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要让男孩成为断了线的风筝

一天清晨，在我16岁生日前不久，我从房间楼梯上走下来时，发现爸爸妈妈正站在餐厅里，似乎在等我。妈妈向我解释说爸爸病了，需要住院治疗。当我把目光转向爸爸时，他却大哭起来。

“我感觉很不好。”他哽咽着说道。爸爸和抑郁症搏斗了多年，而我却一直蒙在鼓里。“我必须离开，好让自己的病好起来。”

自那天之后，一切都发生了改变。爸爸不可能一直陪伴在我左右了，我们也不再去教堂，也不再定期花时间在一起。妈妈，做主教妻子多年，最终放弃了宗教信仰，改变了多年的生活方式。到她75岁时，她像一个卡车司机一样爆粗口，和我小时候的她大不相同，但是她对我的爱和支持从来没有改变过。

在16岁这样的年纪，我还太小，不能没有父亲的呵护；但我也长大了，知道自己仍需要父亲，这促使我一生不断追求，提升自我。我努力学习心理学，学习表演和所有对我有帮助的科目。我在内心深处疯狂地追寻着一位精神导师。父亲走后，我失去了唯一的榜样，也有一点迷失自我，就像断了线的风筝，飘忽不定。

我失去了生活的目标，迷惑彷徨。在我父亲生病的那年夏天，我和我的小伙伴们一起到加利福尼亚州圣克莱门特市的圣奥诺弗雷州立海滩去冲浪。我们坐着一辆破旧的雪佛兰厢式货车，车上装满了冲浪板，把音响开得大大的，低音炮一响，足以把厢式货车震散架。周围露营的人们肯定被我们吓傻了，因为我们一天数次上演《开放的美国学府》中，从烟气腾腾的车厢里跳出来的桥段。此行的最后一天，我们在位于锡尔比奇市的祖母家住了一晚，她的房子在5号公路北面，离那里有不到30分钟的路程。而这一次停留，改变了我的一生。

“给我讲讲祖父的事儿。”那晚我对她说。跟爸爸一样，祖父也是我最喜欢的人之一。他在我9岁或者10岁的时候就去世了。

于是祖母开始给我讲了不起的祖父的故事。他跟爸爸一样，也是地方司法长官，曾在海军服役，并作为文员在FBI（美国联邦调查局）工作过，他的上司是约翰·埃德加·胡佛。我记得在她填写家庭履历表时，我的内心感觉很踏实。这正是在爸爸病情加重、我们相处的时间越来越少时，我一直极力寻找的一种归属感。我意识到虽然和爸爸的相处方式已经改变，但我们的关系中所蕴含的是一种道义上的责任，而非法律上的义务。尽管在我近半生的时间里，他一直处于病中，然而他却一直为我指引着方向——不是通过不断地教导或陪伴在我身边，而是尽最大努力，以身作则。正是因为这一点，我才走进了陆军和海军的征兵处，才选择了长期的服役生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