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章 自序：却顾所来径，苍苍横翠微(2)
写任何类型的人物，都能写出好作品，独独写骑士（或侠客）就一定写不好？天底下没有这样的道理。
某一文体在这一国的运气不好，不见得在他国运气必然不好；这前一时代运气不好，未必到了后一时代运气一定不好。
主要描写“骑士”或深具“骑士精神”的人，写他们建功立业（而不是像堂吉诃德那样一路吃亏倒霉）的故事，这样的小说，其实皆可称为“骑士小说”。
司各特的《艾凡赫》等作品，可以被视为19世纪英国的“骑士小说”。大仲马的“达达尼昂三部曲”等作品，就是19世纪法兰西的“骑士小说”。
司各特对“骑士精神”的缅怀与推崇，尽人皆知。艾凡赫的身份，就是骑士。小说《艾凡赫》中地位重要的狮心王理查，也“是真正的游侠骑士，愿意漂泊各地，凭他的一身武艺扶危济困，就像盖依和贝维斯（英国古代民间传说中的游侠）那类人物”（《艾凡赫》第三十四章）。
大仲马有《阿芒得骑士》等作品。他的《三个火枪手》一开头，一个年轻人出场了，“让我们简单勾画一下他的模样吧：诸位不妨想象一下十八九岁的堂吉诃德”，然后大仲马介绍这人所骑之马，再然后，说出此人姓氏：“年轻的达达尼昂（这就是这位骑着另一匹‘驽骍难得’的堂吉诃德的姓）。”
达达尼昂，其人像堂吉诃德骑士，所骑的马也像是堂吉诃德的坐骑。但是，堂吉诃德骑士让塞万提斯整得一路吃亏倒霉，《堂吉诃德》就是“反骑士小说”。而很像堂吉诃德骑士的达达尼昂，在大仲马笔下，虽也经历困顿，但总在攀升，最终克敌制胜，功业彪炳。这样的“达达尼昂三部曲”，当然可以视为“骑士小说”——虽然在我之前，似乎还没有人给它冠以这样的嘉名。
成就有高低，文体无高下。我这话，说得过于绝对了。准确点说，各类文体，没有太大的高下之别。
塞万提斯出版的最后一部小说《贝雪莱斯和西吉斯蒙达历险记》，就是一部“利用骑士小说形式抒发作者理想的试验性作品”（文美惠《塞万提斯与〈堂吉诃德〉》）。塞万提斯要是多了十年寿算，而肯于不断尝试“骑士小说”创作，将这一文类的最大潜力发挥出来，恐怕也不及《堂吉诃德》成就之高。但是，相差不会太大。
司各特、大仲马，写具有“骑士精神”的人，写他们建功立业的故事，或许写不出世界上最伟大的小说，但在世界小说史上自有其光辉的地位。这地位，是20世纪中国太多写作“纯文学”的长篇小说的作者，不能企及的。
文体无高下，成就有高低。
司各特与大仲马，正是影响金庸最大的西方小说家。
金庸同时直接继承了中国“武侠小说”与西方“骑士小说”的文学传统。“武侠小说”与“骑士小说”，“合流”于金庸，就像小和尚虚竹，“全身一震，两股热气竟和体内原有的真气合而为一，不经引导，自行在各处经脉穴道中迅速无比的奔绕起来”（《天龙八部》第三十七回）。
对金庸来说，这“体内原有的真气”，就是整个的中国“旧文化”，包含中国民间文化。
三
“中国文化是我生命的一部分，有如血管中流着的血，永远分不开的”，金庸如是说。金庸又说：“我也喜欢西洋音乐和油画，但我更喜欢中国古乐和山水画，我很眷恋古典中国的美。”（郭宇宽《金庸和他的江湖》）
金庸一直强调自己从大仲马那里受惠良多，但与池田大作对谈时，说的却是：“《三剑客》并没有教我写人物，我写人物，是从中国的古典小说学习的。”（金庸、池田大作《探求一个灿烂的世纪》）
我不认为中国古典小说的总体成就有多么非凡，但是，那是我们的文化传统，有所短，亦有所长。今世的小说家，不该轻视这笔遗产。
“新文化运动”以来，一味“西化”“洋化”，忽视乃至蔑视传统。近百年来，所谓的“严肃文学”中，几千部长篇小说，写出了几个面目生动鲜明的人物，印在读者心上，而播于众人之口？
“中国文艺复兴”最大的契机，是西方文明的输入。金庸受西方文学（乃至西方文化、世界文化）的影响，可能比大多数“新文学作家”更深广。但他并不因此而忘了本性，“失其故步”，独能“一方面吸收输入外来之学说，一方面不忘本民族之地位”[3]。
金庸取西方之“盐”，溶入故国之“水”，看起来仍是汪洋一派中国气象。
民国“章回体小说家”（含武侠小说家）与“新文学作家”，各走一“偏”。
前者偏于保守，不措意或没来得及吸收西方文学的养分。否则，当有更大造就。还珠楼主好像就没怎么读过西方文学。[4]王度庐、白羽诸氏，虽然受到西方文学的一些影响，但很浅，很皮毛。
后者，则唯恐“反传统”不激烈，不彻底。有人甚至一度叫嚣要废止使用汉字。似乎推倒了“旧文化”，一个光明灿烂的“新文化”必能即时出现。却想象不到，将中国“旧文化”连根拔除，最后的结果，更可能是没有文化，或只能创造出劣质文化。
现代“新文学”的成就，被盲目夸大了。
“一方面吸收输入外来之学说，一方面不忘本民族之地位”，我不认为这是唯一正确道路。参差多态，众声喧哗。各种尝试，完全传统的、极力“西化”的，都可以有。但是，陈寅恪先生所指出的，总该是中国文化发展的主干道。先有“文艺复兴”，才有望见到国族的整体“复兴”。这次序，难以颠倒。
激烈何须到碎琴？金庸并不完全认同“新文化运动”之激烈与偏执，对“新文学”作品所走的路子，也有几分期期以为不可。但他自幼嗜书如命，眼前最铺天盖地，最容易接触到的，还是“新文学”。金庸阅读“新文学”作品，数量并不少。“新文学”对金庸小说创作的影响，不必高估，[5]却也不能说是可有可无。
性之所近，“新文学”中，金庸读的最多的，还是小说。小说家中，金庸最喜欢的，是沈从文先生。这在他十五部武侠小说中，不能不留下印记。
金庸最喜沈从文小说，这意思，他说过多次。2011年《外滩画报》记者问：“对您文学生涯最有影响的人是谁？”于近现代人物，金庸第一个谈到的就是沈从文先生。（“近代作家，沈从文文章写得好。”）随后，才说出鲁迅，还有周作人的名字。记者又问：“谁是您曾经崇拜过的偶像？”金庸答说：“我当时喜欢看沈从文的书，很佩服，（但）也不是崇拜。佩服就可以了。”（《专访金庸：走进查先生的香港办公室》）这话就有些味道了。
自我感觉无论如何努力，总不会达到某人的高度，才自觉不自觉地对此人有“崇拜”之情。痴迷围棋而自知“棋力甚低”的金庸，一直说他“崇拜”“最崇拜”吴清源老先生。[6]
金庸本人，似乎也没完全看破“雅俗之见”。他知道，他也说过，自己的作品在武侠小说中是最好的。当金庸对武侠小说这一文体有信心时，对自己的文学成就便有足够自信。当金庸对武侠小说这一文体的价值有所怀疑时，面对“纯文学”作家和作品，就很有几分自卑感了。前后的说法往往矛盾。犹疑不定，患得患失。
说对沈从文不必“崇拜”，应该是金庸心中的“雅俗之见”甚淡的时候。至少那一刻，他不认为自己的文学成就及将来的文学史地位低于沈先生。
沈先生，对那些举世崇敬的伟大作家，也是只“佩服”而不“崇拜”的。20世纪50年代，沈从文致信汪曾祺：“拿破仑是伟人，可是我们羡慕也学不来。至于雨果、莫里哀、托尔斯泰、契诃夫等等的工作，想效法却不太难。”
大丈夫当如是也。
可惜，写这封信的时候，沈先生已经失去写作的权利。中道搁笔，志业未遂。
注释：
[1]1944年，金庸就读于有着官方背景的“政治大学”，因为言论有问题而被校方开除，他就报考了当时西南联大的经研所，而经研所正属南开。当时已经被录取了，但由于没有从重庆到昆明的路费，而且道路不近，所以金庸和南开大学失之交臂。
[2]金庸深受古希腊悲剧的影响，参见拙文《金庸，仰望古希腊的天空——谈乔峰》。
[3]陈寅恪先生所言“外来之学说”，包蕴极广，小说创作已在其内，不是我的“扩张解释”。
[4]金庸谈“新派”与“旧派”武侠小说的区别：“我们新派受西洋文学的影响比较多一点，还珠楼主他们没受过外国文学的影响。”（谭胜《金庸访谈录》）
[5]在杜南发《长风万里撼江湖——与金庸一席谈》中，金庸谈道：“中国近代新文学的小说，其实是和中国的文学传统相当脱节的……其实都是用中文写的外国小说。”要学习，我想金庸一面学习着中文写的中国小说，就是中国“古典小说”；另一面他更愿意直接学习外国人写的“外国小说”，那么多真正的杰作，而不会特别看重这些“用中文写的外国小说”。
[6]记者问：“您一生最崇拜谁？有没有偶像？”金庸答：“……在围棋上崇拜吴清源，是教过我的老师。”（《剑桥金庸访谈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