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1 知识与增长的理论框架

为了研究和构建支撑国家增长的可选择机制，经济学家投入了大量的时间和精力。事实上，大量的著作通篇都致力于研究经济增长模型及其含义。我们不可能在短短的一节中展示如此丰富的研究。我们的目标仅仅是简单地列出不同方法的要点，因为它们不仅与如何进行实证研究相关，也与如何解释后续分析相关。

现有理论模型都强调教育影响经济增长的不同机制。总体来说，三类模型已经应用到分析经济增长上：扩展的新古典增长理论、内生增长理论和技术扩散理论。每一类模型都有数据支撑，因此，要从实证角度加以比较，并且基于可用数据在这些模型中进行选择是很困难的。

最直接的建模遵循总量生产函数的标准特性，其中宏观经济产出是经济体中资本和劳动力（而不是人力资本）的直接函数。索洛（1956）的基本增长模型就是从这样的描述开始的，随后加入技术变化因素来追踪经济的长期运动。这一技术变化的来源或决定因素，尽管是理解经济增长的关键要素，但并未纳入这一分析框架。

由曼昆、罗默和韦尔（Mankiw，Romer and Weil，1992）提出的扩展的新古典增长理论，将人力资本因素纳入分析之中，强调教育作为一种生产要素的作用。教育能够积累，从而提升劳动力的人力资本，进而提高总收入的稳态水平。经济增长的人力资本构成来自更多教育的积累，这意味着经济之所以会从一个稳态水平变到另一个，是因为生产中增加了投入。一旦到了新的水平，教育就对经济增长没有更多影响了。估计新古典增长模型的常用方法主要关注收入水平，并且将工人人均GDP的变化与教育（和资本）的变化联系起来。这一观点意味着人力资本的作用非常有限，因为一个社会能够投入的学校教育数量是有天然约束的。它也不能解释许多发展中国家教育扩张和增长关系的模式（Pritchett，2006）。

一个非常不同的观点来自过去1/4个世纪发展起来的内生增长研究，这一研究部分建立于熊彼特［Schumpeter，（1912）2006］较早的真知灼见之上，即增长最终是由创新驱动的。在这一思想流派中，许多研究人员——代表人物包括卢卡斯（1988）、罗默（1990a）、阿吉翁和霍依特（Aghion and Howitt，1998）——都强调，人力资本通过带来新思想和新技术，对提高经济体的创新能力发挥了重要作用。这些之所以被称为内生经济增长模型，是因为技术变革是由经济体内部力量决定的。这些模型的分析说明，给定的教育水平能够产生源源不断的新思潮，因此即使没有更多的教育资源进入经济体中，教育也有可能影响长期增长速度。估计这些模型常用的方法主要是关注收入的增长，并将人均工人（或人均）GDP的变化与教育水平联系起来。

关于人力资本在生产和增长中的作用，最后一个观点集中在技术扩散上。如果新技术能够提高企业生产率，各国可以通过更广泛地采用新技术而实现增长。由纳尔逊和菲尔普斯（Nelson and Phelps，1966）、韦尔奇（Welch，1970）、贝哈鲍比和斯皮格尔（Benhabib and Spiegel，2005）等人所建立的技术扩散理论，强调教育对知识扩散的影响力，而知识扩散是使用新技术的必要条件。

所有这些方法的共同之处在于都认为人力资本是增长的关键要素。其中，后面两种方法强调人力资本对长期增长轨迹的影响。这正是我们的研究所要建立的基础理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