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66章 约翰·克利斯朵夫(66)
法兰西这个谜重新在他心头浮起，更需要解决了。克利斯朵夫老是向莱哈脱太太问长问短，因为她自命为熟悉那个国家。她从来没到过法国，可是仍旧能告诉他许多事情。莱哈脱是很爱国的，虽然对法国并不比太太认识得更清楚，心里却充满着成见，看到丽丽对法国表示过分热心的时候，不免插几句保留的话；而她反更坚持她的主张，莫名片妙的克利斯朵夫又很有把握的替她打边鼓。
对于他，丽丽·莱哈脱的藏书比她的回忆更有价值。她搜集了一小部分法语书：有的是学校里的教科书，有的是小说，有的是随便买来的剧本。克利斯朵夫既极想知道而又完全不知道法国的情形，所以一听到莱哈脱说他尽可以拿去看，就喜欢得象得了宝物似的。
他先从几本文选，——几本旧的教科书入手，那是丽丽或莱哈脱从前上学用的。莱哈脱告诉他，要想在这个完全陌生的文学里头弄出一些头绪，就该先从这些书着手。克利斯朵夫素来尊重比他博学的人的意见，便恭恭敬敬的听了他的话，当晚就开始看了。他第一想把所有的宝物看一个大概。
他先认识了一大批法国作家，从第一流到不入流的都有，尤其是不入流的占到绝大多数。他翻了翻诗歌，从拉辛，雨果，到尼凡诺阿，夏伐纳，一共有二十几家。克利斯朵夫在这座森林中迷失了，便改道走进散文的领域。于是又来了一大批知名与不知名的作家，例如皮伊松，梅里美，玛德·勃仑，伏尔泰，卢梭，米尔博，玛萨特等。在这些法国文选中，克利斯朵夫读到德意志帝国的开国宣言；又读到一个叫做弗雷特烈—公斯当·特·罗日蒙的作家描写德国人的文字，说：“德国人天生的宜于过精神生活，没有法国人那种轻佻而喧闹的快乐脾气。他们富有性灵，感情温婉而深刻，劳作不倦，遇事有恒。他们是世界上最有道德的民族，也是寿命最长的民族。作家人才辈出，美术天赋极高。别的民族常以生为法国人英国人西班牙人自豪，德国人却对于全人类都抱着一视同仁的热爱。而且以它位居中欧的地势来说，德国似乎就是人类的心和脑。”
克利斯朵夫看得累了，又很惊讶，阖上书本想道：
“法国人很有度量，可不是强者。”
他另外拿起一册。那是比较高一级的东西，为高等学校用的。缪塞在其中占了三页，维克多·杜吕哀占了三十页。拉马丁占了七页，蒂哀占了将近四十页。《熙德》差不多全本都选入了（只删去了唐·第爱格和洛特里葛的对白，因为太长），朗弗莱因为极力为普鲁士张目而攻击拿破仑一世，所以在选本中所占的地位特别多，他一个人的文字竟超过了十八世纪全部的名作。左拉的小说《崩溃》中所写的一八七〇年普法之役法国惨败的情形，被选了很多篇幅。至于蒙丹，拉·洛希夫谷，拉·勃吕伊哀，狄德罗，斯汤达，巴尔扎克，福楼拜，简直一个字都没有。反之，在别本书里所没有的巴斯加，本书里倒以聊备一格的方式选入了；因此克利斯朵夫无意中知道这个十七世纪的扬山尼派信徒“曾经参加巴黎近郊的保·洛阿依阿女子学院……”
克利斯朵夫正想把一切都丢开了，他头昏脑胀，只觉得莫名其妙。他对自己说：“我永远弄不清的了。”他没法整理出一些见解，把书翻来翻去，花了几个钟点，不知道读什么好。他的法语程度原来就不高明，而等到他费尽气力把一段文字弄明白了，又往往是毫无意义的空话。
可是这片混沌中间也有些闪铄的光明，击触的刀剑，喑噁叱咤的字眼，激昂慷慨的笑声。他从这一次初步的浏览上面慢慢的得到一些印象了，这也许是编者带着偏见的缘故。那些德国的出版家，故意挑选法国人批评法国而推重德国的文章，由法国人自己来指出德国民族的优秀和法国民族的缺点。他们可没想到，在一个象克利斯朵夫那样思想独往独来的人心目中，这种衬托的办法倒反显出法国人自由洒脱的精神，敢于指摘自己，颂扬敌人。法国的史学家米希莱就很恭维普鲁士王弗里德里希二世，朗弗来也颂扬特拉法尔加一役中的英国人，十九世纪的法国陆军部部长夏拉赞美一八一三年代的普鲁士。拿破仑的敌人诋毁拿破仑的时候，还没有一个敢用这种严厉的口吻。便是神圣不可侵犯的东西，在这些刻薄的嘴里也不能幸免。在路易十四的时代，那些戴假头发的诗人也一样的放肆。莫里哀对什么都不留情。拉封丹对什么都要嘲笑。布瓦洛呵斥贵族。伏尔泰痛骂战争，羞辱宗教，谑弄祖国。伦理学家，作家，写讽刺文章的，骂人文章的，都在嘻笑怒骂上面用功夫。那简直是藐视一切。老实的德国出版家有时为之吓坏了，觉得需要求个良心平安；看到巴斯加把士兵跟厨子，小偷，流氓混为一谈的时候，他们便替巴斯加申辩，在附注里说他要是见到了现代的高尚的军队，决不会说这样的话。他们又赞扬莱辛的改作拉封丹的《寓言》，原来是乌鸦受了吹拍而把嘴里的乳饼给狐狸吃了，莱辛却把乳饼改成一块有毒的肉，使狐狸吃了死掉：
“但愿你们永远只吃到毒药，可恶的谄媚的小人！”
出版家在赤裸裸的真理前面，好似对着强烈的阳光一样睁不开眼睛；克利斯朵夫却觉得非常痛快：他是爱光明的。但他看到有些地方也不免吃惊；一个德国人无论怎么样独往独来，总是奉公守法惯的，在他眼里，法国人那种毫无顾忌的放肆，的确有点儿作乱犯上的意味。而且法国式的挖苦也把他弄糊涂了，他把有些事看得太认真，至于真正否定的话，他倒认为是好笑的怪论。可是诧异也好，吃惊也好，总之他是慢慢的被迷住了。他不想再整理他的印象，只是随便从这个感想跳到另一个感想，生活不就是这么回事吗？法国小说的轻松快乐的气息：——夏福，赛瞿，大仲马，梅里美诸人的作品，使他非常痛快；而不时还有大革命的浓烈粗犷的味道一阵阵从书本中传出。
快天亮的时候，睡在隔壁屋里的鲁意莎醒来，从克利斯朵夫的门缝里看见灯还没熄。她敲着墙壁，问他是不是病了。一张椅子倒在地板上；她的房门忽然给打开了：克利斯朵夫穿着衬衣，一手拿着蜡烛，一手拿着书本出现了，做着庄严而滑稽的姿势。鲁意莎吓得从床上坐起，以为他疯了。他哈哈大笑，舞动着蜡烛，念着莫里哀剧本中的一段台词。他一句没念完又噗哧笑了出来，坐在母亲床脚下喘气；烛光在他手里摇晃。这时鲁意莎才放了心，好意的嘀咕道：
“什么事呀？什么事呀？还不睡觉去！……可怜的孩子，难道你真的发疯了吗？”
他照旧疯疯癫癫的说：“你得听听这个！”
他说着坐在她床头，把那出戏从头再念起来。他仿佛看到了高丽纳，听到她那种夸张的声调。鲁意莎拦着他，嚷着：
“去罢！去罢！你要着凉了。讨厌！让我睡觉！”
他还是不动声色的念着，装着浮夸的声音，舞动着手臂，把自己笑倒了，他问母亲是不是妙极。鲁意莎翻过身去钻在被窝里，掩着耳朵说：
“别跟我起腻！……”
可是听到他笑，她也暗暗的笑了。终于她不作声了。克利斯朵夫念完了一幕，再三追问她意见而得不到回答的时候，俯下身子一看，原来她已经睡熟了。于是他微微笑着，吻了吻她的头发，悄悄的回到自己房里去了。
他又回到莱哈脱家去找书。所有那些乱七八糟的东西都给他吞了下去。他多么想爱那个高丽纳与无名女郎的国家，他心中那么丰富的热情找到了发泄的机会。便是第二流的作品，也有片言只语使他呼吸到自由的气息。他还加以夸张，尤其在满口赞成他的莱哈脱太太前面。她虽是毫无知识，也故意要把法国文化跟德国文化作对比，拿法国来压倒德国，一边是气气丈夫，一边因为在这个小城里闷死了，借此发发牢骚。
莱哈脱听了大为不平。他除掉本行的学科以外，其余的知识只限于在学校里得来的一些。在他看来，法国人在实际事务上很聪明，很灵巧，很和气，会说话，但不免轻佻，好生气，傲慢，一点都不严肃，没有强烈的感情，谈不到真诚，——那是一个没有音乐，没有哲学，没有诗歌（除掉布瓦洛，贝朗瑞，高贝以外）的民族，是一个虚浮，轻狂，夸大，淫猥的民族。他觉得贬斥拉丁民族不道德的字眼简直不够用；因为没有更适当的名词，他便老是提到轻佻两个字，这在他的嘴里，象在大多数德国人嘴里一样，有种特别不好的意思。临了他又搬出颂扬德国民族的老调，——说德国人是道德的民族（据赫尔德说，这就是跟别的民族大不相同的地方），——忠实的民族（其中包括真诚、忠实、义气、正直等等的意思），——卓越的民族（象费希特说的），——还有德国人的力，那是一切正义一切真理的象征，——德国人的思想，——德国人的豪爽，——德国人的语言，世界上唯一有特色的语言，和种族一样保持得那么纯粹的，——德国的女子，德国的美酒，德国的歌曲，……“德国，德国，在全世界德国都是高于一切！”
克利斯朵夫表示不服。莱哈脱太太跟着哄笑。他们三个一起直着嗓子大叫大嚷，但还是很投机，因为他们知道彼此都是真正的德国人。
克利斯朵夫常常到这对新朋友家里去谈天，吃饭，和他们一起散步。丽丽·莱哈脱很宠他，替他做些很好的饭菜，很高兴能借此机会满足一下她自己的食欲。她在感情方面和烹调方面都体贴得不得了。庆祝克利斯朵夫生日的时候，她特意做了一块蛋糕，四周插着二十支蜡烛，中央用糖浇成一个希腊装束的肖像，手里抱着一束花，代表伊芙琴尼亚。克利斯朵夫虽然嘴里反对德国人，骨子里是十足地道的德国人，对她那股真情的不大高雅的表现大为感动。
至诚的莱哈脱夫妇还会想出更细腻的方法来证明他们的友情。只认识几个音符的莱哈脱，听了太太的主意，买了克利斯朵夫的二十本歌集，——（这是那出版家卖出的第一批货），——分送给他各地教育界方面的熟人；他又教人寄了一部分给来比锡和柏林两地的书铺，那是他为了编教科书而有往来的。这种瞒着克利斯朵夫所做的又动人又笨拙的推销工作，暂时也并没一点儿效果。分散出去的歌集似乎不容易打出路来：没有一个人提到它。莱哈脱夫妇眼看社会这样冷淡非常伤心，觉得幸而没有把他们的举动告诉克利斯朵夫；否则非但不能使他安慰，反而要加增他的痛苦。可是实际上什么都不会白费的，人生就不少这样的例子；任何努力决不落空。可能多少年的杳无音讯；忽然有一天你会发觉你的思想已经有了影响。克利斯朵夫的歌集就是这样的迈着小步，踏进了少数人士的心坎，他们孤零零的待在内地，或是因为胆小，或是因为打不起精神而没有对他说出他们的感想。
只有一个人写信给他。在莱哈脱把集子寄出了三个月以后，克利斯朵夫收到一封挺客气的，热烈的，表示写的人非常感动的信，用的是老式的体裁，发信的地方是图林根邦的一个小城，署名是大学教授兼音乐导师彼得·苏兹博士。
那真使克利斯朵夫愉快极了，但他在莱哈脱家把搁在口袋里忘了好几天的信拆开来的时候，莱哈脱夫妇比他更愉快。他们一同看信。莱哈脱夫妇彼此丢着眼色，克利斯朵夫并没注意。他当时满面春风，可是莱哈脱发见他把信念到一半忽而沉下脸来，停住了。
“嗯，干吗你不念下去了？”他问克利斯朵夫。
克利斯朵夫把信望桌上一扔，愤愤的说：“嘿！岂有此理！”
“怎么啦？”
“你去看吧！”
他背对着桌子，站在一边生气了。
莱哈脱和太太一起念着，看来看去全是些佩服到五体投地的话。
“怎么回事？我看不出呀……”
“你看不出？你看不出？……”克利斯朵夫嚷着，拿起信来送到他眼前，“难道你不识字吗？你没看出他也是个勃拉姆斯党吗？”
莱哈脱这才注意到：那位音乐导师的信里有一句话把克利斯朵夫的歌比之于勃拉姆斯的歌。克利斯朵夫叹道：
“嘿！朋友！我终算找到了一个朋友……可是刚找到就失掉了！”
人家把他跟勃拉姆斯相比，他气死了。以他的脾气，他竟会马上写一封莽撞的复信去；最多在考虑之下，以为置之不理是最世故最客气的办法了。幸而莱哈脱一边笑他的生气，一边拦着他，不让他再胡闹。他们劝他写一封道谢的信。但这封信因为是不乐意写的，所以很冷淡很勉强。彼得·苏兹的热心可并不因之动摇，又写了两三封非常亲热的信来。克利斯朵夫对书翰一道素来不大高明；虽然感于对方的真诚而有点儿回心转意，他还是让他们的通信中断了。结果苏兹也没消息了。克利斯朵夫也忘了这件事。
现在他每天都看到莱哈脱夫妇，往往一天还看到好几次。晚上，他们差不多老在一起。孤独了一天之后，他生理上需要说些话，把心里想到的一起倒出来，不管人家懂不懂，也需要嘻嘻哈哈笑一阵，不问笑得有理无理，他需要发泄，需要松动一下。