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8章 报道(2)
但在另一方面，如果出身贫寒，我就愿意在中国碰碰运气，那里虽然没有民主选举，但与印度相比我更有可能吃饱穿暖有房子住。最关键的是，中国给我向上跨越社会经济阶层的机会相对要大。换句话说，如果出身贫困，我悲惨死去的可能性在印度比在中国要大得多。
[三]
我并不是在否认民主选举对于印度穷人的重要性，毫无疑问，这使他们获得了作为一个整体进行交涉的能力。比如为了大型基础设施项目而迫使大量民众搬迁的做法，在任何一个印度政府那里都是一件不易完成的任务。
其实在印度，投票权并非必然或者常常产生更好的政府，这也是显而易见的。由于害怕失去票仓，地方政客对迁徙人口非法侵占城市土地视而不见。由此出现的贫民窟甚至缺乏最基本的基础设施，例如下水道或供水系统。
在印度，公民以可预料的周期撵走政府。在这个国家，占据多数的大量贫困民众通常能让五分之四的现任官员下课，在印度任何一次的选举中，所谓的不信任票因素恐怕都是起到决定作用的。这种状态往往被视作印度民主制度健全的一个著名标志，其实它所反映出的是政府的为政记录，但这份记录太糟糕，哪怕有些地区人民的收入提高了、贫困减少了，民众还是认为这与政府无关。
所以从根本上看，虽然印度有穷人的政治代表而中国的穷人缺乏政治参与，但中国在基本公共设施的提供方面，像是公路、电力、排水和供水系统，以及真正有老师的学校，是赢过了印度。
这种异于直觉的状况与这样一个现实有关：在中国，政府通过经济的增长来获得合法性；但在印度，一个政党统治的合法不过是因为它是民选的。因此，实现许诺不如赢得选举来得重要。
民主制度的合法性，在许多方面都使得印度历届政府无需一定要履行其许诺。但中国领导者不可能负担得起这种奢侈。
因此，中国政府对于所面临的政治经济问题会比正常反应更为敏感，这就引出了另一个我经常被问到的问题：中国在新世纪的前途在哪里？
这个问题不是只有我想找到答案。全世界有一堆分析家都在思考这个问题，而且大多数人都同意（至少是在西方），中国政治和自由经济令人不安的混合，似乎不具有可持续性。
依据一位作家最近的描述，对中国未来的看法分为“平稳假定”——这种观点认为西方的自由形式是不可避免的，是中国经济改革的自然结果——以及“巨变假定”——这种观点认为中国现有政体的悖论将不可避免的导致崩溃。
不可否认的是，目前的中国充满各种矛盾。其执政党信奉共产主义、平均主义的意识形态，但其掌管的社会正在成为世界上最不平等的社会之一。社会和经济自由与政治掌控之间存在着摩擦。城市中产阶层充满矛盾的需求和抱负，与农民和民工的需求和抱负存在着碰撞。从建筑到宗教，古老的传统、强加的现代性以及复兴的传统之间令人不安的共存现象四处易见。从瑜伽老师到酒店门童，对于一群群来此淘金的外国人来说，中国正在迅速成为机遇之地；但同时，中国又有数亿的贫困人口随时准备冒着生命危险寻找机会离开故乡。
新中国充满了对立，混乱和控制、变革和延续、财富和贫穷、善良与邪恶以一种有可能引发爆炸的混合方式在此共存。
不拘泥于意识形态的条条框框，中国政府（大多数中国人都是如此）依经验行事，调和各种矛盾的技巧之娴熟，令人吃惊。他们或许一直在走钢丝，但中国人的杂技技巧可是声名在外的。
因此在我看来，崩溃或者民主化都并非不可避免，未来数年内，中国很有可能继续成功地延续其目前的经济增长和改革策略，同时伴以小幅度的政治变革。
有许多批评人士认为，由于受到腐败问题已经积习难改的困扰，或者经济和政治政策之间的矛盾，中国的党国体制已经失效或者无法有效运作。
其实我生活在中国的那段时间里，时常给我留下深刻印象的并非中国政府的行动迟缓或者僵化，而是它对实用主义的信奉，以及愿意尝试新想法的愿望。与印度的那些共产主义政党对于任何实质上的创新之举（从经济特区到外交政策的新方向等）所表现出的陈腐态度和意识形态上的对抗相比，中国的做法尤其令人引人注目。
比方说中国的经济特区策略，并非源自对于其理论上的好与坏所做出的先验性假设。经济特区最初是作为实验室，它提供了一个可以大胆进行各项改革的可控制的环境。实验一旦被视为成功，经济特区就会广而推之，所以到我搬到中国的时候，每个县每个地区都设有某种形式的投资区。
正因为如此，从农村的合作医疗计划到提议废除户籍制度，中国政府喜欢通过实验来充分检验各种改革措施。当然，究竟是否“行之有效”，最关键的是这些政策将巩固或者至少也是在维持现状。为了达成这个目标，北京运用了一系列方法。
他们发现，最有效的方法就是实现经济的增长。
[四]
城市的中产阶级从这种增长中直接受益最多，在世界其他地方的民主化经验中最主要的一支力量恰好也是这些人。通过把这个群体的繁荣与共产党继续掌握政策的制定权捆绑在一起，中共已经有效地从政治上解决了有可能成为其最大敌人的一群人。
1989年在天安门广场上游行示威的学生，已经被辛迪、格雷斯——这些我在中国传媒大学的学生那样的年轻人所取代。这群人不关心政治，极度民族主义。他们所向往的自由都是可以随意取用的，比如挣钱、恋爱、双眼皮手术。
2004年5月，为了做一个电视报道，我花了几个小时的时间采访了随机挑选出来的10个学生。这些采访对象中许多都是高材生，他们对于1989的来龙去脉知之甚少。而且绝大多数人都强调这起“事件”不可能再度发生。
“你看，”一位自称思想有点另类的年轻人利奥解释说，“今天的学生比过去更为理性。”我问为什么。他回答说：“他们知道解决问题的正确方法。不一定得诉之暴力。渐进的改革总是上策。”
他们都认为在1989年，学生被少数坏人所误导，那些人给“动乱”煽风点火、向政府施压都是出于私利而非社会福祉。我再一次碰到了这种情况——我最聪明的学生把官方宣传拿出来作为自己深思熟虑的结论。
对于我的这些学生所属的阶层，拉拢已经完成。他们总是乐于指出生活越来越美好。在2001年的时候，私营企业家正式允许加入共产党。在2007年，尽管受到许多民众的反对，政府还是通过了一个保护私有财产的法律，该法的主要目的就是保护城市中产阶层的权利。
但中国也非常清楚，城市精英的支持，不足以维持他们在一个农民依旧占据人口大多数的国家的统治。60年前，正是由于农民的支持，才使得中共大权在握；但正如中国数千年的历史一再证明的，当权者对农民的忽视只会威胁自己的统治。
在新世纪已经传来了几声警钟，来自农村的失望情绪有可能给中共在未来的统治带来严重的困扰。
更令人惊讶的是中国的基尼系数（这是一个判定分配平等程度的常用指标，0代表收入的绝对平均，100代表绝对不平均）达到了44.7%，远甚于印度的32.5%。
对于中共来说，收入的不平等如此严重，令人尴尬。它有可能威胁到统治。因此，迫切需要缩小收入上的差距。
但与毛的策略不同，新的领导层瞄准的不是收入的平等，而是机会的平等。受关注程度一直居于修建马路及其他基础设施之后的教育，再次在政策纲领中居于重要地位。
在贫穷的内陆省份推行的九年制义务教育，计划用十年的时间推广至全国。大学则进行大规模的扩招。自从我搬到中国的五年时间里，中国的大学毕业生人数增长四倍。
与此类似，其他一些不安定因素，比如收入差异、腐败和环境问题，也引起了重视。
事实证明北京对于各种挑战所作出的回应，就像是在头痛医头脚痛医脚。中共忙着扑灭的大火许多都是它自己导致的，是基本管理结构的缺陷所造成的。
但你也可以说，哪怕是头痛医头脚痛医脚，领导层的确在尝试进行医治，不过要注意的是，他们找的是中医而不是西医。
我在中国传媒大学教书的时候，一个名叫弗洛拉的学生要请几天假。她说，妈妈病得很严重。我早就听说她妈妈住在加拿大，所以问她是不是要飞过去看妈妈。“哦，不是，”弗洛拉回答说。“在加拿大治不好。她准备飞回北京看中医。”
回到政治改革的问题，中国的领导层不仅认为这种改革是可行的，而且已在进行中。不过这场改革的节奏和条件依据的是中国的历史和文化，而非依葫芦画瓢模仿西方的自由多党模式。
简而言之，北京认为中国人的病还是得用中医治。
西方仍怀疑这些改革的效率，指出这种模式所存在的种种矛盾之处，但中国曾经一再地令西方大跌眼镜。这个国家已经发展出国家主导的资本主义，还将打造出类似的、具有中国特色的一党“民主制”，或者类似叫法的东西。
中共进行政治改革的基础是法制建设。它不是搞多党民主制，而是在一党制的国家内部建立一个制衡机制，这么做主要是为了确保国家依法行政，而非依据专横的、官僚的指令。
所以，人民获得的不是投票权，而是一系列策略性的合法“权益”。这些权益包括就某些问题起诉政府机关的权力，私有财产的保护，以及宗教自由等等。
尽管法律仍然被视为一个控制工具，但它同时也被视为对政府权力的监督，并且个人权力的保障也得到了加强。
随之而来的是法律意识得到了显著的增强。中国人所说的维权运动势头渐猛，尤其是2003年孙志刚死亡事件之后。
几年来，维权运动取得了几次成功，迫使政府撤销了一些不得人心的举措，唤起了公众的关注，否则那些民怨无法公布于世，依旧不为人所知。
那些维权人士的工作重心不在政权的更替上。他们的目标不是推翻政权，而是督促其实现自己的承诺。他们打抱不平，反对地方官员滥用职权，这使得中央政府往往站在他们一边。引发维权运动的常见原因包括地方上非法侵占土地所引发的冲突、城市发展以及环境污染等。
互联网和手机这些新技术对于维权运动的影响力大小发挥了核心作用。类似的例子有很多。比如2003年宝马撞人案，和2007年厦门PX化工厂事件。
从曝光官员在煤矿事故中的过失到救下差点被送上餐桌的猫，互联网提供了公民社会兴起的聚焦点——尽管政府想尽各种办法对此进行控制。
不过，不同于过去一味的打压，政府在策略和目标方面，已经能够更好地处理新技术进入政府和公民互动关系后所带来的复杂性。在政府看来，互联网既是威胁又是机遇。一方面，网络可以避开进而打破权力对信息的垄断；另一方面，公众在互联网上表达舆论也是共产党的一个重要反馈机制，一个测试国民的看法和情绪的手段。
领导层最喜欢的一个策略就是有选择性的镇压，只挑出公然挑衅党国权威的那些人，而不打扰一般民众。
毫无疑问，中国政府对于政治改革的认知回避了一些问题。建立缺乏司法独立的法治就像是修建空中楼阁；一方面把互联网作为公众参与的工具，同时又耗费大量的精力控制其潜在的威胁，同样也是如此。
中共进行政改的双轨方式就是把更大规模的参与和持续性的压制混合在一起，这是一个高风险、存在潜在危险的策略。它不仅无法取得实质性的进展，而且有可能引火上身。
如果激起了公众对于改革的期望，但中共又无法或者不能满足这些期待，爆发严重的摩擦是相当有可能的事情。由于对中国政治制度的大修尚未提上议事日程，所以社会赖以构建的体系难以稳定。因此，中共被迫进入一个半永久性的危机——反应模式。
不过，北京的成功之处在于它始终把压力保持在文火炖而非翻滚沸腾的状态。尽管透过水晶球占卜是一件冒险的事情，但我还是愿意肯定地表示：在一段时间里，中共很有可能继续保持这种文火状态，避免爆炸的发生。
我也相信，中国的政治制度不会立即崩溃，至少还会存在十年的时间，甚至有可能更长。它将继续以清晰的形式存在，只会在现有的政治和经济框架内进行变革。
[五]
在我抛出对中国未来的预测时，你可能会问我许多人已经问过的问题：中国大陆近些年的历史以及可以预见的未来，对于印度有什么借鉴意义？
过去几年中，印度可以从中国“学到什么经验”以及中国能从印度学到什么，成了国际会议上的时髦话题。那些兴奋的记者、德高望重的管理大师、跃跃欲试的商人以及圆滑的政客，一谈起中国都是金句不断，但说的都是些显而易见的事情，没什么意义。
其中的一条“深刻见解”是，印度擅长做软件，中国擅长搞硬件。另一条是，印度应该仿效中国对基础设施的投资，而中国应该借鉴印度的金融和司法制度。总之，结论看来就是印度应该修路，中国应该建立民主制度。
这些观点具有一种精致的对称性，它们发现中国和印度其实像镜子一般映照出彼此的成与败。但两国的评论家中哪怕是洞察力欠佳的人，也能轻易看出，如果中国有了印度的政体，或许就没有这么多马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