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9章 北大
想抓住远方
闪闪发亮的东西
——《海上》
火车到达北京站，正好是上午10点。
9月的北京，秋高气爽，从更北的地方刮过来的稍微透些凉意的风，被高高的太阳照着，没有一点不舒适的意思。
第一个国外品牌雷达表的巨幅广告，高悬在火车站东边的楼顶。在它的旁边，皮尔·卡丹时装与阳光一同炫耀。
广场上一片旗帜的海洋，到处都是接站的各个高校打出的横幅。
北京，一个打横幅的城市。
这是所有去北京上大学的人心目中的第一印象。
北京大学的接站点摆在十分显眼的位置，查海生很快便找到了。掏出录取通知书，平均高出自己一个头的平头马尾辫学长学姐呼啦一下围了上来，笑嘻嘻地将他连人带行李簇拥上了校车。其中一位学姐，竟然穿着已经不再时兴、而且主要是男生才穿的海魂衫。可是，马尾辫下，海魂衫倒是特别显眼，青春朝气，查海生好久都无法忘记她的形象。
半小时不到，校车便塞得满满的了。
往北，向西，燕园。
查海生第一次到北京，不想在同学们面前露出乡下人进城的好奇样。可是，窗玻璃是透明的，他只需要抬头直视前方而不朝左右看，沿路的景物还是自动跳入他的眼帘。
震撼，新奇。
有好多景物都是他想象中的样子，有一些他还叫得出名字来，但是，车水马龙、川流不息的人群和北方特别清凉的空气，还是让他甚感意外。
北京城的公共汽车，比高河的公共汽车也高出很多，车内还播放着“泉水响叮咚”。坐在车内，整个儿有一种俯视行人的感觉，这种感觉与北京大学这个目的地配合默契。
查海生心里明白：就连北京人，也不是想上北大就能上的。
为了将一种骄傲自豪的初始感觉永久性地刻印在新生头脑里，校车特地绕整个燕园转了一整圈，经过了各个校门，特另在蓝底金字的校名横匾和琉璃瓦当下的赭红色门廊前停留几分钟。据说，北大的校名，还是用毛泽东的亲笔字集成的。
威严、神秘、神圣、深邃、高深、庄严、肃穆……
查海生在心里盘点着，不知道应当用哪一个字眼来刻画此时的心境。
离开正门的那一刻，门廊的空处显露出来的晨曦与垂杨，在门廊自身的阴影映衬下，显出一件极宽大的寿衣的感觉。查海生拧一拧自己的耳朵，及早挥手打消了这个不祥念头。他突然想起，几年以前，有个高中同学不知什么原因在厕所墙壁上写下一句反标，结果引来公安到学校调查一整天，还要求全校同学验笔迹，最后将那同学抓去坐牢。
注册、安顿宿舍、校内导游、各式卡片证件，这一切在查海生看来并无多少新意，只有晚上与79级02班的其余50名年龄各异的同学相见时，他才彻底意识到，这是一个新世界。
不知道北大与中国现代史的紧密联系，不清楚它在中国现代政治、经济、文化上的分量，也不清楚它在整整一个世纪里与这个民族的现代命运的血肉联系的学生，可能怎么都无法跟这个学校结缘。
创办于1898年的京师大学堂，至今残存13经刻石碑和站在彝伦堂前的孔子塑像。高高耸立在彝伦堂前的孔子青铜塑像，左手掌托着右手掌望着远处冷僻的天空，是非常奇怪的姿势，似乎暗示后来的国子监注定会沦落为考试院甚至卖官鬻爵之所。
但是，北京大学却走了完全不同的发展道路，不仅自身脱离了对全国教育的管理职能，而且恢复了学堂的正常功用。它不再是皇帝用来统治全国文人思想的阵地，它自身是一个日暮途穷的古老帝国被逼上现代化道路的象征。
给予北大生命的，正是新文化运动和五四运动这两项标志其作为思想革新领头羊角色的事件和天下兴亡人尽有责的担当传统。
新文化运动，历经上百年，中国人仍然能够感受到当时振聋发聩和开天辟地的绝响，德先生，赛先生，这样一种貌似调侃的称呼，实则是对2000多年那班维护与勾结王权的腐儒为丧失人格的蝇头小利而违背天地良心的积怨已久的愤怒声讨。
不仅是用于打压异己的专权文化和必须为数千年无法根治的旱涝灾害因而造成遍野饿殍负责的罪恶的、堕落的、三妻四妾的儒官制度，而且，用来扼杀民智、制造了全球最大不识字群体的文言文，也被胡适先生为代表的白话文运动的声浪所震慑。
文化与文字，道德系统与纲常伦理的变革，这些在新文化运动期间表现为融入现代世界的基本诉求的渴望，更得到五四运动这种表面是为国家沦亡发出的警醒与呼号，实则为中华民族希望一步融入世界民主自由大潮、追求人之为人的基本权利的呐喊的背书。
查海生所面对的，虽然是经过10年浩劫后的一个古老学府，但绝大部分教师还是“文革”前成长起来的一辈学者。这饱经磨难的一辈人不仅与新中国一起经历了贫穷和动乱所隐含的肉体与精神苦痛，而且也坚守着并不能为短暂的文化破坏而彻底毁灭的人性的基本要素。对那些迫害过自己的红卫兵、红小兵，他们并不会还以精神扭曲的报复，而只当是自己犯了小小错误的孩子。这种基于与生俱来的道德自律的自我惩戒与责罚，全都转化成弥补失落的青春年华、教书育人和自我奋发的强大动力。过不了多久，他们以身作则的风范，会在对改革开放时期贪腐的憎恨与民族奋起的呼喊中体现出来。
1979年仍然是一个以军帽为美的时代。那是一种极廉价的绿色布帽，简单地缝纫起来后，里层用极庸俗的咖啡色塑料带衬起来，使其外表看起来不像实际的那样软塌塌。
查海生一入学便在班级里赢得“冬子”的班级爱称，在那个年代特有的形象借用环境里，这无论多少都包含有因他的小个子、圆圆脸而唤起的班级大哥大姐的爱惜之情。在他的班上，有一位同学竟然大他10多岁，据说有一次班级在长城游玩时拍照，一位老大哥同学竟然一把将他抱起来，以便腾出空地让大家靠得更拢些。不明就里的人初一看，还当是父子俩哩。
还据说，他跟班上其他的同学一样，相互喜欢抢军帽戴。他个子小，抢了别人的帽子，大家也不计较，让他戴上几天。他最终当然还会物归原主的。
他的幼小还不止表现在身材上。
在开学不久寄回家的几张照片里，我们看到一个稚气顽皮的大学初年级学生典型的矫饰之态：掌撑额头、横卧巨石之上；或是手指远处蓝天，做伟人指点江山之态；或是双手叉腰，豪迈之气无法抵挡。几年之后，他会鄙视自己的这番举动。
更多时候，皱皱巴巴的西服和捉襟见肘的窘迫，使查海生心头蒙上不小的阴影。他明白，父母让他穿上尽量时尚的衣服，怕的是这农家孩子被人看不起，可农村来的再多钱，怎敌得过城市人家的孩子呢？而钱一旦寄来了学校，父母和几个弟弟的日子便更难过了。在高河，查海生感觉自己是一个王子，可来到北京，人就感觉像是浮在水面上，想往前游却使不上劲。
当然，照上这些照片，足以让父母放心，说明他已经完全适应北京生活，而且他的生活过得就跟照片里描述的那样，蓝天白云、和风熙熙。
一个15岁的孩子，从安徽农村到京城来，尽管有着堪称一流的家教，尽管在当地是最优秀的学子，到了北京这地界，这种人杰荟萃的地方，各自内心承受的巨大压力，平常人很难想象得到。
“妹妹找哥泪花流……”不知为什么，食堂里天天放这支曲子，查海生听了不下300次。他是南方来的，在北方首先就遇到饮食上的难题。南方城乡都以米饭为主，而到了北方，人们向为面食为主，偶尔为换个口味才吃稀饭米饭。所以，一到食堂，北方的学生一只面口袋，装上馍馍馒头，打上几根香腊就走。而南方来的学生往往要排队打米饭，再一样一样去找自己喜欢的蔬菜或咸菜。费时，还略贵些。一贵，加上油水不够饭量就奇大，往往每顿得吃6两，查海生的伙食费就不够了。正是这样，他父母每月还得寄上10元左右的钱才能够得着用。有时家里寄钱迟些天，查海生就会犯难。他又好强，不到揭不开锅，他决不好意思找别人借钱，那等于是雪上加霜。这一点自尊心，大部分农村来的孩子都能维持到毕业。
也有其他麻烦。比如去图书馆，柜台高高的，他借书还书还得踮起脚尖来。这身高的问题在当时的北大并非特殊问题，可是，对于情窦初开的小伙子而言，身高体重和外表上的其他任何一点缺陷，往往都会放大自己其他方面的不足，从而使自信心受到不同程度的打击。
一个人的优点，跟别人比较才特别明显，同样，一个人的缺陷，也只有在与他人的比较中才看得出来。
查海生的英语在高河算是拔尖的了，可是，到了北大，班级整体水平的高超让他觉得十分吃力。他买来了《英语惯用短语辞典》《英汉动词双解词典》，甚至还订阅了《英语世界》等专门的课外英语补习读物。他尝试去刚刚时兴起来的英语角，希望唤起讲英语带来的语言兴趣。他去图书馆听磁带，想要补上以前欠缺的视听经验。能够想到的办法，他都尝试过了。
一个有成功经验的人，遇到困难时，往往会凭直觉找到弥补缺陷的最佳办法，可是，也正因为这种自信，当试过几次不奏效的时候，往往就会立即做出判断，干脆放弃某些方面的努力，而以其他方面的优势加以抵消或弥补。
这就是一个致命错误了。
在北大这种地方，要想象在高河那样对付其他能力差的人，可不是那么简单，理由是，凡来这里的人，个个都是久经考场的老手，无论学习方法还是人生大志，彼此都不会差得太远。因此，稍有松懈，找错了门道，往往就意味着灭顶之灾，因为你能够想出来的应对办法，也是别人早就有所防备的。
在正常情况下，这是一种好的学风，大家你追我赶，总体的结果是整体进步。可是，如果不能短期内适应，人们就会想到千奇百怪的外在原因来解释心理的缺陷。查海生干脆就放弃英语方面的努力，而且找出“中国人为什么要学外语”的理由来抵挡心理上的自责。但是，他想在别的方面胜过别人也不是那么容易的。
天才与常胜将军的共同缺陷是不肯认输。但是，人生有太多时候是必须学习认输的。
所有大学新生面临的第一个问题，就是同学之间的相互关系。毕竟来自不同地区，家庭背景、文化习俗和生活习惯不同，往往要经历相当长时间的磨合。很多新生适应不了，往往还会弄出精神问题。这通常是过于狭窄的生活空间造成的。80年代末期，大学生往往6人8人一间小寝室，最高的有20余人生活在一个房间的事例。上下两层高低床，几张课桌、书籍杂物洗漱用品鞋袜衣物会将一群刚刚进入青春期的小动物挤得暴跳如雷。
原本就有的心理压力，往往因为一个人关门声音太响，鞋袜太臭，熄灯太晚，说夜话时间声音过大或时间过长，起床时间过早过晚，与班级其他同学过疏过密的来往等爆发出激烈冲突。虽然在其他同学或辅导员或班干部或班主任劝导下往往能化解，但心理素质差些的同学，往往就无法短期内释怀。隐隐的怨恨会深埋在心里，积成不知何时会爆发但一定会爆发的定时炸弹。
其次是学习效率与日常生活安排的问题。学习跟不上其他同学，或者课程选择失当，或者与某位老师的关系处理不好，都容易触发原来就存在的其他发酵因素，众多麻烦汇集起来，往往也会引发意想不到的大问题。
查海生已经有多年初中高中的住校经验，比较大多数来自城镇、因而较少住校经验的同学来说，应当有较好的适应能力。极度的贫穷与在贫穷中培养起来的忍辱负重、息事宁人的处世原则，让他避免了大学新生绝大多数人经常会遇到的种种冲突。
查海生个子小，因此也与绝大部分体育项目无缘。他上学那年，中国已经慢慢恢复与国际体育赛事的联系，国足在世界比赛中的落败，曾掀起一股疯狂的足球热。法律系也组织了一支足球队，看看法律系有没有可能培养出满脑子铜表法的法律苗子，能跟发明铜表法的伊朗人在足球上一决雌雄。足球与个子的高低并没有直接联系。查海生跃跃欲试，报名参加。
一次与中文系足球比赛。查海生担当右后卫。眼看对方左前锋单刀突入，查海生一个饿虎扑食，将对方阻断下来。球到手了，他知道在自己家门口不可玩火，对方抢逼太紧，他一个回传，将球踢给自己的守门员。哪知用力过猛，守门员眼瞅着足球从自己左手边滑过，滚进自家球门。
查海生仰天长叹，怪自己与守门员之间缺乏应有的默契。
结果，以后任何一次足球比赛，已经看不到法律系勇猛后卫查海生先生的影子了。他决定做个识趣的球星，提前挂靴。
剩下就只能猛钻法律了。他决心一门心思攻读法律。
大多数人都不明白，除非天生争讼性格，除非打小喜欢与人辩论，否则很少有人会觉得法律有趣的，无论是哪一门具体的法律科目。而喜欢与人争论的人，也不都会成为律师或法官。有喜欢争讼的人，最后成了哲学家的，而古代有一派哲学家就是以诡辩论者出名。
法学专业绝大多数都是些需要死记硬背的科目，所有死记硬背的科目，除非像上面所说的那样有一个明确的现实目标，比如去哪里当一个法官或律师，很多学生会觉得自己的创造力被这些课程所扼杀。
这样一些专业和学习兴趣上可能存在的问题，加上对北京生活的适应程度，对查海生的大学新生生活产生了什么样的影响，外人很难说得准确。这样一个外表欢天喜地，内心里忍辱负重的安徽农家少年，至少在第一年没有人觉得有何特别出格的地方。
大学新生，性格各异。哪怕已经是大学生了，还是有同学喜爱看《一休的故事》，吃饭时还拿“聪明的一休”彼此称呼。再不然就去看《葫芦兄弟》《忍者神龟》和《神探卡基特》。隔壁有个寝室的几位同学特别喜欢打闹，整天闹哄哄的。有一次，查海生看书怎么也静不下心来，就愤怒地敲击墙壁，示意隔壁安静下来。哪知隔壁的同学并不买账，照样闹哄哄的。查海生真的动怒了，竟站起身来不停擂墙，脸上涨得通红，甚至摆出无影腿的招式。幸亏班上年长的同学出来两边相劝，最后才平息下来。双方都明白，事情闹到辅导员那里，谁也得不了好。
但是，大部分时候，查海生还是和所有新生一样，对每天都可能爆发出来的新鲜事物充满兴趣。这一年，由西安电影制片厂导演滕文骥、吴天明拍摄的电影《生活的颤音》也搬到校园礼堂了，这部电影首次出现了男女主角接吻的镜头，据说男女主人公接吻时嘴上还贴了层膜。终于，他们的嘴唇贴在了一起，所有人都吃力地注视着他们的嘴唇，想证实一下是否贴着一层薄膜。影片播放到这一刻，场内静得可怕，甚至可以听到暖气管的回水声。
从此以后，北大校园内“压马路”的男女同学多了起来，谈情说爱不再是可耻的小资产阶级生活，不再是什么见不得人的亏心事。班上不知哪位同学弄来一根香港金利来领带，大家看了好几个星期的稀奇，人人都去摸一摸，还弄出一大套如何结领带，如何穿西装的礼仪之争。
喜欢篮球的同学，十分惊异地在电视上看到，著名男子篮球运动员张大维和他的伙伴们，在一场比赛后津津有味地喝着新制的饮料“幸福可乐”。第一次在电视里看到广播，所有同学都有了置身外国的感觉。
这一年，大家还在电视里看到中国人自己组织的时装模特儿队，看到有老年人抱怨说：“今天敢露一肩，明天可露双肩，后天就要露大腿和胸脯了，像话吗？”班上的同学不禁都露出幸灾乐祸的微笑。
当然，在校园内外，恋爱、打架、抽烟、听邓丽君也层出不穷，香港的流行文化旋风北上，加上刚刚开始引进的欧美电视片，新式生活席卷了一代人的青春。
上学不久，也就是1979年10月，由张仃、袁运生、袁运甫等艺术家共同创作的首都机场壁画宣告完成，袁运生创作的《泼水节——生命的赞歌》大胆绘入三个沐浴的傣家女裸体，画作经邓小平首肯展出。时隔不久，袁运生与他的壁画便卷入风波。查海生在报上看到这次讨论的报道，还专门写了评论文章，用他积累的武侠知识说明裸体画对人性光辉的促进而不是贬抑作用，只可惜寄到报社便没了下文。
然而这个时候，长篇小说《青春之歌》《创业史》《红旗谱》《三家巷》《苦斗》等，都已经重新再版，大量发行；《三国演义》《红楼梦》《水浒》《西游记》四大古典名著，也大规模地进入新华书店的柜台，面向大众；《人民文学》《上海文学》《大众电影》等杂志，更是洛阳纸贵，每期发行上百万册都无法满足读者的购买需求，成为特殊紧俏商品，有时候，订阅一份这样的杂志，都需要在邮电发行部门有熟人，才能如愿成为订户。查海生如饥似渴地在图书馆里品尝这种禁锢解除后的文化大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