收入不平等的加剧
美国收入水平的不均衡状况日益加剧。工资是收入中最重要的组成部分。工资水平排在美国总人口前10%的人（即比美国总人口中90%的人工资要高的人），在1975年到2005年间，其工资的增长额要比排在后10%的人高出65%。（这一差异被称为90/10工资鸿沟。）在1975年，前者的平均工资比后者多3倍，到2005年，则多出5倍。这种增长主要体现在超高收入人群中，中等收入者和低收入者之间的分化并没有同高收入者之间的分化那么严重。
很多来自学术界和大众媒体的评论人士比较关注前1%甚至0.1%的精英人士的薪水，这或许是因为人们总是喜欢往上看。我认为美国目前最令人担忧的趋势是90/10和90/50工资鸿沟，这些差异真实地反映了普通美国人的生存状态。
90/10工资鸿沟产生的原因基本可以归结为经济学家所说的“大学升水效应”。拥有本科学历者的工资同只拥有高中学历者的工资之间的比值自1980年以来稳步上升。美国人口普查局2008年进行的人口调查结果显示，高中毕业生的工资中值为27963美元，而本科毕业生为48097美元——比前者高出将近72%。拥有专业学历的人（如医学博士或工商管理硕士）的薪水则更高——工资中值为87775美元。“大学升水效应”同样也能解释为什么50/10工资鸿沟并未迅速扩大，因为中等收入者和低收入者都没有进过大学或没有完成大学学业。实际上，中等收入者的队伍主要由像简和她的同事一样的白领阶层构成，他们受到技术变革的冲击是最大的。
为什么“大学升水效应”会日益显著？有一种观点认为技术的发展要求工人拥有更高水平的技能，反映了经济学家所提出的“偏重于技能的技术变革”。但是戈尔丁和卡茨指出，科技的进步会对技能提出更高的要求，但是二者之间的相对发展速度是稳定的：在20世纪初，车辆和飞机的出现对人们生活方式的影响不亚于出现在20世纪末的互联网和组织结构变革。真正发生改变的是受教育者的数量。在1930年到1980年之间，30岁或30岁以上美国人的平均受教育时间每隔10年增长一年。到1980年，美国人受教育的平均时间比1930年多4.7年。但是，在1980年到2005年间，这种增长十分缓慢——整整四分之一个世纪中仅增加了0.8年。
人才输出减速的部分原因是高中毕业率的停滞不前。尽管回顾历史，美国高中毕业生在总人口中所占的比重曾处于世界领先地位，但这一比重自1980年以来一直岿然不动，其他国家却已经赶上并超越了美国。而且，尽管现在有越来越多处于20~24岁这个年龄段的美国人正在接受大学教育（这些人占该年龄段总人口的比率从1980年的44%上升到2003年的61%），但是大学毕业率的提高却跟不上这个速度。尽管“大学升水效应”日渐显现，但是很多像简一样的学生还是选择了从大学退学。20世纪70年代出生的年轻人的大学毕业率比40年代的高不了多少——当我们联想到现如今大学毕业生的需求量与日俱增这个事实时，不能不感到震惊。
教育发展停滞不前的一个合理解释是一国国民所能接受的教育总量或许存在着内在限制。毕竟，不是每一个人都具有写出一篇博士论文的潜质。如果真是这样的话，似乎只有美国受到了限制，其他国家并未受制于此。尽管美国历史上曾领先全球，如今却在四年制大学毕业率上落后于其他12个发达国家。如果我们注意到美国的高中毕业率在发达国家排名中位列倒数第三，那么我们就会明白为什么美国不仅输给了自己的历史，也输给了竞争对手。
话说回来，工资并不是收入的唯一组成部分。总收入应该包括来自股票和债券的收益，并从中扣除应缴纳的税金。有趣的是，在20世纪末，占美国总人口0.01%的最富有人士的收入中有80%来自工资和自营产业，只有20%来自金融投资。这一比例同20世纪初的情况形成了鲜明的反差，那时富人的收入多数来源于资产。现在的富人都是勤劳致富——不管是像比尔·盖茨这样的企业家还是像高盛集团的劳埃德·布兰克费恩这样的银行家——而不是坐享其成。这是一个有了好工作就能致富的时代，但是对于很多美国人来说，这可能是不幸的，因为他们缺乏良好的教育背景，只能眼睁睁地被那些能带来财富的好工作拒之门外。
尽管我一直都在用“教育”这个词，但是有时我所指的也包括就业的能力，其实一个更好的说法是人力资本，即广义上的能力，包括健康、知识、智力、态度、社交能力和责任感，正是这些素质让人成为对社会有益的一分子。传统教育或许在培养个人人力资本的过程中最为关键，但是家庭、社区和雇主所发挥的作用同样不可小觑。在后面的内容中，我将继续关注教育的话题，但是其中也包含上述其他因素。
教育不仅能够帮助人们增加收入、拓宽就业前景，它的意义要远胜于此：教育通过其内在的价值让人们充分发挥自己的潜质。此外，研究表明受教育者通常更关注保健，参与犯罪活动的可能性更小，更愿意参加公益活动和政治活动。而且，他们也会潜移默化地影响下一代，从而让子孙后代从中受益。因此，随着美国教育的衰退，社会整体的质量也每况愈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