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外受众认知中国传统造型艺术的基本路径

张安华

摘要：中国传统造型艺术包含了书法、篆刻、国画、雕塑、工艺美术、建筑和园林。中国传统造型艺术的海外传播活动自古有之，现当代以来，海外受众认知中国传统造型艺术的路径呈现出多元化发展的趋势。目前，海外受众认知中国传统造型艺术的基本路径包括跨国展示、国际贸易、艺术教育、艺术收藏、国际旅游和国际移民。

关键词：中国传统造型艺术；海外受众；传播路径；对外传播

汉语中的“造型艺术”，是跨文化传播的舶来品。“造型艺术”一词源于德国美学家莱辛1766年的著作《拉奥孔》。“造型艺术”的概念到20世纪初期正式引入中国，常与“造型艺术”“美术”“视觉艺术”“空间艺术”等词汇混用。对于“造型艺术”的界定，主要涉及艺术的分类问题，西方大多学者都认为造型艺术包含绘画、雕塑、建筑三类。在我国，除了绘画、雕塑和建筑艺术外，一般还把工艺美术和东方特有的书法、篆刻艺术也纳入“造型艺术”的范畴。本文提的“中国传统造型艺术”，包含了书法、篆刻、国画、雕塑、工艺美术、建筑、园林等中国古代固有的造型艺术门类，同时，由于油画、摄影等是到了近现代才出现、从西方移植过来的新兴造型艺术门类，其中包含中国“传统”的成分相对较少，因此不在本文考察的范围。

研究海外受众认知中国传统造型艺术的基本路径问题，换言之，即是要研究中国传统造型艺术对海外传播的路径。作为中国文化对外交流的重要方面，中国传统造型艺术的对外传播可以看成是一种跨国境、跨文化、跨语言传递传统造型艺术作品及其相关信息的艺术传播活动。从传播学角度来说，中国传统造型艺术对外传播的传播主体（或传播者、信源）是以中国政府代表的官方传播为主导，并与个人、组织、企业等民间传播主体结合。传播客体（或受传者、传播对象、信宿）是海外受众，主要指外国公民，也包括移居海外的华侨华裔。在时间上，涵盖了从古至今中国对其他国家传播传统造型艺术的一切人际交往和大众传播活动。传播的目的是要引起海外民众对中国传统造型艺术的兴趣并促使他们通过读取我国的艺术信息，从而更加了解我国的文化艺术，使我国取得更多的国际认同和支持，同时创造一个有利于我国文化艺术发展的国际环境。

随着生产力水平不断提高，科技突飞猛进，国际交通便捷，各国人员跨越国界的交往活动更加频繁，各类文化艺术产品的运输更加便利，同时，印刷、影视、互联网等现代媒介不断融合，使艺术信息的传播方式得以不断拓展。以上种种变化也带来了海外受众认知中国传统造型艺术路径的空前多元化发展。目前，海外受众认知中国传统造型艺术的基本路径包括：跨国展示、国际贸易、艺术教育、艺术收藏、国际旅游、国际移民，等等。

一、跨国展示路径

近现代以来，中国传统造型艺术作品特别是各种手工艺品的跨国展示传播主要依附于具有展销性质的“万国博览会”“劝业会”或“赛珍会”，后经发展才逐渐形成专门展示艺术作品的艺术展览会。在各国文化交流日益频繁和文化全球化的今天，借助跨国展示来对外传播传统造型艺术十分普遍。可以说，跨国展示是20世纪以来海外受众认知中国传统造型艺术最直接，也最有效的路径之一。跨国展示路径又可分为艺术品外展和开放性展示两种类型。

第一，定期或不定期举办艺术品对外展览是海外受众直接感知并接触到中国传统造型艺术的一种跨国展示路径。中国传统造型艺术对外展览的类型多种多样，包括：中国古代文物艺术品外展、现当代艺术家的个人作品或群体联合外展、中国艺术家作品受邀参展海外举办的艺术展、为纪念重大事件或庆祝某个特殊节庆的中国艺术品特展、通告征集再进行评选择优的选拔性国际艺术展览，等等。以文物艺术品外展为例，我国文物遗产丰富，因此可以利用这个优势，通过文物外展向世界传播传统造型艺术。文物外展中较为成功的要数西安秦始皇帝陵兵马俑的对外展览。1974年，兵马俑在陕西西安第一次被发掘，至今已出土8000余尊与真人真马同等大小的陶俑塑像，堪称中国古代写实雕塑艺术最杰出的代表作。1976年开始，兵马俑或独立或与其他文物艺术品一起，已在亚洲的日本、韩国、菲律宾、以色列、印度、新加坡、土耳其；欧洲的丹麦、挪威、瑞典、芬兰、匈牙利、德国、奥地利、瑞士、比利时、英国、爱尔兰、法国、摩纳哥、西班牙、意大利、南斯拉夫、希腊、马耳他、俄罗斯、荷兰、瑞典；大洋洲的澳大利亚、新西兰；美洲的加拿大、美国、墨西哥、巴西、哥伦比亚、智利、罗马尼亚；非洲的南非、突尼斯等世界五大洲的40多个国家和地区展出过，海外观众超过2000万人次。1979年，西安兵马俑博物馆开馆以来接待的5000余万人次的观众中，外国观众达500余万人，外国政要200余人[1]。并且，这一数据还将不断被刷新。

第二，开放性展示是指传统造型艺术作品长期或在一定限期内放置于经常有外国人出没的公共建筑、城市街道或公园等公共空间当中，既起到美化环境的效果，又可让海外受众近距离接触、观赏并体味作品的思想内涵，从而实现传统造型艺术的跨文化传播。现当代以来，传统造型艺术作品逐渐同城市环境景观结合，有效增强了城市的传统文化底蕴，无论是传统书画、雕塑还是工艺品，逐渐由私人的收藏陈列走向开阔的公共空间，甚至从博物馆、美术馆走向更加开放的公共场馆、城市中心广场或商业街区，成为公共艺术的重要组成。具体说来，作为公共艺术形态的大型壁画、城市雕塑和室内外陈设的各种传统造型艺术品都属于开放性对外展示的范畴。中国美术馆前馆长杨力舟认为：“一个国家伟大、文明的程度体现在艺术形象方面，第一是城市建筑，第二是城市雕塑，第三是代表性建筑里的艺术陈设，其中包括了绘画、雕塑、工艺美术品及其他艺术品。”[2]基于此，人民大会堂、首都国际机场、中国驻海外的大使馆、领事馆等公共场馆从外部建筑风格到室内装饰和家具陈设，无不被艺术之美所笼罩，这些场所为传统造型艺术提供了重要的跨国展示平台。例如，作为中国国家领导人接见来访外国首脑和国际友人的最高政治殿堂，北京人民大会堂来还是一座收藏和展示国家形象的艺术宝库。这座殿堂历经半个多世纪共收藏1000多件现当代艺术家作品，囊括国画、版画、书法、雕刻、刺绣、漆器、瓷器各类，其中，国画藏品最丰，且创作者多为20世纪享誉海内外的画坛巨匠，他们的作品在装饰人民大会堂大小厅堂的同时，也代表了中国“艺术的国家形象”。正如文化部艺术司冯远司长评价的那样：“它所能承载和播散的文化价值、意识形态价值，也从某种意义上更为人们所关注、所接受……任何一个国家的政治活动中心，政治权力中心和政治讲坛，议事厅的建筑浴室内装饰都在努力体现着一个国家的政治价值观、文化价值观和艺术价值观，体现着本民族的文化创新精神，民族的审美取向，这将是、也应该是无可争议的最高级展示场所。”

二、国际贸易路径

国际贸易是海外受众认知中国传统造型艺术最为古老的路径之一。从历史上看，封建社会即有官方朝贡贸易、市舶贸易和民间合法或走私贸易对外输出各种造型艺术品，由于运输技术限制，古代销往域外的艺术商品主要是轻巧便携的丝织品、陶瓷器、漆器、玉器等各类手工艺品。而真正意义上的国际艺术品贸易是从近代资本主义商业社会才开始，国际艺术品贸易是随着近代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和财富积累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改革开放以来，随着中国经济实力的增强和市场机制的完善，中国艺术品市场和艺术品对外贸易随即兴起，国内不断出现专门从事艺术品销售的经销商和公司，传统造型艺术的海外传播也逐渐向中介性质的艺术品经营主体画廊、拍卖行和艺博会靠拢。尤其是近几年，中国艺术品市场迅速崛起：凭借层出不穷的画廊、艺博会、火爆的艺术拍卖以及不断涌现的实力藏家，中国已经迅速发展为全球的艺术交易中心，尤其在高端市场占据了全球主导。在艺术市场走向全球化的今天，伴随着中国艺术市场国际地位的显著提高，海外必然会对中国的艺术品以及新兴的中国市场越来越感兴趣。

第一，中国传统造型艺术作品逐渐受到海外收藏机构、私人藏家和投资者的关注，成为国际市场上的投资热点之一。对海外消费者来讲，无论是拥有一件康乾雍官窑瓷器还是当代名家的中国画作，已经不仅是出于审美或炫富的需要，更为他们所倚重的是中国艺术品巨大的升值潜力所带来的资本增值。中国艺术市场中存在着对西方人诱惑十足的投机机会，这也促使中国艺术家在北京、香港等地艺术市场上的身价急剧攀升。从国际艺术市场上看，欧洲除了有许多专门经营中国瓷器、玉器等传统工艺品的古董经销商，一些西方知名画廊也开始致力于推介中国当代艺术；在伦敦、纽约、香港的苏富比和佳士得拍卖会上，每年都会有多场中国艺术品的拍卖专场；纽约每年会举办两次“亚洲艺术周”，以公开拍卖或私人交易的方式销售中国、日本、韩国等亚洲地区的古代珍贵工艺品、书画以及现当代作品；中国国内画廊开始受到海外的邀请，频频走出国门出现在颇具影响力的国际艺博会上，向海外民众展销现当代中国艺术家的作品。

第二，深具潜力的中国艺术市场不断吸引着世界各地的知名艺术交易商、高端画廊、顶级拍卖行及国际艺博会的介入，如佩斯画廊（Pace Gallery）、高古轩画廊（Gagosian Gallery）、白立方画廊（White Cube Gallery）等国际顶级画廊进驻中国北京和香港；国际拍卖两巨头苏富比（Sotheby's）和佳士得（CHRISTIE'S）不但20世纪七八十年代在香港设立分公司，并将香港发展成为其在亚洲的拍卖中心，近年来它们还一直致力于开拓内地市场—2012年9月，苏富比在北京举办首场拍卖，成为首家获得内地拍卖执照的国际拍卖行，而佳士得也分别在北京和上海设立办事处，2013年9月佳士得在上海举办了内地首场拍卖会；2013年5月，被誉为“世界艺博会之冠”的瑞士巴塞尔艺博会在香港举办了首届巴塞尔香港艺术展，等等。随着国际顶级艺术交易商和经营中介的介入，也为海外相关业内人士认知中国传统造型艺术提供了更多机会。

三、艺术教育路径

自古以来，艺术教育一直是海外受众接受传统造型艺术的重要路径。艺术教育在古代表现为一种口传心授的师徒教学模式，无论是民间工艺的传承还是文人书画的发展都离不开这种古老的传授方法。外国人来华拜师学习传统造型艺术的创制技法以及中国人去往国外传授技艺的现象自古即有。现代艺术院校产生后，较之传统师徒相授的形式其影响力和艺术传播的范围更为广泛。现阶段，中国政府正致力于建立更大规模的对外艺术教育工程，以培养更多了解和热爱传统造型艺术的外国年轻受众群体。海内外相关院校或培训机构的艺术教育已经成为培养外国的中国传统造型艺术爱好者、创作者和研究者最重要的路径之一。

第一，就国内艺术教育而言，中国近年重视拓展来华留学生的规模和提升来华留学生的层次，吸引和培养海外留学生来华接受教育不仅是中国教育改革、外交战略、经济贸易、传播中华文化和价值观念的重要方面，更是海外受众熟悉中国传统造型艺术的重要途径。新世纪以来，伴随着中国高等教育的国际化进程，来华的外国留学生人数激增（如图1）。海外各国来华学习的留学生特别是艺术类留学生成为接受中国传统造型艺术相关信息和知识的主体，他们学成归国后，可能还会继续向本国大众传授传统造型艺术知识，充当中国文化艺术国际传播的桥梁。

一方面，通过艺术教育路径对外传播传统造型艺术最直接的办法是扩大国内相关艺术类高等院校、综合性大学的艺术专业招收海外艺术留学生的规模，吸引更多艺术留学生来华学习。新世纪以来，越来越多的国内艺术院校或综合性大学的艺术专业面向海外招生，外国学生可以通过申请或选拔性考试进入这些艺术院校直接学习各种传统造型艺术的创作技法和理论知识。另一方面，在对外汉语教学中引入书法课程不仅可以促进汉语教学，同时也是来华留学生认知中国书法艺术的重要路径。从历年来华留学生学习专业统计数据看，新世纪以来学习文科（包括汉语言、文学和艺术）的留学生比例最高，特别是汉语言一直是来华留学生选择的最热门专业，2003年汉语言专业国际学生占来华留学生总数的73.8%，尽管近年汉语言专业留学生人数所占比率有所下降，但仍达半数以上。这体现了“汉语热”“国学热”在全球的盛行。目前，我国的对外汉语教学注重利用中国书法艺术与汉字的关联性，引导留学生研习书法、体味艺术之美的同时，更好地学习怎样书写汉字。国内很多高校已经将书法课作为外国留学生的公共选修课或文化拓展课，促使学习了解中国书法的外国留学生不断增多。

第二，在国外，针对海外民众开展的中国传统造型艺术相关知识的教育，可以充分利用海外的孔子学院（如图2）、中国文化中心以及外国高校的艺术史或汉学等科系，开设书法、国画、刺绣、剪纸、年画等传统造型艺术的创作实践体验与理论研究课程。比如，世界各地的孔子学院每年会举办多场文化活动，2012年全球孔子学院全年共举办各种文化活动约1.6万场，参加人数948万人次。2013年全年共举办各类文化活动2万多场，参加人数920多万人。这些文化活动中绝大部分都有关于书法、水墨画、剪纸等传统造型艺术的展示与创作体验。除了孔子学院，中国政府在海外建立的中国文化中心也会组织短期的艺术培训班，而海外华校开设的中国艺术课程以及由华人华侨群体组成的艺术协会、艺术团体组织或艺术家个人开办的中国艺术培训班也不少。并且，一些中国书画家、工艺美术大师、艺术理论家、艺术史学家还会到国外开展短期的培训班授课、开设主题讲座或参加国际学术研讨会、举办艺术展览等教育交流活动，向海外推广中华文化艺术。再譬如，国外一些知名高校及科研院不乏专门研究中国艺术史理论并从事相关课程教学的学者，以美国为例，20世纪中期以来，美国高校的中国艺术史教研领域出现了罗樾（Max Loehr）、夏皮罗（Meyer Schapiro）、索柏（Alexander Soper）、列文森（Joseph Levenson）、李铸晋、何惠鉴、高居翰（James Cahill）、方闻、谢伯柯（Jerome Silbergeld）、包华石（Martin Powers）、文以诚（Richard Vinograd）、罗泰（Lothar von Falkenhausen）、巫鸿、韩文彬（Robert E. Harrist, Jr.）、白谦慎等一大批具有国际影响力的中国艺术史学者，并确立了普林斯顿大学、哈佛大学、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密歇根大学、堪萨斯大学、耶鲁大学、哥伦比亚大学、芝加哥大学等几大教研中心。这些国外的中国艺术史学者不但借助自己的课堂教学让更多的海外学子认知了解中国传统造型艺术，其发表和出版的文字著述无疑也为传统造型艺术走向世界起到了重要的推介作用。

四、其他认知路径

第一，艺术收藏路径。艺术品收藏是海外受众认知传统造型艺术的重要路径。古代国外的王室贵胄、富贾豪绅、宗教僧侣中一直不乏热衷收藏中国艺术品的，他们凭借自己的社会地位和雄厚的财力，通过外交馈赠、商业贸易、文化交流甚至是战争掠夺、盗窃走私等途径获得了大量的中国瓷器、丝绸、书画、玉器、青铜器等艺术品，这些君王富商及僧侣们将自己得到的中国艺术品聚集保存起来，为摆放这些藏品还专门建造收藏室、陈列室或仓库。近现代以来，博物馆在世界范围内兴起并迅速发展起来，通过海内外中国艺术藏品丰富的艺术博物馆、美术馆等收藏机构对社会公众的日常开放展示，极大拓展了中国传统造型艺术国际传播的范围。正像法国学者莫里斯·梅洛庞蒂所说：“博物馆能使我们一下子同时地看到分散在世界上、深藏在崇拜或文明中、装饰文明的艺术作品，在这个意义上，博物馆培养了我们作为绘画的绘画意识。”[3]根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一项统计数据显示，目前海外47个国家的200多家博物馆中收藏的中国文物艺术品达164万件，这些国家的民间私人收藏则是博物馆藏数量的10倍之多。而据中国文物学会的统计，1840年鸦片战争以来，因战争掠夺、盗窃、走私等不正当原因流失到欧美、日本和东南亚等国家及地区的中国文物已超过1000万件，其中仅国家一、二级文物就高达100余万件。这两个统计都反映了一个接近的数据：海外博物馆收藏加上民间私人收藏的中国文物艺术品远超1000万件[4]。除了文物藏品外，近年随着中国经济地位提升和艺术品市场的火爆，海外公私立博物馆及收藏家开始搜罗中国现当代艺术品，特别是对一些名家名作收藏数量不断增加。

第二，国际旅游路径。旅游是一种旅游目的地文化向客源地传播的有效路径。国际旅游者跨越国界的旅游行为有利于旅游目的国文化向客源国传播。海外游客通过来华旅游，可以真切地感知中国的文化和艺术。我国的旅游资源丰富，特别是历史文化遗产资源以文物、建筑、遗址、壁画、石刻等形态保存至今，具有较强的文化传递性，中国历史文化名城、传统建筑景观、古代遗址陵墓等无不向过往的海内外游客传递出无穷的文化和艺术信息。因此，国际旅游被认为是海外受众认知中国传统造型艺术的重要路径。中共北京市委研究室、北京市旅游局2010年发布《旅游产业作为世界第一大产业发展状况研究》报告指出：旅游产业具有文化承载的功能，发展国际旅游成为各国“输出国家文化、形象和影响的重要渠道。世界旅游强国都注重自然和文化遗产的保护与文化内涵的深度开发，把本国文化贯穿于旅游产业发展全过程，在旅游服务中充分体现人文特质”。

第三，国际移民路径。国际移民一直是海外受众认知传统造型艺术的重要路径。一方面，历史上中国人向外大规模移民的情况时有发生，从移民身份上来看，既有艺术家、文人学者的文化精英，他们具有丰厚的文化底蕴和艺术修养，也有从事各种手工业的民间艺人、经营和收藏艺术品的收藏家、古董商、画商，这些华人华侨所到之处，往往会自觉或不自觉地传播中国的文化艺术，从而为中华文化在海外获得更广泛的认同奠定了基础。据统计，截至2011年，海外华人华侨数量已达到5000万人次，这些客居异国的华人华侨移民不仅是国际移民、海外信息的接受者，同时也是中华传统文化的承载者和传播者。尽管他们身处异国他乡，他们仍会传承并沿袭中国传统习俗；组织各种宗亲会、乡亲会或华人社团等来联络民族情感；兴办华文学校或在海外的高校执教，借助教育途径向海外受众推介中华优秀的文化艺术。另一方面，在中国境内各大城市中也有相当数量的外国人长期或短期居住在中国，他们在中国生活、学习并工作，必然能接触到各种传统造型艺术品，并有可能对其产生兴趣，积极去参观艺术展览或学习如何创作艺术作品。

除了上述路径外，近几十年，借助其他门类艺术作品的跨国展示或演出活动来传播传统造型艺术逐渐成为海外受众认知中国传统造型艺术的一种新型路径。从艺术学理论的学科角度来看，各门类艺术间相互吸收、相互借鉴的艺术现象普遍存在。各门类艺术间的界限正在逐渐被打破，新的艺术语言不断产生，丰富多彩的艺术风格、艺术流派层出不穷，艺术创作呈现出一种难得的活力[5]。因此，不难想象，无论是音乐、舞蹈、戏曲等传统表演艺术，还是新兴的设计艺术、新媒体艺术，都离不开传统造型艺术的影响和熏陶，从中得到启发或汲取灵感进行新的艺术创作。在这里，中国传统造型艺术的主要功能是“启发新的艺术生成，或派生出新的艺术品种，产生新的艺术流派，或使这种经典艺术在新的时代背景下出现价值增值”[6]。一旦这些派生出来的新的艺术作品走出国门面向海外传播，必定会相应带动其中包含的传统造型艺术信息的跨文化传播，且有可能引发更多的海外民众主动去关注、欣赏并理解中国传统造型艺术。譬如，在视觉传达设计中融入传统造型艺术元素的探索和实践，较为成功的当属香港设计师靳埭强，他的设计在亚洲乃至世界享有盛名。在20世纪70年代末靳埭强就开始了设计的“寻根”实践：“香港是中国人的社会，香港艺术的历史，应是中国艺术历史的一部分，香港艺术家的根，也应可在中国追寻。”[7]在遵照西方设计原理基础上，靳埭强在作品中融入水墨、书法、剪纸等传统造型艺术元素，创造了别具一格的中国特色视觉设计语言，促进了中国传统图形与中国设计的国际化。可以说，靳埭强的设计语言是现代的、国际的，设计核心却是传统的、中国的。1989年靳埭强为国际舞蹈学院舞蹈节设计的海报、1995年《汉字》系列、1997年为香港回归设计的《手相牵》、1999年为澳门回归设计的《九九归一》以及为美国CA杂志设计的封面，无一例外都是将传统书画元素渗透其中。靳埭强将书画笔墨转换成一种设计语言，既引领了中国视觉传达设计的水墨潮流，又强化了中国传统书画的世界知名度。德国乌泊塔尔大学视觉传达设计系教授乌韦·勒斯（Uwe Loesch）赞叹道：“中国数千年的艺术历史，尤其是传统的水墨画，再次由靳埭强先生崭新地演绎出来。他运用精湛的书法是优异的标记。”[8]

参考文献

[1] 沐浴改革春风铸就历史辉煌[N]．陕西日报，2008—12—12.

[2] 徐翎．为文化中国造像——“艺术的国家形象——人民大会堂中国画学术研讨会”发言纪要[J]．美术观察，2002（12）.

[3] [法] 莫里斯·梅洛庞蒂．符号[M]．姜志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3.

[4] 闻哲．1000万？中国文物流失海外知多少[N]．人民日报海外版，2007—01—29（4）.

[5] 王廷信．艺术学理论的使命与地位[J]．艺术百家，2011（4）.

[6] 王建疆．全球化背景下的敦煌艺术再生问题研究[J]．西北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2007（2）.

[7] 靳埭强．眼缘心弦[M]．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2002:160.

[8] 靳埭强．身度心道：中国文化为本的设计·绘画·教育[M]．合肥：安徽美术出版社，2008.

[9] 洪再辛选编．海外中国画研究文选（1950—1987）[C]．上海：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1992.

[10] 林梅村．美国的中国艺术史研究——海外中国艺术史研究调查之一[J]．中国文化，2006（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