特鲁乔为了驯服新娶的悍妻，以种种充满善意的理由（肉烤焦了、羊肉有伤脾胃）不让妻子吃饭。金庸认为这个故事“并不是莎士比亚独创的”，而是“取材于人”：

在别人饿得不得了的时候故意拿美食佳肴来引诱他而不给他吃等等，在阿拉伯的《天方夜谭》中也有类似的故事。据说莎士比亚没有看过《天方夜谭》，但这种民间传说在英国流行也是很可能的。（《金庸散文集》）

有样学样，第二年，金庸果然就在自己的小说中，写起了“在别人饿得不得了的时候故意拿美食佳肴来引诱他而不给他吃”的故事：

乾隆自知他们有意作弄，肚中饥火如焚，眼见众人又吃又喝，连声赞美，心中又气又恨，可又发作不得，菜肴一道一道的上来。塔中设有炉灶，每道菜都是热香四散。好容易干吞馋涎等他们吃完酒席……周仲英把铁胆弄得当啷啷直响，说道：“皇上肚饿了吧？”乾隆哼了一声，并不言语。蒋四根道：“饿乜？我好饱！”徐天宏道：“这叫做饱人不知饿人饥了。天下挨饿的老百姓不知道有几千几万，可是当政之人，几时想过老百姓挨饿的苦处？今日皇上稍稍饿一点儿，或者以后会懂得老百姓挨饿时是这般受罪。”（《书剑恩仇录》第十回）

1954年的金庸已经预先承认了他第二年写出的这个故事是在学习《天方夜谭》。金庸爱听故事，爱看故事，爱讲故事，更会讲故事，《天方夜谭》这本故事大观的书对金庸的小说创作应该是有很大影响的。他曾对严家炎先生谈过：

《雪山飞狐》中，胡一刀、苗人凤的故事出自众人之口，有人说这是学日本电影《罗生门》（据芥川龙之介原作改编），三个人讲故事，讲同一件事但讲法不同。不过，在我，其实是从《天方夜谭》讲故事的方式受到了启发。不同之人对同一件事讲不同的故事，起源于《天方夜谭》。（严家炎《金庸小说论稿》）

乾隆挨饿的故事，借鉴《天方夜谭》，也借鉴过《驯悍记》。另外，金庸最喜欢的外国小说家大仲马所著的《基督山伯爵》，对《书剑恩仇录》这一情节或许也有影响。

《基督山伯爵》中的银行家邓格拉司与《书剑恩仇录》中的乾隆，都陷身于“盗窟”；都在长时间饥饿后受到食物色味的诱惑（《基督山伯爵》写道：“庇庇诺便把他的瓦盆放在地上，让咸肉煮豌豆的香味直冲进邓格拉司的鼻孔里。”）；同样被提醒世间有人尝受过比他更大的痛苦；尤其《书剑恩仇录》与《基督山伯爵》的“饿饭”情节，叙事风格很相近。

区别在于，《书剑恩仇录》中的“群盗”寻出种种借口，只是不给乾隆吃饭；《基督山伯爵》中罗马城的盗匪更具商业眼光，卖给大银行家每只鸡竟索价十万法郎。

金庸写“乾隆饿了”的故事，可能受到《基督山伯爵》的影响。大仲马写出邓格拉司巨资买饭的故事，又未必没有莎剧《驯悍记》的影响在里面——虽然有他自己的新变化、新写法。

1998年，金庸在科罗拉多大学举办的“金庸小说与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国际学术研讨会上，又拿莎士比亚说事，这次，却是为自己小说辩护了，还捎上了歌德：

从古人书中取材，文学创作向来如此，歌德的《浮士德》、莎士比亚的历史剧，故事均非独创……（《金庸散文集》）

从前人处多所取材不是多么丢脸的事。莎士比亚固然擅长取材于人，以“说不尽”赞美莎翁的歌德，同样喜欢取材于人，而对当时评论界过于强调“独创性”不以为然，歌德认为：

各门艺术都有一种源流关系。每逢看到一位大师，你总可以看出他吸取了前人的精华，就是这种精华培育出他的伟大。（《歌德谈话录》）

二 亨利五世与杨过

梁实秋先生为他翻译的《亨利四世（上篇）》所写序文中，对这部历史剧中的故事与真实历史进行过对比，说：

据何林塞（所著《英格兰、苏格兰和爱尔兰编年史》记载），王军的胜利，应归功于国王的英勇，亨利四世正当壮年，在战场上手刃了三十六名敌人。而在戏里，国王的威武却为王子（即后来的亨利五世）所掩。第五幕第一景所描写的王子向霹雳火（叛军猛将哈利·波西的绰号，以英勇无比闻名于世）挑衅决斗，在历史上也是没有根据的。霹雳火之死，是在败乱中被人刺杀，不知是死于何人之手，并不如戏中所描写的被王子当场击毙。

金庸在《神雕侠侣》第三十九回正文之后，写有一长注，其中有云：

依历史记载，（元）宪宗（蒙哥）系因攻四川重庆不克而死，是否为了中飞石，史书亦记载各异。但蒙古军宋军激战最久、战况最烈者系在襄阳，蒙古军前后进攻数十年而不能下。为增加小说之兴味起见，安排为宪宗攻襄阳不克，中（杨过的）飞石而死，城围因而得解。

金庸自称是从大仲马那里学会“活用历史”，这话当然不错，但他向之学习如何“活用历史”的老师，只怕不止一个。[1]

总体而言，金庸受莎剧的深层次影响，也许不在从大仲马那里所受影响之下。

从1954年到1957年，金庸写过十一篇文章，分别谈说《王子复仇记》《恺撒大帝》《奥赛罗》《罗密欧与朱丽叶》《理查三世》《第十二夜》《驯悍记》七部莎剧。

1977年，金庸为《侠客行》写《后记》，又谈道：“由于两个人相貌相似，因而引起种种误会，这种古老的传奇故事，决不能成为小说的坚实结构。虽然莎士比亚也曾一再使用孪生兄弟、孪生姊妹的题材，但那些作品都不是他最好的戏剧。”显而易见，金庸对于莎剧，熟到不能再熟。

在台湾，有读者问：“如果宇宙飞船邀您去太空，但只能带一本书去，您会选您的武侠小说吗？如果会的话，您会选哪一本呢？”金庸答道：“我不会选自己的作品，自己看自己的没意思。只能带一本嘛，嗯，带《莎士比亚全集》吧！”

2004年年底，金庸请辞浙大文学院院长，次年1月9日，接受《中国新闻周刊》采访，说道：“我的兴趣很广，现在还在研究莎士比亚，好几百本书呢。当然别人讲过的，我不会再讲，要从新的角度来讲。”

好几百本书呢，真是不得了！

离开浙大，金庸又去到剑桥，读书。有记者问：“有没有喜欢的作家？像以前的报道中有写过您喜欢大仲马和斯考特（引者按：大陆地区译为司各特）。现在年纪大了，读书更多了，有没有什么变化？”金庸答：“大仲马我从小喜欢。莎士比亚我有很多新的创见。在这里跟老师念莎士比亚还是很好的，可老师不收我。”

金庸与日本学者池田大作对谈，谈起普鲁塔克的《希腊罗马名人传》（金庸称为《布鲁达库英雄传》），金庸说他“读到这本书时已过三十岁”，“起因在于研究莎士比亚几部戏剧如《恺撒大将》等的来源”。金庸读的是莎士比亚曾经读过的英译本，“诺斯译本是用伊丽莎白时代的英文写的，比莎士比亚的文章还要古雅，典雅华丽，对我当时的英文程度来说，是太难了一点。我苦苦研读，又学英文，又研究文学……”（金庸、池田大作《探求一个灿烂的世纪》）肯于这么吃苦，只因他那么热爱莎剧。

金庸1954年还没写武侠小说的时候，已经在报纸上评说莎剧了。1955年起始，金庸一边写小说，一边研读莎剧及与莎剧相关的《希腊罗马名人传》等著作。莎剧对他的小说创作的影响，必然深切。1995年，金庸就对严家炎先生说：“戏剧中我喜欢莎士比亚的作品。莎翁重人物性格、心理的刻画，借外在动作表现内心，这对我有影响。”（严家炎《金庸小说论稿》）

除了倾倒于莎剧本身的魅力，金庸热爱莎士比亚，应该还有一个并非不重要的心理因素：莎士比亚所写剧本，在当日的英国，也被认作“通俗”，就像金庸时代的武侠小说一样。1969年，金庸对着林以亮等人也谈起：“任何一种艺术形式，最初发展的时候，都是很粗糙的。像莎士比亚的作品，最初在英国舞台上演，也是很简陋，只是演给市井的人看。那个有名的Globe Theatre（环球剧场）都是很大众化的。忽然之间，有几个大才子出来了，就把这本来很粗糙的形式，大家都看不起的形式，提高了。”（温瑞安等《金庸茶馆》第三册）

注释：

[1]金庸谈《虬髯客传》：“这篇传奇为现代武侠小说开了许多道路。有历史的背景而又不完全依照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