篇三 小静

／以色列封锁加沙公路，归家的工人不得不走海滩，反成就了天光下这一幕

大乱中总有小静。

——阿城

会笑才有在境困中生存的能力。

——特丽莎修女

阿城说，大乱里总是有小静。“‘文化大革命’时去东北长春，武斗的枪炮声中却听得见附近一扇窗被风吹得一开一合，自得其乐。几个人躲在二楼互相聊初恋，叮的一声，流弹打在窗子的铁杆上，折下来钻进朋友的脑袋里。因为太突然，脑含着子弹的朋友又说了一两句话才死掉。”

讲故事的片刻，便是小静。爆炸与爆炸之间，体验小静是生存下去的能力。

菲拉菲莱的诱惑

曲阳打来电话：“吃菲拉菲莱去？”

欣然答应。刚要出门，半岛电视台传来消息：以色列特拉维夫一座购物中心遭到巴勒斯坦人体炸弹袭击，两名以色列人死亡，十几人受伤。

窗外响起飞机轰鸣。根据常规，以色列马上会报复。我给曲阳打回电话，说今晚可能发生“定点清除”，不出门了吧。

“定点清除就清除你啊？我是不怕，你去不去随你。”这北京女子嫁到加沙快10年了，一副谁怕谁的架势。左思右想，去。

小吃店“菲拉菲莱之王”门口十几人排着队，个个气定神闲，似乎浑然不知头顶有几只盘旋的“鹰”。“菲拉菲莱”的口味暂且不论，光看师傅的胳膊高速摆动，一勺一个丸子跳进油锅，就是种享受。

／巴勒斯坦人制作菲拉菲莱

排队者中，一个四十来岁的巴勒斯坦人说：“轰炸？有什么好怕的，天天都可能有啊，真主决定一切。”话音未落，轰鸣声突然加大，伴随着持续、高频的“吱吱”声。

大家的动作瞬间凝固，仰头观瞧。清楚地看到，夜空中有一个红点悬在那里，一闪一闪。曲阳的两个小孩从车窗里探出脑袋，小手指着天上喊，“轰炸，轰炸！”曲阳大声呵斥：“小心犹太人把你们抓走！”买好菲拉菲莱，我们决定不像往常那样坐在车里“享用”，而是赶紧回去。

送走曲阳，一人继续上路。没有他们，更觉紧张。原来恐惧可以分担，独自面对，变得难以承受。吉普车开到楼下，“嘎”地一声站住，心还在扑扑跳。

邻居阿布·扎耶德却在跟前闲庭信步。问及担不担心轰炸，他说：“你知道等着另一只鞋子从楼上扔下来的故事吗？我们就是天天这么等着。”

当晚，炸弹没有落下来。

耶城琐记

（一）

安息日夜晚，犹太人麦克带我们去耶路撒冷哭墙。麦克自己不祷告，他说，全在心里了。

围墙里，面积不过一平方公里的耶路撒冷老城，是全世界三分之一人心目中的圣地。老城分四个区域：阿拉伯区、犹太区、基督教区、亚美尼亚区。

路灯下，犹太区幽静、美丽，不时有鲜花朝我们眨眼。街道很窄，有的地方仅容一人通过。耶路撒冷城里的路牌一般用希伯来和阿拉伯两种文字或希、阿、英三种文字标明，但犹太区里，阿拉伯文路名全被不干胶覆盖，不干胶上用希伯来文重写：“戈兰高地和人民在一起”“撤定居点就是摧毁人民”……还贴上沙斯党（以色列宗教党派）党魁相片。

／雨中的耶路撒冷老城，苦路青石板上泛着光泽，传说耶稣负十字架从这里走过

出犹太区就是警察局，监视着区内外的一切。犹太区连接着穆斯林区。一个阿拉伯青年拉着我说：“耶路撒冷是我们的。”

喜来登饭店灯火稀疏。同事说，一年前还有一半以上的入住率。冲突伤害了双方的经济。

（二）

逾越节。耶路撒冷城市边缘，圣约翰受洗堂旁边的一个小咖啡馆。摆设很有创意，中国的洋铁皮壶漆成大红大蓝，描上花花草草。一看菜单，发现这家咖啡馆并不遵守逾越节不能吃含酵食品的规矩。服务小姐笑笑：“我们什么都有。”以色列有两张面孔，一张宗教，一张世俗。

（三）

来时，登塔登城的门都已关闭。

耶路撒冷老城墙上的大卫塔并不雄伟，也不俊秀，很普通的一根石头烟囱。但就是这个名字——大卫，建立耶路撒冷的犹太人先祖，闪耀了3000年，预支了我许多景仰。

走到塔下，才发现塔顶居然铸着伊斯兰教的标志——一轮新月。原来大卫塔并不是大卫王所建，而是土耳其时代穆斯林的宣礼塔，后来人误将它当作大卫之塔，这个名字得以流传。

／耶路撒冷正统犹太教徒在巴士站等车

一个急切的声音从背后传来：“你说英语吗？”穿蓝色衬衣、头发松散的男子一路跑来，比画着问。我警惕地点了下头。“你在这里干什么？”他又问。我说，想登上老城墙。他说，6点就关了，原先夜里也开，可现在的局势，你知道……最后，他终于说明来意：“我有间纪念品商店……”

我婉言谢绝，走进老城阿拉伯区。又一只手拍过来：“日本人吗？想看我的商店吗？”我说：“我不是游客，记者。”他忙抽回手：“上帝保佑你。”

（四）

终于找到耳闻已久的“耶路撒冷住宅精华”。山坡上到处是鲜花，木门好像童话，一推开就是另一个世界。安静得出奇，很久才走过一个人。连猫都懒得看我，一心馋着不远处的两只麻雀。直到麻雀飞走，我还好奇地看它，猫才对我翻了翻绿色的眼珠。

层层叠叠的街道，有时窄得仅容一人通过。头顶是公园，热闹却踏不破石板屋顶。没有一个人，只有小鸟啁啾，花香暗送，地面泛着黄昏的光，很干净。这样的住宅区，也没什么防线，谁都可以进来。从容地贴着栏杆或玻璃窗拍照，隐约听到茶杯轻磕人语切切。一个高调的女声在说话，一个低沉的男声应和着。不懂一门语言的好处在于，能够听出其中的音乐。

仔细看来，并非完全不设防。有的门挂着锁，有的院墙上有铁钉，还有的干脆画着“禁止手机”。我没敢久留，生怕自己的手机骤然响起。

在一个频繁遭到自杀爆炸袭击的城市，难得这份坦然的宁静。

（五）

安息日，老城。

我决定彻底信步，哪个门召唤了，就进哪个门；哪条小路好奇了，就走哪条路。这个日子，犹太区很静很静。可惜赶上罢工，无人收拾的垃圾臭味不绝，野猫孤魂一般游荡。

一扇铁门紧闭，贴着英文“告示”：“请不要在安息日按门铃，也不要打电话上来。看到门边的塑料杯子和橡皮管了吗？你可以对着塑料杯说话——不必大喊大叫，我们会来接你。如果你有更好的办法，请在安息日之后告诉我们。”

犹太教徒不能在安息日工作，不能触摸电器，包括电铃、电灯、电话、电梯。我顺着门上的橡皮管望去，通到三楼的一扇窗户。

继续走。街道下面，有罗马时代的石柱被发掘出来，那是世界上最早的集市。旁边有个小屋，展览三千年前犹太人所建圣殿的模型。一个人在念经。我问，可以进来看吗？他有点惶恐地看看我，点头。

走在黑帽正统教人士和穿长裙的犹太妇女中，我的休闲打扮很突兀。几个正统教徒家庭的小孩看见我，眼里掠过一丝惊恐。

两个10岁左右的女孩坐在一座300多年历史的犹太教堂前说悄悄话。我问：“雅法门怎么走？”她们立即站起来指路，丝光长裙在太阳底下闪耀。

空气少许潮湿阴冷。走了很久，直到前方地势下降，露出地平线上整排白色房子和天空里的一缕金光。

两条腿走，才发现耶路撒冷真的不大。两条腿走，才把脑海里的各个位置联系起来。

街边总是有猫，蠢蠢欲动的样子。这座山城里，总有向上升去的狭窄石阶托起沿街住宅，红花绿叶再将它们层层包围。所以，走进耶路撒冷人家里会突然感到宁静又清凉。

（六）

安息日晚。冷清清昏暗暗的街道，迎面走来两个黑袍人，年纪大的戴黑帽，但鬓角没有辫子，说明他是个宗教人士，只是并不“极端正统”。看见我和同事，两眼放光。老头只能蹦几个英语单词，说什么“fever”（发烧）。我以为谁病了，最后弄明白是要“favor”（帮忙）。家里电路跳闸了，安息日禁止动电器，所以需要我们这种非犹太教徒帮助。见我们连连点头，老头和儿子一手一个，抓起我和同事回家。

“不是所有的犹太人都这么守安息日的规定。”老头边走边说。我连忙接茬：“你是其中的优秀分子呗！”乐得他花枝乱颤。

同事拉起电闸，屋里瞬时光明，全家欢呼。“你们真是从天堂来的！”老头说，他们原先准备到不远处一家咖啡馆找阿拉伯厨师帮忙。幸好这里也有异教徒，这种事情通常都向阿拉伯人求援。我告诉他，我和同事走错了路，才来到这里，老头颤抖着嘴唇再次说：“你们真是从天堂来的！”我想，他的意思是，“你们是上帝派来的。”

老头最后请我拔掉多余的一个空调插头。否则整个安息日他们都得让那台空调开着。我那仅有的几个希伯来语单词，赢得掌声连连，巧克力和英国蛋糕各一。

但是，试探着问是否可以拍照，遭到老头拒绝。他儿子在我身后小声说：“可以。”他母亲立即拦住我：“他在开玩笑。”拍照也被视为“工作”吧。

（七）

接近午夜。夜晚的耶路撒冷居然是这样，那么多年轻人戳在大街上，抽烟的女孩，与她们调笑的男孩。不见了黑衣黑帽，一切多么世俗。酒吧街街口只有一个保安，穿过长长的台阶进去，喧哗、红灯、温度、音乐、烟雾，还有各色面孔……统统扑过来。附近几个路口都有保安。

走进一扇门，蜡烛搭成光的楼梯。天籁般的女声传来：“Everyday could be valentine’s day（每一天，都可以是情人节）……”她的声音起伏婉转，我想到《琵琶行》。

女歌手素颜，微胖，耳环长及肩头。我被她的声音吸引，然后开始注意到她的美。伴奏的只有一把吉它，老头弹到高兴之处，发出不知何意的哼哼。经朋友介绍，第一张桌子坐的全部是以色列艺人。他们看表演，我看他们。

冬天，耶路撒冷几乎每个酒吧都有用葡萄干、水果还有丁香烧制的热红酒。

（八）

以色列朋友伊亚尔的摇滚乐队要排练，硬拉我当观众。去之前，他非要跟我打一局乒乓球，因为听说中国人小时候没有别的东西玩，所以都打得一手好乒乓球。结果11:3他赢了。我说：“这回你信了，中国人小时候有许多东西玩。”

乐队的名字叫“眼睛”，在一间小得转不过身、热得透不过气的地下室夜夜笙歌，我立即想到张元导演的电影《混在北京》。

都是希伯来文歌。有一首反复排练，中场休息时，我问胖胖的主唱，歌词什么意思。歌曲名为《报复》，胖主唱自己写的，大意是，如果你打死了我的人，我可以全力控诉，但我不能再去杀你。“绑着炸药过来，那算什么。”他说。我顿时明白了歌曲的时事背景。

／休假回家的以色列士兵

注意到胖主唱穿着军裤，我问他是不是在服兵役。其他人起哄说，胖子在耶路撒冷情报部门工作。“在情报部门，你不需要聪明，只要足够聪明。”胖子有几分得意地说。我问他，对巴勒斯坦人来说，什么才是“全力控诉”呢？他也说不清楚，反正“自杀爆炸损害了他们自己”。“2000年流血冲突爆发前，如果我们想派军队进约旦河西岸的巴勒斯坦城市，很犹豫，因为那是巴勒斯坦人的地方，现在——只要有一次自杀爆炸，我们毫不犹豫冲进他们的村庄……”

伊亚尔告诉乐手们，我刚从西岸城市拉姆安拉来。乐手们说，有朋友在那里。“谁？”我好奇地问。“在坦克里。”他们哄笑。

／戴鼻环的巴勒斯坦老妇人

战事之外

（一）

踏着坦克履痕去加沙北部比特·哈农镇。一个巴勒斯坦老太太80岁了，还戴着出嫁时的“第纳尔”头饰，但不记得几时出嫁的了。

她紧紧攥住我的手腕去她家拍照。为了表示尊重，我任由她牵着。老太太连声夸我“勇敢”，只身一人来到这里。她话音未落，我惊叫出声，一步跳开——地上一只老鼠窜过。

离开时，孩子们不断拍打我的车窗。正不胜其烦，其中一个递给我当地产的橘子，其他孩子不甘示弱，停止拍车，纷纷摘橘子递进来。

（二）

进到一家店铺，蓝灰色眼珠的老太太戴着蓝灰色头巾。她收集了所有巴勒斯坦城市的妇女服饰。不同的巴勒斯坦城市，妇女传统服饰的图案、颜色各不相同。比如加沙是黑底红花，越往北颜色越浅，拉姆安拉是白底红花。过去，只要看一眼妇女穿的是什么，就能知道她从哪里来。

“不为做生意，只为了证明这些城市是我们的，不是以色列的！”老太太说。

她用笔在纸上勾勒出一幅地图：“为什么犹太人要占领巴勒斯坦？为什么他们不在非洲建国？因为巴勒斯坦在世界地图的心脏位置……”韩国人也这么跟我说过，半岛在世界地图中心。地球是圆的。

她的店铺里有伊拉克国旗、萨达姆画像，还有浓浓的阿拉伯风情：矮的兽皮沙发，高的水烟壶。

（三）

看门人艾斯阿德闯进来说：“还笑呢，我真怕你一个人死掉！”不由分说，抡起锤子，砸开我的大理石地板，找出水管漏洞。“这是带电的！”原来我的水管漏水，从13层一直流到艾斯阿德的一楼，我自己却浑然不觉。

／身穿传统服饰的巴勒斯坦妇女

艾斯阿德的手被划破了两处，他扒开伤口用嘴吹。我给他止血胶布，他拒绝，理由是明天早上还清洗全楼住户的汽车，胶布会掉的。

艾斯阿德还用胖胖的大手帮我清理油腻的灶台，用小针仔细疏通一个个火眼。我送他一袋咖啡以示谢意，他高兴得两眼放光，但是做了个“嘘——”的动作：“不要告诉别人啊……”

（四）

从加沙一家出租车公司要了车，去北部的埃雷兹检查站。在加沙这个“闷罐子”里持续工作一个月后，我只想快快去以色列吸一口新鲜空气。

我们的吉普车挂巴勒斯坦牌照，不能直接开到以色列境内。所以，每次都开车去边境，在巴勒斯坦一侧的停车场泊车，然后徒步走进检查站，通过后打一辆以色列牌照的出租车继续上路。

停车场里总有肤色黝黑的穆罕默德，吉普一响，他就从看守小屋里跑出来，向我挥舞发票，“3个谢克尔！3个谢克尔！”他穿格子图案长袍，跑起来一颠一颠，有点滑稽。在失业率达到75％的加沙地带，停车费提成是穆罕默德唯一的生活来源。停车场趴满了也就100多辆车，一旦以色列加紧封锁，只有三五辆车光顾这里。

／加沙临地中海，渔民收获如潮水般冲上来的魔鬼鱼

但是这几天，听说穆罕默德不见了，停车场围墙，连同看守小屋全部被铲平。原来是以军防止有人利用围墙作掩护，袭击埃雷兹检查站，所以“荡平一切”。

没法儿把吉普停在无遮无拦的停车场，我只好叫了出租车。司机的名字很有意思——“阿拉法特”。我开玩笑地向他敬礼：“主席好！”他戴着墨镜，也没掩住开心笑容。阿拉法特说，这是一个古老的名字，并非巴民族权力机构主席专利。

太阳渐渐收敛了光线，阳光变得温柔。路上很少同向而行的车辆，却不时有光脚的巴勒斯坦儿童，拽着纸糊的风筝从车前跑过。

一路上，我们讨论“停火”“撤军”。阿拉法特对什么都不屑，他根本不相信现状会有所改变。“谈了这么多年和平，你见过和平吗？”他说。

阿拉法特说，以色列坦克把守着通往检查站那条又宽又直的柏油路，所以我必须在到达坦克前打一趟车，徒步走过坦克，证明自己不构成威胁，离开坦克几百米后，再打一辆出租车。

沿途我惊讶地发现，检查站附近巴勒斯坦人的果园、房子全部被铲平，树墩子裸露在地上，倒下的枝桠直指天空。居然还有人在这里放牧，又脏又瘦的羊挤作一团，啃食所剩无几的青草。远处，高高耸立的“万宝路”广告牌上，美国牛仔悠然点烟。

我只想快快离开这里，到以色列吸一口新鲜空气。

阿拉法特用手指了指右边说，你看，那就是检查站，现在以色列士兵正举着望远镜看咱们呢。果然，目光越过扫荡过后的土地，检查站一览无余。而这边的一举一动，那里同样尽收眼底。

／风筝是巴勒斯坦国旗

／两头牛倒毙路边，使人忍不住掩鼻

／加沙是农业社会

就在我下车前，阿拉法特摘下墨镜，问了一个问题：“你猜我多大？”他的皮肤粗糙，眼角有皱纹，胡子拉碴，头发颜色深浅不一，最明显的是一脸深深的疲惫。“35。”我说，心里想的是40。他苦笑一下，“你不会相信，我才29。”我张大嘴，说不出话来。“接你的那个司机，阿什拉夫也只有28。”他补充。我见过阿什拉夫，他看起来至少有38。

“这就是加沙，封锁底下我们哪儿都去不了，除了上班、吃饭、就是睡觉，人老得快，太累。”阿拉法特说。

我一句话也说不出来，只想快快离开。

坐上以色列牌照的汽车，加沙在身后迅速退去。通往以色列的高速公路又宽又直，两边稻香花艳，红顶白墙的小别墅鳞次栉比。天空还没有完全黑下来，青色、红色和深蓝色的晚霞，鸡尾酒一样排列在地平线上。汽车收音机里传来欢快的英文歌曲，眼前宛如另一个世界。

我忍不住对着这样的美景流泪。阿拉法特告诉我他才29岁的那一刻，我尝到了绝望的滋味，它比鲜血和死亡更深地刺痛我心。

（五）

初学阿拉伯语的时候，没想过穿长袍戴头巾是很热的。

进加沙没几天，我就得出结论：必须置备一套特殊工作服——长袍加头巾。

头巾隐藏头发，听说女性的头发被视为引发邪念之物；长袍自然是为了遮盖身体线条。阿拉伯妇女非常爱美，不化妆她们是不会出门的。袍子、头巾、拎包和鞋子的颜色必须统一，袍子多为一色，头巾可以斑斓。

考虑到频频拍摄葬礼的需要，我的工作服不能花哨，索性全部黑色。黑衣飘飘走在加沙街头时，我偶尔会想起“阿拉伯的劳伦斯”。当劳伦斯一身白袍出现在英国军官面前时，同僚们笑他“做作”，然而不把自己的灵魂放进袍子里，你无法了解阿拉伯人。

住处面朝大海，但下水也需穿黑袍，两年之中我从未在加沙地中海畅游。终于有一天，我兴冲冲决定在清晨6点海边无人时下水。黑袍罩着泳衣，瞒过看楼的警卫，打算游到水深处再脱下袍子系在腰间。一切按计划顺利实施，直至我把袍子系在腰间，才发现阻力太大，根本游不动了，悻悻而归。

两个星期后，碰到住在隔壁一栋楼的巴勒斯坦记者。他认真地问：“你有什么烦恼吗？那天天刚亮我看见你一个人下海！”

更痛苦的是，40多摄氏度的天气下戴头巾，还要不断跑动拍摄。一次汗流成溪，冲走了我的一只隐形眼镜。睁一眼闭一眼开车回来时，同车的巴勒斯坦警察坚决不许我摘掉头巾，因为他不想被人看见自己跟一个没戴头巾的女人坐在一起。

有次去拍葬礼游行，狭窄的街道上，已经有记者站在一间店铺顶上，架好镜头，等尸体从对面的市中心大清真寺抬出来。绕店铺一周，没有发现通向顶层的梯子，原来记者们都是攀电线杆爬上去的。见我犹豫，他们说，没选择，上来吧。一横心，我把相机往后甩，斜挎摄影包，提起袍子下摆，在腰间打了个结，喊一声“闪开了”，蹿上电线杆。

／巴勒斯坦妇女的海滩风情，入水也要穿长袍

／西岸巴勒斯坦孩子训练游泳

电线杆不是实心水泥的那种，而是有菱形镂空图案的铁柱子，不难爬。绝大部分巴勒斯坦妇女着装保守，不单独上街，不高声谈笑。现在，几千个巴勒斯坦男子看一个袍子下面露出牛仔裤、装模作样裹了条头巾的外国女人爬电线杆，这可比葬礼有意思多了。一个小孩带头，大家一齐鼓掌、喊号，给我加油。连电视记者都把摄像机镜头转过来。

房顶上没有栏杆，我就站在屋檐伸出来的那个部分。真怕谁一不小心把房顶踩塌了。葬礼开始，哈马斯对空鸣枪，震耳欲聋。距离太近，我看见黄铜弹壳一梭梭蹦出来。怕掉下去，怕机枪偏离方向，就这样颤颤巍巍站在人群上方举起相机。

这个屋顶终于在一年多后另一个葬礼上被踩塌，有人受了轻伤。

／只为高处拍这一张葬礼照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