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0章 金庸与大仲马(4)

王朔批评金庸说：“他是真好意思从别人的作品中拿人物，一个段誉为何不叫贾宝玉？”金庸小说上百主要人物中，有几个十几个，是作者从前人作品中“拿来”的，这也不必讳言，要说贾宝玉与段誉大同小异，却是误读了。贾宝玉与段誉，只有一二分相似，只在某一二方面相似。

金克木先生认为：“为什么金庸的武侠小说独树一帜？……他创出了几个吸引人而又意义非凡耐人寻索的人物。”（金克木《金克木集》第六卷）先生喜爱金庸小说中的人物，例如周伯通、段誉、张无忌、令狐冲、石破天、杨过，愿意与他们“交朋友”。如果段誉仅是贾宝玉的赝品、复制品，以金克木老先生的眼光见识，自然直接去跟“绛洞花王”交友，怎么会看得上段公子？

金庸往往是从前人作品中的人物身上得到启发，而塑造出他自己的人物。

金庸自觉与贾宝玉“心性相通”，写段誉，是在向曹雪芹致敬；金庸于《水浒传》人物，最欣赏鲁智深，写不戒和尚，是在向施耐庵致敬。在西方小说家中，金庸最喜欢大仲马；在大仲马小说中，金庸最喜欢《三个火枪手》，写马夫人，应该是在向大仲马致敬。

金庸十二三岁读《三个火枪手》，已然对米莱迪印象深刻。当他自己写起小说，也试图写出另一个令人拍案惊奇、惊艳、惊悚、惊佩的蛇蝎美人来，就是马夫人康敏了。

米莱迪与马夫人这两个人物形象，也仅有一二分相似；米莱迪与马夫人这两个人物形象的精彩程度，倒有八九分相似。

“米莱迪”（milady）就是英文MY LADY的译音，似乎马夫人也可理解为“我们的这位夫人”。我不认为金庸有意为之，只是在潜意识里，他不自觉地让康敏嫁给了一个姓马的男人，从而获得了“马夫人”的身份——“马”与MY音近。

金庸笔下的人物，或从经典人物形象获得启发，但他还不至于以简单的模仿、复制为满足。金庸是要塑造出属于他自己的、与他心仪的某一人物形象同样精彩的人物，不是想“剽窃”别人笔下的人物，写一个与人家同样性格的人物。

写段誉从贾宝玉那里得到启发，但贾宝玉自是贾宝玉，段誉自是段誉；写不戒和尚从鲁智深那里受启发，但鲁达自是鲁达，不戒自是不戒；写康敏从米莱迪那里受启发，但米莱迪自是米莱迪，康敏自是康敏。

小说家受前辈名家的影响，往往并不自知。就像金庸说的那样：“施爱东先生分析《射雕英雄传》中郭靖桃花岛求亲、黄药师考以三题的情节，出于我国呆婿的民间故事，我写作时心里无此意会，但他一加分析，我就觉得很有道理。许多文学作品往往受到民间传说的滋养而作者不一定自知……施爱东先生分析《天龙八部》中马夫人与乔峰的怨恨有武松杀潘金莲、石秀杀潘巧云的影子。他的分析很好。”

旧情夫段正淳称呼康敏为“小康”，新近勾搭上的情夫白世镜对康敏的称呼就更亲切了，口口声声叫她“小淫妇”。

中国小说史上，写得最好、最著名的“淫妇”，是《水浒传》与《金瓶梅》中的潘金莲。

金庸虽承认马夫人与乔峰的怨恨有武松杀潘金莲的影子，但是，“最近拍成的《天龙八部》电视剧，将马夫人写成潘金莲、将乔峰写成武松，那便是很大的败笔，将本来相当精彩的马夫人全然庸俗化了，编剧与导演根本不懂书中的马夫人”。金庸写马夫人与乔峰的彼此怨恨，当时并没有想起武松杀潘金莲这回事，经施爱东先生一分析，便觉大是有理。金庸塑造康敏这“淫妇”，当时未必就想到了“千古淫妇之楷模”的潘金莲，但也不能说完全不受《水浒传》与《金瓶梅》影响。金庸说：“马夫人是马夫人，潘金莲是潘金莲，两个女性完全不同。”其中，第一二句话没问题，第三句就是过头话。潘金莲与康敏，还是有那么一分半分相似的。

电视剧真要是把马夫人拍成了潘金莲、将乔峰拍成了武松，那就完全抹杀了金庸的创造，让他可笑地沦为施耐庵亦步亦趋的模仿者，老先生当然不开心了。

武松与萧峰，倒也还有一二分相似。

萧峰的前半生，也如武松，不近女色，一意打熬气力。

萧峰“赤手屠熊搏虎”，对完颜阿骨打说：“老兄，我来帮你打虎。”一声断喝，双掌齐出，“啪”的一声闷响，击在猛虎的肚腹之上。那大虫登时五脏碎裂，在地下翻滚一会，倒在雪中死了。萧峰，也是“打虎英雄”。

很多女人对潘金莲与康敏这样的“淫妇”，对她们的性情、经历与魔力，都是蛮有兴趣的。晚年金庸“心中最美的女神”萧蔷，从十五岁开始读金庸小说，她觉得金庸小说对自己影响很大，“尤其是其中对女人的描写，非常细腻”。尤其令萧蔷记忆深刻的是马夫人的声音，“腻中带涩，软洋洋的，说不尽的婉转缠绵，令人神为之夺，魂为之销”，萧美人对金庸说：“我都把它背下来，如果我说话有她一半的功力就好了！”

九 向问天借用了达达尼昂的“活盾牌”

“拉罗谢尔战役”中，达达尼昂受命率四人组成敢死队，摸清一个被敌军攻占的棱堡的情况。不料，其中二人却是被米莱迪收买，要杀死达达尼昂的。一人伤在敌军枪下，肩部中弹，达达尼昂要取得他身上那封米莱迪的书信，冒险向前，到了他身边：

他有两种方法达到目的：就地搜身，或以死者的身体做盾牌将他扛回来，放在壕沟里再搜身。达达尼昂倾向于第二种，他将杀人犯背上肩，就在这时刻，敌人开枪了。一阵轻微的摇晃，穿进肌肉的三颗子弹沉闷的响声，最后一声叫喊，临死前的一阵颤动，无一不在向达达尼昂证明，正是曾想暗杀他的人刚才救了他的命。（《三个火枪手》第四十一章）

以“活盾牌”护身，《笑傲江湖》中，“天王老子”向问天，亦优为之：

（向问天）回身冲入追敌人丛之中，乒乒乓乓几声响，又再奔回，背上已负了一人。他将那人双手用自己手腕上的铁链绕住，负在背上。这才将令狐冲抱起，继续奔跑，笑道：“咱们多了块活盾牌。”

……向问天背负活盾牌，手抱令狐冲，仍是奔跃迅捷……只听得噗噗噗之声连响，那人叫骂之声渐低，终于一声不响。

向问天笑道：“活盾牌变了死盾牌。”

……

向问天放开了缠在“死盾牌”手上的铁链，从他腰间抽出一柄长剑，递给令狐冲，再将“盾牌”竖在身前，静待追敌。

……向问天和令狐冲缩在“盾牌”之后，诸般暗器都打他们不到。（《笑傲江湖》第十八回）

金庸生平没打过仗，既没上过战场，也未曾在黑社会的斗殴中英勇战斗过，他的小说却写过太多的战役与打斗。自己的生活经验，既然不能为他提供足够的素材与细节，为令小说中关于战阵的描述真实可信，那就只好向历史著作与前人的文学作品学习，再加以想象发挥。

基本可以确定，日月神教向左使的“活盾牌”，就是从法兰西火枪手达达尼昂那里借用的。

或许金庸读过的其他作品中也有这样的“活盾牌”，那么向问天的“债主”可就不止一位了。

十 以仲马之道，还施仲马之身

1960年，是夏济安先生首次将金庸称为“中国的大仲马”。1966年，梁羽生先生在他的《金庸梁羽生合论》中也是这样说法。1992年，法国政府授予金庸“荣誉军团骑士勋衔”，授衔仪式上，法国驻香港总领事在赞词中还是称誉金庸为“中国的大仲马”，金庸“感到十分欣喜”。

也许大仲马的文学成就更高，也许金庸比大仲马的成就还要高一点。对二人作品的优劣，这里不做判断。

只为金庸从大仲马那里受惠良多这一个原因，就断定大仲马必然高过金庸，此论是我难以苟同的。

维吉尔是老荷马的追随者，倒可以成为前者不及后者的一个理由。维吉尔学习了荷马，而荷马没有机会学习他之前的任何大诗人，荷马自己就是开天辟地第一人，在他之先，再没有大师了。金庸与大仲马的关系，并不如此。金庸学习了大仲马，大仲马不可能学习金庸，但大仲马从前人作品中得到的，并不少于金庸。

大仲马从司各特那里受惠良多，但不能因为这一个原因，就断定大仲马必然低于司各特。同理，也不能因为金庸从大仲马那里受惠良多这一个理由而断言大仲马必然更高明。

金庸干脆就从大仲马那里“借用”了不少故事情节，某种程度上，这也是在学习大仲马的作风，这就是《天龙八部》中慕容家族的“以彼之道，还施彼身”了。大仲马小说中也有很多很多的情节，与前人作品雷同。大仲马在这方面遭受的质疑，一点都不少于金庸。面对质疑，大仲马很认真地做过解释。

金庸的小说，都是作者独立创作的（倪匡代笔的那四万字，金庸已删去、重写），大仲马几部最重要的作品，却都是他与马凯合写，许多故事情节都是由马凯提供；但我也无意因此而断定金庸高于大仲马，因为小说情节固然重要，但不是最重要，更不是唯一重要的。

金庸认为：“大仲马能在世界文学史中占一席地，自然并非由于他的小说中情节的离奇，而是由于书中人物的生动。能创造一个活生生的人物，是小说家极高的文学才能……设计多种稀奇古怪的情节，文学上向不重视。《基度山恩仇记》和《三个火枪手》的文学价值，都在于书中主角的个性鲜明，形象生动。”（金庸、池田大作《探求一个灿烂的世纪》）我不认为金庸有意借着赞誉大仲马来给自己脸上贴金，不过，金庸赠予大仲马的这些赞词，确实很可以用在他自己身上。

稀奇古怪的故事情节，只可以吸引小说读者读第一遍、第二遍。但是，有那么多读者读金庸小说，可不止一二遍，因为金庸小说所拥有的，不仅是奇诡的情节，更有“人物性格的生动”。金庸写小说，主旨有二：塑造人物，刻画人性（《笑傲江湖·后记》：“只有刻画人性，才有较长期的价值。”2002年金庸在与巴西作家保罗·科埃略对话时又说：“我是想努力描述一下历经世代都不曾改变的人们共有的爱憎情感。”）情节当然很重要，但情节是为塑造人物、刻画人性服务的。

很多年前，金庸就说过：“我个人觉得，在小说里面，总是人物比较重要……故事的作用，主要只在陪衬人物的性格。”“小说主要是写人物，写感情，故事与环境只是表现人物与感情的手段，感情较有共同性……从《书剑恩仇录》到《鹿鼎记》，这十几部小说中，我感到关切的只是人物与感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