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部分
开支与税收

第1章
战争国家的兴衰

钟声嘹亮，送走对金钱的愚昧痴狂；

钟声嘹亮，送走那战事纷繁的过往。

——丁尼生《悼念》

战争自古有之。自有史记载之初直至近年，战争一直都是财政变革的原动力。正如希罗多德所说：“战争乃万物之父。”而在伯罗奔尼撒之战中，万物之中就包括雅典开支的骤增，提高税收并开辟新的收入来源变得迫在眉睫，于是雅典娜金像被推进熔炉，用来铸成金币。正是战争促成了这一切，个中的象征意义不言而喻。

这是一条普世的真理。“战争的支柱就是无限的金钱。”西塞罗在他的第五篇抨击安东尼的演讲中如是说。拉伯雷在他的《巨人传》中也附和道：“没有货币储备而发起的战争，其力量就如吹一口气那样转瞬即逝。”路易十二在1499年入侵意大利前，特里布尔西欧元帅进奏道：“陛下所需要的就是金钱，更多的金钱，无时无刻不在的金钱。”16世纪早期作家罗伯特·巴尔扎克也赞同道：“战争的取胜，最关键的一点是拥有为其提供一切所需的雄厚财力。”查理五世大帝的妹妹玛丽告诉他：“陛下是基督教内最伟大的君主，但你不能以基督的名义发动战争，只有充沛的财力才能保证战争的胜利。”一个世纪之后，红衣主教黎塞留也响应道：“黄金与货币是政权首要的、必需的给养……一个窘困的君主难以发动一场荣耀的战争。”

与战争的庞大开支相比，可立即调用的国库资金非常有限，而财政的发展史很大程度上就是为弥合这一差距所作的各种努力的写照。直到最近，战争与财政之间关系的密切性才有所减弱，而在此之前的许多世纪里，战争成本一直是影响国家预算最大的因素。直到20世纪下半叶，战争成本的角色才被福利成本取代，这无疑是一个重大进步：虽然懒散并非美德，但从道义上说，付钱让人无所事事总好过付钱让人自相杀戮。但这一进步的深远意义却尚未被充分认识到，对于西方乃至全世界大部分地区，把今日称为踏入非军事化的时代并非夸张之词。

人们普遍认为，从长期来看，战争成本呈直线或指数性增长，但这并不正确。诚然，从绝对值上说，军事硬件价格和国防预算金额不可避免地上升了。但从相对值上说，情况就不那么简单了。我们应该将军事开支与战争的规模、频率联系起来，与现役军人的人口占比联系起来；与军工技术的杀伤力联系起来，尤其要与经济总产出联系起来。将人口占比、军工技术、武器价格、经济产出考虑进来之后，战争成本在各个历史时期实际上呈较大波动，而这种波动正是财政革新的动力。

战争的强度

本章暂不去追究战争发生的原因，这个问题我们后面会谈到，我们现在只要知道战争的确在发生，而且频繁发生，而战争发生的频率是一个值得探讨的问题。

不少人都对军事冲突的频率作过统计，但他们每个人对战争的界定不同，且统计的时间段也参差有别。P·A·索罗金统计出在1819～1925年发生了97场战争，而根据昆西·莱特的统计，1800～1945年发生了112场战争，莱特的统计据其称仅限于“现代文明战争……涉及若干国家……这些国家在法律意义上被认定为交战国，或动用5万人以上军队的战争”。而L·F·理查逊将“造成伤亡的冲突”均统计在内，得出了一个高得多的数字：1819～1949年发生过289次战争。鲁瓦德统计了所有“有组织、持续时间较长并且涉及至少一个主权国家的大规模战争”，得出一个更高的结果：1815～1984年有410次战争。而密歇根大学的战争及相关课题研究中，对战争采用了较为严格的界定，它将多数小型殖民地战争或参战国家人口不到5万，以及每年阵亡人数不到1000的战争都排除在外，基于此，他们的数据库显示，在1816～1992年共有210次国家间的战争以及151次国内战争。现代战争的最低统计数是列维得出的，仅31次，这是因为他只将涉及一个或数个大国的战争计算在内。

对于欧洲以外的战争，追溯得越早，相关史料也就越散碎，即使是最雄心勃勃的统计也会绕开古代和中世纪，但我们还是不妨回望一下。鲁瓦德基于他对战争较为宽泛的界定，得出1400～1984年共有1000多次战争。与之相对的是列维的统计：1495～1975年仅有119次大国战争。即使沿用列维狭义上的战争，其频繁程度也令人触目惊心：

1495～1975年的481年中，75%的年份都有涉及大国的战事……平均每4年就会爆发一起新的战争，每七八年就会发生一场大战（即牵涉到多个大国的战争）……在典型（中位数）的年份中……往往都有一场牵连大国的战争……

自1495年以来，没有哪个25年期间是完全没有战争的。

我们可以把这种对战争的统计延展到今天。斯德哥尔摩国际和平研究院（SIPRI）计算出：1989～1997年，发生了103次“武装冲突”，其中6次为国家间的冲突；1999年有约27次重大武装冲突，其中两次为主权国家间的冲突（即印度和巴基斯坦，厄立特里亚和埃塞俄比亚）。若采用列维的战争必须涉及至少一个大国的标准，则在越南战争（他所统计的最后一次战争）之后，爆发了6次战争：中苏珍宝岛之战（1969年），中国对越自卫反击战（1979年），苏联——阿富汗之战（1979～1989年），福克兰群岛之战（1982年），海湾战争（1990～1991年），以及科索沃战争（1999年）。

战争是否变得频繁了呢？有人可能会说战争频率降低了。若采用列维的战争必须涉及至少一个大国的标准的话，那么16世纪的100年中有95年发生着这样的战争；17世纪这个数字为94年；18世纪降至74年；19世纪为40年；到20世纪，这个数字上升至50多年。换言之，“每年平均战争量”在16世纪最高，19世纪和20世纪最低。但若采用鲁瓦德宽泛的战争界定的话，则结果为1400～1559年有281次战争，1559～1648年降至162次，1648～1789年再次下降至145次，而1789～1917年上升到了270次，1917～1984年又回落到163次。而战争及相关项目的数据（将不牵涉到大国的战争和国内战争也计算在内）则为现代人的好战性提供了进一步的证据。我们会惊诧地发现，自1816年以来，世界每年都发生至少一场战争。1945年之后，战争频率只在欧洲有所下降，欧洲范围战争占世界范围战争之比在鲁瓦德第一个统计期间（1400～1559年）为80%以上，之后持续下降，至鲁瓦德最后一个统计期间（1917～1984年），该占比仅为9%。

哪个大国最好战呢？若对列维的数据稍加修改并加以扩充的话，那答案就是法国了。自1495年以来，法国在125场大战中参与了约50场战争，奥地利略少些（47场），随后是另一个前哈布斯堡王国——西班牙（44场），英国位列第四（43场）。而根据鲁瓦德那份更长的战争清单，在1400～1559年，最好战的国家是哈布斯堡王国和奥托曼帝国。在1559～1648年，西班牙和瑞典名列前茅，这期间的83年中，这两个国家都在打仗。1648～1789年，法国无疑是头号战争贩子（141年中打了80年），1789～1917年，法国再次成为欧洲地区最好战的国家（128年中打了32年）。而英国在1815～1914年参与的大都是欧洲以外的战争（99年中打了71年），在维多利亚女王统治时期（即所谓的“不列颠和平时代”），英国共发生了72次军事战役，平均每年都有一次以上。

简单的战争统计数据只能告诉我们这么多，比如与之前和之后的时期相比，18世纪的战争持续时间更长，并牵连更多的大国，从这点看，较其他时期而言，战争的重大性在其启蒙时期更为突出，这一点多少让人感到惊讶。从严重程度（即总阵亡人数）看，18世纪的战争也高于20世纪，就更不必提与其他时期相比了。只有在密集程度上（每国每年的阵亡人数），20世纪的战争才显得更为残酷。这反映出20世纪的大国战争相比1815年前而言更密集，同时，大国间的和平时期也比之前更长。虽然战争的平均持续时间从18世纪的8年下降到20世纪的4年半，但在战争年份中每年的战争次数却陡升了。

在对战争的这次长期回顾中，另有一点也很突出：1816～1913年相对比较和平。虽然那段时期发生了约100次殖民战争（通常为英、法、俄三国所发起），但由于强大帝国军备上的绝对优势，使得这些战争的规模均相对较小。同样的小规模战争还包括不少国家的独立战争。与此同时，大国之间的战争也降到了历史最低程度。除了克里米亚战争外，1854～1871年，大国冲突的持续时间鲜有超过几周。而20世纪末，这种模式又有回归趋势：反伊拉克的海湾战争只持续了85天，反塞尔维亚的科索沃战争只维持了78天。要说在过去的两三个世纪中战争的特点存在某种明显趋势的话，那就是战争的密度或强度增加了。

军事人口

如果我们来看军事动员程度的话，即军事人口占总人口之比，那么两次世界大战时期与近代其余时期之间的显著差异就一目了然了。从绝对值上说，20世纪的军队达到了史无前例的规模，历史上最大规模的军事力量或许要算1945年的苏联了，其人数达1250万之众。相比而言，英法百年战争时期的参战人数则很少超过1.2万人。而即便在今天，经过15年的裁军之后，美国军事人口仍达140万。

但这些数字很难告诉我们军事动员的相对程度。18世纪，英国的军事人口占比最高纪录为1780年的2.8%，其时英国不仅在和它的殖民地美国作战，同时还在与法国、西班牙以及荷兰交战。而在较为和平的年份中，英国的军事人口占比则降至不到1%。18世纪的法国，它的军事人口占比呈下降趋势：从1710年的1.8%降至1790年的0.8%。奥地利军事人口在整个18世纪始终保持着1%～2%的比例，这个数字远低于普鲁士的比例。1760年，普鲁士的军事人口占比高达4.1%。而拿破仑的“战争革命”将所有国家都带进了军事高度动员状态，1810年英国的军事人口占比超过5%，普鲁士为3.9%，奥地利为2.4%。

相对而言，19世纪军事动员程度较低。除了克里米亚战争期间的俄国，内战时期的美国，以及1870～1871年普法战争时期的法国和普鲁士，在1816～1913年并无哪个大国的军事人口占比超过2%。在1912年前，除了1855～1856年、1858～1863年、1900～1902年，英国的军事人口占比始终低于1%，并在1835年降到了0.5%的低点。平均而言，1816～1913年，奥地利和皮埃蒙德（意大利）的军事人口占比均低于1%，普鲁士、法国、俄国的军事人口占比也低于1.3%，而美国仅为0.2%。即使在1913年这个普遍被认为是军备竞赛的年份中，也只有英、法、德的军事人口占比高于1%。

一战期间，各国的军事人口占比达到了历史最高点。在战争动员高峰期，法国和德国的军事人口占比超过13%，英国超过9%，意大利超过8%，奥地利和匈牙利的数字略高于7%，俄国稍低一些。战争一结束，各大国纷纷大幅度裁军，平均而言，只有法国军事人口占比超过1%，而英国该比例在20世纪30年代中期达到0.7%的低点，1932年的苏联为0.33%，美国也恢复了它19世纪的军队水平。根据1919年的《凡尔赛和约》，德国被强行裁军，之后德国在提高它的海陆空军事力量上颇费了些时日，直至1938年，德国的军事人口占比才超过1%。意大利由于入侵阿比西尼亚，军事人口占比在1935年达到3%，但在二战前夕，该比例又回落至约1%。

出人意料的是，在1939～1945年，没有哪个国家的军事动员程度达到法国在1940年的水平（军事人口占比仅略低于12%）。德国的高峰值为1941年的8.3%，低于英国1945年的10.4%。同样值得注意的是，1941年苏联军事人口的比例为7.4%，低于美国的8.6%。一战期间，德国将人力过多地投入军事，导致工业劳动力人口锐减，相比之下，二战期间劳动力的配置似乎更为均衡。

与1815年和1918年的两次战后时期不同的是，1945年二战之后各国并没有采取快速持续的裁军行动。以苏联为例，它的军事人口占比从1946年的1.5%反弹到1952年的3.1%。美国该比例则从1948年的0.9%跃升至1952年的2.2%，而达到战后高点。英国军队因为朝鲜战争略有增长。法国该比例也由于殖民地独立冲突而攀升到2.2%。

然而从整体来说，各国在“冷战”时期的军事人口占比在稳步下降。德国、意大利和奥地利在1947～1985年的军事人口平均比例要低于1816～1913年。即使是苏联，该比例也未超过2%。此外，华沙条约组织的解散和苏联的解体导致各国的军事动员程度恢复到两次大战之间的水平，在某些情况下更低。1997年英国军事人口占比为0.37%，达到自1816年以来的最低点。而法国当前0.65%的军事人口比例也成为自1821年以来的最低值。

由此看出，军事动员比例是在一条相对稳定（从长期看呈下降趋势）的基线上做剧烈波动。近代战争，特别是世界大战，迫使军事人口上升，其涨幅虽大但不持久。正是由于战争的间歇性和非周期性的特点，导致它对财政和政治体制的发展产生了决定性的影响。

武器杀伤力的价格

然而军事人口需求的激增尚不构成军事预算的主要压力，军事预算的主要压力来自于军事技术的革新。自14世纪火药用于军事以来，火炮的射程、精准度以及杀伤力不断地改进。随着铁铸加农炮的发展，加上它的铁炮弹、火药粒以及带轮底座的改进，防御工事也针锋相对地做了相应的完善。事实上16世纪欧洲大陆财政紧张，部分就源于防御工事成本的增加。同样，18世纪早期火枪的改良和标准化既提高了战斗力，也增加了火枪步兵的成本。18世纪的火炮制造工艺也有提高，特别是瑞士工程师让·马里茨将内膛炮管引入法国，在19世纪50年代后膛装火炮出现之前，这种内膛炮管成为炮管生产的行业标准。同期英国的军事改良体现在海军装备上：战舰的包铜船底、短膛大口径臼炮，以及舵盘。

19世纪军事技术继续加快步伐。海上：蒸汽机的军事应用，亨利·帕克西汉的大口径火炮，随后又出现了鱼雷、潜水艇、诺登菲尔德和瓦维瑟尔的海军用枪，以及管道锅炉、涡轮机。陆上：米涅的新来复枪，德莱瑟手枪，科尔特手枪，改良后的克虏伯枪，阿姆斯特朗和惠特华改进的后装式火炮，更不必提铜弹夹（1867年）、钢炮（1883年）、马克西姆机枪（1884年）、弹仓步枪（1888年）和施耐德-克勒索的速射野战炮（1893年）。一战的熔炉又铸造出新的杀伤性武器，这些武器在1914年前是难以想象的，其中包括坦克、空中轰炸机、战斗机、手榴弹、战壕迫击炮，以及毒气。20世纪二三十年代虽说厌战，但武器装备的进程却未停顿，只要将1938年的飞机、坦克和1918年的相比便知分晓。二战期间军事技术的革新更是日新月异，各国在武器装备的创新和数量上争相赶超，对20世纪中期所有武器的速度、射程、精准度以及装甲无一遗漏地加以提高。如英国的喷火式战斗机在1938～1945年就改进了1000次，将它的最高时速又提升了100英里（约161公里）。与此同时，无线电技术也带来了战地通信的革命（无线通信和雷达监测）。而到了战争后期，一批新的发明也相继而至：喷气式飞机、水陆两用车、导弹、火箭，当然还有原子弹。这种军备竞赛到了“冷战”时期仍在继续，原子弹被氢弹和中子弹取代，加之公众对美苏宇航员的持续关注，军备竞赛继而也成为了火箭和卫星的太空竞赛。

就绝对值来讲，军事硬件的开支从长期看确实无可避免地增长了。军备竞赛批评家在1982年叹道：“与二战期间相比，轰炸机贵了200倍，战斗机贵了100倍，航空母舰贵了20倍，坦克贵了15倍。”4年后，保罗·肯尼迪对此作了进一步的评述：

爱德华七世时的政治家们看到1914年前的战舰造价250万英镑时已然吃惊不小了，他们若看到如今一艘护卫舰将花去英国海军部1.2亿多英镑，更要目瞪口呆了……美国新式的B-1轰炸机……100架价值为2000多亿美元……有人讽刺道，到了2020年，五角大楼的整个预算都会被一架飞机吞噬掉。

肯尼迪认为，20世纪80年代武器价格的“上涨速度比通货膨胀高了6%～10%，而每个新的武器系统都要比原有的系统贵3～5倍”。虽然“美国国防预算自20世纪70年代后期以来几乎涨了3倍，但到1980年末，现役武装部队在人数上仅仅上升了5%”。在肯尼迪看来，“世界经济军事化”即将来临的警报绝非虚张声势。

即使将通货膨胀因素和军事人口的相关费用考虑在内，军事开支仍然呈上升趋势。1850年，英国单位军事开支为每位服役军人2700英镑（以1985年价格计）；1900年，该数字涨至1.29万英镑；到了1950年，该数字为2.2万英镑；1998年，该数字接近10.55万英镑。美国在1900年军事开支为每人3万美元（仍以1988年价格计），1950年为7.19万美元，到1998年为19.25万美元（参见图3）。开支上涨的绝大部分都投入到军事硬件的质量和数量上（而非用于士兵薪资和居住条件的改善）。的确，20世纪的军事资本/现役军人人数之比呈幂数增长。

但是在评议日趋精工细作的武器装备时，我们也不能忽视一些事情，尤其是不能忽视武器杀伤力的提高。在采购某件新武器时，我们考虑的不仅仅是它的价格，也要考察它与原有武器相比杀伤力如何。

西班牙继位战（1701～1713年）中死亡人数为120万人；一个世纪后，死于拿破仑战争的人数为190万人；再一个世纪后，一战导致900万士兵阵亡；俄国1918～1921年内战风暴中大约有800万人丧生（虽然大部分人死于战争引发的饥荒和瘟疫）。但与二战的死亡总人数相比，这些数字也就相形见绌了。二战中阵亡的军事人口是一战的两倍，这个数字还不包括平民的死亡人数。据最可靠的估计，二战中平民死亡人数高达3780万人，这使死亡总人数达到5700万人。换言之，二战中的大部分死亡是因为交战各方从海陆空各个方向将枪口对准平民而致。如果将各个小规模的殖民战争（如布尔之战）以及各个内战（如印度独立之后的那次内战）都包括进来的话，1900～1950年的战争死亡人数接近8000万人。

考虑到两次世界大战为时相对不长，因此它们的杀伤性显得更为突出。虽然德国三十年战争的持续时间是二战的5倍，但阵亡的士兵只为后者的1/9，而平民伤亡人数比例更小。一战为期4年又3个月，但死亡人数却是12年拿破仑战争的5倍。另一种统计方法是计算各次战争中每年大致死亡人数，这个数字在三十年战争时为6.9万人，西班牙继位战时上升到10.4万人，七年战争时为12.4万人，而两次世界大战时该数字分别为220万人和320万人，若将平民死亡人数计算在内的话，则在二战期间，每年死亡人数达到950万人。概括地说，从17世纪到20世纪，战争的杀伤力提高了140倍，从拿破仑时期到希特勒时期的短短120年，战争杀伤力提高了60倍。

即便将世界人口加速增长的因素考虑在内，两次世界大战造成的伤亡也是历史上最为严重的。二战的死亡人数占世界总人口的2.4%，一战死亡人数占比为0.5%，相比之下，三十年战争的死亡人数为世界总人口的0.4%，拿破仑战争和西班牙继位战的死亡人数为0.2%。死于一战的人数约占14个参战国战前人口的1%，其中15～49岁男性的死亡率为4%，服役人口死亡率为13%。就土耳其而言，它的死亡人数占战前人口的4%，15～49岁男性死亡率为15%，服役人口死亡率为27%。塞尔维亚遭受的创伤更为严重，它失去了总人口的6%，1/4的适龄男性死亡，1/3的兵员阵亡。二战中，参战各国的死亡人数约占总人口数的3%，其中德国、奥地利和匈牙利的死亡率为8%，南斯拉夫和苏联的死亡率为11%，而波兰这个受创最严重的国家，其死亡率高达19%，这几乎是战前总人口的1/5了。某些国家的军队几乎全军覆没，波兰和罗马尼亚两国的军队阵亡率为85%，南斯拉夫的军队阵亡率为45%，而苏联和德国这两个经历了4年残酷激战的国家，相对应的阵亡率分别为25%和29%，日本和中国在亚洲和太平洋战争中士兵阵亡率约为25%。

当然，在两次大战之前的战争中，军队伤亡人数有时也相当惊人。虽然中世纪战争的统计数据不尽可靠，但从中我们也能窥豹一斑，其中黑斯廷斯战役（1066年）、克雷西战争（1346年）、阿金库尔战争（1415年）、布莱菲尔德战争（1631年）、吕增战争（1632年）、纳斯比战争（1645年）、奥斯特里茨战争（1805年）、滑铁卢战争（1815年）以及葛底斯堡战争（1863年），军队伤亡（包括被俘）人数约为1/4～1/3。在布莱尼姆战役中，军队伤亡率可能高达43%。一战和二战中的某些战役与之相比情况如下：阿拉姆战役的军队伤亡率为14%；在为期6个半月的斯大林格勒保卫战中，仅红军的伤亡人数就达110万人，而德军的伤亡人数也与之相当。在比较这些数字时，我们也要考虑到作战军队人数大幅增长这个因素。参加黑斯廷斯战役的作战人数约为1.4万，克雷西战争的作战人数约为3.9万，布莱菲尔德战争的作战人数约为6.8万，布莱尼姆战争中约10.8万人参加战斗，部署于奥斯特里茨战线的兵力为布莱菲尔德参战人员的两倍。滑铁卢战争中约21.8万人参加战斗，但这个数字与阿拉姆战役的作战人数（30万），以及斯大林格勒保卫战的作战人数（数百万人）相比，也就相形见绌了。正如军事技术提高了武器的杀伤力一样，操练、纪律、通信和后勤方面的革新也促使军队规模扩大，战斗力更为持久。

那么为什么自1945年以来西方军队的伤亡人数趋于下降呢？越南战争中，美军阵亡人数57939人；朝鲜战争中，美军阵亡人数为37904人。阵亡人数在持续下降。海湾战争中，美军阵亡人数仅为148人（其中不包括“友军”的误射），这与66.5万人总兵力相比，实在微不足道。1999年反塞尔维亚的科索沃战争中美军的阵亡人数为零。而两次世界大战与之相比的情况是：一战中美军士兵阵亡人数为11.4万人，二战中美军阵亡人数为29.21万人。而英国军队阵亡人数的下降趋势更为明显：英军在一战中的阵亡人数高达72万人，二战时为27万，而在朝鲜战争中仅有537名英国士兵阵亡。自1969年的“内乱”开始，共有719名英军士兵在北爱尔兰阵亡，另有302名皇家阿尔斯特警察部队的警察殉职。海湾战争中仅有24名英军士兵阵亡，这个数字不包括9名被友军误射的士兵。

西方军队伤亡人数下降的原因是由于1945年后战争的性质所导致：与西方国家交战的军队的装备均比较落后。上述死亡人数的下降趋势并不代表武器杀伤力的降低。如我们所见，20世纪后半叶世界上一些地区仍战乱频繁，据估计，1945～1999年，死于战争的人数约为1500万～2000万，世界并没有变得更为和平，只不过绝大多数战争遇难者都为亚洲人和非洲人罢了。

此外，1945年以来的战争对于考察20世纪后半叶武器杀伤力性能并无多少参考价值，稍加简单计算，我们就能发现“冷战”之后武器的杀伤威力巨大。1992年1月，两个超级大国所部署的战略核武器的能量合计为52.29亿吨，这还是两国自1987年高峰期以来，削减了22%的核弹头后的结果，而且非战略性核弹尚未计算在内。若参照1945年投放在广岛的原子弹威力（即1.2万～1.5万吨原子弹造成10万人直接死亡，另导致10万人死于核辐射），那么以两个超级大国1992的核弹能力（仅为战略性核弹），即可摧毁387302个广岛，或造成775亿人死亡。换一个角度看，参照广岛原子弹的地面破坏面积为4.7平方英里（约12.17平方公里），那么两国在1992年即能夷平180万平方英里土地（约446.2平方公里），这个数字远远大于印度的国土面积，若乐观地以为这个数字仅占地球陆地面积的3%，那就过于天真了，因为它造成的更大范围的污染难以想象。世界人口在1992年为50亿，就是说两国的核弹足以让人类灭绝15次。所以在对国防需求的成本变化进行评估时，也要将武器威力的惊人增长考虑在内。

另外在评估国防成本时也要考虑到武器的大规模生产将降低军事硬件的单价。由于政府是军事用品的最大购买者，而一些军火制造商在当地享有特权，所以军火市场竞争程度较低，这导致国防工业素有定价过高之名。20世纪80年代的英美国防工业品市场也是如此，当时的“成本加成合同”和军事将领的镀金水龙头引来众议。但从长远的、整体的角度看，认为军事用品价格增长高于消费品价格增长的观点就难成立了。二战即为一个绝佳的例子，展示了大规模生产如何大幅度降低枪炮、坦克、飞机乃至海军舰艇的单位成本。“冷战”后期新式飞机和潜艇的昂贵价格也只是由于订货数量过少所致。既然国防工业品的巨大需求将持续存在，那它的价格增长也应不会超过通货膨胀水平。

此外，苏联计划经济下国防工业品定价过低，苏联解体后遗留下大量廉价武器，这让沙哈拉的游击队、西欧的恐怖集团以及美洲的贩毒集团受益不少。在本书行文之际，二手的AK-47步枪在美国700美元即可买到，全新的价格为1395美元，这仅相当于笔者用来撰写本书的笔记本电脑的价格。只需美国当前国防预算的一半，即1600亿美元，就可以为15～65岁美国男性每人发一把新的卡拉什尼科夫枪（或两把该款二手枪）。当然，发展中国家此类武器价格更为低廉。同样，一枚核弹头的成本（或确切地说千吨核当量的成本），在今天无疑比当年耗资20亿美元（1945年的货币价值）的曼哈顿项目时期要低。如果将1945年的20亿美元换算成1993年的货币价格，那这个数字将为10倍，足够购买400枚三叉戟导弹。法国能够将它的核武器库从1985年的222枚增加到1991年的436枚，而它的国防预算的实际价值仅增长了不足7%，也很好地证明了这点。从武器杀伤力的价格（即每块钱能购得的武器杀伤力）角度来说，军事技术从未像现在这么便宜。

消除距离

在评估军事成本时，另一个需要考虑的因素是与部队机动能力和给养相关的军队的地域行动跨度。马丁·冯·科雷维尔德在他的军队后勤经典研究著作中认为，在17～20世纪早期，军队的供给方式并没有真正的突破。从1692年的蒙斯战役到1914年的蒙斯战役，“军队只有不断地行进才能得到给养”，他们靠购买或偷窃当地物资维生。在这方面，铁路对战争的实际影响也远没有当时许多人以为的那么大。而1914年后，“军事器械……最终取代了原始兵器，成为军队的主要消费物资。结果导致战争……戴上了盘根错节的供给线的镣铐，束手缚脚，最终成为原地屠杀的机器”。演绎这种静态的、器械化的作战方式的极佳例子为帕斯尚尔战役，在为期19天的先期轰炸中，12万名英军枪手射出了430万枚子弹，或者说扔出了107吨炸药，之后在步兵进攻战中以每平方英里8222人阵亡的代价，拿下了45平方英里土地（据J·F·C·福勒的统计）。

虽然二战中军队机动化有所提高，但弹药和军需品负担的不断加重，导致再好的军队也难以充分利用各种运输手段的最高速度。隆美尔1942年在北非意识到：

一支军队想要经受住战争的考验，首要条件就是要有充足的武器、汽油和弹药。事实上在正式开火前，军需官之间的交战已经开始，这也决定了之后的战事。没有枪，最勇敢的战士也难有作为，没有充足的弹药，有枪也是徒劳，而在运动战中，没有装足汽油的运输车，枪弹也无法得到运送。

正是未曾预料到军需“摩擦”问题，最终使德军在1941～1942年向苏联纵深推进时停住了脚步。而在1944年8月底9月初，虽然天气条件与基础设施状况大有改善，但英美盟军在向德国挺进时也因为军需问题而受阻。在当时的战争阶段，美国一个作战师每天要消耗650吨给养，在法国共有22个美国作战师，一天需消耗1.43万吨给养，但一辆军用卡车只能载重5吨，随着供给线从200英里拉长到400英里，挺进部队的供给从每天1.9万吨降至7000吨。美军被迫放缓速度，导致它无法充分发挥兵力、火力及空中优势。

战争的最后阶段印证了把大量兵力分配到后勤而不是前线的重要意义（德国和日本一直以来都低估了它的重要性）。德军中战斗人员与非战斗人员的比例为2∶1，在欧洲战场，美军相对应的比例却是1∶2。在太平洋战场，日军的配置比例为1∶1，而美军每个前线战斗员背后有18名非战斗人员为他服务。（图2中，战争后期，英美军事人口的高占比中包括了许多身着军装但远离前线的男女。）

而海空运输的进步很大程度上缓解了这个年经日久的供给难题。有人担心，蒸汽机的发明会给“大英帝国的海上优势以致命一击”，但结果却并非如此。蒸汽机使得英国即便面对空前的广阔疆域仍能实行有效控制。1815～1865年，英国以每年10万平方英里的速度扩张。1860～1909年，英国国土从950万平方英里扩大到1270万平方英里，相当于地球陆地面积的1/5。英国只有一支规模相对较小的军队，稀疏地部署在20个大卫戍区，若不是英国海军舰艇在数量、速度、射程和火力上的迅猛发展，要控制如此广阔的疆域是不可能的。1857～1893年，英国到开普敦的航行时间从42天缩短到19天，同时蒸汽船的总吨位翻了一倍。而电报的普及加速了信息的传递，伦敦和拉各斯之间建立起第一根电报线，其后10年间美国外交部发送到那里的电文数量增长了4倍。历史学家J·R·西利惊叹道：“蒸汽机和电力消除了地域距离。”

与英国上述情形相似，美国在20世纪后半叶的全球霸主地位很大程度上有赖于它雄厚的海空军事实力，更不用提它的洲际导弹了。的确，“冷战”期间美国所保持的常备军人数与总人口之比，要比维多利亚时期的英国高出许多，而且英军也没有陷入过类似越南战争这样的持久战泥沼（虽然布尔战争曾一度有这样的趋势）。但是20世纪90年代，美军逐渐成为维多利亚时期英军的角色，即对手实力远不及自己，“沙漠风暴”战争就像是恩图曼战争在今天的重演。战舰和飞机执行了美军在海外的大部分军事行动。1999年美国反塞尔维亚的科索沃战争中，有一则报道很好地印证了这点：飞行员驾驶“隐形”轰炸机从美国密苏里州诺伯诺斯特基地起飞，对贝尔格莱德狂轰滥炸之后，还能及时赶回家吃比萨看球赛。这类飞机造价为22亿美元，看起来极为昂贵，但是与美国国民生产总值相比，比（英国1906年建造的）无畏战舰（每艘造价250万英镑）便宜许多，而两者的作用却是类似的。想到西班牙在木质战舰的年代要维持它对南美的控制是多么困难时，我们可以再次认为军事科技降低了战争成本。

战争成本

现在我们可以从长期角度来分析战争的财政负担了。当然，要区分国家预算中的民用开支和军用开支远非易事，我们是否应该将诸如公路或铁路这样具有战略意义的基础设施都算入军事开支中呢？退伍老兵的养老金和阵亡将士的家属抚恤金又当如何呢？无论是分析奥古斯都时代的罗马还是纳粹时代的德国，这个问题都会浮现，正确的界定应当如何，这个问题仍尚无定论。

然而很清楚的一点是，军事开支在国家财政中所占比例在不同的地区或不同的时期存在很大差异。例如，从色诺芬书中可推断出，伯里克利时代的雅典城邦1/3的开支都用于军事，而这一比例在伯罗奔尼撒战争时期无疑上升了。公元14年，古罗马帝国军事开支占比大约为45%～58%。早期阿巴斯阿里发帝国将约1/3的政府收入用于军队。

现代早期，欧洲各国财政的军事开支差异极大。15世纪勃艮第的军事支出仅占财政总开支的2%，而17世纪末的奥地利军事开支占比高达93%。若将欧洲各君主国有案可查的数据做个平均，可以得出欧洲平均军事开支占比从15世纪的40%下降到16世纪的27%，但在17世纪又升至46%，到18世纪则升至54%。17世纪各城邦的军事开支占比通常低于汉堡（汉堡该比例为59%），这是由于汉堡选择自卫，而其他城邦则是向帝国支付贡纳金以求得保护。对早期现代国家军事开支（以银的吨位计）的抽样分析证实，各国的军事开支占比的高峰期都出现在战争时期。以伊丽莎白时期的英国为例，它的军事开支占比从1560～1585年的20%上涨到1585～1600年的79%，其原因就是1585年后与西班牙交战。17世纪荷兰共和国预算的90%都用于荷西八十年战争、英荷战争以及九年战争。同时期，奥地利——奥托曼之战将哈布斯堡帝国的军事开支占比推升至98%，而到了1716年，这一比例降至43%。

对大国来说，战事频繁和财政尚武的局面一直持续到19世纪早期。以英国为例，1685～1813年，军事开支占中央总开支的比例在55%～90%波动。1760～1800年的普鲁士，它的军事开支占比在74%～90%。法国的军事开支占比在大革命前后的时期下降了，而在1810年上升到了75%的高值。即使美国政府也在1810年将总预算的一半用于军事目的。我们看到，能够在短时间内以最低的经济代价筹措到数目如此庞大的资金，是保证战事取胜和维持国内稳定局势的关键。

在19世纪，各国的军事开支占比有所下降。从1820～1910年每个年代末的数字可以看出，美国的军事开支平均占比约54%，普鲁士为49%，英国为34%，法国为33%，奥地利为29%。其原因如前面章节所述，是由于19世纪战争的持续时间比之前的要短，战争成本也更低。虽然1880～1990年奥地利和德国的军事开支比例也有所下降（德国从82%降至52%），但我们不能将其理解为国防开支的削减。这两个国家的军事支出比例下降主要是由于其非军事项目开支增加所致（关于这点之后章节会作细述）。如果我们将英国预算项目中列在“民用”科目下的殖民地开发费用也算进军事开支的话，就可看到它的军事开支占比自1836年低点（19%）之后即呈长期上升趋势。虽然格莱斯顿政府的口号是“紧缩开支”，但自克里米亚战争之后，这个比例从未低于30%，并在1883年之后呈持续上升趋势，在布尔战争与一战之间的这段时间，这个比例始终保持在40%以上。

在20世纪，各国的军事开支先有增长，之后再次回落。两次世界大战期间，财政支出的军事支出程度之高，军事开支与非军事开支之间差距之悬殊，让人难以置信，而这恰恰也是战争的本质。可收集到的数据表明，各国财政军事支出程度回归到现代早期的高度。在1917年战事高峰期，俄国的军事开支占中央政府预算的96%，英国为90%，德国为86%，意大利为83%，法国为71%。即使美国的军事开支占比也开始史无前例地上涨，并在1919年达到62%的峰值。但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间歇期中，无论是从绝对值还是相对值上看，各国都削减了各自的国防预算。1923～1934年，英国国防预算占比始终保持在1/5以下，并在1932年降到了15%的低值。1928～1931年，德国该比例降至1/10不到。即使是墨索里尼时期的意大利，在入侵阿比西尼亚之前，也维持着不到1/5的军事开支比例。较为讽刺的是，1920～1935年，法国的军事开支占比位列欧洲榜首（平均每年为30%），不幸的是，这笔资金没能充分投入到新式飞机和坦克上，虽然有精心构筑的防御工事，但缺乏足够的空中力量和装甲部队的军队，是无法抵御德国1940年的闪电战的。

二战前后，各国无疑出现了剧烈变动，但由于军事开支和民用开支之间界限模糊，我们无法将这种剧烈变动加以量化。根据英国颇为古旧的预算制度，其国防“配额”占总开支比从1932年15%的最低点上升到了1938年的44%，在1944年达到峰值84%。德意志第三帝国接手政权时，军事开支占比不到1/10，但从20世纪30年代起，纳粹在重整军备上究竟花费了多少一直难以确定。在对1933～1938年的德国军事开支的估算上，曾任帝国银行行长西亚尔玛·沙赫特认为是345亿马克，民主德国历史学家库克金斯基的估计为前者的两倍。希特勒在战争爆发时为威慑敌国，声称已为军事开支投入了900亿马克。对该数据（不含为日后提高军事力量的工业投资）较为可靠的估算为480亿～490亿马克，这个估算基于曾任德国财政部部长的史威林·冯·克罗西克伯爵的证词。若按这个估算值折算军事开支占比，可得出德国的军事开支占比从1/10上升到1/2之多。战时该比例数据同样较为模糊，但基本为3/4（1940～1944年）。日本的军事开支占比起点较高（1931～1932年为31%），并早在1937～1938年就已达到了70%。

轴心国战败之后，各国军事开支的下降趋势因为“冷战”而并未维持多久。英国军事开支占中央政府预算之比在1949年降至21%，随后在1954年升到38%的战后高点，同年也是法国军费预算的高峰年。殖民地纷纷独立造成英法的“萎缩之痛”逐渐褪去，到苏伊士战争时，英国的国防预算已经开始下降，而法国的国防预算也在奠边府之战后迅速下降。到1968年，英法两国的国防开支占比为1/5。英国国防开支下降的趋势在撒切尔执政期间也未停止，其占比从1975年的10%略微上升到1986年11.8%，但在1990年又回落到10.7%，而在1997～1998年，该比例仅为7%，这也是自玫瑰战争以来英国历史上的最低点。

但是，上述任何一组数据都无法告诉我们军事开支在经济上的相对重要性。确实，由于无论是中央还是地方，国家开支的性质都起了深刻的变化，故而这些数据难以告诉我们任何有意义的事情。比方说，为了使1870年后英德两国的数据具备可比性，我们要将德国各州的开支加入联邦政府的总开支中去。另一种办法是，将国防预算与（包括各级政府的）公共事业支出相比，得出两者的比例关系。表1给出了过去100年里各国的军事开支占各级政府公共事业支出之比，从中我们可以看出英、法、德的军事开支占比均从1/4左右降至1/20左右。

比之上述的将军事开支与公共事业开支相比，将其与经济产出相比更为重要，这个比例反映了“军事负担”这个概念。举个典型的例子：戈尔斯米粗略估计雅典的公共开支约为国民生产总值的20%，而奥古斯都时代的罗马相应比例却低于5%。因此，从相对经济角度说，古希腊的军事负担可能要高于古罗马，前者的军事开支占国民生产总值之比可能为7%，而后者的该比例可能为2%～3%。这种将军事开支与国民生产总值或与国内生产总值相比的方法，即使在今天也存有技术困难，其中国民生产总值的估算虽相对可靠，但仍不尽完美，可是除此之外，也没有更好的办法来计算军事开支的相对值，以便在国家之间、地区之间进行比较。

军事开支占国民生产总值之比会因该国是否处于战争时期而大幅起落，这点相当关键。以15世纪20年代美第奇王朝的佛罗伦萨为例，和平时期军事开支占国民生产总值之比为3%，战争期间为20%。18世纪英国的国防开支占比在4%～18%波动，具体视国家是否处于战争状态而定。1778～1782年，英国国防开支占比达到峰值，该比例高于法国同期数据。据估算，1776～1782年，英国国防开支在绝对值上几乎是法国的2.5倍，但这个差距没有考虑到两国的相对经济规模，事实上，以国防开支占国民生产总值之比这个相对值来看，英国高出法国更多：英国为75%，法国仅为15%。因此，相比法国，英国的军事负担要沉重得多。换个角度说，英国在军事危机时能够调动较高比例的国家资源投入战争。

如图4所示，19世纪各国军事开支占比很少达到18世纪英国的水平。1850～1914年，英国军事开支占比最高也仅为11%，它发生在克里米亚战争的第一年，而在布尔战争期间，英国这个比例也没超过6%。除1866年的意大利外，欧洲其他各大国的国防开支占比均不超过5%（若德国统一前普鲁士的国民生产总值可以查到的话，那1866～1871年，它的军事开支占比基本可以肯定超过5%）。1870～1913年，英国和奥地利的国防开支占比仅为3.1%，德国为3.2%，意大利为3.3%，法国为4%。

诸多著述对一战前的军备竞赛以及帝国主义的海外大肆扩张进行了不尽其详的描述，事实上，这段时期军备开支实际数据却是出人意料得低。尤其让人惊讶的是德国这个当时以“军国主义”臭名昭著的国家，若以军事支出占国民生产总值之比这个标准去衡量的话，德国的“军国主义”程度反不及它的邻国法国和俄国。但倘若把欧洲的数据与美国相比，那么“军国主义横行欧洲”这个提法就容易理解了。平均而言，1870～1913年，美国的军事开支不到国民净收入的1%，这在一战期间也并未改变，只是在大战最后一年，美国的国防开支才上升到国民生产总值的5%，1919年达到15%的峰值后迅速下降，并在20世纪20年代的大部分时间内都维持在1%。而欧洲再次与美国形成鲜明对比，一战期间，英、德各自军事开支占比在顶峰期均达到了50%以上，意大利以35%紧随其后。

在两次世界大战期间，英国徒劳地试图回归到战前开支模式上，而其他国家却无此意图。20世纪20年代起，意大利和法国的军事开支增长速度均高于经济增长速度，两国的军事开支占比分别在1935年和1939年达到了5%。当然德国的军费预算因《凡尔赛和约》削减到几乎与美国持平，但希特勒上台后，资源的配置出现重大转移，军事开支占比从1933不足2%增长到1939年的23%。

对于欧洲各大国来说，它们二战期间的军事开支相对值并不比一战时期高出多少。而美国与之形成鲜明对比，自1943年起，它的资源配置开始向军事开支倾斜，并首次达到与欧洲同等水平。“全球化的崛起”自然也无法再让美国恢复之前的军事简约模式，在朝鲜战争期间，美国的军事开支占比更是超过了它的主要盟国，无须说，这是“冷战”的必然结果。

在对俄国（苏联）进行分析时，我们遇到了最大的困难，这也是图4中数据出现断裂的原因——信息不足，部分是由于沙俄时代数据支离零落，更主要的原因是苏联“净物资货品”的财会制度特征，它将劳务服务排除在统计范围外，另外上文提到的武器装备定价过低也导致了信息不准确。一战前，俄国无疑是经济军事化程度最高的大国，1885～1913年，它的军事开支占比平均高达5%，其中，1904～1905年日俄战争时期，这一比例更是翻了一倍。1915～1917年，俄国的军事负担也很可能高于其他参战国。苏联时期的数据有些模糊。在新经济政策和斯大林的集体经济时期，苏联的军事开支或许相对较低，但它在1935年后开始急剧上升，达到高于英国但低于德国的水平。二战的高峰期，苏联的军事开支占比高达60%，但仍略低于德国。1945年后，虽然苏联在防御开支方面变得更加困难，但苏联公布的官方数据显然过低。1975年，美国中央情报局根据新的价格数据，对苏联的军事开支作了重估，将其占国民生产总值之比从原来估算的6%～8%提高到11%～13%，10年后，国际战略研究所对此估算出的结果为16%。同期美国的相应比例为6%，即使在朝鲜战争期间，美国的军事开支占比也低于苏联20世纪80年代的水平。

最后，图4显示“冷战”结束后，各国军事开支都出现了迅速下降。斯德哥尔摩国际和平研究所一份最新统计（1999年）显示，俄国的军事开支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例为4%，美国为3.2%，法国2.8%，英国2.6%，意大利2%，德国1.5%。这组数据若没有让人回想起19世纪，至少也能让人想起20世纪20年代。美国、俄国（苏联）、德国和英国的军事开支占比自20世纪20年代后从未出现过如此低的水平，虽然德国是被迫为之。法国和意大利的军事开支也是自19世纪70年代后的最低水平。

西方国家的“非军事化”

与其他时期相比，20世纪末西方国家的非军事化局面看起来相当明显。西方人如今基本都能避免战争，的确，他们所能经历的暴力事件无非是酒后拳脚或是被抢劫。如果他对战争怀有兴趣，也只能通过影像得到满足：或许是电视中偶尔飞来飞去的子弹，又或许是电影中对过去战争或是未来战争的不断模拟。20世纪上半叶，许多人都经历过战争，而他们的儿孙则只能通过观看影视来体会战争。1999年，数千名美国演员在诸如《拯救大兵瑞恩》此类空洞却热门的电影中佯装死亡，事实上，只有少量的美国士兵在实际军事行动中丧生，且都是死于意外而非敌人的枪口。

然而把当今非军事化归因于越南战争后的主流思潮是不对的，如图2和图4所示，非军事化只是和平时期的常规现象。此外，英国和美国有个长期传统，即通过资本来代替劳力，降低军事化程度。

历史上，战争最吸引人的两个地方就是战友情和激动人心的战斗。但随着20世纪军事技术的进步，这两种体验也日趋微弱，在二战东部战线上这点达到了谷底：平均1/3的阵亡率既无法维持战友关系，也失去了战争的刺激，有的只是求生的挣扎：

人成了野兽，只有消灭对方才能保存自己。在战场上无所谓的英勇……战斗蜕变成最原始、最兽性的形式，谁若不能耳听八方，不能眼疾手快，谁就会被送入地下……在这里，战斗不是在鲜花遍地的田野中高喊着“乌拉”冲向敌人。

在这场战争中，女医护人员用牙齿咬除炸碎了的肢体，饥饿难耐的战俘被迫成了食人生番。这不仅是一场总体战，也是一场极权战，战场上人类生命的价值几乎不名一文，而在战争中必不可少的战俘集中营里，生命的价值更是荡然无存。

美国和英国为降低人员伤亡，采取了将战争器械化这一手段，把资源转移到大炮、坦克、战舰以及最重要的飞机上。1940年，这一点在各方面都得到了体现，当时英国将军队从敦刻尔克撤走，随后依靠一支仅由1400名飞行员组成的战斗机队来威慑德国，与德国继续作战。此后，轰炸机又取代战斗机成为英（美）国的进攻战略，采取空中轰炸降低了同盟国的伤亡，也造成了轴心国平民的大量伤亡，广岛原子弹将这点推到了极致。一旦建立了制空权，地面部队将只需付出较低的伤亡代价。

由于当前的“军事革新”是通过电子通信的改进来实现的，因此它只是漫长的军事进步的一部分，却不具革命性。军事仍需要资金这一点长期以来都没有改变，无论是运用在总体战中的大规模武器，还是导致军事预算上涨的“智能武器”均无例外。本章已多次提到，战争的资金筹集要在相当短的时间内完成，而资金的数额也会因为经济增长情况及武器杀伤力的强弱而变化极大，但是为战争融资的基本需求自近代以来都是国家体制变革的主要动力，也是随后事情的起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