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习录新解(全译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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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章 徐爱录(2)

先生说:“自己的心在天理纯全就是至善,它如何从事物上获取?你不妨举出几个例子。”

郑朝朔于是说:“就像孝敬父母,怎样才能保暖避暑,怎样才能奉养才合宜,这需要求个适当才算是至善。基于此,我们才有了学问思辨的功夫。”

先生说:“假若只是讲求保暖避暑和奉养合宜,我们只须一两天的时间就可讲清楚,还要用学问思辨的功夫干嘛?保暖避暑、侍奉父母双亲时只要求己心纯为天理,这样如果没有学问思辨的功夫,就会失之毫厘而差之千里了。因此,即便是圣贤,也要遵照‘惟精惟一’的训示。倘若只是把那些礼节讲求得适宜,就认为是至善的标准,那么,现在的演员对许多侍奉父母的礼节表演得非常得体,他们也就可称为至善了。”

徐爱在这一天中又明白了很多。

评析

本节就行为和至善的问题作出了探讨,学生认为“至善”需要从事理上探求,认为人只有学会了做事才能求得至善,并举例侍奉父母就要先学会具体怎么做事,但王阳明指出如果只是学做事就能达到至善,那只要学两天的功夫就可以了,根本不需要在思辨上花功夫,也就不需要有这门学问了,而且举例说那些舞台演员也能把行为做得非常到位,但他们称不上至善。所以,不可因行为废弃心理认知的重要性,人只有明理了,才能真正行出来,这就是知行合一。

原文

爱因未会先生知行合一之训,与宗贤、惟贤往复辩论,未能决。以问于先生。

先生曰:“试举看。”

爱曰:“如今人尽有知得父当孝、兄当弟者,却不能孝,却不能弟。便是知与行分明是两件。”

先生曰:“此已被私欲隔断,不是知行的本体了。未有知而不行者。知而不行,只是未知。圣贤教人知行,正是要复那本体。不是着你只恁的便罢。故《大学》指个真知行与人看,说‘如好好色’,‘如恶恶臭’。见好色属知,好好色属行。只见那好色时已自好了,不是见了后又立个心去好。闻恶臭属知,恶恶臭属行。只闻那恶臭时已自恶了,不是闻了后别立个心去恶。如鼻塞人虽见恶臭在前,鼻中不曾闻得,便亦不甚恶。亦只是不曾知臭。就如称某人知孝、某人知弟,必是其人已曾行孝行弟。方可称他知孝知弟。不成只是晓得说些孝弟的话,便可称为知孝弟。又如知痛,必已自痛了,方知痛。知寒,必已自寒了。知饥,必已自饥了。知行如何分得开?此便是知行的本体,不曾有私意隔断的。圣人教人,必要是如此,方可谓之知。不然,只是不曾知。此却是何等紧切着实的功夫!如今苦苦定要说知行做两个,是甚么意?某要说做一个,是甚么意?若不知立言宗旨,只管说一个两个,亦有甚用?”

译文

徐爱因为未理解先生“知行合一”的教诲,就与宗贤和惟贤再三讨论,但没有收到很好的效果。于是请教于先生。

先生说:“不妨举个例子来说明你的看法。”

徐爱说:“现在世人都知道对父母应该孝顺,对兄长应该尊敬,但实际情况是往往做不到,可见知与行分明是两码事。”

先生说:“这是人心被私欲迷惑了,并不是知与行的本体了。没有知而不行的事,人们所谓的‘知而不行’,其实是没有真正明白。圣贤教与知和行,正是要恢复知行的本体,并非具体地告诉怎样去知与行便了事。所以,《大学》用‘如好好色’,‘如恶恶臭’的例子来启示人们什么是真正的知与行。见到美色是知,喜欢美色是行。人在见到美色时就马上喜好它了,不是在见了美色之后另外生一个心去喜好。闻到腐臭是知,讨厌腐臭是行。人在闻到腐臭时就开始讨厌了,不是在闻到腐臭之后才生起另一个心去讨厌。如果人鼻子不通,就算看恶臭的东西摆在眼前,但鼻子没有闻到,他也不会特别讨厌了。因为他根本没有认识到臭。又如,我们讲某人懂得孝悌之理,绝对是因为他已经做到了孝悌,才说他懂得孝悌。不是因为他只说了些孝悌的话,才称他懂孝悌。再比如一个人知道痛的感觉,绝对是他自己痛过才知痛。一个人知道寒冷和饥饿,也绝对是因为自己受过寒冷和饥饿。由此可见,知与行怎能分开?这就是知与行的本体,不曾被人的私欲迷惑。圣贤一定是这样教人才可以称作知。不然,就不是真正知晓。可见这是多么切实要紧的功夫啊!今天世人非要把知行说成是两回事,有什么意思呢?我要把知行说成是一回事,有什么意思?倘若不懂得古时圣贤立言的宗旨,只顾争论知与行是一回事还是两回事,又有什么用?”

评析

“知行合一”正是“阳明心学”的哲学核心命题之一,其涵义深邃自不必说。学生认为知与行是分开的,因为有些人明理但行不出来。王阳明为解学生之惑拿“见好色属知,好好色属行”;“闻恶臭属知,恶恶臭属行”举例说明人之五官对外界之事物有好恶之辨,这是知的范畴,辨知而后有行,如“好色”“恶臭”等行为。人只有真正知了,才会有行为,不然就称不上知道。最典型的就是说某人孝悌与否的例子,一个人只有真正孝悌,人们才会称赞他懂孝悌。一个人行不出来,人们就会说他不明理。并由此指出圣贤立言,皆为让人们知行合一的目的,知与行是一回事。

原文

爱曰:“古人说知行做两个,亦是要人见分晓。一行做知的功夫,一行做行的功夫,即功夫始有下落。”

先生曰:“此却失了古人宗旨也。某尝说知是行的主意,行是知的功夫。知是行之始,行是知之成。若会得时,只说一个知,已自有行在;只说一个行,已自有知在。古人所以既说一个知,又说一个行者,只为世间有一种人,懵懵懂懂的任意去做,全不解思惟省察,也只是个冥行妄作,所以必说个知,方才行得是。又有一种人,茫茫荡荡悬空去思索,全不肯着实躬行,也只是个揣摸影响,所以说一个行,方才知得真。此是古人不得已补偏救弊的说话。若见得这个意时,即一言而足。今人却就将知行分作两件去做,以为必先知了,然后能行。我如今且去讲习讨论做知的工夫,待知得真了,方去做行的工夫。故遂终身不行,亦遂终身不知。此不是小病痛,其来已非一日矣。某今说个知行合一,正是对病的药,又不是某凿空杜撰。知行本体原是如此。今若知得宗旨时,即说两上亦不妨,亦只是一个。若不会宗旨,便说一个,亦济得甚事?只是闲说话。”

译文

徐爱说:“古人把知行分开来讲,也只是让人有所区分,一方面做知的功夫,另一方面做行的功夫,这样才能落到实处。”

先生说:“这样做就抛弃了古人的本意了。我以前说过,知是行的主意,行是知的实践;知是行的发端,行是知的结果。如果领会到知行的道理,只说一个知,行已自在其中了;只说一个行,知也自在其中了。古人之所以说一个知,又说一个行,只因世上有一种人,只顾懵懵懂懂地随意去干,根本不思考琢磨,一味地肆意妄为,所以必须说一个‘知’,他才能行得端正。还有一种人,思想漫无边际,根本不愿切实力行,只喜欢主观臆断,捕风捉影,所以必须说一个‘行’,他方能知得真切。这是古人为了补偏救弊不得已而采取的说法。假若领会得这个道理,一句话足够。现今的人非要把知行分为两件事去做,认为是先有了知,然后才有行。因此,我暂且先去讲习讨论如何做知的功夫,等知得真切再去实践。最终也就终生都没有行动,如此也就必定终生不知了。这不是一个小问题,此种错误认识为时很久了。现在我说的知行合一正是对症下药,这不是我凭空捏造的。知行本体原本就是如此。现今如果你们知晓我立论的宗旨,即使把知行分开说也无妨碍,它们本是一体。如果不曾领会我立论的宗旨,即使说知行合一,也无济于事。不过只是说些无用的话而已。”

评析

王阳明说知是行的开端,行是知的完成,二者互为始末。因此谈“知”,就必然有“行”在其中了,说“行”,也就自然有“知”在里面了。行不出来是知得不正确,胡作妄为也是因为知得不正确。知行本是一体,但是古人针对不同的问题的人,分别提出了知与行的补救措施,看上去两者是对立的,但最终实践起来就能领悟知行本是一体。没有领悟这个宗旨,光是在辩论两者是不是一回事,不过是说闲话罢了。这也提醒学子不要因言废行,也不要胡作妄为,而要把握宗旨。

原文

爱问:“昨闻先生‘止至善’之教,已觉功夫有用力处。但与朱子‘格物’之训,思之终不能合。”

先生曰:“‘格物’是‘止至善’之功。既知‘至善’即知‘格物’矣。”

爱曰:“昨以先生之教推之‘格物’之说,似乎亦见得大略。但朱子之训,其于《书》之‘精一’,《论语》之‘博约’,《孟子》之‘尽心知性’,皆有所证据,以是未能释然。”

先生曰:“子夏笃信圣人,曾子反求诸己。笃信固亦是,然不如反求之切。今既不得于心,安可狃于旧闻,不求是当?就如朱子尊信程子,至其不得于心处,亦何尝苟从?‘精一’‘博约’‘尽心’本自与吾说吻合,但未之思耳。朱子‘格物’之训,未免牵合附会,非其本旨。精是一之功,博是约之功。日仁既明知行合一之说,此可一言而喻。‘尽心知性知天’是‘生知安行’事,‘存心养性事天’是‘学知利行’事,‘夭寿不贰,修身以俟’是‘困知勉行’事。朱子错训‘格物’,只为倒看了此意,以‘尽心知性’为‘格物知至’,要初学便去做‘生知安行’事,如何做得?”

译文

徐爱问:“昨天听了先生关于‘止至善’的教导,我已感到功夫有了着力处。但是,我始终觉得您的见解和朱熹对格物的阐述有不相合的地方。”

先生说:“‘格物’是为‘止至善’下的功夫。既然明白‘至善’,也就明白了‘格物’。”

徐爱问:“昨天我将先生关于‘止至善’的教导与‘格物’之说予以考察,似乎大致上理解了。然而,朱子的观点在《尚书》的‘精一’,《论语》的‘博的’,《孟子》的‘尽心知性’都可找到依据,所以我仍不能完全接受。”

先生说:“子夏笃信圣贤教诲,曾参反躬自省。虽然笃信圣贤也正确,但还是不如反躬自省来得真切。你现在既然不能明白,怎么能承袭旧说而不去探求个究竟呢?就像朱熹十分尊敬信赖程子,若遇到不明之处,又何曾盲目信从呢?‘精一’‘博约’‘尽心’等,这些概念与我的见解本来是吻合的,只是你没有想明白罢了。朱熹对‘格物’的阐释,不免牵强附会,并非‘格物’之本意。求精是为专一的功夫,博学是达到简洁的功夫。既然明白知行合一的主张,此处只须一句话就能清楚明了。‘尽心知性知天’是‘生知安行’者做的事;‘存心养性事天’是‘学知利行’者做的事;‘夭寿不贰,修身以俟’是‘困知勉行’者做的事。朱熹错误地解释‘格物’,只是由于他颠倒了因果关系,认为‘尽心知性’就是‘格物知至’,要求初学者去为‘生知安行’这样的事,这怎么能行呢?”

评析

这节王阳明就“格物”与“止至善”的关系有做了一番深入探讨,告诫学生不要因为敬重老师就盲目信从,对于自己不明白的问题还是应该主动寻求答案的。后面指出朱熹对格物的理解颠倒了因果关系,错误地把“尽心知性”理解为“格物致知”。但格物是功夫,和“止于至善”“尽心知性”是前因后果的关系。

原文

爱问:“‘尽心知性’何以为‘生知安行’?”

先生曰:“性是心之体,天是性之原。尽心即是尽性。‘惟天下至诚为能尽其性,知天地之化育。’‘存心’就是没有尽心。‘知天’的知犹如知州、知县的‘知’,是自己分上事,己与天为一。‘事天’如子之事父、臣之事君,须是恭敬奉承,然后能无失。尚与天为二,此便是圣贤之别。至于‘夭寿不贰’其心,乃是教学者一心为善,不可以穷通夭寿之故,便把为善的心变动了。只去修身以俟命,见得穷通夭寿有个命在,我亦不必以此动心。‘事天’,虽与天为二,已自见得个天在面前。‘俟命’,便是未曾见面,在此等候相似,此便是初学立心之始,有困勉的意在。今却倒做了,所以使学者无下手处。”

译文

徐爱问:“‘尽心知性’的人怎么能做到‘生知安行’呢?”

先生说:“性是心的本体,天理性的根源。尽心也就是尽性。《中庸》上说:‘惟天下至诚为能尽其性,知天地之化育。’‘存心’就是没有尽心。‘知天’里的‘知’犹如知州、知县的‘知’,意指做自己应该做的事,代表天人合一。‘事天’犹如儿子侍奉父亲、臣子辅佐君王一样,务必恭敬地侍奉,然后才能没有闪失。这还是与天相对为二,圣与贤的区别就在这里。至于‘夭寿不贰’,它是教育人们一心向善,不能因境遇好坏或寿命长短,而把为善的心改变了。只去修身等待命运安排,认识到人的困厄通达、长寿短命是命中注定,自己也不必因此而心动。‘事天’,虽与天相对为二,但已看见面前有天命了。‘俟命’,就是不曾见面,在这里等待,这就是初学者立定心志的开端,有身处困境但惕厉自强的精神。而今被朱熹颠倒过来,因此使学习的人无从着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